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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20日），字豫才，原名樟寿，字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浙江绍兴人，为20世纪中国的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价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平[编辑]
早年[编辑]
1881年9月25日（中国农历八月初三），鲁迅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府城内东昌坊口（今属绍兴市越城区）的一个书香门第，名为周樟寿。
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在北京任官员。
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
父亲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亲鲁瑞。
1892年，11岁就读于家乡绍兴的寿镜吾开设的私塾三味书屋。
1898年，17岁离开家乡的三味书屋，进入金陵的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周树人。
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并与陈衡恪结下友谊，
1901年毕业。
1893年（光绪十九年），祖父周福清因为科举舞弊案而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
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入狱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须花费大笔资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
家道开始衰落，同时其父亲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
家庭的变故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
而童年的生活场景，百草园、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带的农村等地，成为后来鲁迅的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重要素材来源。
鲁迅颇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爱读新思想的书，尤其是翻译的小说。
留学日本[编辑]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笔记，上有藤野先生的注解
鲁迅像（仙台市博物馆）
鲁迅与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著名作家都为留学日本派。
1902年2月，21岁的鲁迅赴日本，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2年后（1904年9月赴仙台）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改制东北大学医学部）学习现代医学。
鲁迅选择学习现代医学，是因为父亲的病故造成他对中医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他是东北大学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仙台唯一的中国留学生。
在仙台给鲁迅影响最大的是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
在周作人所著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和许寿裳所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两部书中，两人都曾引用过鲁迅的医专同班同学医学博士小林茂雄公布的鲁迅学年成绩：
∙解剖学59.3分
∙组织学73.7分
∙生理学63.3分
∙伦理学83分
∙德语60分
∙物理60分
∙化学60分
∙平均65.6分，全班第68名（班上同学142人）
可见鲁迅考得最好的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伦理学。
自然科学和医学专业科目成绩较普通，只有藤野担任的解剖学一科没有考及格。
总成绩正如鲁迅在《藤野先生》文中的自述：
“同学100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
对此班上部份同学认为是“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
”1994年，渡边襄发现成绩算错：
生理学上学期60分，下学期75分，单科学年平均65分，不是63.3分，学年总平均65.8分，学年平均83分的伦理学等第登录成丙等。
[2]
鲁迅后来作有《藤野先生》，对这篇作品也非常重视，1935年日本岩波书店要出《鲁迅选集》日本语译，他要求执行选集编译工作的自己的学生增田涉：
“我看要放进去的，一篇也没有了。
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
”鲁迅身后，藤野也发表《谨忆周树人君》一文回忆鲁迅留学生活。
鲁迅在医校学习一年以后，便从学校退学。
他本人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称自己是因为受到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电影片里，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本军逮捕要枪毙，喜欢在场围观的也是中国人这类事实的刺激[3]，认为“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学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
据永田圭介的专著《秋瑾——竞雄女侠传》在1905年秋瑾回国前曾在陈天华追悼会上对反对回国的鲁迅许寿裳等人痛骂，还拔出了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厉声喝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
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
1906年3月，尊母命回国与朱安结婚。
本年秋天鲁迅携二弟周作人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
1907年曾拟创办杂志《新生》，因经费问题未能如愿。
1908年师从章太炎，加入光复会（周作人认为并未加入），并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了一些东欧和俄国的短篇小说，就是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不过销量平平。
太宰治生前接受委约，创作了一部描写鲁迅留学生活的小说《惜别》，1945年出版。
回国任职[编辑]
1909年，28岁的鲁迅从日本回到中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生理学化学教员、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绍兴师范学校（今绍兴文理学院）校长等职务。
1911年写出第一篇小说《怀旧》（文言文写作）。
1912年，31岁的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凯做大总统后，随政府搬到北京，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1科科长、教育部佥事。
这时，他经历一段思想苦闷时期，对社会改革颇感失望，沉迷于收集研究拓本之中，校编谢承《后汉书》、《嵇康集》。
后受钱玄同影响，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北京大学兼职讲师。
（注：
鲁迅当时在北大兼职讲师，并不是北大职工。
因为当时蔡元培校长定规，到北大任职，必须辞去原来职务，而鲁迅是教育部里资料抄写员。
这里往往被写北大历史的人搞错，生拉硬拽把鲁迅也当成北大职工。
）
