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消解与生命的救赎浅析莫言小说《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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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消解与生命的救赎浅析莫言小说《蛙》
JINGCHUUNIVERSITYOFTECHNOLOGY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崇高的消解与生命的救赎
——浅析莫言小说《蛙》
学院人文社科
专业汉语言文学
年级班别_____
学号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_______
指导教师____________
崇高的消解与生命的救赎
——浅析莫言小说《蛙》
摘要：
《蛙》从中国几十年来被西方批评最多的一个问题——计划生育入手，以乡村女妇产科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展现了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命的摧残以及对摧残生命的救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思想。
这部小说把生育问题与政治﹑资本之间的关系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并用平民化的写作消解了作品与人物的崇高感，反而使世俗化为崇高。
莫言运用多文本的叙述方式﹑多重语言和象征隐喻手法等艺术技巧，刻画出姑姑这个复杂矛盾的乡村妇科医生形象表现了以蝌蚪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一系列问题时尴尬、矛盾的内心世界。
Abstract:
"Frog"fromChinafordecadesbeenoneofthelargestWesterncriticsquestion-PlannedParenthoodstartingtoruralfemaleobstetricianaunt'slifeexperiencesasaclue,showreverenceforlife,theendorsementofthedestructionoflifeaswellasruinoussalvation,whileacertainextent,revealedtheruralareaspatriarchalideology.Thenovelfertilityproblems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political,capitalstarklydemonstrated,andtheuseofciviliansdigestionoftheworkofwritingandthecharacterofthenoblesense,buttomakethemundaneintosublime.MoYannarrativetextusingmulti-languageandsymbolicmanner,onmultiplemetaphorsandotherartisticskills,portrayingthiscomplexauntcontradictoryimageoftheperformanceofruralgynecologisttadpolesrepresentedbyChineseintellectualsinthefaceofaseriesofembarrassingquestions,contradictionsinnerworld.
关键词：
计划生育生命救赎消解崇高
Keywords:
FamilyplanningLifeRedemptionDigestionsublime
前言：
莫言曾反复强调：
作家必须敢于面对社会热点和尖锐问题。
毫无疑问，《蛙》这部作品便是作家直面社会尖锐问题的力作之一。
虽然这部作者“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使莫言获得了不少赞誉，但它也引发颇多斥责之声，有人认为它是作者在诺贝尔情结驱动下，迎合西方阅读趣味的一部投机作品。
不论褒贬如何，我认为抛开创作动机，这部获得国家最高文学奖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塑造，还是艺术技巧方面都达到了极高水准，真正展现了新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反映国家实施计划生育国策走过的艰辛历程，深刻剖析了生命和崇高精神在政治、资本下的软弱、卑微。
下面将从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塑造以及艺术技巧方面对作品进行分析。
一、国家意志·生命救赎·生命伦理
