变迁中的美国家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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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中的美国家庭
变迁中的美国家庭
第十四章_家庭_变迁中的美国家庭
2007/08/0714:
29四、变迁中的美国家庭
美国家庭在朝什么方向发展？
人口统计的趋势表明，单亲家庭和继父母家庭数量的增多，家庭与工作的关系的变化，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以及婚姻和核心家庭的种种变化，都正在对今天的美国家庭产生影响。
1、人口趋势
家庭中的许多变化都源于所有现代社会都存在的人口趋势。
1920年出生的人平均预期寿命是55岁。
可是，今天，男人的预期寿命达到72岁，女人是79岁（《美国统计摘要，1993》）。
另外，生孩子和养孩子也不再是整个一生要做的事，不像以前，典型的父母很年轻就生了第一个孩子，养活一大家人，去世很早。
越来越多二战后出生的妇女推迟了她们生头胎的年龄，都是二十好几才生孩子，许多都只生一胎，最多生两个孩子（里克斯，1989；威尔基，1981）。
而且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夫妇选择不要孩子。
这些趋势极大地延长了妇女在家庭生命周期开始和结束时，不用养育子女的年限。
尽管妇女生头胎子女的岁数已经增长了，但是大多数只有两个孩子的妇女在40多岁的时候就进入所谓的空巢期。
已婚妇女在一生中用于养育子女的时间明显减少，这与妇女就业有密切关系。
2、单亲家庭和继父母家庭
离婚和再婚的流行已经导致在过去几十年中单亲家庭和继父母家庭数量的显著增加。
今天单亲家庭占全美所有家庭的四分之一。
大多数这些单亲家庭（87%）是由母亲维持的。
而且据估计，今天出生的美国孩子中有一半（45%的白人孩子和86%的黑人孩子）将在由母亲维持的家庭中度过至少是部分童年，这位母亲可能离婚、分居、未婚或寡居（加芬克尔和麦克拉纳汉，1986）。
单亲家庭要克服许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感情的问题。
这些家庭经常会遇到经济不稳定、阶段性无收入、迁移、家庭角色和责任的改变、情感紧张等问题。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单亲父（或母）经常报告说遇到了儿童教育、犯罪、缺乏安全感、前夫（妻）、生活标准的降低以及抑郁等问题（加芬克尔和麦克拉纳汉，1986）。
此外，单亲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要面临扮演父母两个角色的挑战。
因为多数离婚者都再婚了，所以继父母家庭（stepfamilies）、或曰混合家庭（blendedfamilies）的数量在增多。
这些家庭里的孩子可能是从以前的婚姻中带来的，也可能是目前婚姻所生，大人则是有些孩子的父（母）和另一些孩子的继父（母）（迪堪里奥，1989；博安南，1985）。
1990年，美国有530万继父母家庭，这样家庭中有孩子730万（美国人口普查局，1993）。
1970年以后出生在美国的孩子，大约有一半在一生中的某段时间会生活在继父母家庭中，其中大多数孩子父母离异。
继父母家庭往往变得很复杂。
不幸地是，目前没有什么建议能帮助成功地建立一个混合家庭，而且在努力建立新的家庭单元时，子女和成人之间的紧张情绪往往会导致仇恨、妒忌、不安全感和竞争。
“真正的”父母和继父母的角色往往会使成人很迷惑，也搞得孩子很不愉快。
一般地，混合家庭的成员通常会说，在任何地方花三到六年的时间，就可以建立起新家庭的稳固联系。
人们已经注意到，如果让孩子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参与作出决定，那他们对新家的适应会更快。
离婚的夫妇通常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孩子的监护问题。
一个越来越流行的角色办法就是联合监护（jointcustody），即父母双方共同监护孩子（阿特金斯，1986）。
这样安排，孩子每周或每月，甚至每半年分别在父亲和母亲家过。
父母必须保持合乎情理的友好态度以便联合监护能顺利进行，而且他们必须作出额外的努力让孩子有安全感。
许多专家相信，这种联合监护可能是试图减少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的一项很有希望的进展。
然而，在加利福尼亚进行的一项初步调查表明，孩子在父母双方友好的联合监护下，感情的发展并不比只有一位父母监护好（《纽约时报》，1988年4月7日）。
3、工作与家庭
已婚妇女就业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变革之一（施里夫，1984；史密斯，1979）。
现在全美有薪劳动力中妇女占45%强。
