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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腐败案例
古代腐败案例
【篇一：
古代腐败案例】
贪官堪比大老虎！
细数中国古代10大贪官2014-08-03阅读（7327）点击上面360doc个人图书馆进行关注
贪官堪比“大老虎”！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贪官，但是，水平不一，各有千秋。
一起来见识一下古代打掉的“大老虎”，排名不分先后。
1秦朝赵高：
侵夺民田操控国库
赵高，秦朝宦官，原为赵国贵族。
秦始皇听说赵高能力强，便提拔他担任了中东府令，兼行符玺令，成了掌管皇车马和能自由出宫的官吏。
赵高利用手中的职权，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各项经济事务横加干涉，侵夺民田，操纵赋税，控制国库。
几年的时间，赵高就成了财富难以计数的富翁，其爪牙也大发横财，国家的财力却日趋薄弱。
赵高入秦宫20多年，依靠弄虚作假，弄权不止，贪欲不足，终得报应。
2“跋扈将军”：
家财三十亿
梁冀是东汉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做过大将军。
在朝廷里横行二十几年，人称“跋扈将军”。
公元158年，恒帝为了夺回大权而先发制人，包围了梁冀的住宅，逼迫梁冀夫妇自杀。
遭处置的梁冀党羽达300多人。
梁冀被抄家后，恒帝把他的财产进行拍卖，得到30多亿银钱，相当于当时国家税收的一半。
3东汉王温舒：
大肆杀人以权换钱
王温舒，阳陵人。
年轻时的王温舒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且性格暴虐，常常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
王温舒不仅仅是一个以杀立威的酷吏，他还是个贪官。
王温舒有两副面孔，一副是“酷”，在无权无势者面前，他以酷行贪；另一副就是“谄”，在权贵面前，他以谄行贪。
王温舒手段不外是贪污和纳贿两种。
就其贪污而言，主要是贪污被籍没财产。
在广平，在河内，在京师，他杀几万人，被没收财产的人有上千家。
4西晋石崇：
拦劫沿途客商敛财
石崇，西晋著名富翁。
其财富来源是任荆州刺史时拦劫沿途客商而得。
最经典的故事是与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斗富大获全胜，可谓“富可敌国”。
石崇的财产山海之大不可比拟，宏丽室宇彼此相连，后房的几百个姬妾，都穿着刺绣精美无双的锦缎，身上装饰着璀璨夺目的珍珠美玉宝石。
5南宋右丞相：
“光明正大”地卖官
陈自强在南宋宁宗时做到了右丞相，他依仗着曾经做过实权人物韩胄启蒙老师的资历，贪赃枉法，什么事都干。
凡是求官的人，他都派人谈好价钱，一切办妥后再“光明正大”地授官。
地方官送公文到京城，封函上一定要注明“某物多少一起献上”。
凡是没写的，就根本不打开。
韩胄北伐失败失去了权势，陈自强失去了靠山，又因谎报军情被朝廷罢免，最终死于流放地。
6北宋蔡京：
造假账，领双份的宰相俸禄
蔡京是福建仙游人，北宋著名的奸相，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改革之际，他投机新党，与宦官童贯狼狈为奸，终于爬上相位。
在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搜刮中，蔡京自己也乘机假公济私，广为聚敛，还拥有土地50万亩。
这还不够，蔡京晚年“既贵而贪益甚”，甚至不惜造假账，领双份的宰相俸禄，可谓贪婪无耻之极。
一次，皇帝赐他一座西花园，他为了扩建竟拆毁附近民屋数百间，建成后的西花园奢华甚至超过皇帝的东园。
当时太学生联名上书，把蔡京、王蒲、童贯、梁师成等6个劣迹昭著的人称为“六贼”，蔡为六贼之首。
靖康之变后，他被继位的钦宗下令流放，死于海南。
7唐朝元载：
就连胡椒也贪64吨
元载有种癖好，热衷于大兴土木，建房盖屋，这也是所有贪官的三部曲（票子、房子、女子）少不了的一环。
他所建的屋宅，竟占了大宁、安仁、长寿三坊，唐代长安都城有109个坊，元载就占其三，可见规模之大，建筑之多。
他倒台后，被没收的宅舍足够分配给数百户有品级的官员居住使用，而且，抄家的物品中居然还有八百石胡椒。
据有人计算过，唐时一石重为现在的79320克，那么八百石就是现在的64吨。
8明代刘瑾：
对不贿者贬官或下狱
刘瑾是陕西兴平人，入宫后，他先是侍奉太子朱厚照，后来朱即位为武宗，刘瑾和马永成等宦官皆因东宫的旧恩得宠，号称“八虎”，刘瑾还当上了最重要的内宫衙门司礼监的掌印太监。
刘瑾为聚敛财产，不惜公然索贿。
重贿者升官；不贿者，或贬官，或下狱，或勒令致仕。
刘瑾还大肆贪污国库金银，中饱私囊。
刘瑾当政5年，最后谋反事败，被捕处死。
当时武宗亲自抄没其家，除了抄出伪玺、玉带、兵器外，还有金银数百万两和不计其数的宝货。
9明代严嵩：
两父子控制吏部兵部受贿
严嵩，江西分宜人。
乡试中举后授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爬上了不得内阁宝座。
按照高官荫子的规定，其子严世蕃也进入官场，渐官至工部侍郎。
从此父子把持朝政，大肆贪污腐败，号称“大丞相、小丞相”。
嘉靖四十四年皇帝下诏将他们二人重新逮捕入狱，经审判，判他们大逆不道与谋反之罪，判处斩刑，不久伏诛于市。
抄其家，得黄金三万两千余两、白银二百零二万余两，珍宝无数，几乎超过了皇室的珍藏。
10清朝和珅：
家产超过朝廷十年收入
和珅，满洲正红旗人。
乾隆去世后，嘉庆下诏令和珅自尽，并抄了和珅的家，其家财超过朝廷十年收入。
和珅聚敛财富之多，在历代文武大臣中首屈一指，是中国古代最大最富的贪官。
家产约有8亿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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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
古代腐败案例】
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
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
雍正说：
“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
”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
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空架子。
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国库空虚，关系匪浅，新皇帝岂能坐视？
然而钱粮的亏空，又不简单地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各地亏空的钱粮到哪里去了？
