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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参与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参与

摘要:

公民参与作为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本文从公民参与的含义及作用入手,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公民参与的影响,认为政治参与主体渐趋广泛,但政治冷漠现象还普遍存在;政治参与渠道和方式比较多,但政治参与的运行机制和程序还不完善;政治参与更加广泛深入,但在利益分配过程中还存在不公现象。

然后研究政策制定系统,公众因素和政策制定者因素是能动性因素,通过参与渠道,借助一定的经济基础,参与到政策制定中。

最后,在公民参与制度完善过程中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对策。

关键词:

公民参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参与

Talkaboutthecitizen’sparticipationundertheconditionofthesocialismmarketofeconomy

Abstract:

Citizen’sparticipationistheimportantpathofdemocracydevelopmentthatismoreandmoreattachedtopeople.Fromthemeaningandfunctionofcitizen’sparticipation.Theinfluencefromthesocialismmarketofeconomytoourcountrycitizen’sparticipationthinkthatthepoliticsparticipationcorpusgraduallyextensively,butpoliticalapatheticphenomenonexistwidespread;Theoutletandwayofpoliticsparticipationoutletandwayismore,Themovementmechanismandprocedureofthepoliticsparticipationisstillnotperfect;Thepoliticsparticipationgoesintodepthmoreandextensivesively,unjustphenomenoninthebenefitstheallotmenttheprocessexiststill.Thentheresearchpolicyformulationsystem,thepublicfactorandthepolicyFormulationpersonfactoristheactivityfactor,throughparticipatesinthechannel,withtheaidofthecertaineconomicbasis,participatesinthepolicyformulation.Aimatanexistentprobleminthecitizenparticipatethesystemperfectprocessfinally,putforwardaconstructivecounterplan.

Keywords:

Thecitizen’sparticipation;thesocialismmarketofeconomy;Thepoliticsparticipation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对于实现公共决策过程的社会化,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大作用。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公民参与的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仍然处于不成熟、不完善的状态。

本文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试图分析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公民参与的含义及作用

公民参与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狭义上看,公民参与即在代议制政治中参与投票选举公共权利机构及其领导人的过程。

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社会公民重要责任之一。

而广义的公民参与除了上述政治参与以外,还必须包括经济领域的参与(例如工人在工厂决策活动中的参与)社会领域的参与(例如成员对团体活动的参与,居民对社区管理的参与),政党组织内部的参与等形式。

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主体,公众对于公共决策质量的提高,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日本政治学家蒲岛郁夫认为“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政治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

[1]美国当代学者科恩在其有着广泛影响的《论民主》一书中特别强调:

“参与”的意义。

在他看来民主政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其关键是民主参与,“社会成员多广多深以及在什么问题上参与共同有关的事务,这不是已经做了什么的问题,而是现在正在做什么的问题。

民主永远处于尚待改进的状态,而改进的状态永远不会完成。

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而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且了解情况的参与。

而且事实上实现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

[2]

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使权利重心从议会主导的时代走向行政主导的时代。

民主从政治领域向行政领域延伸是民主发展的必然和现实需要。

应该说,公众参与政治过程对于弥补政府有限理性的内在缺陷,制约政府权利的正确行使,并且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公民参与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功能,包括心理方面和民主技能、程序的获得。

这样可以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从而可以集中民众智慧,吸收不同领域的知识,并为决策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从而提高政策制定的效力与水平。

其次,公民参与能够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减少决策失误。

政策目的要以社会需求为前提,在确立目标时,一定要让公民实质性的参与,特别是制定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时,一定要保证公民有效的参与机会,保证公民个人的权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政策的正当性。

再次,公民参与有利于增强组织的凝聚力。

让公民参与讨论组织面临的问题,能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提高组织的士气,有利于他们对政策问题有实质性的认识,这样容易得到公民的理解和支持。

最后,公民参与为公共政策调整提供重要依据。

政策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才能做出正确的调整。

普通公民是直接作用的对象,对政策优劣有着切身的体会,因而公民应是政策评价的主体。

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

封闭文化向开放文化转变的社会进步过程,它给扩大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提供有利条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公民参与的影响

  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全面提升社会发展的质量,为民主政治的建设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提供坚实的经济依托,同时也引发了公民政治观念和行为的深刻变化。