1918年，37岁的周树人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中国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短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
1921年12月，他还生动地塑造了阿Q形象，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
1924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人创办同人周刊《语丝》。
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访紫禁城，北京方面安排鲁迅与泰戈尔会见且合照。
当时中国文坛对于泰戈尔访华的评价趋于两极化，鲁迅将其访华评价为“做了一瓶香水”。
鲁迅共做了14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公务员，级别是荐任，机关是教育部，单位是社会教育司（司长是夏曾佑），历任第1科科长和佥事（辅助司长的高级幕僚）。
主要的业绩有：
担任国语统一会教育部代表，协调制定注音字母（与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共同提议并执笔文案“统一读音，不过改良反切，故以合于双声叠韵的简笔汉字最为适用”）；与钱稻孙、许寿裳2位科长合作中华民国国徽设计案，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说明书全文详见2005年版《鲁迅全集》）；并设计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徽，系“北大”二字的美术字体；分管图书情报（图书资讯）业务：
督导京师图书馆（后来的北京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等。
直到被教育部时任署总长章士钊免职为止。
为此鲁迅向中华民国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胜诉，依法可以复职，但他选择离开政府体系。
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总长后签署了让佥事周树人复职的命令，并以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身份发出新的教授聘书，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周树人易培基等都被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通缉了[4]（注：
鲁迅并没有被通缉）。
蔡元培将教育部改革为大学院期间，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工资300圆。
大学院改回教育部后，这笔工资名义改为“教育部编译费”，仍按月支付。
1932年起，鲁迅不再兼任教育部“特约编译”。
在厦门和广州[编辑]
在广州图书馆前的鲁迅与许广平雕像
1926年8月，鲁迅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抗议三·一八惨案，被北洋政府通缉（注：
鲁迅并没有被通缉，这里《而已集·大衍发微》有错），于是南下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
数月后，1927年1月16日，46岁的鲁迅离开厦门，18日抵达广州，19日晨在孙伏园、许广平的陪伴下“移入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并与自己29岁的学生许广平同居。
当时是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请鲁迅到校。
鲁迅日记：
1月26日“晚往骝先寓夜餐”；2月1日（除夕）“夜往骝先寓夜饭”，骝公邀鲁迅共吃年夜饭。
不久又聘顾颉刚来校，顾北大毕业才6年就当研究教授，鲁迅很不服气，声称只要顾来他便走人。
2月18、19日，赴香港在上环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两场题为“无声的中国”及“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
晚年在上海[编辑]
摄于1936年
上海多伦路文化名人街鲁迅足印
1927年10月，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到达上海，10年之久，他一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区域（所谓“半租界”，是指今天虹口区北部鲁迅公园一带），那里有特殊的政治环境保护他写作免遭迫害，以及他不少的日本朋友。
1930年起先后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但鲁迅与左联领导有很多思想上的冲突，因而有人认为他是自由作家。
1927年到1936年间，鲁迅创作了很多回忆性的散文与大量思想性的杂文，翻译、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
鲁迅在上海期间，和宋庆龄、陈赓有交往。
鲁迅所主持的文学团体和郭沫若、郁达夫主持的文学团体有矛盾。
鲁迅扶植奖掖文学青年，包括柔石、白莽、萧军、萧红等，也和化名狄克的张春桥进行过论战。
自1931年起，鲁迅大力倡导木刻版画，由此开始了中国创作版画的历史。
1933年，鲁迅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凭吊柔石、胡也频等被国民党捕杀的五位“左联”成员。
[5]中共宣传部长李立三写信给鲁迅希望他用真名骂蒋介石，鲁迅拒绝说：
“文章很容易写……但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
”[5]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点二十五分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病去世，年55岁。
他的死讯引起全中国的注意，在上海上万民众自发为他一个文艺界人士举行前所未有的隆重的葬礼，民众代表在其灵柩上覆盖写有“民族魂”的白旗，轰动一时。
第一次从万国殡仪馆启灵时的抬棺人共12人，分为左右两排，最前面的两个是巴金、鹿地亘，后面依次为胡风、曹白；黄源、张天翼；靳以、姚克；吴朗西、周文；萧军（田军）、黎烈文。
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
[6]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鲁迅的遗嘱共有7条，其中前几条交代丧事从简，第5条交代幼儿周海婴“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第6条是对别人应许的事物不可当真，最后一条是万勿接近“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
”
关于鲁迅之死，亦有一些争议。
鲁迅之子周海婴曾撰文，怀疑是其信任有加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致其得不到正常治疗而早死[7]，后经证实，鲁迅的真实死因应该为由肺结核和肺气肿诱发的严重气胸。
[8]
家庭[编辑]
1906年，25岁的鲁迅从日本回国，遵照母亲的意见而与时年28岁的朱安结婚，但一生未与朱安同床（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称“多年来只有两三次”）。
婚后第四天鲁迅东渡日本（参照周作人日记，鲁迅当年并非婚后第四天东渡，而是秋天才动身的，八九月份之间）。
1927年10月8日，鲁迅在广州与许广平同居。
1929年，儿子周海婴在上海出世。
鲁迅有三个弟弟：
周作人（1885－1967）、周建人（1888－1984）、椿寿（1893～1898）、一个妹妹：
端姑（1888年，出生十月即早夭）。
周海婴之子为周令飞。
周令飞在1980年代时与来自台湾的女同学张纯华相恋并移居台湾。
他的女儿周璟馨（即鲁迅的曾孙女）曾参加台湾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并成为热点人物。
作品[编辑]
鲁迅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灵活，风格鲜明独特。
在他55年的人生中，创作的作品，体裁涉及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