子女不满六岁的已婚妇女中58%在工作，这比1975年36.7%的比例有了明显增长（美国劳工统计署，1989a）。
已婚妇女就业改变了许多家庭中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
这种变化比较广泛地出现在较高阶级的家庭中。
在这些家庭中，妇女就业的比率上升最大，而且这些妇女比工人阶级或较低阶级的妇女更倾向于走向职业化。
在工人阶级和较低阶级的家庭里，性别角色则更加抗拒变迁。
关于正在变化的性别角色，有一个未曾预见到的后果就是，大约210万年龄在5-13岁的儿童放学后没有成人监管（儿童、青年和家庭特别委员会，1989）。
这些“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latchkeychild）在家里发生意外的比率要高于平均水平，而且在学校也更容易出问题。
有些情况下，地方图书馆成了代替昂贵的日托、雇佣保姆或者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的一条途径。
图书馆报告说，在过去几十年中，放学后在那儿等着被父（母）接走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德堪德里多，1988）。
美国社会为了适应就业母亲人数上升的趋势，在某些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
夫妇俩，特别是在中产阶级中，共同承担家务并照顾孩子的数量增多了，不过这一数量仍很少。
还有，虽然大多数就业母亲的子女由朋友或亲戚等非正式关系照看，但可资利用的日托机构也越来越多起来。
1987年，美国26000多家注册的日托中心（美国人口普查局，1989）。
不过，许多日托中心是私人设施，是工商企业为自己的雇员所建。
在美国到现在为止，相对来说几乎没什么公立日托中心，也几乎没有日托公共基金。
事实上，一项调查发现，极度缺乏能利用得上又支付得起的日托中心，是今天城市面临的第三大问题（美国市长会议，1988）。
这种状况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儿童照料体系（child-caresystem）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百多个国家制定了儿童照料政策，许多欧洲国家在实施广泛的日托计划。
例如在丹麦，44%的3岁以下的孩子和69%的3-5岁的孩子都加入了公立日托机构。
改善美国儿童照料体系的努力结果很不一样。
在州一级，加利福尼亚州、明尼苏达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成了提供日托机构基金的领先者，但许多州却根本没有制定计划。
旧金山市最近启动了一项革新计划：
现在，所有商业写字楼的开发商要么必须在同一地点建一个儿童看护中心，要么就必须为城市的儿童照料计划有所贡献。
从全国来看，要通过一项建立联邦日托服务体系的法律几乎没有什么机会。
然而，比尔·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2月签署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theFamilyandMedicalLeaveAct），确实代表了一种很有意义的努力，它试图解决有就业妇女的家庭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这项法律要求有50名以上雇员的公司应允许雇员（无论男女）有12周不带薪的假期，去照顾刚出生的或刚领养的婴儿，或是当自己或家庭成员生重病时休息照料。
休假期间，雇员有权享受连续的健康保险，当他们回来工作时，应得到原来的工作或同等的一份新工作。
可是，这项法律只能使大约40%的美国劳动力得到好处；小公司的雇员、兼职工人、在公司工作不满一年的人，以及公司中10%的薪水最高的人处于法律的覆盖面之外（斯坎伦，1993）。
在美国，由于母亲对孩子的照顾减少，又没有父亲或公共服务来代为照料，这可能会对孩子产生持久的影响。
于是，许多心怀忧虑的人，正在想办法使父亲更多地担负起养育孩子的责任。
他们还试图为子女尚小的父母提供更灵活的工作日程安排，并扩大儿童照料和发展的社会服务（加林斯基，1986；亨特和亨特，1982）。
双职工家庭
许多已婚妇女仍然只做兼职工作或是反复地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
但是，现在双职工家庭的（dual-earnerfamilies）数量越来越多，即夫妇俩在一连续时间段里都持续从事全职工作。
这些家庭中尽管妻子的时间安排可能与丈夫的不同，但通常是夫妇共同分担家务劳动，双方的工作得到同等的重视（赫茨，1986；法瓦和吉诺维斯，1983）。
双职工家庭有几大优点。
它为妇女提供了更广泛的就业视野，为孩子建立了更积极和平等的角色模型。
它可以满足家庭成员“打破一成不变的角色关系，通过努力获得个人成就”的愿望（拉波波尔等，1978）。
