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学》教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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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学》教案
《语境学》教案
语境即言语环境，亦即使用语言的环境。
古语云：
?
d子在颊则好，在颡则丑，言有宜也。
这“宜”，也就是要与环境相适宜。
同一颗痣（?
d子），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有美丑之分。
这说明了环境的重要性。
语境（context）自1923年由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首次提出后，现已成为语言学、语用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
修辞学家陈望道早在1932年就提出了题旨情境理论，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义”[1]，他还进一步指出：
“写说是要适应当时的题旨情景的，只有适应当时的题旨情景的修辞，才是好的修辞。
”[2]这里的题旨情景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语境。
语境是现代修辞学一个重要的概念，可以说,没有语境，就没有修辞。
一切修辞活动，包括听说读写都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中。
言语交际离不开语境，作品的编码与解码也离不开语境。
文学话语是特殊层面的言语交际。
语境，作为话语存在的家园，在文学话语中也就带有了不同于日常交际语境的特点。
语境作为参与文学话语建构的因素，是一个需从多维视界加以审视的复杂体，它往往使对语言的审视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而与文艺学、美学、哲学、心理学、信息学等学科共享资源。
第一讲语境的多维空间
文学语境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复杂性表现在分层装置。
文学语境是一个多层面的聚合。
既有显性的语符层面，又有隐性的认知层面与审美层面。
语符层面又有着下位分层，内层是由语言材料构成的言语代码体系，它由言语代码的语音、语义、语法三个平面组成。
外层是与言语有关的所有其它因素，包括社会背景、时空背景、审美因素、心理因素等。
进入语境的语言符号要受制于语境各因素，语境各因素纵横交织构成了特定言语代码的坐标轴。
在文学话语同一交际界域中，往往存在着多种语境因素。
与话语中心关涉的时间、空间、社会背景、对象、话语目的及上下文等因素往往处在相互关涉、相互制约的状态下。
这些多维的语境因素聚焦于同一话语中心，又与话语中心呈现纷纭复杂的关系，从而构成了话语与语境的多形态格局。
这就使语境对话语的制约、干扰或生成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
第一节语符层面
语符层面，是由语词纵向组合而形成的链接，它以线性的外在形式作用于读者的视觉感官。
在这一层面上语境以语言材料组成的上下文或前言后语出现，而又隐含着言语代码所表示的时间、空间、对象、背景等因素。
就这一意义而言，文学语符层面是由语符表层和深层的因素构成的。
文学语言在语符层面表现出与日常语言运用截然不同的特色，试看下例：
报告团计划先去南方比如深圳珠海一带，到那边接受一些最新信息，西丽湖海上世界深圳湾大酒店游乐场的过山车毕竟大家都没见过。
然后沿京广线北上，途中的大城市比方长沙武汉郑州石家庄之类都打算下一下。
那些地方都有出租车，这场演讲必定能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
加上橘子洲头黄鹤楼及稍稍弯一点路即能去的少林龙门石窟都能激起爱国之情和陶冶性格。
北京是重点。
方方《白雾》
从语言规范角度看，上例每个句子内部都符合语言结构规则，但从句与句之间的链接来看，内在的逻辑关系便显现出某种断裂。
“接受最新信息”与“西丽湖海上世界深圳湾大酒店游乐场的过山车”并无什么联系。
“有出租车”与“演讲的效果”之间也无必然联系。
从地理位置来看，“橘子洲头黄鹤楼”与“少林龙门石窟”并非“稍稍弯一点路即能去的”。
最后的“北京是重点”也显得突兀。
这种语符在线性排列上的超常规，在当代文学中以“狂欢”的局面出现，表现了语言规范与创新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一现象，我们将在“解构中重新建构的文学语符”部分加以探讨。