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普遍增强,并且开始主动的关心政治,对政治系统输入和输出的认识增多,逐步加强了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形成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新局面,使政治参与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日渐活跃的现象。

(一)利益意识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

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活跃是伴随市场经济出现的最为明显的政治现象。

因为市场经济要求有充分自主权的主体,要求主体之间进行平等交往,等价交换。

这样市场经济的实践促使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社会变的更加开放和民主。

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自主性、平等性、开放性、竞争性、法制性等特征,客观上塑造了具有自主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和权利意识的经济人。

用这些意识指导公民的政治生活,自然就会萌发出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强烈的民主要求。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使公民增强政治效能感(即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决策主体和政治秩序的感觉),从而推动了政治参与的扩大。

竞争是市场经济本质的属性,是市场机制的核心。

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主要是通过竞争的合力实现的。

竞争的前提是平等。

只有地位平等的主体之间才可能进行竞争。

竞争鼓励差别、注重效率、主张大胆创新。

因此通过竞争市场主体的能动性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显现出活力和生机,进而促进其经济效益的提高。

竞争作为激发人内在动力的基本法则,作为优化行为和整体利益的通用手段,同样能在政治参与机制中发挥功效。

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选举及其他政治参与性竞争是一种公民和社团的利益表达方式,是一种梳理、联络、整和公众利益的途径。

竞争有助于公共目标的实现,有助于使公民和社团等权力主体产生政治效能感,强化其政治主体意识,引发其政治参与的主动性。

另外,竞争为公众施展才华提供广阔的空间。

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因而也就增加了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控制能力,这种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人们的政治效能感的增强,政治参与行为的增多。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必备的物质条件。

经济是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政治参与根源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其发展程度受制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西方政治学家曾就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参与程度做过相关分析,提出:

“社会—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成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于。

”[3]一般来说,公众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参与政治的愿望才会得以萌发。

并且“严重困难的群众根本无法获知参与公共事务的足够信息,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讨论。

”[4]市场经济解放了生产力,从而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公民的参与水平,是公民在享有较充裕的物质条件下自主参与政治。

因此才可能有高度发展的政治民主和政治参与。

“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赋予政治参与以更高的价值。

”[5]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但加速了我国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步伐,而且还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手段。

知政(即获得政治生活的信息)是参政的基础。

冲垮和铲除了小农自然经济这个封建专制赖以存在的坚实基础。

“如果民主国家中无论直接民主或间接民主,有治理权的公民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要治理好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的,在孤陋寡闻的穷乡僻壤,人们是难以对国家事务发表有益见解的。

”[6]因此政治参与的发展离不开发达的信息传媒系统。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为政治信息资源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

同时也为公众形成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知和共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我国公民参与的现状及其及其存在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丰硕的成果,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等多方面的成绩。

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极大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引起了人们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的深刻变化,人们早已摆脱“文革”后期的政治挫折感和政治逃避心态,在自主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同时,把传统的民族整体意识同自我价值实现结合起来,从而逐步增强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主人翁意识和关注国家、人民利益,从而更关心政治、积极投身改革,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的全新格局。

但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民主处于尚待改进的状态。

(一) 政治参与主体和内容渐趋广泛,但是政治冷漠现象普遍存在。

从人类社会政治历史看,政治参与最初是少数人的参与,到资本主义社会实现普选以后,虽然在形式上多数人成为政治参与的主体,但实质上还要受到多数人的制约。

社会主义实行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力的极少数人和不列入选民名单的精神病患者外、都具有国家权利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除此之外,公民还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其中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重要标志。

因而,公民不是公共事务的专职管理者和监督者,他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并不与公共管理发生直接的现实联系。

即便发生联系,公民个人要想达到影响公共决策的目的,其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所以政治冷漠现象普遍存在,公民“理性的无知”在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开始都表现对公共事务的麻木不仁,这样就对政府的公共管理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从数量上看,经常性参与的公民数量少;从质量上看,区域性或问题性参与居多,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少,动员性参与多。

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毋庸质疑,部分公民参与政治的动力已从纯粹关心个人利益上升到关心国家大事和祖国的前途命运,参与的方式和手段增多。

主动性参与的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公民参与政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问题性参与且处于自发状态,动员性参与仍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多数公民没能把政治参与作为一种目标来追求,以此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而把政治参与当作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政治参与主体的范围会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比率会极大的提高。

正如邓小平所说: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

”[7]