当然，双职工家庭的收入也更多。
不过，这些优点，往往伴随着紧张忙碌、压力很大的生活方式，特别对母亲来说（约翰逊等，1980）。
虽然传统的性别角色期望已经发生了微小的变化，但是有研究表明，职业妇女仍继续承担着家务劳动、照顾子女和事务安排的主要责任（比尔比等，1989）。
在美国从事全职工作的母亲平均每周工作40个小时，照顾家庭和孩子用36个小时（克劳特和佩里詹金斯，1986）。
因此，当“既为妻又为母”的妻子，在照顾孩子、处理社会事务、做家务之间无法分身的时候，或为其他日常生活要求所牵扯的时候，双职工夫妇就需要想出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些所面临的特殊家庭问题（霍克斯希尔德，1989；纳尔逊等，1980）。
为了在就业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有些妇女采取了“按顺序”变换角色的做法（卡多佐，1986）。
典型的顺序就是：
首先，妇女花几年时间建立自己的事业。
然后她回家做全职母亲，这又是几年时间，之后她可能又开始做兼职工作。
最后，又重新融入家庭生活。
这种方式允许妇女“拥有一切”，但是当她离开就业岗位去养育子女时，也需要冒牺牲事业的危险。
按顺序变换角色之所以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有赖于雇主允许妇女能有一段时间离开工作。
4、家庭暴力
今天家庭暴力的增加，是否是因为今天的美国家庭比早期更有暴力倾向，或是因为只是现在才对家庭暴力给予了更多的注意，这点还不确定。
不过，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家庭暴力问题的范围很广，报道事件的严重性和死亡数字都在升级（利斯塔尔，1986；利什曼，1983）。
研究者估计每年有65万到600万的儿童受虐待（看到这个估计范围这么广很正常，因为数据很难得到）。
光是禁止虐待儿童国家委员会收到的报告数量就从1983年的9万份（安德森，1983）上升到1988年的200多万份（参见表14-1）。
挨打的孩子并不一定是婴幼儿；受虐待的儿童平均年龄是7岁。
十几岁的孩子也经常是受害者；一项研究发现受虐待的孩子中42%年龄在12岁和17岁之间（霍尔姆斯和奥尔森，1984）。
高达90%的罪犯陈述他们在儿童时期受过虐待。
虐待儿童并不是家庭暴力的唯一形式。
夫妻之间的暴力是最普遍的形式。
有些丈夫打妻子，有些妻子也虐待丈夫（斯特劳斯、盖利斯和斯坦内茨，1980）。
子女虐待父母或年长的家庭成员是家庭暴力的又一形式，近几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注意（科斯塔，1984）。
虐待长辈有许多形式：
体罚、精神上的侮辱、忽视、经济剥削，甚至还有性虐待（克劳特和佩里詹金斯，1986）。
据报告，十位父母中就有一位遭受过子女的拳打脚踢，3%的父母报告至少有一次遭受过子女的暴力。
这也就是说，每年有90万人受虐待（盖利斯和斯特劳斯，1988）。
对儿童的性虐待，直到最近还是一个禁忌话题，现在正被广泛报道。
估计在美国至少有22%的孩子是性虐待的受害者（范哈赛尔特等，1988；克雷德森，1988）。
虽然大部分事件发生在孩子自己家或邻居家，但有几件日托中心的性虐待案也已被发现了。
至今最常见的情形是父亲对女儿，特别是对继女实施性暴力。
最近一项关于父亲施加性暴力的研究发现，他们是英武的被社会孤立的、危险的人，他们对冲动的控制能力很弱，判断力差，对他们行为的后果极不敏感（凯伦·柯克兰和克里斯·鲍尔，1984；克雷德森，1988）。
家庭暴力并不是在整个社会中平均分布的——有些群体比另一些更有可能诉诸暴力（盖利斯、斯特劳斯和斯坦内茨，1980）。
尽管非裔美国人兄弟姐妹之间的暴力相对很少，但是黑人家庭中虐待妻子的比率最高。
年轻夫妇比年长者有更严重的暴力倾向（研究者认为，家庭暴力明显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现在年轻夫妇的数量很多）。
家庭暴力与收入有关。
通常，家庭越贫困，就越可能诉诸暴力。
收入与兄弟姐妹间暴力的相关性不太明显，但与虐待儿童高度相关。
收入水平是影响虐待配偶事件发生率的最重要因素，很贫穷的家庭中发生率是很富有家庭的5倍（斯特劳斯、盖利斯和斯坦内茨，1980）。
不过，收入水平在性虐待中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性虐待在中等或较高收入的家庭中发生得更多些。
除非医生和其他专家，特别是私人医院里的医生，更愿意报告中等或较高阶级家庭中儿童受虐待的事件，否则关于收入与儿童受虐待之间的相关度的信息是不全面的。
只是到最近人们才认真探讨理解家庭暴力的原因。
人们已经观察到，受虐待的儿童长大后通常也会虐待他们自己的子女，但是这种循环方式并不能告诉我们家庭暴力最初是怎么产生的。
虽然我们需要强调指出，数百万靠公共救济的失业人员从不伤害他们的孩子，但是，与经济困境相伴随的紧张无疑在家庭暴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施虐症和神经病症因素也有一定关系（范哈赛尔特、莫里森和贝拉克，1988）。