语境在语符层面不仅指语言材料紧邻的关系，还包括整个文本篇章。
理解一个语言符号或符号组合，有时得联系篇章大语境。
不联系篇章，人们就无法理解《祝福》中，四婶的一句“祥林嫂，你放着吧！
”为什么给祥林嫂以致命的打击，无法理解“我真傻，真的”表现了祥林嫂怎样的心态，反映了人们怎样的接受心态，以及与社会背景的关联。
在语符层面中除了语言材料以显性形式构成语境要素外，还隐含着其他语境要素，即有些学者称为“言外语境”的语境要素。
“言外语境”要素实际上也是以语符为外在载体的，只不过其所指隐含在语言材料的深层。
这些语境要素包括时间、空间、对象、目的、背景等，各语境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共同构成文学言语的语符层面。
时间语境，即与语言使用有关的一切时间要素，大到时代背景，小到某一时段、时刻。
时间语境对语言使用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如《诗经•硕人》中有几句比喻形容姑娘之美：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颈如蝤蛴，齿如瓠犀。
”蝤蛴即天牛或金龟子的幼虫，这样的喻体如用来比喻当代的姑娘，则显得可笑。
时间因素是语词所表现的内容的很重要的依据。
林明理在《想起了一道数学题》开头讲述了儿时曾做的一道数学题，这大约是1975年，小学二年级课本里有这样一道题：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为173公斤，苏修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为83公斤，而美帝的仅约8公斤。
求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分别比苏修的、美帝的重多少？
这道题做完后小学生们都无比自豪，因为我国的人造卫星比苏修、美国的都重了许多。
长大后又读了一些书，才知道这个数据虽然是正确的，但却有着时间差问题。
我国的为1970年4月，苏联的为1957年10月，美国的为1958年2月。
由此，作者讽刺了命题人的“政治头脑”和“高超的取材技巧”。
这位命题人将不同时间的成果放在一块比较，目的是要制造假象，刻意突出我国的成就。
这件事中对时间因素的混淆导致了现实现象的虚幻失误，但这种题目恰切地反映了在那“一切都要与政治挂钩的年代”，社会价值取向对人们思维的误导。
在文学言语中，时间语境使作品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王蒙小说里充溢着浓烈的时代色彩，他通过时间差异所形成的反讽来表达作品的主题，表现深刻的含义。
如《失态的季节》中写反右高潮时，钱文由于去吃了顿西餐被发现而打成右派。
小说写钱文的心理感受：
“面对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钱文不能不感觉到人民的伟大与自己的渺小，人民的充实与自己的空虚，人民的光明与自己的阴暗，人民的苦口婆心与自己的自甘堕落，人民的热烈与自己的凄凉。
总之，人民是沸腾的大海而自己是瑟缩的秋虫，人民是历史主人而自己是历史的垃圾，人民是火红的太阳而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魑魅魍魉……”这些话语充满了极左时代的“革命色彩”，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在王蒙文革题材的作品中带有大量文革特色的用语，使作品充溢着浓郁的时代特色。
如《名医梁有志传奇》中写道：
“……又有人说梁有志的进步恐怕还只能算是一些表面现象，从本质上看他的问题不少。
再说，他的进步里包含着不纯正的动机。
不能只看给暖瓶灌开水。
同样的暖瓶同样的水，有些人这样灌水的动机是无产阶级的，另一些人这样灌水的动机是非无产阶级的。
”对小事无限上纲上线的可笑情景，真切地反映了十年动乱期间人们对事物推理逻辑的荒谬，嘲笑了十年浩劫中人们思想意识的可悲。
王蒙利用特定的时间语境，写人物，写事件，表现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作品的时间语境是通过语言形式与内容表现出来的，描绘特定时代背景的作品带上了特定时代的特色，读者由此读出了时代感。
如一首题为《请好好用我》的诗这样写道：
我只想做一个工具。
做一个有用的工具。
请好好用我。
……
我应付不了这人世的风云，
所以我知道自己达不到做人的标准。
那么就让我做工具吧，
做一个简单的工具。
……
现在，我连这点可怜的要求都没有了，
火焰离去剩下的是冰点。
于是，我连怎样做一个工具
也不知道了。
这首诗出自方方的《乌泥湖年谱》。
小说以年谱的形式，记录了1957――1966年间，武汉长江流域规划设计总院的一批知识分子的颠簸命运。