雍正看得很清楚：
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渔利，而户部的银子，则被皇帝和权贵们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下“借”走了（其实也就是侵吞）。
这么多人来挖国家的墙角，国库还有不亏空的道理？
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贪污、挪用、借支公款，又确有其“不得已”处。
因为清从明制，官员俸禄极低。
正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
这点俸银，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和礼聘幕僚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两代吏治的腐败，是给逼出来的。
由此可见，亏空关系到吏治，吏治又关系到体制，这是一个连环套。
这个连环套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含糊不得。
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
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吏治不能不抓。
两件事既然都与制度有关，则制度也不能不改。
雍正把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
因此，清理亏空这件事，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体制的改革。
不过，事情还得从清理亏空做起。
它是最好的突破口，也是当务之急。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二月十叁日，即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
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
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
一旦无功而返，或半途而废，不但雍正自己身败名裂，国本也可能为之动摇。
因此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
然而雍正信心十足。
雍正的自信是有道理的。
他确实不是糊涂皇帝，更不是纨□阿哥。
而且，与乃父康熙皇帝相比，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洞悉下情。
各级骨什么鬼心眼，小动作，官场上又有哪些流习和积弊，他都一清二楚。
他深知，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向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没有不打折扣的。
清查亏空牵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
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
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
我的对策是：
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
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
这一下，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
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
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行。
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
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
早就被查出来，被弹劾罢官了。
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
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墨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能是叁种情况：
要么是昏官，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护主义”。
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此即使他们手脚干净，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
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
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力。
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
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
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
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
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
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
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中，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
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
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
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
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
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
这也是老办法：
