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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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献学
文献学:
子曰: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征训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八佾第九
概论:
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
研究内容包括:
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和分布、发展规律、文献整理方法及文献与文献学发展历史等。
治学的基础、资料的源头、深入研究的门径。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
分而析之,中国古典文献学大致包括以下分支,即:
古典文献形态学、古籍版本学、古籍校勘学、古籍目录学、古籍注释学、古籍考证学、古籍辨伪学、古籍辑佚学、古籍编纂学、古籍检索学。
一:
形制:
载体:
中国古代书写载体(材料、质地),也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与世界各地相比,有异有同。
根据现存的文献,在纸质文献之前,文献的书写载体有:
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等,并由此产生了甲骨学、金石学、简牍学、缣帛学。
记录文献的载体,按着与之相应得记录方法可分为四大类型:
刻铸型(甲骨、金石),书写型(简牍、缣帛),书写兼印刷型(纸).从文献的编纂形式上说,古典文献的题材至少可以分为文书、档案、总集、别集、类书、政书、表谱、图录、丛书、方志等十多类。
韩国《白云和尙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物。
按体式分类
由于文献载体的变迁,书写、契刻、印刷的不同以及装订技术水平的进步,对于文献的编缀、卷摺、包背和装订,先后产生过几种不同的体式:
(1)简策体式(竹木简的编简);
(2)卷轴体式(缣帛和纸书的卷轴装以及纸书向册页过渡的旋风装);(3)折叠体式(梵夹装、经折装);(4)册页体式(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等)。
当代以纸为载体的文献资料,除少数复印的古籍偶尔沿用线装外,大都采用平装、精装。
按体例分类
1、书名与作者
①古书多无书名
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
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
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
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
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
②关于古书的命名:
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
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
“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
”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
公羊传校本
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
如春秋三传:
《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
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
以寓意命名者。
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
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
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
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
又如《资治通鉴》标示:
“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
”
2、古书篇名与序传
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
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
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
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
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
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
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
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
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
《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
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
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
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
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
木简
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
故称之为“篇”。
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
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
“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
“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
“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
通过一书的不同版本(包括唐以前的写本、简册和唐以后的抄本、稿本等)和他书的有关记载,以及一书前后有关文字的核对,发现并尽可能地清除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字讹误、衍脱、倒置、重文、错简及其他诸类问题,以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以及指出有关记载的疑似问题。
校勘与校雠的区别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
“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
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
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
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
校勘与校对的区别:
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