他们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投入三峡大坝的勘探设计工作，但“整风”、“反右”、“文革”一系列政治运动，摧残了他们的肉体和精神，他们在艰难的生存困境中挣扎。
上述诗歌是吴松杰对无法施展才干的苦闷的倾吐。
语言形式纯朴自然，虽然全诗用隐喻构成，但其喻体“工具”的寓意明白显露。
除了“火焰离去剩下的是冰点”带有诗意的美化的语言外，其他文句均平白浅显，带有“革命年代”的朴实无华。
从内容看，也带上了浓厚的时代气息，抒发了知识分子要奉献的决心和报国无门的无奈。
诗歌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占有很大比例，除了每年开头用诗歌表述外，小说叙事过程中也经常出现诗歌。
有古诗词，有自己创作的诗歌。
诗歌是知识分子在苦闷无奈下的精神寄托，诗歌参与小说文本建构，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新，也是文本内容的重要显现，是对知识分子人生经历的折射，也是对每一历史年代、每一场政治运动的概括反映。
再如丁子恒初来乌泥湖时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准备投入三峡大坝建设，“何妨谈话且徐行”、“漫天风雪任平生”表现其放荡不羁的浪漫情怀。
但政治运动打破了他的梦想。
面对政治斗争他茫然失措，担忧自身安全，躲进诗歌中寻求精神寄托与庇护。
一篇《归去来辞》让他沉浸于田园诗意境界，当然这只能是暂时的。
三年自然灾害后，三峡大坝停建，丁子恒茫然中又想起了辛弃疾的词：
“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蒲柳先衰。
/而今何事最相宜？
/宜醉宜游宜睡。
”英雄无用武之地，满腔热情随风逝去。
在其人生的每个阶段，诗歌都是对其处境的一种昭示。
空间情景也是语符层面中隐含的语境要素之一。
王蒙《莫须有事件――荒唐的游戏》中大夫周丽珠的感觉很恰切地说明了空间语境对物象的作用：
“任何人不会因为在菜田边的粪池里发现蝇的幼虫而晕倒。
但如果是在某一家饭桌上，如果饭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如果台布上摆着的是景德镇出品的细磁花碗，如果小碗里端来的是晶莹剔透的冰花雪耳，如果当你拿起小匙一搅的时候突然看到了晶莹剔透的底层的大尾巴蛆，再一搅蛆又没了，又变成了味美色亮的冰花雪耳，当你下咽的时候忽然又变成了蛆虫――我的天，你还能保持神经的平衡吗？
你的前庭器官还能正常调节吗？
你的内分泌还能正常渗透吗？
你的消化器官――你能不呕吐吗？
”这是周丽珠大夫得知王大壮骗子行为后产生的感觉联想，这个联想为蛆设置了不同的空间环境，以说明不同的空间给同一事物所造成的不同的联想。
前一空间语境与蛆是相和谐的，后一语境则与蛆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巨大的反差导致强烈的作呕之感。
空间语境对语词的意义与使用起着制约作用，进入特定空间语境的语词可能产生某种变异。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词义变异的一个典范。
《马桥词典》突破小说传统做法，记录了湖南汨罗县马桥人的日常用词，计115个词条。
在这些词条的导入下，一个个生动丰富的故事展现于人们眼前。
在这样一个小说被置换为词典的文本中，马桥语境被不断地强调，而强调的一个手法就是这一语境中的词语的特有意义不断展现。
一是对共同语词义感情色彩的变异。
如“贱”在共同语中是贬义词，而在马桥则是“好”的意思，老人家见面，总要问一句：
“老人家还贱不贱”，意思是“身体好不好”。
在马桥词典中，老年是贱生，越长寿就越贱。
对人的评价也以“贱”为健康，如“盐早的娘还贱得很，一餐吃得两碗饭。
”再如“狠”，是能干，本领高超的意思，字写得好是“狠”，字认得多也是“狠”。
也有中性或褒义用作贬义的，如“醒”，在马桥词典中是“蠢”的意思，“醒子”即指蠢货。
词义变异再一表现是词义的扩大衍化，如“甜”在马桥用得很广，凡是好吃的味道均概以“甜”，不但吃糖“甜”，吃鱼吃肉吃米饭也是“甜”，甚至吃辣椒、吃苦瓜还是“甜”。
这就是马桥人纯朴的味觉认定。
再如“肯”原是能愿动词，原来用于表现有生物的心理趋向，而马桥人则泛用于天下万物，如“这块田肯长”，“这条船肯走”。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马桥人对事物的情感性。
再如“火焰”一词，也被马桥人扩大了。
马桥人会说城里的人火焰高，发了财的人火焰高，读书的人火焰高，刚吃饱的人火焰高，等等。
而得了病的人，背运的人则火焰低。
马桥人对词义的特有的自我约定俗成，反映了马桥人独特的思维观念、生活方式及语言特色。