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思想内容，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计划生育的侧影
1798年，英国牧师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学原理》，最早预言：
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
并认为只有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灾难（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道德限制和罪恶（马尔萨斯所指包括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才能够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
他倾向于用道德限制（包括晚婚和禁欲）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
但中国自意识到人口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起，就把控制人口作为一项政策，与政治相挂钩。
马寅初在1957年7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新人口论》提出节制生育政策，但当时中国实际上实行的还是鼓励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人们普遍认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小说中对此有描述：
地瓜大获丰收，农村迎来生于高潮，地瓜小孩出生后，家长为其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1]，在政策的鼓励下，加之生育本就是在自然不过的人类行为，医疗水平又在逐步挺高，人口便迅速膨胀。
人口过快增长给国家、家庭造成巨大的压力，甚至使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计划生育就迫在眉睫。
其实，计划生育在普遍意义上是指一对夫妇生多少个孩子由每个家庭自己来决定，政府只是起着引导作用，但是在中国它就特指采用行政手段来控制人口数量。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与家庭个人生育需要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使得多数人本就对政策难以理解，再加上故事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封建传递香火思想根深蒂固的地方，计划生育就成为一项艰巨甚至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姑姑却用她的强硬手段完成了这项任务，我们可想而知这其中包含了多少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辛酸和农村多少群众的血泪。
尽管官方一味宣传的使用温和的方式提倡，但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其实是由国家计划并使用强制力实施的，这跟中国国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时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农村地区又是工作最难实施的地方，因此只能用野蛮的政策使人民服从，“在城市里，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外国，更用不着野蛮——那些洋女人们，只想自己玩耍享受，国家鼓励着奖赏着都不生——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讲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个听你的”[2]，小说中的姑姑作为那个时代计划生育工作者的缩影也饱含无奈。
对姑姑而言，她一方面要忍受自己内心的折磨，另一方面又要忍受群众因不理解而产生的敌对情绪，在出现问题时还要忍受领导的指责，计划生育工作真可谓是吃力不讨好，但姑姑凭借对党事业的忠诚，全身心投入计划生育工作，从这个方面来说，小说给人以崇高的感觉，让人们看到姑姑这个计生干部为党无私付出的崇高精神，但姑姑在抓计生工作时的野蛮行径又使她的这种崇高消解殆尽。
姑姑到“我”岳父家抓王仁美的一幕真可谓是计生工作者搞计划生育时的真实写照，姑姑首先告知前来围观的四邻：
“王金山的左邻右舍都听着！
根据公社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特殊规定，王金山藏匿非法怀孕的女儿，顽抗政府，辱骂工作人员，现决定先推倒他家四邻的房屋，你们的所有损失，概由王金山家承担。