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
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
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
可惜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
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
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
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
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
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
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
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
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
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
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
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
一是各省向户部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时，户部要收“部费”，也就是现在说的“好处费”、“茶水费”。
没有“部费”的，哪怕是正常的开支，亦无手续或计算方面的问题，户部也不准奏销，甚至拒收税款。
相反，如果有“部费”，即使是浪费亏空上百万，也一笔勾销。
二是各部院动用钱粮，都是自用自销，根本无人监督。
这也是多年积弊，古已有之的。
比如海瑞当应天巡抚时，上缴国库的税银就因为没有“部费”而被户部拒收。
海瑞的办法，是写信给户部长官，质问他们是为公还是为私。
户部知道海瑞惹不起，这才收了税银。
海瑞是个地方官，当然只好如此。
雍正是帝国元首，岂能容忍部院官员如此贪墨？
但他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做思想工作也是没有用的，甚至杀一儆百也是不管用的，惟一的办法是改革制度。
于是，就有了会考府这个中央集权的审计机关。
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
部院长官既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万的亏空全部赖掉，也成了不可能的事。
墨吏们掩饰亏空应付检查的主要方法，无非是这叁种：
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
这叁条退路都被雍正堵死，他们也只好认账。
但他们还有一个手腕，就是把贪污说成是挪用。
这是避重就轻之法。
我们知道，钱粮的亏空，原来有两个原因，即贪污和挪用。
虽然都犯了王法，但贪污罪重，挪用罪轻。
何况，挪用有时还是因公，比如紧急救灾、临时招待、应付上司等，属“情有可原”。
而历朝历代的做法，都是先查贪污，后查挪用，这就给贪官留了空子。
雍正对这一弊端了如指掌。
他说：
“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实”，是贪官污吏的一贯伎俩。
如果“万难掩饰”，便把数额多的说成是挪用，数额少的说成是贪污，“为之脱其重罪”。
结果，是“劣员无所畏惧，平时任意侵欺，预料将来被参（举报），亦不过以挪移结案，不致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多矣”。
雍正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后查贪污。
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
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
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
现在雍正便可以“关门打狗”了。
打的办法也有叁种：
一罢官，二索赔，叁抄家。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
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
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
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
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
”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
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不能让贪官污吏分文不损，平民百姓加重负担。
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
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
至于这些官员们是怎样好不容易熬到那个官位的，雍正可不管。
他的观点是：
“朕岂有惜此一贪吏之理乎？
”
索赔也不含糊。
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亏了国库，岂有不赔之理？
雍正下令，清查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决不宽贷。
比如户部查出亏空白银二百五十万两。
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一百五十万两，另外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偿还。
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允□因为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
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
