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价值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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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中的核心价值观教学探索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价值观教育中的理论问题
第一节价值观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必要性
一、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危机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狄更斯
百余年前狄更斯的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概括我们这个时代的割裂特征。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中国的崛起令整个世界瞩目甚至觊觎。
中国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并且在这条大路上愈行愈远。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道德危机、信任危机、生存危机、社会危机，都在各个角落、各个层面聚积起来，拷问着每一个生存其中的个体的灵魂。
“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一议题，不再指向上世纪肉体层面的解脱奴役与枷锁，而直面今天国人灵魂深处的忧虑和危机。
“自由”和“解放”成为了形而上的迫切渴求。
面对这样一种焦灼的局面，有人从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寻求突破的可能，有人从宗教的层面寻求现世的解脱，也有人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寻找自由的契机。
一时间，意识形态泛滥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
自国门打开以来，西方的意识形态随着“师夷长技”的风潮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发芽。
中国“师夷长技”的现代化道路不可避免地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互伴生。
而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资本逻辑就进一步乘风破浪，迈开步伐。
它既给中国带来了GDP的惊人增速，也内在蕴藏着与生俱来的危机与秘密。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实比过去的生产方式更为进步，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解放。
但是，这一生产方式也有其内在矛盾，并且以更隐秘，却更顽固的机制实现其统治。
这不仅仅有经济危机的痼疾，更有不为人知的意识形态统治的秘密。
而这一意识形态统治并不再是理论形态的灌输和宣传，而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再生产出来的物质机制与心理机制，甚至是身体机制。
其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宣扬的“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假象，它以物化的现象掩盖了背后的剥削奴役关系。
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总是在现象层面呈现为平等交换的过程，而在这一平等交换的背后，则是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剥削关系。
然而通过资本主义的特殊生产方式，这一剥削关系总是隐匿起来，以物与物之间的平等交换关系掩盖了这一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
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拜物教秘密。
这一隐秘的机制不仅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也在意识形态的观念层面发挥其作用。
当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迷惑于这一表面的物象时，它就误认了资产阶级社会表面的平等和自由，而无法理解其内在的、本质层面的剥削与奴役。
因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宣扬的自由和平等，总是一种假象。
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能实现“自由”和“平等”，它甚至还是当今社会“自由”与“平等”的最大障碍。
除了上文提到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层面的阶级剥削以外，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实施上都渗透着资本对于主体的奴役。
这使得主体从来都不是自由的，正当他自以为是在自由选择的时候，恰恰都是被资本逻辑所决定的。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消费社会”的运作机制。
当主体作为消费者在自由选择商品的时候，事实上他的消费方式、消费范围都是被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他的消费欲望又是被资本的导向所建构的，资本通过对主体在消费过程中的控制和计算，完美地实现了资本的顺利周转，同时也加深了对主体的隐秘剥削。
鲍德里亚还指出，消费者通过消费行为，可以满足自己提升阶级地位的虚幻欲望，从而消解阶级斗争的尖锐矛盾，进一步稳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不仅在消费过程中，事实上，资本通过对于主体意识形式的渗透与建构，实施着其统治权力。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以内，都无法克服这一对主体自由的奴役与践踏。
面对当今社会的主体焦虑，很多人纷纷回到宗教世界的怀抱中，寻求现世的解脱。
宗教价值观成为当今国人时髦的新宠。
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中国本土的佛教、道教，还是西方舶来的基督教等等，无一例外都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病。
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总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理解问题、解决问题。
比如佛学中有著名的“空论”。
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缘起性空”。
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发生和消解，都是有条件的，因此，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
因此主体面对事物的生生变化，就要破除执着，从而消除烦恼。
这一理论从其认识事物的角度来看，有其深刻的道理，它也坚持了在认识领域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思想。
然而从其解决问题的思路来看，却难逃唯心主义方法论的窠臼。
简言之，它将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落实在人们的认识中，而事实上，不管人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身的存在总是客观的，并不因为人们认识的改变而有所变动。
如果将解放的希望落实在人们认识的改变上，那么所能发生的只能是人们认识层面的解脱，而非现实世界中的解放。
因此，宗教的世界观总是保守的，呈现为一种逆来顺受的，对于现实世界的妥协与让步。
我们再来看看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风潮。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正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的根基与宝贵财富。