如果你们不想房屋被毁，就请立即劝说王金山，让他把女儿交出来”[3]，肖上唇最先受到牵连，在自家的大树濒临灭顶之灾时，“冲到我岳父家大门前，发疯般地敲着大门：
王金山，我操你祖宗！
你祸害四邻，不得好死”[4]，在肖家的大树被连根拔起，下一个目标就是肖家的大门楼，并且可能要殃及其他邻居时，“我岳父家的左邻右舍们，一窝蜂拥到他家大门前，拳打脚踢那门，扔破砖烂瓦到院里。
有一个还拖来几捆玉米秸子，竖在他家房檐下，高叫：
王金山，你不出来就点火烧房子啦”[5]，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所用的让其“窝里斗”也被计生工作者灵活的运用了，而那些超生孕妇为逃脱姑姑的“追捕”也“把当年游击队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用上了”[6]，张拳的妻子耿秀莲冒着生命危险从姑姑的计生船上跳入水中，为不被姑姑发现，她凫水很长时间，又为逃离追捕不惜一切往前游，最终筋疲力竭，流产失血过多而死，两条生命就这样死在计划生育这把无形的铡刀之下。
以姑姑为代表的计生工作者与那些渴望生男孩传递香火的群众之间即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反映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最初实施时与人民意愿的背离。
小说无形之中似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
如何评判计划生育这项国策？
小说虽为我们描述了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一系列惨剧，但莫言也借蝌蚪之口为我们指出：
“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
事实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为全人类做出贡献”[7]，在这里莫言并不是完全认同了计划生育国策，而是要让我们在惨痛的故事中仍然以公允的态度对待它。
一方面，通过30年坚持不懈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成功实现了人口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有效缓解了中国在经济、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压力，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全面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计划生育的实施对中国成千上万的家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挑战了中国传统传宗接代观念，并带来剧烈冲突，深刻影响了中国一代人身体和灵魂。
（二）、重男轻女的揭露
重男轻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封建腐朽思想之一。
由于男性在体力与逻辑判断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女性在社会地位上便沦为男性的附属，重视男性，轻视女性，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小说中更是经常涉及。
《蛙》在第一部第一章中就有这样几个情节：
村里的车把式王脚在卸煤时看到自己的儿子王肝和女儿王胆也在看热闹时，便喝斥他们回家割草，王胆转头就跑，而王肝只是往后缩缩，并不走，这个微小的细节一方面说明王胆胆小，惧怕父亲，但同一个家庭的孩子，为何女儿那么怕父亲，这其中隐含的男女在这个家中地位高低就可想而知。
王脚驾的驴子咬伤了女儿王胆，他只是“从路边石灰堆上抓起一把石灰，掩在王胆头上，把她提回家去。
他没打骡子，却抽了老婆一鞭”[8]，可见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王脚心中的地位是何等低下。
重男轻女的观念更是影响到父母的生育意愿，莫言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家庭喜欢男孩胜过女孩的原因，这种偏好源于男孩能够养家和传递香火，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人们为生男孩而无休止的生育。
小说中耿秀莲、王仁美、王胆等都是重男轻女思想下的牺牲者，她们为生育男孩而与计划生育国策相抗争，最终酿成一系列悲剧，这是女性的悲剧，更是对重男轻女腐朽思想的控诉。
（三）、赎罪主题的展现
莫言十分关注其作品中的赎罪主题的展现。
文中人物的罪恶感几乎都源于对生命的戕害，这些戕害“包括直接或间接导致其他人生命丧失、生命诉求不能实现、生命过程无法完整、生命尊严受损或丧失等诸多状况”[9]。
最沉重的罪，在于对生命的扼杀。
《蛙》深刻地展示了对生命的摧残、对摧残生命的反思以及对摧残生命的救赎过程。