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发和百姓代为清偿的，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
然而雍正不以为然。
他说，即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
至于士民代赔，更是混账。
无非一是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想留下那贪官继续执政；二是流氓恶棍趁机敛财，借替长官还债为名敲诈百姓。
因此雍正明令不准。
他的板子，必须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的屁股上
这就不但要追赔，还要抄家。
元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
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
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
雍正下令：
“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
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
”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
抄家和（亲胡）。
看来，赃官们真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惜，在雍正时代，他们连“死路一条”都没有。
雍正的政策是：
死了也不放过他！
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
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
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
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
人一死，再大的不是也一了百了。
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也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
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
不错，反腐败连死人都不放过，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表面上看起来是狠了一点。
但在贪墨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一个狠心，就刹不住贪污腐败之风。
事实证明，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
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
“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
我们真的要向这位满族皇帝致敬了！
一件向来都虎头蛇尾的事，竟被他做得大获全胜，干净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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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
古代腐败案例】
为了建立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社会秩序，更高效且具有偏好性的分配有限的资源，文化精英发明了“礼”。
“礼”要求贵族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都要符合他们在社会、家族内的身份和政治地位。
就像贾谊所说的那样：
“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则符瑞异，则礼宠异，则秩禄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则车马异，则妻妾异，则泽厚异，则宫室异，则床席异，则器皿异，则食饮异，则祭祀异，则死丧异。
”这么多“异”（即差别）显然不是简单地制定出一套条例就能加以体现，其全面的贯彻和实施，离不开相应的物质保障。
亦即是说，“礼”是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物质基础之上的。
昔日管仲登台拜相，对齐桓公说：
“臣贵矣，然而臣贫。
”桓公马上应承：
“使子有三归之家。
”等级制所释放的巨大物质需求，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人道”社会的发展深化，生产关系的因素在人类逐利行为中的作用不断地被放大，越来越成为掠夺财富的手段和工具。
在众多的生产关系因素中，以礼制及其文化基础的利益分配制度是致使贪污成为社会痼疾的最重要因素。
事实上，每个朝代的贪污演进过程基本上与“礼”的实化过程相重叠。
其规律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其一，礼的建设或重建阶段。
这个阶段社会对奢靡生活的有效需求没有充分形成，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差距不很大。
例如《汉书-食货志》中记载：
“汉兴，接秦之敝（同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同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颜色相同的马），而将相或乘牛车。
”人欲受到了社会总体资源匮乏的制约。
恰似王宁在《消费社会学》中所述：
“因为在传统的匮乏或短缺时代，欲望常常受到道德攻击，被认为是社会邪恶和堕落的根源，在那个时期占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规范往往是禁欲主义和消费理性主义。
”此刻，崇俭政策容易得到贯彻。
所以放眼望去，无一不是好仁（郑士元）、垕仲（陶铸）那样的清官廉吏，非惟其人“克己奉公”，也是势所使然。
其二，礼的实化阶段。
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社会各阶层的财富都会有所增加，而统治阶层的财富增加最多。
用政治手段确定的“少数人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
类似田蚡、梁冀等等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皇亲国戚在这个时候能够“鸱张益甚，怙宠贪恣”，从而成为首批先富起来的人也就毫不奇怪。