美国人教育孩子的方式可能也间接地导致了对儿童的虐待，因为人们期望甚至鼓励对儿童体罚。
如果太过分了，体罚就变成了虐待。
核心家庭的相对隔绝，使得虐待可以相当隐秘，这也纵容了家庭暴力（卡泽纳夫和斯特劳斯，1979；盖利斯，1978）。
自从60年代早期以来，公众越来越意识到了家庭暴力的存在，人们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以减少它的发生率、缓轻其后果。
妇女群体为受虐待的妇女、儿童建立起庇护所。
1977年，只有4个庇护所；到1987年就超过1000个。
儿童虐待热线现在在多数大城市都开通了，通过它可以匿名地报告对儿童施暴事件。
有一些机构提供了托儿所，并为那些想不再虐待子女的父母进行咨询。
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的广告正在定期地刊登在公众场所。
禁止虐待儿童全国委员会相信，广告、热线和公众觉醒运动对于虐待儿童报告数量急剧增加起了作用。
1976年，每1000个孩子中就有10.1个报告；到1987年，报告数量上升到每1000个孩子有32.8个，增长了212%（范哈赛尔特、莫里森和贝拉克，1988）。
然而，资助这许多计划的公共基金的前景并不确定。
最后，应该指出家庭暴力并不是美国所独有的社会现象。
一份报告指出，殴打妻子是世界上家庭暴力最普遍的形式，所研究的90个国家中，85%都有殴打妻子的现象，75%有对儿童身体虐待和惩罚的现象，而只有7%的丈夫挨过打。
这些统计分析使学者推测到，受文化赞许的男性主导地位是殴妻的根本原因；并且，在相信邪恶的超自然精神的社会中，孩子最可能成为被严重虐待的对象（范哈赛尔特、莫里森和贝拉克，1988）。
5、婚姻与核心家庭的关系
保持单身一直是相对婚姻而言的一种选择，在今天的美国已越来越普遍。
自愿保持单身有许多理由，特别是自从婚外性关系不再受到广泛谴责以来。
一些男人、女人认为他们无法兼顾事业和婚姻，所以他们就选择了事业。
另一些人保持单身是因为他们对父母有很强的责任感，或是因为不想要孩子，而且又找不到别的理由结婚。
还有一些人不结婚是因为他们是同性恋。
虽然已经作出了一些努力允许两个同性恋结婚，但这种结合仍不被法律承认，不过现在美国有七个城市（包括洛杉矶和西雅图）通过了“家庭中的伴侣关系”法律，为登记注册的同居同性恋伴侣确认了许多配偶权利（包括保险受益、丧偶的遗产和税务信用等）（《新闻周刊》，1990年5月12日）。
异性同居作为相对婚姻或保持单身的一个选择，也越来越普遍。
从1970年到1992年，未婚同居的数量已经从52.3万对增长到330.8万对，增长到了六倍多（《美国统计摘要，1993》）。
今天，每10个18至29岁的人中，就不止有一个同异性未婚同居的（贝内特、布兰克和布卢姆，1988）。
今天三十多岁的已婚男女中，有一半都有婚前同居史（伍德沃德，1990）。
正如人们所预料，研究已经表明未婚同居者通常不接受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布卢姆斯坦和施瓦茨，1983；马科斯基、克罗克和凯勒，1978；彼得曼、里德利和安德森，1974）。
不过，同居往往是婚姻的前奏。
在一项对约300名男女做的调查中，约一半认为同居是对两人是否相合的一种检验，是迈向婚姻的一个步骤（西梅瑙尔和卡洛尔，1982）。
婚前同居是否降低了拥有一个好婚姻的机会呢？
有一些证据表明确实是这样的。
使用瑞典数据的一项研究发现，婚前同居的妇女婚姻破裂的比率要比那些不同居的妇女高约80%（贝内特、布兰克和布卢姆，1988）。
主要原因可能是同居者首先就不大会同意婚姻的传统习俗。
有些年轻人尝试群婚，就是三个或更多的个体在一个家庭单位中生活，共同享受性生活和个人的亲密关系。
虽然这有一些同扩展家庭类似的优点（除了多种性关系外），但群婚很少有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个人之间有很强的冲突倾向（像嫉妒等）（康斯坦丁等，1973）。
6、家庭的未来
就像本章所描述的，家庭这一设置在过去三十年中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越来越少的人结婚了。
那些选择结婚的人也很晚才结婚，并且很少要孩子。
更多的婚姻以离婚而告终，单亲家庭急速增长。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们独自生活或是未婚同居，因而“非家庭”户的数量急剧增长。
1990年大约230万人独居，比1980年增长了20%（美国人口普查局，1990a）。
因为家庭更不稳固，且比以前持续时间更短，所以今天人们生活在家庭单元中的时间在他们一生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
总体来说，有些人认为，这些趋势表明家庭这一设置已经处于死亡的边缘了。