蝌蚪把自己快要足月生产的妻子王仁美送上流产手术台，最终导致她们母子双双送命，他感到自己的罪可以用写作这种方式来赎，但最后罪恶感并没减轻。
杨林在文革中屈打成招承认与姑姑通奸，玷污了姑姑的清白，他想以娶姑姑这种方式来赎自己的罪，但姑姑的拒绝使他赎罪的愿望无法实现。
小说中蝌蚪写信的对象彬谷义人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来赎自己父亲在侵华战争所犯的罪，他对父辈犯下罪行的勇于承认得到了蝌蚪、姑姑等人的谅解，但日本在侵华中的野蛮行径永远不能被人原谅。
小说中罪恶感最深重的要数姑姑了，在国家计划生育的过程中，她严苛执行政策，不仅把几千婴儿送进了地狱，而且导致了耿秀莲、王胆、王仁美的死亡，她嫁给泥塑艺人郝大手，想通过给那些被她夺去生命的胎儿塑像、供奉、使其重新投胎的方式赎自己的罪，但这不过是自欺欺人。
当返乡养老的小狮子疯狂地准备找人代孕时，她一反常态地极力支持，并且与小狮子合谋通过找陈眉代孕最终为蝌蚪生了一个儿子，这其实也是她救赎自己在计划生育中所犯之罪的表现，因为她觉得对不起小狮子，小狮子作为她的帮凶遭了报应，始终不能生育，而她想以这个孩子代替王仁美腹中没资格降生的那个孩子，但这却给陈眉带来更大的伤害，犯下更深的罪过。
戕害生命之罪到底能不能得到救赎？
莫言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通过艺术来赎罪的可能被否定掉了。
经由艺术家自身精神及生命灌注、血气滋养的艺术品可传达生意、表现生命，能带给人生命的感动、心灵的慰藉，郝大手和秦河的泥塑都能达到这个境界。
但泥塑的生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代替血肉鲜活的生命个体。
姑姑妄图通过泥塑艺术赎罪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只能获得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
同样，万小跑通过写作这种更不直观的更不感性的方式来赎罪也只能是一个幻想。
这正好回应了美学上的一个难题。
英国评论家罗金斯曾问：
“维纳斯雕像和血色艳丽的英国姑娘，哪个更美？
”回答应该是，血色艳丽的英国姑娘更美。
任何以鲜活的生命为母本的艺术，其价值都不会超过生命本身。
生命的至高无上决定了艺术无法完成真正的救赎，救赎便只能藉由生命自身来完成，这似乎是一种可行的途径。
姑姑她们最后通过一个新鲜的生命来代替那个还没降生就被扼杀的生命。
但是，实际上这是代替、是补救而不是赎罪。
并且这种补救以对陈眉的伤害为前提，实际上又造下了另一桩罪。
生命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惟一的，是不可替代的，个体生命的过程也是不可逆的。
就像小狮子不可能替代王仁美，由陈眉代孕而生的孩子也不能取代王仁美腹中的胎儿，已死的生命个体也不会在新生的个体上复活。
生命的个体性、唯一性和不可逆性就决定了致死之罪无法救赎。
从生命本位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主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姑姑、小狮子，还是被迫将自己妻子送上手术台而导致她死亡的蝌蚪都是有罪的，终其一生，他们都无法摆脱罪恶感的纠缠，莫言有意设计了一个余华式的结局，“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利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
”姑姑只能在煎熬中绝望地活着，姑姑的罪至死难赎。
（四）、生命伦理的思考
莫言的作品几乎都彰显着对生命的关注和思考，从高扬着野性和血性以及旺盛生命力的《红高粱家族》开始，“生命”主题就一直充斥在莫言的作品中。
《蛙》中的生命之思，把“生命意识”体系化成“生命哲学”，在平实朴素的叙述下，将生命的一系列问题以感性的方式呈示出来。
之所以至高无上的根源、生命过程的必要和可贵、生命欲求的正当、生命尊严的贬损与维护、生命力的衰弱与延续、生命不可预知的困境、生命的救赎等
生命是至高无上的，生命之崇高源于生命对人类一切价值的先在和超越。
生命赋予了人类一切行为和追求的价值和意义；失去生命，人类的一切都枉然。
人类总是拷问人生的目的，其实生命自身就是目的，因此，它不可被当成工具使用，不可被毁损，不可被以各种名义剥夺。
小说以“蛙”命名，强烈地昭示着生命的至高无上，而作品中又充斥着死亡，小说用“死亡”这种极具冲击力的形式反衬生命的珍贵。
耿秀莲、王胆两人的死亡，根源在于传统伦理中将女人当做传宗接代工具的观念与计划生育国策的剧烈冲突，而王仁美的死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包含着个人的功利（万小跑的前途，姑姑的工作开展）。
在小说中，作者刻意描写生命因各种原因受到损害，通过刺痛人心的故事来激发出人们对生命的渴求与珍惜，生命的至高无上在反衬下更显得不容置疑。
生命既然是至高无上的，那么生命欲求中的生存欲、性欲、爱欲就都是正当的。
在《蛙》中，莫言没有涉及没有用过多笔墨去写生存欲和性欲，却浓墨重彩地写到爱欲：