它深深浸润着国人的性格、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面对这当今社会的种种危机，复兴传统文化成为很多国人的希望所在。
而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因素，对于调解当今社会的矛盾，也确实有着“经世致用”的现实效果。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作用的现实基础早已失却，因此，当我们再想把传统嫁接到这一崭新的历史时代之上时，很多时候可以治标而不能治本。
比如当我们面对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村留守家庭中的孤寡老人和儿童时，来谈论传统的“孝道”，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
当我们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来拷问国人的“诚信”，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
我们会发现，种种问题并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伦理道德问题，而根源于更深的社会层面，乃至本质的生产方式层面。
而这早就超越了传统中国文化的作用范围。
盘点当今中国社会种种时髦的意识形态文化思潮，本应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总是处于尴尬的位置，难以发挥其中流砥柱的作用。
其中缘由很是复杂。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于在校的大学生们，本就应该是至关重要的价值观教育。
而如今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一种理论灌输和宣传转型为意识形式层面的价值引导与内心信仰，从而真正发挥价值观教育的意义与作用。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和从教者而言，必须要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性与科学性，充分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较于其它种种意识形态理论的优越性与超越性。
让学生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思想和行为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价值观教育改革的根本诉求。
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科学的理论
怎样定位马克思主义？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究竟是怎样的？
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能够为人们走向自由解放提供可行之路的一种理论。
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
首先，它是有阶级性，有立场性的一种观点；其次，它的理论的宗旨就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再次，它要探讨的不是什么乌托邦，而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我们先来看看第二条，它是人们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终极理想的一种理论。
其实不仅是马克思，这样一种追求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实践这样一种终极追求。
但是，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和解放是有其特定限定的，而是一种物质环境和精神世界的全面提升，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境界。
然而这个境界不是纯精神的境界，而是基于物质生活条件之上的精神的自由境界。
那我们说，这样一种物质和精神的全面自由显然是一种人生的终极追求了。
但是作为一种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不同于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向自身求的，它追求的是一种超脱于现实世界的内心满足与解脱；而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一辈子在做的事情就是，如何使得人们在现实之中得到解放，也就是说，实实在在的改变人们所生存的环境和世界，使得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得到全面的解放，这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如何实现呢？
马克思没有让我们去修炼什么内功心法，也没有叫我们去求神拜佛，马克思以一位标准科学家的素质，通过科学的方法推断出，只要无产阶级起来反抗自身的压迫，那么历史自己就会通向这个自由解放的终极理想。
这就涉及到第三个关键词，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一条可行的道路，是一门科学，而不是纯粹精神世界的幻想，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乌托邦。
它是借助于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分析，特别是经济学的分析，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
但是这样一种经济学不是什么右派的经济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是一种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左派经济学。
马克思从1844年就开始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是在与斯密和李嘉图对话的基础上，来建构自己的经济学。
马克思认为，李嘉图他们的经济学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纯科学，是没有立场，没有价值取向的，因此必然是科学有效的。
而事实上，马克思揭露出了这种所谓具有实证性质的经济学正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可它的狡猾之处就在于它把自己装扮成了无阶级，或者说超阶级的模样。
为什么说主流的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
因为在这样一种经济学中，是没有“人”的，有的只是劳动力因素，而这一因素仅仅只是被作为和机器、原材料等等同等地位的一个因素。
在这种经济学中，利润的源泉来自于资本家的高明管理和明智的投资，以及雄厚的资本。
而马克思则发现了一个秘密，他发现资本家表面上看起来已经支付了工人的工资，然而事实上，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却远远大于他们被支付的工资，而资本家所追寻的利润则来自于这个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差额，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对于利润的终极追求，从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劳动者剥削程度的一种终极追求。
马克思的左派经济学所要做的，就是打破资产阶级的冠冕堂皇的科学理论，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推倒这个资产阶级的游戏规则所建立起来的Matrix，以新的角度诠释这个世界的模样，从而为绝望的劳苦大众在荆棘丛生之中开辟出一条能够走向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的左派经济学研究表明，资产阶级的经济体系并不如它所宣称的那样完美无瑕，它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一矛盾的爆发也就是经济危机，因此这一资本主义的模式最终会在屡次危机之后走向终结，而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提供必要的准备和契机。
可见，从不同视角，不同阶级，不同层次认识的同一个世界，所得出的结论都是不同的，都是具有潜在的价值立场的。