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
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
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
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石经
迄今有文字可考的刻儒家经籍的石经有七种:
1.熹平石经:
汉灵帝熹平四年在洛阳太学开刻,共46块,包括《易》,《礼》,《春秋》等七种。
熹平石经是中国古代最早刊刻与碑石上的官定儒家经书,又名《汉石经》,《一字石经》,熹平石经初刻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于光和六年(183年)完成。
共有46块碑,200911字。
原立于洛阳太学讲堂的东西两侧,遗址在河南偃师县佃户乡。
熹平石经共包括《鲁诗》,《尚书》,《周易》,《礼仪》,《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经文,经文从右向左直行书写,书体秀美,为汉隶精品。
熹平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各家异同于后,这对于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和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
2.正始石经:
曹魏正始二年在洛阳开刻,用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文字刻成,又称《三体石经》,经文有《尚书》,《春秋》。
《三体石经》建于公元241年(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故名。
石经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是继东汉《熹平石经》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经。
《三体石经》在中国书法史和汉字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石碑后毁,宋代后有残石出土,现存8000余字。
3.唐开成石经:
唐文宗大和七年在长安开刻,用楷书刻成《易》,《书》,《诗》,"三礼"等十二经。
因历年既久,剥蚀已多,偶有拓本,亦不便流傅。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佰忍堂根据石刻本,依原拓字体影摹刻版,残缺处按阮元覆刻宋椠十行本经文双钩补足,包括《周易》九卷,《尚书》十三卷,《毛诗》二十卷,《周礼》十二卷,《仪礼》十七卷,《礼记》二十卷,《春秋左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二卷,《孝经》一卷,《论语》十卷,《尔雅》三卷,《五经文字喜一卷,《九经字样》一卷,同时附刻清康熙间贾三复补刻于石壁之末的《孟子》七卷及严可均所著《唐石经校文》十卷,共成书线装七十四册,取名《景刊唐开成石经》。
4.蜀石经:
五代后蜀用楷书刻《易》,《书》,《诗》,"三礼"等于成都,并有注,是历代石经中仅有的。
5.北宋石经:
北宋用楷体,篆体刻《易》,《书》,《诗》等于汴梁,又称《汴学石经》或《二体石经》。
6.南宋石经:
宋高宗于绍兴十三年刻《易》,《书》,《诗》,《左传》等于临安,共二百石,现存七十余石。
7.清石经:
乾隆五十六年刻十三经于北京,共一百九十石。
刻佛经约始于北魏之末,盛于北齐,北周,以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最为有名。
所刻石经最多为《道德经》。
十三经注疏
⑴:
《周易正义》一〇卷,【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清】李锐校。
⑵:
《尚书正义》二〇卷,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清】徐养原校。
⑶:
《毛诗正义》七〇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清】顾广圻校
⑷:
《周礼注疏》四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清】臧庸校。
⑸:
《仪礼注疏》五〇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清】徐养原校。
⑹:
《礼记正义》六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清】洪震煊校。
⑺:
《春秋左传正义》六〇卷,【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清】严杰校。
⑻: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八卷,【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清】臧庸校。
⑼:
《春秋谷梁传注疏》二〇卷,【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清】李锐校。
⑽:
《论语注疏》二〇卷,【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清】孙同元校。
⑾:
《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清】臧庸校。
⑿:
《尔雅注疏》一〇卷,【晋】郭璞注,【宋】邢昺疏,【清】臧庸校。
⒀:
《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旧题【宋】孙奭疏,【清】李锐校。
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在“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
版本:
宋刻:
闽浙蜀闽本多而不精,蜀刻精而美,浙刻精
重要刻本:
南宋黄善夫本史记、39页。
。
。
官刻、私刻
蝴蝶装、包背装、避讳严
元刻:
南有平沙、北有平阳。
元代刻书精,为后世所誉
山长无所事,不惜费,易刊行。
刻书用赵体,无避讳,多简体
明刻本:
赵体--欧颜体--宋字
私刻:
毛氏汲古阁刻书,藏书七八万卷
明人好刻书而古书亡。
——鲁迅
清:
官刻:
内府、武英殿刻书
各地官书局
私刻、坊刻
字体:
硬体(宋体)、软体(写体)
南京、苏州、杭州
北京是全国刻书中心
三:
聚散
图书五厄、十厄、十五厄
隋牛弘,五厄《请开献书之路表》:
一为秦始皇之焚书,二为西汉末赤眉入关,三为董卓移都,四为刘石乱华,五为南朝梁末魏师入郢,梁元帝下令焚书14万卷。
明代的胡应麟又提出续“五厄”:
隋末混战为一,安史之乱为二,黄巢入长安为三,靖康之变为四,南宋末伯颜军入临安为五,总结为“十厄”。
近人祝文白又续上“五厄”:
一为李自成陷北京,二为绛云楼之烈焰,三为清高宗之焚书(编修《四库全书》),四为咸丰朝之英法联军,五为中华民国时代的八年抗日战争。
最近:
文革
私藏书楼:
66页
四库七阁:
文津阁、文源阁、文渊阁、文溯阁、文宗、文汇、文澜阁。
仿造天一阁。
秘书监制度源流:
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正式设置了秘书监一职,指责是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隶属于太常。
此为秘书监制度之始。
魏武帝设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实际上主要职能是机要职务,图书只是兼掌。
魏文帝设中书令,把秘书令改为秘书监。
秘书监制度由此形成。
晋武帝曾将其并入中书省,但保存了实际职能,至晋惠帝重新设立了秘书监,取代兰台、御史,成为中央官府藏书的最高官署。
下迄南北朝,因袭旧制。
隋朝设秘书省,扩大了其职权范围,使其“领著作、太史二曹”,成为中央主管文化事务的最高机构。
唐增主事、典书、亭长、掌故,以及熟纸匠、装潢匠、笔匠。