姑姑对王小倜的爱、秦河对姑姑的爱、王肝对小狮子的爱、王仁美和万小跑的爱、陈鼻和王胆的爱等等。
生命的不可评判性让爱欲这种生命欲求也同样不可被评判，但实际上爱欲却常常被评判，家庭出身、社会地位、道德伦理等常常影响着人们对爱与正当性的评判，这种评判无论对爱人者还是被爱者都无疑是悲剧。
姑姑对王小倜的爱无疑是符合社会评判体系的，人们认为医生与飞行员是匹配的，但姑姑的悲剧在于王小倜不爱她，王小倜对姑姑“红色木头”的评价其实正说明了他对这种评判体系的不认同。
这桩爱情悲剧造成姑姑一生悲苦。
此后，“红色木头”更“红”，她严苛执行国家律令在这种原因下也变得可以被理解了。
秦河对姑姑的爱和王肝对小狮子的爱都是正当的，并且一往情深，让人感动不已，却不符合社会评判体系，自然都没有好结果，文本平实的文字背后，隐藏着莫言对“生命欲求正当”的呼喊。
生殖作为繁衍生命的方式同样是正当的，甚至是庄严的。
但这种正当性却遭到了挑战。
传统伦理观念中的性别选择、自然伦理对家庭阴阳平衡的考虑，国家政治的强制力等让生育不再自由，但生命在挤压中扔要求着延续，人们甚至不惜对抗国家律令、道德伦理。
超生、偷生可能会付出严重到丧失生命的代价，但仍然有人故意“违法”。
代孕、包二奶超生，挑战的不仅是法律，还有道德伦理，但具备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的人照样趋之若鹜。
作为知识分子的万小跑得知小狮子让陈眉代孕之后极度愤怒，无法忍受这种近乎乱伦的荒诞行为，一直想着要把陈眉腹中的胎儿扼杀掉。
但当他在大街上被张拳的外孙——“勇猛的像小豹子似的男孩”——刺伤、追杀，被张拳的两个女儿辱骂、厮打，疲于奔命奄奄一息之后，想法改变了，“我迫切地需要这个孩子！
”这种转变，其实是在意识到自身生命的衰弱之后，强烈需求生命的延续、强烈需求一个强大的生命从而获得安全感所致。
生命延续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权利，它虽然被挑战，却依旧是人类最强烈的追求。
（五）、崇高精神的消解
崇高是一个美学范畴，西方哲人大都是在“美统真善”的意义上讲崇高，赋予其以人格尊严和人的自由的内涵，中国哲人更多地是在“美善合一”的意义上讲崇高，赋予其以道德的人格审美意蕴。
《蛙》这部作品花费大量笔墨在写人格尊严的被损害、人的不得自由以及道德人格的沦丧，从审美的角度看，一切似乎都不崇高了。
我们可以从小说中的姑姑身上看到“生命的意义由神圣而虚无，由肯定而否定，由崇高而消解”[10]。
首先作为妇科医生的姑姑承担着迎接生命的崇高意义，但政治的来袭使姑姑由天使变为魔鬼，这一转变印证着国家政策律令的正义性和进步性被粗暴的执行削弱甚至消解，她从生命的捍卫者转而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她对于生命人格尊严的践踏。
严苛的计划生育在多年后变得形同虚设，但生育又被卷入资本的暴风骤雨中，作为当年计划生育政策坚决执行者的姑姑和小狮子竟然在袁腮的代孕公司找到为蝌蚪传宗接代的工具——陈眉，陈眉成功怀孕，生下儿子。
但是，这个儿子被说成是小狮子和蝌蚪的儿子，晚年的姑姑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却又陷入资本的狂流中，陈眉生下儿子，但是姑姑和小狮子却剥夺了她养育儿子的权力，生命、人格尊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沦为资本的奴隶，而姑姑也在商品利益下不知不觉再一次成为剥夺人生命尊严的帮凶，我们发现姑姑身上的崇高精神被一步步消解。
万小跑写了几部“没人看的剧本”，最后决定返乡养老；陈鼻不仅永远失去了心爱的王胆，而且伤害了自己一对苦难的女儿，在浑浑噩噩的余生还是得到了饱经磨难的女儿陈眉的照顾，看上去无比坚硬的、值得捍卫、值得追求的“有价值的”东西，在时间中慢慢弱化、消散，越来越虚无，崇高精神最后被消解殆尽。
二、姑姑角色的多维观照
莫言说，对计划生育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揭示在60年道路上一个奇人怪事，“就背离了我的初衷，我主要还是想把计划生育历史作为背景，小说是写人，表现人。
所以，这部小说写完了以后，我还比较满意的就是我写出来的这个姑姑——乡村妇科医生的形象”。
《蛙》中的姑姑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
小说中的人物，对姑姑的看法就有分歧：
被姑姑接生过的妇女认为她是送子娘娘，姑姑的上级领导对她评价很高；蝌蚪，也就是小说叙述者认为她是忠心耿耿的，落实国家政策的功臣；而受到她迫害的群众称她是活阎王。
小说评论者们对这个人物更是说法不一，比如有“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11]、“符号化了的时代英雄”[12]、“驯服的革命工具”[13]、“冷血动物”、“魔鬼”等等不同的评价。
小说中的姑姑矛盾地拥有着双重身份：
她既是一个妇科医生，一生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又是坚决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计生干部，人又称之“杀人妖魔”。