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空间语境中，又蕴含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根。
特定的空间语境对表现作品人物形象既是制约，又是一种环境渲染。
方方的《风景》借死去的小八子的亡灵为叙述视点，展现了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风貌。
其中有一段小八子父母打斗的场景描写：
父亲揪住母亲的头发，追问她七哥到底是谁的儿子。
……那时正是晚饭时候，一个个的观众端着碗将门前围得密密匝匝。
他们一边嚼着饭一边笑嘻嘻地对父亲和母亲评头论足。
母亲朝父亲吐唾沫时，就有议论说母亲这个姿势没有以前好看了。
父亲怒不可遏地砸碗时，好些声音又说砸碗没有砸开水瓶的声音好听。
不过了解内情的人会立即补充说他们家主要是没有开水瓶，要不然父亲是不会砸碗的。
这段文字以嬉笑调侃的口吻描述了底层市民庸俗萎缩的生活状态。
这表现在父母亲的打斗，也表现在“观众”们的嬉戏评论。
街坊们对司空见惯的打斗场面不是劝架，而是怂恿。
这让我们想起鲁迅笔下阿Q与小D斗殴时人们观看的情景：
“好了，好了！
”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
“好，好！
”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
相比之下，未庄的人们倒是“文雅”了许多，他们的话语是隐讳的，可以任人解释的。
而方方笔下的围观场景，则少了劝说和隐讳，多了几分明目张胆的怂恿与调笑，表现出一种毫无顾忌的幸灾乐祸，确如“观众”的身份，对戏文加以评头论足。
这就把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空虚无聊的精神风貌给描绘得活灵活现。
如果说鲁迅是以含蓄的笔调写斗殴的观看场景，表现国人的劣根性的话，方方则是以直露的方式对底层市民的劣根性加以毫不留情的暴露，这一描写展现了特定地域人们的生活实景和精神风貌。
空间语境是人物言语交际必不可少的依赖因素。
张洁《五色的海》中有个句子：
“男同志就是游泳裤。
”离开具体语境，这个判断不能成立，但结合空间语境，其义便得以明示。
这是营业员与男顾客对话中的一句，初到海边的男顾客要购买游泳衣，在接过游泳裤之后，他还要“小褂”，此时，营业员说了上述这句话，对话的具体情景对话语起了补充说明作用。
有时，偶然出现的空间情境，也可以作为交际者表达的依托。
《三国演义》“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与刘备对饮。
曹操说：
今天下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这一酒后狂言，使刘备大惊失色，手中的汤匙和筷子，惊落地下。
此时恰好雷声大作，刘备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偶发的空间情境，以“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掩饰了内心的惊慌。
雷声，这一偶然出现的自然现象成为刘备掩饰真实心理活动的最佳空间媒介，它掩饰了刘备的失态，并为曹操听信谎言提供了有力依据。
空间语境的缺失有可能导致交际的失误乃至失败。
当交际双方不处在对同一空间背景的认知中，可能出现对话语的不解或误读，而这种交际失误又可能将双方所处的空间语境的某一现象揭示出来。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开头有一段许三观与爷爷的对话：
“我儿，你身子骨结实吗？
”
“结实。
”许三观说，“爷爷，我不是你的儿……”
他爷爷继续说：
“我儿，你也常去卖血？
”
许三观摇摇头：
“没有，我从来不卖血。
”
“我儿……”爷爷说：
“你没有卖血，你还说身子骨结实？
我儿，你是在骗我。
”
“爷爷，你在说些什么？
我听不懂。
爷爷，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
许三观与爷爷的对话出现了信息差异，按爷爷的话语推理，没有去卖血，身子骨就不结实。
而这种推理是许三观所无法接受的，也是读者所无法接受的。
但联系他们所处的特定的语境来看，在这个贫穷的村落，村民们就是靠卖血为生，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在村人的观念中，没卖过血就等于身体不好，因为只有身体好的人才可能三个月一次地卖血。
这种观念还没有渗透到许三观的脑子里，因此无法接受爷爷话语的思路。
读者也因为还未知晓这个特定乡村的习俗，因而也无法接受爷爷的推理。