唐中叶后,著作、太史二局分出成为独立的机构,又有了弘文馆、集贤殿、史馆、崇文馆、司经局等机构分别管理图书,因此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等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名誉性的虚衔。
乃至明初废除,根源在此。
宋承旧制,设秘书省及监、丞、郎诸官,但仍为寄禄官。
另有崇文院及下辖的三馆一阁,掌著述、修史诸事,是实际上的中央最高藏书机构。
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取消崇文院,将其职能尽归秘书省,秘书监重新成为实职。
此后终宋一世,虽有政治起伏,江山改易,秘书监的职能一直没有变化。
辽金元都设秘书监,承唐旧制,但是元朝刻书的机构是秘书监下辖的兴文署,与宋代国子监作为官方主要刻书机构的做法不同。
明朝洪武十三年废秘书监,某些职能并入翰林院,其后再无恢复。
汉代图书整理收藏情况
在儒学地位空前上升的背景下,汉武帝命令广开献书之路,又设写书官抄写书籍。
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汉武帝时代,“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刘歆《七略》说,当时的藏书机构,“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是说当时集中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等部门的收藏,宫内又有命名为延阁、广内、秘室的书库。
汉成帝时,又进一步访求天下遗书,并指令刘向总校诸书。
刘歆继承父业,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儒学经典的不同底本。
他宣布自己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还说发现了《礼》三十九篇(《逸礼》)以及《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
这两种书据说都是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时所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的。
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且与反对这一主张的博士进行激烈的论辩,于是经学中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流派。
唐人崔日知“孔壁采遗篆,周韦考绝编”的诗句,元人柳贯诗所谓“孔壁发神秘”,王逢诗所谓“简册潜回孔壁光”,都是对“孔壁”图书发现的感叹。
秦焚书的重创,高祖重武轻文,国家法令草创。
惠帝解除挟书令,推动民间藏书。
文帝时,开始有意识的搜求儒家典籍。
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
文景之时,始设经学博士。
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
济南张生为《书》博士,韩婴为《诗》博士,景帝时,齐人辕固,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
由此可见,西汉初期图书整理范围已逐渐扩大。
至武帝即位,皇室藏书又趋于散乱之境,汉书艺文志称:
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哨然叹而称曰:
联甚闵焉。
"面对这种状况,武帝下决心搜求图书,以期在国力强盛的基础上,广招贤才,内修文治,并救令垂相公孙弘主持图书搜求工作。
刘歆七略:
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成帝重儒重书,继武帝之后,又一次求遗书于天下,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献书运动。
《汉书成帝纪》载:
河平三年(前26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渴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
颜师古注曰:
言令陈农为使,而使之求遗书也。
这次整理,分工明确,涉及图书领域多个方面。
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向卒后,哀帝命其子欲继领其事"这些次校书延请名儒专家,历成哀平三帝凡二十余年,广求文献,全面整理,以一部国家藏书总录《七略》而竟全功。
这次整理的国家藏书总数,据《隋书经籍志》载,达到了33090卷,使西汉王朝藏书臻于鼎盛。
光武中兴,定都洛阳,一扫西汉末颓败之势,百业待兴。
曾就读于太学的光武帝,通经重学,对图书典籍十分重视。
后《汉书》载: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
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网文,补缀漏逸。
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数"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
”与此同时,
光武帝还对一度停顿的太学进行了重整"于建武五年(29年),在洛阳开阳门外,重建太学,立五经十四博士,光武中兴,,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
一时学者云集,诸生横巷,书声朗朗,其后的明帝,尊师重道,提倡经学,并于永平二年(59年)亲临太学行礼讲经"永平十五年(72年),再次亲御讲堂,命皇太子!
诸王说经"朝野上下,上自帝王贵胃下至功臣子弟,莫不习经,其风甚至化及蛮荒,连匈奴也派弟子入太学求学:
化自圣躬,流及蛮荒,匈奴遣伊秩誉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
八方肃清,上下无事,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
章帝朝,于建初四年(79年),召集诸儒于白虎观,刊定五经异同,讨论学术问题,最后统一教材而成白虎通义,影响深远,东汉前期诸帝对图书及教育的重视,使官府藏书逐渐恢复兴盛。
和帝以降,因纸张技术改进,图书事业发展更加繁荣,书肆的出现和发展即为明证。
后汉书记载:
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
《后汉书王充传》载:
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藏书事业及其由来
藏书事业大致分为四种,分别为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书院藏书。
书院:
开始只是地方教育组织,最早出现在唐朝,建于贞观九年的四川张九宗书院,大概是有据可考的最早的书院。
书院既因读书而建,藏书自然是再正常不过之事。
唐代的书院由于私人创办且时间较短,规模一般不大。
江州陈氏义门书院,藏书数千卷,已属较多。
书院成为正式的教育制度则是由朱熹创立,发展于宋代。
原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
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的石鼓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等。
著名的藏书楼则有岳麓书院的藏书楼,高阳书院藏书楼,丽泽书院遗书阁,溪山精舍崇文阁等。
明初,由于官学大兴,书院走入低估期,藏书事业亦然。
成化年间以后,官学逐渐流于形式,书院因其底蕴深厚,地位日渐上升,这时著名的藏书楼有鳌峰书院藏书楼、静斋书院藏书楼等。
寺院藏书。
据《隋书经籍志》,梁武帝于华林园收藏佛典5400卷。
《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载:
唐开元间西崇福寺收藏佛典5048卷。
寺院除大量收藏佛典之外,也收藏了不少非佛典古籍。
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虽然佛经占了绝大多数,但也有不少儒家经典、史书、医书、天文、历算等各类文献资料,甚至还有户籍、契账、便条等。
为什么寺院藏书收藏非佛典图书呢?