（一）、圣母式人物
《蛙》中姑姑的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一位优秀的、从医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悲剧色彩。
在高密，经过她的手诞生了很多新的生命，所以她被乡亲们视为“送子娘娘”,她是个隐去了年龄和辈分的圣母式人物。
小说中的姑姑同样也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她根正苗红，幼年时期就有智斗日本司令的传奇经历，这让人们对她敬重。
作为妇科医生，姑姑接生过近万名婴儿，从鬼门关中抢救妇婴生命，是当之无愧的生命拯救神，从本性上说是对生命充满了尊重和关爱，当她看见新的生命诞生时的那种喜悦，对新生儿那种独有的爱怜，都体现了她对于生命的热爱。
在计划生育中她确实残害了许多生命，但我们不能忽略她为抢救那些妇女多次给做流产大出血的孕妇献血，在她的身上的确有着圣母般的光辉。
（二）、魔鬼般形象
送子观音姑姑在文革和计划生育中的一些行为又给人以魔鬼般的印象。
文革初期，姑姑是卫生系统的“白求恩战斗队”的发起人之一。
“她十分狂热，对曾经保护过她的老院长毫不客气，对黄秋雅，那更是残酷无情”，老院长因为不堪忍受凌辱而投井自杀。
黄秋雅在后来的计生运动中，因张拳诬告被姑姑当了替死鬼。
姑姑晚年的“忏悔”对此竟然毫无悔意。
当然，姑姑的主要“行状”还是体现在她作为一名忠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的“杰出”表现上。
在这方面，姑姑的变态和疯狂的人性可以说是暴露无遗。
在面对超生者张拳的疯狂和凶狠时，姑姑表现得比张拳还疯狂。
先是替小狮子承受了张拳的凶狠的一击，被打得“头晕耳鸣，眼冒金星星，视物皆血红”后，又要民兵把抢过来的棍子扔回张拳，“姑姑冷笑着”，“指着自己的头，说，往这里打！
打呀！
”硬是把张拳的气势给压下去了。
在处理王仁美事件时，姑姑的无理和疯狂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她居然不是直接对王仁美家下手，而是先对王的邻居下手，先用链轨拖拉机拔倒邻居的树，再拉倒邻居的大瓦房。
竟然以这种极其无理、野蛮的殃及无辜的方式，来对王施压，并以此无理威胁邻居对王采取行动。
疯狂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在对付王胆的偷生事件时，更是显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胆略和智慧”，先是大放烟幕，布疑兵，迷惑对方，同时布下天罗地网，引得王胆上了木筏，然后开始围追堵截，逼得王胆走投无路。
“对于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来说，这样的举动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甚至被斥之为‘恶魔’”
小说最后姑姑用一段话给自己作了一个总结：
“就是这双普普通通的手，将数千名婴儿接到了人间，也是这双普普通通的手，将数千名婴儿送进了地狱！
姑姑的手上沾着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
用芳香的血洗掉腥臭的血……”
（三）、悲剧性分析
姑姑的一生可谓是个悲剧。
一方面，她对于生命有着高度的热爱，另一方面，她又有对党的事业有着绝对忠诚的态度，对生命的热爱让她渴望生命的到来，对党的无限忠诚有要求她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必须毫不留情的毁灭生命。
因此，姑姑在前半生为工作鞠躬尽瘁，后半生却又用生命去忏悔赎罪，对于姑姑来说，两种矛盾的身份却又必须做到统一，她的一生因而活在无法逃脱的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
三、《蛙》的艺术技巧
（一）、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叙述方式
《蛙》共分五部，分别以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引出，《蛙》的第五部是一部戏剧，写作剧本的参照对象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萨特。
这种信件、小说及戏剧熔于一炉、天马行空般的讲述方式在当代中国小说中比较罕见。
《蛙》的写作匠心独运，5个章节分别由4封长信和一部9幕话剧组成。
写信式的讲述不仅方便了莫言的写作，也接近了时空的距离以及作者与读者的距离。
话剧则是对信件部分另一种角度的重新叙述和有效补充，它把莫言对生命的敬畏与膜拜情结向更纵深处推进，整部小说也因之更加富有意味和张力。
对于小说的结构，莫言首次采用了书信体的方式，在小说结尾还用了一个剧本。
“我2003年写的初稿就是，我作为一位剧作家在剧场观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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