其三，礼的需求释放阶段。
聚集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消费，随着财富的增加，有效需求逐步形成，礼制所赋予社会的等级文化开始引发奢侈消费。
追求奢侈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化，无论贫富，都把奢侈生活视为奋斗的目标。
在此阶段，礼制规定的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所形成的奢靡消费文化在加深社会分化的同时也给各阶层带来了新的贫困，即供养阶层因为剥削加重而陷入绝对贫困和受养阶层因为入不敷出而陷入的“相对贫困”。
所谓“绝对贫困”是指挣扎在生死边缘的生活状态，有论者把古代农民生活的状况形象地比喻为一个人站在齐颈深的水中，经不起来自意外事件的一个小浪头。
王春瑜先生曾指出：
“如果以稀粥来划分中国的历史，两千年来不过是：
大多数人尚有稀粥喝的时代；如果大多数人连稀粥也喝不上，就不得不改变现存秩序，争取能再喝上稀粥的时代。
”
所谓相对贫困是指由于骄奢过度、互相攀比而造成的“伪贫困”。
就如司马迁所说：
“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如果说处于“绝对贫困”境地的人追求财富是生理上受到威胁的话，处于“相对贫困”窘地的人则更多需要应对心理上受到的威胁。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官员已而做到像高俅那般“起居八座，开府建衙”的地位，却还要拼命索贿、榨钱、打秋风的缘由。
只因尚有“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这北宋六贼相衬，自己不得不自惭形秽，虚心学习，“再接再厉”！
清人薛福成在解释贪污成因时曾说：
“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也。
”何谓“内隐”？
在等级社会里，人最大的隐私就是自己的经济状况。
在礼制文化下，人的社会地位如果没有相应的收入支撑，则倍为尴尬，而且是社会地位越高就越难堪。
为此，他们不顾一切去弄钱。
这种心理导致人的私心和贪欲大增，成百上千倍的摄取资源。
处在这个状态下的人几乎是不会考虑道德问题的。
于是乎社会各阶层舍本逐末，趋利若鹜。
其状如雪崩，自宫廷而下，越滚越大，最后将整个社会都卷入到里面。
在合法收入有限的情况下，需求的缺口只能是通过非法途径填补。
常例（陋规）就是人们为了弥补礼制文化所倡导的等级生活所需收支缺口的自发性调节。
陋规是对应正供而言的，也被称为“亚财政”。
陋规收入在各级官员的收入中的比重远远超过“正供”。
其之所以能引发社会对礼制的僭越是因为调整不是根据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根据人的自身利益自发进行的。
在奢靡生活的刺激下，贪污和腐败呈现出积极互动的状态。
贪污的目的是为了腐败，腐败的结果则是又进一步促进了贪污。
当等级社会释放出天量财富需求的时候，全社会就会掀起对财富的疯狂追逐，各个社会等级的人物都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错位。
他们就会由信奉“名为锢身锁，利是焚身火”转而歌唱“今之成人者和必然？
唯孔方而已”！
明人伍元萃在《林居漫录》里讲了一个叫傅时的无赖，因为有了钱，不仅士绅要与之吃吃喝喝，就是有司衙门也与他称兄道弟。
（富至数百万，初缙绅皆丑之，而今则乐与为朋友，即地方监司亦多与往来，宴饮馈遗，恬然无复廉耻之色）对金钱的疯狂追逐最后必然转化成对社会劳苦大众的超级剥削，并最后迫使社会在不堪重负之下崩溃，重新建立起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关系。
以一个朝代的生命周期看，礼的生命周期与政权生命周期相重叠。
礼的成熟过程就是“仁政“向”暴政”转变的过程。
正所谓“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
”这一规律充分表明礼在利益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礼的名义下被分配的社会财富远远超过官方控制下的财富分配。
如果说导致贪污的推力是对长期挣扎在生存边缘且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生活的恐惧的话，那么以礼为核心的等级制消费文化就是导致贪污的拉力。
不断恶化的财政困境使贪污行为“积累莫返”
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税源的国家财政收入是极为有限的，仅根据耕地面积征收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应付国家的基本开支。
以刚刚“内攘元夷”的“朱明”为例，其践祚初年，可谓山河破碎，人民流失。
人口社会生产有限，征收高赋税是不可能的，只能实行低税收，财政上则尽可能的“节衣缩食”。
据《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所录，明初的时候，田赋收入仅为32789900石。
为了应对税赋不足的现实，朱元璋被迫用“精兵简政”的方式减少政府开支。
如把军事开支压缩到最小程度，用军屯的方式来解决养兵费的问题。
1390年，朱元璋曾高兴地宣称：
“朕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米。
后世若遵守，时厘饬之，何烦馕馈耶。
”据《明史-食货志》载，明政府规定，边地的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
”屯军要向政府交纳赋税，称为“屯田籽粒”。
洪武年间规定军屯“亩税一斗”。
军屯的税粮是明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
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试析明后期财政危机的根源》一文称，在永乐年间，明政府平均每年可收入（军屯）粮食一千零三十万石，相当于当时国家田赋收入的32%。
但到了孝宗朝军屯制已无法维持。
兵部尚书文升说：
“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屯地“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据陈洪谟在《治世余闻》中记载：
“各边有警，守臣求增兵饷，户部奏称钱粮不济。
上召尚书刘大夏谕曰：
“永乐间频年举兵北征，况大兴营造，费用无赀，当时未闻告乏。
今百凡俱从减省，何以反不足用？
昔人云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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