有四个原因:
一是僧众为了弘扬佛教,需要学习儒家经典和一些必要的文史知识,需要收藏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在内的各种非佛典图书,不断充实自己。
二是寺院也有教育职能,不少寺院开设寺学,为僧众讲授最基本的文史知识。
还有一些平民因为贫穷年幼等原因,一方面作为寺院的勤杂人员,干些扫地、挑水之类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常常利用空闲时间借读。
刘勰、陆羽等人年少时都曾在寺院读过书。
官方藏书。
参照上文。
。
四、目录
六分法到四部
五部到四部
目录体式流变
宋私纂藏书目录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吴良嗣《蘸金堂书目》
私纂目录:
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谢启昆《小学考》
《小学考》为谢启昆任浙江布政史之暇,补清朱彝尊(经义考》中形声训诂书之阙略而作。
共计五十卷,总计收书一千一百八十种。
本书的主要特点有:
首先,本书实现了作为目录书的基本功用。
清代学者王鸣盛曾说: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章学诚认为,目录学的意义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本书于每一类后详列相关所有书目,书目之后又标注存佚,并有详细解题。
解题内容包括介绍作者生平状况、书籍体例内容、考订真伪、品题是非等。
可以说,只要是和该书有关的内容,谢氏都极尽其力,搜集而来。
可以说,对于所收录的对象,本书实现其作为目录书的三大功用——研究图书状况,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指导读书治学。
其次,本书是我国第一部语言文字专科目录书,反映了小学在清代由经学附庸变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使小学的研究得到重视,具有重要的语言文字学价值。
俞樾在本书的序言中许为“自来言小学者之钤键,欲治小学者不可不读此书。
”可见其在研究语言文字学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再次,本书征引资料广博。
俞樾在《小学考序》中说“一如朱氏体例而加详焉,故虽止“小学”一门而为书至五十卷,可谓博矣。
”足见其收罗之富。
而本书辑录史料,一般不随意进行增删,更不会更改其文,因此保留了大量的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
鉴于本书在我国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及重要意义,我社将其影印出版。
此次出版,我们以清光绪十四年(1888)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将原书重新编次,厘为五册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十通:
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这十部政书的总称
(1)通典系列:
《通典》(唐)杜佑编,共200卷,所记典制上起上古,下至唐代中期(肃宗代宗)。
《续通典》(清)乾隆32年官修,记载唐肃宗至明末的典制。
《清朝通典》(清)乾隆32年官修,记载清初至乾隆中期的典制。
三书并称“三通典”。
(2)通志系列:
《通志》(宋)郑樵编,200卷,记载上起上古下至隋唐的典制。
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
《续通志》(清)乾隆32年官修,记载唐初至明末的典制。
《清朝通志》,记载清初至乾隆末年的典制。
三书并称“三通志”。
(3)通考系列:
《文献通考》(元)马端临编,348卷,记载上古至南宋宁宗嘉定末年典制。
《续文献通考》(清)乾隆32年官修,记载南宋宁宗嘉定年间至明神宗万历初年典制。
《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清初至乾隆50年的典制。
《清朝续文献通考》,刘锦藻编,记载乾隆51年至宣统三年的典制。
合称“四通考”
「十通」系统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发展。
「十通」再加上汇编某一朝代各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会要,如《唐会要》、《宋会要》等,统称为「典志」。
四库总目结构、特征、成就
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大类下又分小类,小类下又分子目。
每大类与小类前面均有小序,子目后面有按语,简要说明此类著作的源流以及划分类、目的理由
著录了清乾隆以前包括哲学、史学、文学以及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文化典籍一万多种,为我国收书最多的目录,而且写有内容提要和评论
《四库全书》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
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