(二) 政治参与渠道和方式比较多 ,但政治参与的运行机制和程序仍不完善,大量的非制度化、非法参与存在。

我 国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式具有多样性和制度化的特点。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基本的政治制度,通过它实行的政治参与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广泛性。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投票选举是一种最广泛、最普遍的政治参与活动。

人民通过对各级人大代表的间接或直接的选举,以及通过人民代表的工作,实现着最广泛的政治参与。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

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公民参加共产党或民主党派都是政治参与,其主要活动包括参与执政、政治协商、提出批评建议等。

第三,政治社团是参与政治比较显著的社会团体。

我国公民通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参与政治。

这些团体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又同时与政府合作,是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

第四,大众舆论传播是当代社会政治交流和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和手段。

在我国,舆论工具是为人民服务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发挥了党和政府“喉舌”的作用,而且也发挥了人民利益代言人的作用。

第五,人民来信来访是党政机关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渠道。

公民通过信访对政府进行监督,促使党和政府完善政策、改进工作、更好的掌握民情。

此外,我国还有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政治表达等渠道和方式,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条件。

不过执行这些制度的具体措施及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颇。

如在地方选举只是走过程。

不是真正能够反映民意的、未能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著名人士的积极性、上下协调沟通不够、基层群众组织的行政化的倾向较为突出。

这样做带来的结果是未能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影响群众当家做主的能动性的发挥等,致使大量非制度化非法参与就会大量存在。

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参与方式,许多人除了依靠政府就再也没有依靠对象,没有为自己发言的组织。

如当今中国的民工潮涌向大江南北、民工成千上万可是就是没有一个属于他们的组织。

当发生劳动法律关系纠纷时,农民就会采用一些极端的,破坏性的方法来处理问题,造成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不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在有的地方,一些失去生活保障的职工进行个体经营不堪被摊派过多的税费而上访、静坐甚至冲击政府机关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尤其是近年来,农民的非制度化参与有所增多,这直接影响了地区性的社会政治稳定。

从根本上阻碍了公民有效地进入国家政治生活过程,最终影响政治现代化的过程。

(三)政治参与更加广泛深入,但在利益分配过程中还存在不公现象。

如果说,政治参与的主体范围大小、内容层次多少、渠道多寡反映政治参与的外观。

那么政治参与的外观与实质效果经常不一致。

如极高的选民投票率并不等于政治体系深受公民参与的影响。

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本质和优越性。

不仅在于政治参与的外观,更重要在于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和深入性。

以次来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

在我国,各种利益群体的存在和发展是以改革中的利益分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为基础的。

因为利益资源的稀缺性,所以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

并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不再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机制,而代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机制。

由于公民个人素质能力的高低不同,对市场规则的把握有所区别。

再加上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对公民个人的不完全均衡性,从而使不同利益群体或同一利益群体内部的不同个人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尤其是一部分人利用权力或钻法律、政策的空子谋取了大量的不正当利益。

导致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现象的大量存在。

这就必然引起大部分低收入者的心里不平衡或心理失落。

于是他们就会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来给政府施加压力以致改变利益分配的不公现象。

并希望最大限度的实现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四、影响我国公民参与的主要制约因素

在政策系统中,公众因素和政策制定者因素是能动性因素,通过参与渠道,借助一定的经济基础参与到政策制定中去。

(一)经济因素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积极全面的公民参与的基础性约束因素。

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对公民参与的影响体现了两个具体的方面:

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经济发展的平衡性程度。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越高,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热情就越高;经济发展的平衡性程度越低,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管理的理性程度就越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可喜的成绩。

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市场意识在各个社会领域渗透,公民对自身利益的关心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与改革以前的状态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市场经济是典型的规则经济、法制经济、对市场的关注最终必然会延伸到对规则制定、法制创制的关注上。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对市场建设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没有政府,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将维持不到两分钟。

”[8]从本质上讲,政府对市场规则制定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利益整和、重新分配的过程。

公民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必然会积极地参与公共管理。

在博弈过程中实现利益的再分配。

但是从我国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看,靠市场的公平竞争而进行的资源的配置过程中的比重还相对较低,非市场性的不公平竞争加上政府本身进行的非法治化对公民的参与精神产生相当的影响。