马克思会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原来的视角，也不一定就是本真的视角，而是被我们所处的社会所“污染”的视角。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叫作“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什么？
从字面上来看，就是人们意识的各种形式和形态。
这个词从马克思开始，有了特殊的批判意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它特指德国的思辨唯心主义思想家，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特点：
其理论总是颠倒和歪曲反映其社会现实。
马克思指出：
“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
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其后，在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致力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特点。
在这里，马克思意识到，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并不仅仅是一种自为的状态，而是一种自在的形态。
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其意识都会被资本主义的拜物教所建构。
当然，不排除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而对理论进行人为的歪曲，然而更为普遍的状况是，身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每一个个体都陷入了拜物教的思维方式。
这是因为，这种拜物教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思维方式，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物质机制。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每天都在生产着符合资本逻辑的“普遍真理”。
即便是无产阶级，也同样顺从了这一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导向的思想方式和价值取向。
在这样一种对于拜物教的无批判的状况之下，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资产阶级的理论导向，成为了主宰世界的“普遍真理”。
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阶级性，有其被建构的认识前件。
这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无法超越的永恒存在。
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被称作“意识形态”，那是因为它总是以超阶级的普遍真理的形象出现，因此具有欺骗性。
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不然，它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指出了这一理论的阶级性。
阿尔都塞据此认为，这样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就是“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站在无产阶级角度的理论。
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其复杂的阶段性。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马克思就意识到，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只是一种假象，而他选择从“人性”出发，从“无产者”的角度来批判这个充斥了“异化”的市民社会，从而表达了对符合人性本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
而当时的马克思并不知道，自己的这样一种阶级立场同样也是被建构的，同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而到了《资本论》时期，马克思意识到，资产阶级理论的意识形态性，不仅仅因为其阶级性，而是因为资本逻辑的生产与建构。
因此，无产阶级的理论同样也会受到拜物教的迷惑，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觉醒就成了一个大难题。
马克思意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就是同一个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灭的过程。
因此，只有从解构资本逻辑的矛盾运动本身出发，而非从无产阶级立场的直接批判出发，其终极目标才能实现。
然而我们看到，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运动的解构也并不是无前提的，而同样也是从无产阶级的价值诉求出发的。
正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马克思引入了价值概念，而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仅仅局限于交换价值。
价值概念体现着对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尊重与认同，它将衡量劳动产品价值的尺度从市场决定转化为以抽象劳动决定，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由此，就能得出剩余价值剥削的批判性结论，并且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可见，马克思正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通过对资本逻辑的解构和批判，完成了对于实现人类自由和解放终极目标的理论论证。
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恰恰才具有现实意义上的“科学性”。
三、当代中国视野中的：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及当代左派文化学者那里发生了转型，这种转型是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拜物教理论出发，并在对抗当代资本逻辑运动的新形势下发展出了丰富的理论内涵。
这一新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特点就是，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主体意识、心理、身体乃至整个生命过程，都是被资本逻辑所建构和渗透的，并致力于探讨资本逻辑统治的各种技术与形式。
在阿尔都塞那里，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统治方式有着影响深远的分析。
阿尔都塞说，具体的意识形态（即所谓某种历史形式的意识形态）有其历史，它决定于一定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阶级斗争等等历史因素。
而对于作为其普遍结构的所谓“意识形态一般”，是没有历史的，即以不变的形式存在于历史之终始。
“意识形态的特性在于它被赋予了一种结构与功能，从而使得它变成了一个非历史的现实，即，一个全部历史的现实，其意义是，那种结构与功能是不变的，以相同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可以称作的历史之始终。
”
过去，人们已经认识到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与现实不符，却暗指现实，由此，人们发明了各种阐释的方法，以在暗指的背后发现世界的现实。
阿尔都塞否定了这些做法的可行性。
他转换了问题，“意识形态整体用其必然地想象性的扭曲所表征的，不是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其他源自它们的关系），而是个体与生产关系的（想象性）关系以及源自这种关系的关系。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给予个体的、对他们（各自）与统治他们的存在条件以及他们的集体与个体生活的社会关系的关系的表征，一定是—个想象性的关系?