有《鲁迅全集》二十卷1000余万字传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对新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小说[编辑]
鲁迅以小说创作起家。
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
其后，鲁迅连续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鲁迅逐渐放弃了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创作，转向杂文写作。
鲁迅后期小说结集为《故事新编》。
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名篇迭出。
他前期的小说往往没有离奇曲折的剧情，而是以清末民初的底层百姓生活为主，注重细节描写，能在点滴间以白描手法鲜明刻画人物，并挖掘微妙的心理变化。
主要表现底层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艰辛。
“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9]后期作品则以借历史典故映射现实生活，风格从容充裕、幽默洒脱，大异前期。
代表作有《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故乡》等。
主人公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在大陆妇孺皆知。
一般认为，代表鲁迅最高文学成就的作品是散文诗集《野草》。
鲁迅1933年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所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手稿）
杂文[编辑]
鲁迅首创了以论理为主，形式灵活的新文体——“杂文”，并将之发扬光大。
他的杂文数量极多，题材广泛，形象鲜明，论辩犀利，文风多变，毛泽东誉之为“匕首”和“投枪”（匕首投枪一说本于鲁迅《南腔北调集》中的《小品文的危机》），深入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
代表作有《二心集》、《华盖集》等。
散文[编辑]
鲁迅散文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主要作品结集为《朝花夕拾》和《野草》。
前者以追忆儿时往事为主，平易晓畅，风趣生动。
代表作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
《野草》则以尼采式的散文诗形式，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批判反思，反映了作者当时虚无主义的悲观心境。
语言色彩艳丽而冷峻峭拔，意象独特而富有暗示性，意境晦暗幽深。
对日后中国白话散文诗的发展有着一定影响。
诗歌[编辑]
鲁迅并不看重自己的诗歌创作，只是偶尔为之。
其诗作传世无多，主要以旧体诗为主，多有佳句。
早期诗歌深受古诗影响，多吟咏离情感伤。
留学日本时作《自题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真切动人，境界大开。
《四一二事变》一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写出乱世友人遭逢政治迫害情景，令人为之动容；赵聪《三十年代文坛点将录》说，时人称“三百年来无此作！
”。
1922年创作《彷徨·题辞》：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描述文学创作路上呕心沥血孤行，也是著名代表作之一。
相较同时代的其他诗人，鲁迅的诗歌在当代被引用的频率很高。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题三义塔》），是常被引用来表示国共和解，和海峡两岸和解的名句，如温家宝在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是否会对台湾释出更多的经贸优惠政策”，温家宝回答中引用这句话。
[10]“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则常被引用以自况。
鲁迅翻译的两本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FromtheEarthtotheMoon）和《地底旅行》。
（VoyageaucentredelaTerre）
译作[编辑]
鲁迅也以译作著名。
在鲁迅留下的1000多万字作品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
他在前期主要翻译欧美文学及日本文学作品，如尼采、凡尔纳等，后期则主要翻译东欧文学及苏联文学的革命文学作品。
他的翻译强调忠实原文，有时甚至连原句的结构也不加改动，以“硬译”风格闻名。
他曾希望借引入欧式的长句，来增加汉语对复杂关系的表现力。
据统计，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
[11]
鲁迅的语学素养[编辑]
鲁迅的古文、日本语水平很高，德语也相当不错，在陆师学堂附属矿路学堂就已开始学德语，到了日本以后，旧日本帝国的现代医学流行用德语，德文是医学专业必修的外国语文（所以留日学医卒业的郭沫若也能读点德文）。
鲁迅在仙台1年半，德文从来没有放掉，时时有在看书。
鲁迅生前曾多次公开宣称“我不懂英文”：
∙“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含义究竟怎样”（《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说几句。
”（《〈野草〉英文译本序》）
∙“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译本。
”（《杂忆》）
《〈阿Q正传〉的成因》里，鲁迅说完“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
”又接着说“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
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从这里也就可以知道，鲁迅还是能看点英文的，只是水平不能和他掌握得较好的几个语种相比。
《鲁迅日记》附载的《书帐》（图书采买纪录）里面可以看到鲁迅买的很多外国书名，有相当数量的英文书。
周作人《鲁迅与英文》一文说：
“他是反对英文的。
在光绪戊戌（1897）年他最初考进水师学堂，也曾学过英文，Question这字他当然是认识的，不久改进陆师附属的矿路学堂，便不学了，到了日本进了仙台医校之后改学德文，这才一直学习，利用了来译出好些的书。
他深恶那高尔基说过的黄粪的美国，对于英文也没好感，自然他也很佩服拜伦雪莱等诗人，觉得从英文译书也可以，但是使用整句整个英文字的作风是为他所最反对的。
他不用阿K而偏要用Q字，这似乎是一个问题。
不过据他自己说，便只为那Q字有个小辫子，觉得好玩罢了。
如有人不相信这个说明，那自然也是可以的。
”
鲁迅不赞成说话和文章夹杂英文，在文章中带有英文时常有讽刺性：
“连契诃夫（A．Chekhov）和安特来夫（L．Andreev）的有些小说也都在禁止之列。
于是使书店只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如Mr.Cat和MissRose谈天，称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Mr.Cat是猫先生；MissRose是玫瑰小姐）
“古貌林！
”
“古鲁几哩……”
“O．K！
”（《理水》，古貌林是英语早上好的拟音）
写作目标群[编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十六卷
鲁迅说他写作的目的，一是“为那些为中国的改革而“奔驰的猛士”，他们在寂寞中奋战，我有责任为他们呐喊，要给予他们哪怕是微弱的慰藉”。
二是为那些“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美梦的青年，正是因为他们，我‘必须在作品中’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感有所扼制（何况我对于悲凉感本身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三是他的敌人，鲁迅说，“我的敌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干嘛要让他们那么愉快呢？
我要像一个黑色魔鬼那样，站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感到他们的不圆满”。
其他[编辑]