这种现状一方面使公民的参与积极性受到内在的激励,另一方面又不能使公民的参与积极性得到充分的肯定。

公民参与的积极作用在这种状况下大打折扣。

“同时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的倾斜性政策措施和现实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

”[9]正在对我国公共行政的健康性造成障碍。

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科学性满足公民在现实生活中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从此意义出发,公民参与公共行政更多地体现行政的“公共性”,而不是单纯的局部利益维护的过程。

“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平等权利”。

[10]而我国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较快的地区在整个国家建设中的讨价还价能力越来越突出。

对国家政策制定、政策规章的出台越来越具有相对的优越性,从而使中央政府的协调措施落空。

经济落后地区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基础性建设遭到削弱,导致我国整体上的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基础性建设遭到削弱,导致我国整体上公民参与过程出现局部利益的合理性与整体利益的非合理性之间的矛盾,进而影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总体水平。

(二)参与渠道的因素

1、公民参与渠道少。

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过程有两个正式的渠道:

其一人民代表大会—人民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的方式参与政策制定;其二党和政府开设的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各种不定的座谈会等渠道。

前者为主要渠道,但是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能够直接参与的机会毕竟太少;后者为辅助渠道,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克服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个人官僚主义作风开设的。

可见真正能够吸纳公民参与公众决策的渠道还需要进一步拓宽,以便进一步使人民群众表达意见和愿望的要求得以充分及时的满足。

2、公民参与渠道不畅。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利益的多元化带来了民意表达的迅速增加和民意表达的个性化。

公众迫切希望充分表达他们的意愿和要求,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

但是我国目前还缺乏有利于反映公众呼声和愿望的有效渠道,使得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不能及时的反馈给政策制定系统。

公众对政策制定的参与得不到法律和制度上的保证。

我国的人民代表制度虽然是表达民意的一种最制度化的形式,但在目前的条件下,由于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自身素质参差不齐、选举制度不够完善、代表大会会期短等原因,使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是表达民意的一种最制度化的形式,却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代表民意的主要渠道作用。

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建立反映群众呼声和意见的机制。

方便群众参与政策制定能够体现广大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真正体现决策的民主化。

(三)政策制定者因素

政治系统中精英的英雄意识、官本位思想很严重和政策制定者追求不正当利益,都严重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2000多年封建制度形成的“三纲五常”和等级观念及其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使部分政策制定者认为自己是有才能的当权者。

不注重关心公众对政策制定的意愿和要求,忽视了公众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作用。

在这样一种政治系统结构模式的影响下,基层民众很难充分参与政策制定,决策就不可能作到民主化、科学化。

虽然从理论上讲,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从社会发展的全局利益出发,以客观公正的第三者身份来确认政策问题。

但是不能否认政策制定者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又具有个体的利益和价值取向。

在体制不健全、没有形成对政策制定权利监督、制约的情况下,难免出现政策制定者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价值判断,以满足社会利益为名而增加个人利益为实的权利活动,忽视社会民众对政策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影响着政策制定的效果。

(四)公众因素                                                                                            

1、公民整体文化素质比较低。

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受到公民的文化素质的制约。

然而我国文盲占世界文盲的四分之一,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比较低,这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公民参与政治的能力低,同文化素质低有相当关系。

从理论上讲,政治意识、法律意识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作为同属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受到文化素质、文化水平的制约和影响。

2、思想文化的落后。

因为文化水平低,加上中国长期形成的安分守己、不出风头的中庸思想和知足长乐、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形成中国人的参与意识普遍淡薄及不愿去主动影响政策制定的倾向。

3、有组织的参与低。

我国社会组织的政治组织的数量较多,有些社会政治组织发育不良。

如执政党的党员素质有待提高,执政党的基层组织作用有待增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情况仍然存在,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监督作用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各种群众组织在反映群众要求和意见方面尚有欠缺。

不可否认,与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相联系的,公民有组织的参与政策的过程相当低,肯定影响公民参与政策制定。

由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公民参与民主政治发展也必须考虑其他制约因素。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参与对策分析

要完善我国公民参与,使之达到参与的理性化、程序化的目标,应着重采取以下措施:

   

(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教育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文化条件

政治、经济、文化之间本来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整体。

公民有民主权利的多寡,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基础,同时也受这一基础之上的文化等因素的制约。

马克思早就指出: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

”[11]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离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相距甚远。

在经济层面,现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大多数公民的时间和精力主要还用于解决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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