但这正为读者预示了小说将要展开的情节，一个对主人公来说悲凉的命运昭示，许三观也将走上村人的老路，靠卖血为生，用生命的透支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这一点，在连儿子孙子都无法分辨的“老糊涂”爷爷脑子里根深蒂固，折射出乡村人的生活水平，反映了卖血为生在乡村的普遍及历史的悠久。
对象也是隐含于语符层面的语境因素之一，这一对象包括言语交际的双方。
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在社会上都具有两种以上的地位，也就扮演着两种以上的角色。
角色这个术语来源于戏剧。
在社会学看来，人类社会好比是一个天然舞台，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犹如是一台社会剧，每个人都在这个社会剧中担任一种或数种职务，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性别、性格、文化素养、职业、身份地位、心理、地域民族等都是对象语境的因素。
这些因素，制约着言语的表达与接收。
对象语境在文学作品中突出表现在作品人物的言行举止，人物之间的交际。
它既包括说者，也包括听者。
文学作品对人物的塑造多着力于人物语言，以此表现特定的描写对象。
张爱玲《金锁记》中对曹七巧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便得力于其话语。
曹七巧的第一次亮相便先声夺人，以尖酸刻薄的话语展现了其个性。
这次亮相选择的场景是老太太卧室隔壁的小小起居间。
众人因要给老太太请安都聚集到了这里。
曹七巧姗姗来迟，说了这番话：
“人都到齐了。
今儿想必我又晚了！
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
谁叫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
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
”明明是抽鸦片误了时间，却借口是因为摸黑梳头，由此借题发挥派别人的不是。
尖酸刻薄、绵里藏针的话语使人物形象凸现人们眼前，让人领悟这位二少奶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对象也包括听者。
《西游记》中塑造的猪八戒以多方面特点构成了其个性特征，显得栩栩如生。
猪八戒用激将法成功地说服了被逐后的孙悟空，使他出山救师傅，是得力于表达者针对对象孙悟空的心理个性采用了恰当的言说策略。
反之，不考虑对象的表达则可能产生信息传讯障碍，无法达到话语目的。
老舍《离婚》中，老李太太因为老李“不在太太处备案而把钱给了别人”大为恼火，气急败坏地找邱太太讨教惩治老李的方法。
邱太太鼓动她说：
“跟老李吵！
你和我不同：
我被文学士拘束住，不肯动野蛮的。
你和他吵，我作你的后盾！
”老李太太与邱太太在文化程度上的差异造成了话语接受的差异，没文化的农村妇女李太太，将文学学士邱太太的“后盾”理解为“后顿”，于是乎“有人管后顿，前顿还不好说？
跟他吵！
后盾改为后顿，李太太精神上物质上都有了倚靠。
”双方在言语交际中的失误将两个人物的特点都表现了出来。
邱太太说话不看对象，自以为是。
李太太则愚昧无知，缺乏教养。
人物间的言语交际，无论成功或失败，都是作者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一种手法。
目的语境隐含于话语深层，字词的选用中往往隐含着说写者的表达目的。
如“子好不须多”与“子好不愁多”，一字之差，表义各异。
汉语是非形态语言，语序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
同样的字词，语序排列不同，表达的意义也不同。
目的语境是隐含在话语深层的，但它又是以特定的语言组合形式出现的。
文学作品人物对话中的话语目的往往不仅限于字面义，而是隐含在话语深层的。
苏童《妻妾成群》中的多对人物处于一种朦朦胧胧的暧昧关系，这就使人物话语带有了一种不可捉摸的深层含义，说话者的话语目的常常隐含于看似平常的话语中。
如颂莲与侍候她的丫头雁儿之间，就有着多次过节，这使得两人关系紧张，最后雁儿死在颂莲的虐待中。
小说有一段颂莲对雁儿的嘲讽之语，便是话中有话，致使雁儿狼狈不堪。
这是大少爷飞浦来看颂莲时，处于三人环境下的言语交际。
雁儿端了两碗红枣银耳汤进来，先送到飞浦手上，颂莲借机嘲讽，对飞浦说：
“你看这丫头对你多忠心，不用关照自己就做好点心了。
”这一话语名为褒扬，实为讽刺。
话语目的为雁儿所领悟：
“雁儿的脸羞得通红，把另外一碗往桌上一放就逃出去了。
”颂莲还不甘罢休，又进一步嘲讽：
“雁儿别走，大少爷有话跟你说。
”这句话的话语目的飞浦也领悟了，说：
”你对她也太厉害了。
”表层平常的话语，出自颂莲口中却带上了其特有所指。
当然颂莲对雁儿的嘲讽是由于二人关系的恶劣，这是颂莲刚进陈家时因小事而种上的。