虽然社会学家相信家庭仍很有活力，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在多数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下降（波普诺，1988）。
随着生育率出现负增长，以及越来越多的夫妇选择不要孩子（这已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家庭作为生育单元的重要性已经消失了（里克斯，1989）。
家庭曾经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机构，今天只是许多社会化主体之一了。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与家庭相比，电视和其他大众传媒，还有学校和国家，对孩子都产生着更为重要的影响（梅罗维茨，1985）。
照顾老人是家庭的另一项传统责任，但其重要性也下降了。
与以前相比，今天有更多的老人独住。
许多老人还搬到新开发的、按年龄隔离开的退休社区去住。
还有一些在护理院或日间护理中心接受照料。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家庭成员个人通常变得更加自主，更不为家庭群体所束缚，就毫不奇怪了。
家庭的一些权力和权威也已经让渡给了其他的设置，特别是国家及其机构。
因此许多人已经有些不大情愿在家庭生活中投入时间、金钱和精力（古德，1984）。
不应该把这些变化完全看作是否定的。
许多变迁来源于妇女地位的改善，并且在婚姻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心理氛围，它可以在感情上使夫妻双方受益。
不过，许多人还是关心近来的家庭变化对特殊群体（特殊是孩子）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有些家庭变迁已经同儿童贫困、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抑郁症的增多联系起来了。
因为孩子代表着社会的未来，对他们的任何负面影响都特别重要。
最近家庭发展的趋势是否会在将来继续保持下去，这一点并不确定。
今天大多数年轻人仍认为，包括孩子在内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持久的婚姻关系才是主要的生活目标。
而且特别在美国，家庭观念仍相当强烈。
寻找可以替代核心家庭的选择可能会继续，但是人们也同样会意识到，家庭仍是塑造人格、价值观和促使人们把握机会的推动力量。
陈璇：
走向后现代的美国家庭：
理论分歧与经验研究陈璇2008年12月24日10:
50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作者：
陈 璇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博士
摘 要：
社会的发展与家庭模式的变迁在美国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领域。
本文从理论上追溯了功能主义者对现代家庭理想模式的建构,及其对美国家庭研究的影响,分析了美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家庭的研究,从离婚、单亲家庭、非婚同居、同性婚姻等方面探讨后现代背景中美国家庭模式的巨大变迁。
经验的事实表明,在美国,现代家庭模式已失去了现实中的主导地位,而且现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基础也受到了强烈的挑战。
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后现代家庭”的新概念,学者们也从理论上思考这个时代家庭的走向。
美国家庭模式变迁的经验成果与理论探讨为我们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婚姻家庭的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家庭模式 家庭变迁 现代家庭 后现代家庭
一、导言
社会的发展与家庭模式（familypattern）（注1）的变迁及其研究在美国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领域。
西方人留恋的理想的传统家庭模式是“在农场凌乱的大房子里愉快地生活的扩大家庭（注2）”,早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那种令人满意、舒适的扩大家庭是前工业社会美国典型的传统家庭模式（Ogburn&Nimkoff,1955;Goode,1963）。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使有别于乡村传统家庭的城市家庭大量出现。