鲁迅在学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著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
此外还有《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等存世。
评价[编辑]
对于鲁迅的评价以正面为主，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海外的普遍都很高。
正面评价[编辑]
鲁迅1930年照于上海
在中国，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
大多数人承认他是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
两岸政府对他的不同的政治化评价，使当代对鲁迅的真实思想需要重新澄清。
比较重要的当代鲁迅研究学者有王瑶、林辰、朱正、王得后、钱理群、李欧梵、周策纵、王富仁、陈漱渝、汪晖、张梦阳、徐麟、王乾坤等。
学者严家炎、何满子、邵燕祥、林贤治、王元化等对鲁迅先生多有著述；而作为艺术家的张仃、吴冠中、陈丹青、范曾等大家对鲁迅先生也有精彩的论述。
大多数人认为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
他的小说使用富有创造力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阐释，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散文诗集《野草》被认为是当时少有的展现出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其杂文，由于特殊的发表环境，在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蕴含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
这一政治立场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是鲁迅思想中最为复杂的地方之一。
中国共产党对鲁迅有高度评价。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12]，并将中共在延安创办的文学院取名鲁迅文学院，后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
共产党掌权后，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
鲁迅的众多文章被选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
现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鲁迅研究机构和专门的鲁迅研究杂志。
不过，据2001年出版的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记载，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13]。
但毛泽东曾于同年3月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
“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
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14][15]，因此毛泽东对罗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对鲁迅敢说真话的赞赏。
1950年曾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提问：
“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
”当时任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亲自回信答复“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16]
由于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官僚腐化，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严重打压。
1949年后，鲁迅在台湾也一直被当作国民党的反面教材加以贬低。
不过，近年台湾也有推动鲁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鲁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说：
“中国自有新文学以来，鲁迅当然是引起最多争议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诠释鲁迅的某一作品而获得博士学位者，也早已不下百余位之多。
”出版小引希望“还原历史的真貌，让鲁迅作品自己说话”。
的确，鲁迅作品引起的正反两面评价之多、之极端，不但是新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
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长期间，有人向蒋介石告密鲁迅隐匿在教育部做特约编辑，蒋介石回答：
“这事很好。
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
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
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
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17]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评价鲁迅：
“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作家。
”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
鲁迅是（中国）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作家。
著名作家木心：
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
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
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
蔡元培：
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说、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
何等学力!
陈独秀：
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郁达夫：
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
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
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
是鲁迅。
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
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
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曾澄清鲁迅拒绝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说：
“鲁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个时候，1930年代根本就没有外边的人知道鲁迅是谁，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呐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原话如此，经查证，鲁迅作品最早被翻译为西方文字，是1936年8月英国乔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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