这种想象性的本质是什么?
”
“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物质的存在”。
在意识形态下，个体的观念之存在都是物质的。
“他的观念是他的被插入物质实践的物质行动，这些物质实践受制于本身被物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界定的物质惯例，而主体的观念就来自那些机器。
”更明白地说：
“观念就其本身而论已经消失了（在它们被赋予了一种理想或精神存在的范围内）．达到了这么一种精确的程度，它们的存在被写进了最终由一种意识形态机器界定的惯例所统治的实践行动中。
因此看来，主体只在他被以下系统（按照其真实决定的顺序设置的）操纵的情况下才会出演：
存在于一种物质的意识形态机能、指示受制于物质惯例的物质实践的意识形态，这些实践存在于某个主体的物质行动之中，该主体根据其信仰在所有的意识中演出。
”
阿尔都塞以基督教意识形态为例，为我们揭示了意识形态如何作用的秘密。
他提出了双重镜像结构：
通过质询，“将主体复制变成属民，并且将主体本身复制变成属民—主体（subjectSubject）”。
在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机制中，“总的意识形态集中于一点，绝对的主体占据中心惟—的位置，质询他们周围无数大的个体，使之在一个双重镜子组合中变成属民，结果这个组合又迫使他们从属于主体，同时使他们在主体中得到保证，这确实关系到他们与他（Him），而且在主体中每一个属民都可以凝视其（现在和未来的）形象。
”其用意在于，“个体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被质询，以便它能够自由地服从于主体（Subject）的训诫，也就是，以便它能够（自由地）接受他的屈从地位，也就是说．以便他将会“完全独立地”做出他屈从的姿态和行动。
”这就是全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发挥作用的秘密所在。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意识形态机制发挥作用的真正用意，是为了掩盖生产关系及其再生产这一现实，而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一切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而一切意识形态的发生都是人们为适应其生存条件而无意为之。
根据阿尔都塞等人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获知，我们怎么说，怎么想，我们说什么，想什么，并不真正是自主的行为，而恰恰是被决定的，被设计好的。
我们现在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别人想让我们成为的样子。
比如我们现在觉得能够随便花钱消费很自由，甚至把消费作为一种解压的方式，因为消费可以获得舒适，获得欲望的满足，获得尊贵身份的体验，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这样一种自由的方式，就是被资本主义所生产出来的一种物质和文化状态？
所以说资本主义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他对人们肉体的压榨和剥削，这在当代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已经很少见了，他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对人们心理的欲望的种植，对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渗透，对人们灵魂的腐蚀。
资本主义最得意的成果不是他剥削了无产阶级多少剩余价值，而是无产阶级在这种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剥削过程中，感到很自在，很快乐，很自由！
早期资产阶社会中那种葛朗台式的被金钱吞噬掉灵魂的守财奴的形象早已被大家所嘲笑，那么现代消费社会中的芸芸大众，难道不是资本奴役下的新的剥削和腐蚀对象吗？
从商品消费到符号消费，资本的控制越来越深，也让人们越来越难以觉察。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资本在建构其物质力量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将其观念统治的技术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
家庭问题、社会问题，乃至民族问题，在这个时代中，都深深烙下了资本的印迹。
资本将触手伸及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层面，而自己却隐匿在冲突和矛盾的最低层，让人难以察觉。
事实上，小到剩男剩女的婚姻情感问题，大到疆独分子的民族分裂问题，都有资本逻辑布展在其深处。
当代西方左派学者敏锐的发现，当代社会中种种社会矛盾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各不相同，但是都能被归结为一个矛盾，也就是资本的矛盾。
而面对种种社会矛盾，采用横向斗争的手段各个击破，是没有出路的。
因此，唯一的解决路径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但是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下回到马克思主义，是否意味着拒斥资本的发展呢？
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代表作《资本论》中，对于资本发展是持辩证的批判态度的。
马克思肯定了资本对于人类生产力与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的历史意义。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所推动的历史发展带来了文明与社会的进步。
而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是迄今为止最为伟大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进性，以及资产阶级国家的历史进步性。
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它第一次使得社会化大生产得以可能，也使得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突破得以可能。
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比过去任何一种政权组织形式都更为平等和民主。