家庭方面的巨大变化使欧洲和美国的许多社会学家感到震惊,也激起了他们强烈的研究兴趣,并产生了大量影响深远的成果。
芝加哥学派把当时正在涌现的城市家庭模式作为一种城市病来研究,认为传统的生活模式（包括家庭模式）正被邪恶的城市化力量所破坏,社会面临解体的危机（Ogburn&Nimkoff,1955）。
二战以后,作为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混合体的现代化理论更将家庭变迁视为其中心论题。
其代表人物W.J.古德在他的著作《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Goode,1963）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
社会正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变;家庭正从扩大的血亲家庭模式向夫妇式家庭模式变迁。
（注3）他强调传统的扩大家庭对工业化起了阻碍作用,而夫妇式家庭模式是十分适应工业化发展的。
Berger等在其著作《无家意识》中进一步指出,现代化有助于个人摆脱扩大家庭、亲属、部落的控制,为个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机会。
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中,私人领域的家庭制度与工作、社区等社会公共制度是相脱离的（Berger,etal.,197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乡村人口继续向城市大规模迁移,城市核心家庭急剧增加。
学者们纷纷建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
美国结构功能主义奠基者帕森斯曾断言,孤立的核心家庭是美国亲属制度最独特的形式。
与芝加哥学派强调工业化对家庭产生消极影响不同的是,帕森斯认为孤立的核心家庭不受传统扩大家庭强制性的亲属关系的妨碍,它能满足工业社会固有的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的需要,并能更充分地利用就业机会,核心家庭和工业制度非常适合,而且,能满足家庭的两种主要的社会需要,即儿童社会化和为家庭成员提供情感依托。
因而,由双亲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是适应现代社会的、标准的美国家庭模式（Parsons,1943）。
随着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在美国逐渐确立其霸主地位,更多的学者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对家庭进行理论探讨。
家庭被进一步阐发为围绕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角色结构类型而组织起来的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在家庭中,男人的工具性角色将家庭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女人的表达性角色维系着家庭内部的团结。
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划分与社会分为公共和私人两个部分相对应,都是适应发达工业社会的互补性的制度安排。
双亲家庭是家庭跨越时空的唯一模式,它是普遍存在的,是基于男女生物差异的制度安排,是一种自然的结果（Kingsbury&Scanzoni,1993）。
结构功能主义对家庭基于种族和阶级等所呈现的差异性视而不见,从理论上将现代家庭模式理想化,并假定白人中产阶级双亲核心家庭是唯一普遍存在的家庭模式,把它称之为“正常家庭”,而将一些不能或不愿遵循这种模式的家庭边缘化。
在美国家庭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中,二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之前是结构功能主义和符号互动论占据主导地位。
符号互动论只在微观层面探讨家庭内部状况,结构功能主义考察特定社会中家庭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霸权使得美国“正常家庭”之外的其他家庭模式长期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直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及西方社会才开始探讨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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