其后雁儿又因多次偷听偷看而惹恼颂莲，最后雁儿竟然用针刺小人等方法诅咒颂莲，被颂莲虐待而死。
读者凭借这些语境要素，读解了人物话语的深层含义，并由此得知了人物间的复杂关系。
小说中卓云与颂莲的对话，飞浦与颂莲的对话，都常含有深层的话语目的，需要读解者依据语境的其他要素加以领略。
作家为表现人物情节而巧妙设置话语，读者依据语境，在多姿多彩的言语形式中探寻作者的话语目的，把握人物形象。
知识背景、共知前提也是在语符层面中隐含的语境要素。
它们是说写者话语表达的基础，也是听读者理解话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言语表达有赖于对知识背景的理解，话语接收也必须在了解知识背景的基础上。
相声中有一对话：
甲――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能把我吃了？
乙――不能。
我是回民。
甲如果不知道回民不吃猪肉，就无法接收乙话语中的真实含义――辱骂对方是猪。
听众如果不具备这一知识背景，也同样无法欣赏二人对话的巧妙之处。
读解文学作品，要了解作品所反映事件的有关背景资料，否则，就无法理解某个字词，某个句子，甚至整个篇章的真实含义。
不了解唐王朝对西南方少数民族的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就无法解读杜甫“兵车行”等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解读“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诗句中隐含的巨大悲哀。
不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旧中国的历史背景，就无法把握孳生于这一特定土壤中的阿Q这一典型形象，无法解读这一形象所反映出的国民的劣根性。
共知前提是交际双方所共同知道的前提背景资料，是对话双方信道畅通的必要条件，如果双方不处在同一个前提条件下，便会造成交际障碍。
在小说、戏剧等以人物活动构成主要内容的作品中，作家常常利用人物之间共知前提的缺乏，制造矛盾冲突，展示人物关系，推动情节发展。
曹禺《雷雨》就常利用交际双方共知前提的缺乏制造矛盾冲突，促进情节发展。
周萍与周朴园的对话，周萍、四凤与鲁侍萍的对话，都因交际双方不在同一个语境层面上，导致信息失误。
第二节认知层面
认知层面，是由语符表层与深层的语境因素相融合而构建的深层意蕴。
接受者在这一层面超越了对语符自身信息的理解，而依靠与其相关的更为广阔的语境因素，依靠自身的阅读体验，进入作者的编码意图空间。
表达者与接受者在这一层面上进行心灵的沟通。
上例方方《白雾》中的那一段不合逻辑语义的链接，透过语符表层，读者可解读出作者对所谓“演讲报告团”的揭露与嘲讽。
这是一个“浪子回头”演讲报告团，九人中只有三人是上台演讲的。
虽然冠以“接受一些最新信息”、“激起爱国之情和陶冶性格”一些冠冕堂皇的字样，但在这幌子下人们不难发现这一群欺世盗名、假公济私者的鄙俗内心。
读者在语链的断层中读出了作者所要表现的真谛，从而便超越了语符所传递的信息，而获取了更为深刻的含义。
语境认知层面着重于读者对作者深层义的解读，在这一层面，语词的内在蕴含得以揭示。
沈从文《阿黑小史》中有一段五明对阿黑的认知：
“在平时，五明常说阿黑是观音，只不过是想赞美阿黑，找不出好句子，借出来表示自己低首投降甘心情愿而已。
此时五明才觉得阿黑是观音！
那么慈悲、清雅、温柔，想象观音为人决不会比这个人更高尚更近人情。
加之久病新瘥，加以十天远隔，五明觉得为人幸福像个皇帝了。
”五明与阿黑是一对恋人，上述描述是五明对阿黑从表层欣赏衍化为深层认知的转化。
“观音”在此出现两次，“是观音”的判断前后寓意不同，前一是五明对阿黑外貌的欣赏赞美，称赞对象限于对象表面，称赞语也只是限于表层夸奖。
后一则进了一步，不仅涉及外表，更着重于其内心的美好，称赞语也进而由表层赞叹深入为内心感叹。
要领略这一转化，就要注意其间一些词语的运用，在语词中蕴含着作者的深意。
一是“平时”与“此时”的相对，这是点明认知进化的时间区别。
一是“只不过”和“才”的相对，这是前后态度的转折。
再一是“常说”与“觉得”的区别，这是由外表转化为内心的认知。
读者如果不能深入理解字里行间的变化，就可能产生疑问，无法理解此观音与彼观音有何差异，无法深入理解作者的用意。
只有借助语词所具有的语境因素，读者才能达到与作者的最大程度融合。
在认知层面，读者要依靠综合语境要素，读解出字里字面的综合义。
文学语言的语符代码往往具有超出代码本身的言外之意，这种言外之意是在特定的语境中生成的，尤其要依据各语境要素达到与作者的共鸣。
张焰铎《握手》中写文革期间，一个乡村电影放映员在放映外国影片《蓝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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