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持肯定态度的。
然而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资本发展的真正阻碍恰恰也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条件下，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来看，以广大的生产者群众被剥削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的增值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与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之手段，始终存在冲突。
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因其内在的固有矛盾而灭亡。
当然了，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性过程，而非一个人为干预的斗争结果。
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而言，利用资本的手段，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规避资本所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尖锐冲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警惕资本主义拜物教的价值观对于每一个社会主体的彻底渗透。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武装自己，让每一个社会主体对于资本逻辑的统治时刻保持清醒和批判，我们才能更为深刻而正确地认识我们周围的社会现象与各种矛盾问题，从而使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为健康而有序，少走弯路，并且朝向社会主义的目标顺利前进。
可见，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和指导，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指引，否则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老路，重演种种危机与矛盾的历史过程。
第二节马克思思想史中的重要价值观范式
马克思对于人类自由解放这一终极价值指向的理论探讨贯穿了其整个思想生涯：
从青年时期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到标志着新世界观的诞生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再到代表其成熟时期科学逻辑的形成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观。
详细梳理马克思在不同价值观范式之间的逻辑跃进，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对于实现人类自由解放可行路径之探讨的艰难历程，也有助于我们充分领悟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思想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人本主义价值观范式：
异化批判
异化概念是一个古老的范畴，从最初的经济学概念发展为法学、政治学概念，而在卢梭那里第一次从一个实证性的概念变为价值批判的概念。
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马克思都将异化的思路作为其价值批判理论的重要逻辑。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根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
黑格尔首次将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揭示了绝对精神外化、异化为现实世界，继而扬弃异化，最终达到自我综合的历史辩证过程。
这一本真-异化-复归的逻辑为马克思后来的异化理论所沿用。
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在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中影响也很深远。
他将绝对精神替换成自我意识，认为基督教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而他要用理论的批判实现对异化的扬弃，使自我意识返回自身，获得自由。
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则认为宗教和思辨哲学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必须扬弃异化回归人的类本质，这对马克思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同时，赫斯的市民社会经济异化批判逻辑和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的人本学批判也给了马克思直接的启发。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深受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的影响。
在《博士论文》中对自我意识哲学评价甚高，“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
”此时的马克思认为自我意识哲学是唤醒德国“庸人”在思想上突破现实专制统治的重要途径。
而与鲍威尔等人的立场一样，认为唤醒人们的自我意识，就能消除现实异化。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深入社会现实，揭露德国的专制统治，批判书报检查令、批判法律面对私利的不公正。
他在1843年五月上半月和卢格的通信中大肆批判了君主政体的专制制度，认为专制制度使人“非人化”，人们都沦为“头垂向地，只顾着肚子默默无声的牲口”，而唯一的出路就是“丢弃这个世界的基础并过渡到民主制的人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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