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人定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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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人定稿
一、引言
走在高楼林立的城市“森林”中,有时不经意抬头时,你会发现这样一群特殊的人:
他们头戴安全帽,脚穿水胶鞋,提着一个又笨又重的水桶和一根专业清洗棍,整天依附几根长绳子在空中吊上吊下,清洁着高层建筑外墙,很多人形象地称他们为“蜘蛛人”。
这些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高空外墙清洗工引发了我的好奇。
我发现从事“蜘蛛人”这个行业的都是一些外地进城来的农民工，他们作为外来农民工群体中的一支特殊队伍，相对其他农民工，从事着危险度更高的工作，他们的生存状态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通过对农民工流动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能够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过程，以及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也能够使我们一步一步地触摸到农民工逐渐整合于城市社会的方式、步骤与过程，这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有益的（司睿，2007）。
因此，笔者决定研究外来农民工——“蜘蛛人”这一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
本文分析了城市外来高楼清洗工人——“蜘蛛人”的非正式支持网络的构成，并重点地研究了他们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的变迁：
初次进城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是乡土网络：
社会支持网的平均网络规模不小，但趋同性强、异质性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支持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伴随着他们在城市进一步发展，以初级关系为基础、处于变化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了拓展和重建，他们开始建立以业缘为主导的次级关系网。
另外，本文对正式支持网络给予“蜘蛛人”的社会支持也做了相关的了解。
二、文献回顾
（一）社会支持网的概念
一般来讲,个人的社会支持网就是指个人能藉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网络。
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
良好的社会支持网被认为有益于减缓生活压力,有益于身心健康和个人幸福。
社会支持网的缺乏,则会导致个人的身心疾病,使个人日常生活的维持出现困难。
同时在社会层面上,社会支持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有助于减轻人们对社会的不满,缓冲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贺寨平，2001）。
学者李永强在他对转型期工人的社会支持网的研究中则认为，个人的社会支持网是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程度的人组成的。
社会支持网影响和规范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它也是个人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
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支持是指人们从社会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包括物质的（物资、金钱、服务）、情感的、陪伴的、信息的帮助（李永强，2005）。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支持可以分为正式社会网络和非正式社会网络。
正式社会网络包括政府、企业、社区组织和市场（职业介绍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广告等）；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中包括了5种关系：
血缘关系（自己及配偶的父亲、兄弟姐妹及子女）、亲缘关系（自己及配偶的亲戚）、业缘关系（同事及同学）、地缘关系（邻里）和私人关系（朋友）（丘海雄等，1998）。
（二）国内社会支持网的相关研究
社会支持网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国内最早的研究是阮丹青等人进行的城市职业女性及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社会支持网的关注源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有些学者从社会结构转型的宏观视野出发,关注社会政策对整个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状况，但大多数学者则聚焦于城乡老年人、妇女、失业者等具体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研究（黄淑瑶，2007）。
笔者对国内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做了相关文献回顾，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有：
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的研究一一王毅杰、童星通过对南京部分地区的农民工的访谈式问卷调查，对农民工社会网的网络规模、紧密度、趋同性和异质性、关系构成以及各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等一系列结论（王毅杰、童星，2004）。
张文霞等以深圳市某区的农民工为例，指出了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构成包括家庭支持、亲友支持、职业支持和制度性支持等方面与各自的缺陷，并强调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支持是以家庭、亲友、职业场所中的亲密朋友等非正式支持系统为主，企业、劳动管理制度及相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正式支持系统虽然也在不同程度上提供支持，但总的来说处于相对缺乏状态。
在加强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方面，社会工作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提出了一种以社区为平台，从个人、小组、社区层面展开介入的模式（张文霞，2004）。
罗忆源从农民工的流动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流动促使农民工在城市在建构社会网，这种再建构的社会网对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他们适应城市生活意义重大，同时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再建构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罗忆源，2003）。
（三）理论模式
学者司睿（2007）总结的国内有关社会网络的理论模式主要有：
第一，费孝通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概念，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
与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独立的个体之间的交往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相区别，“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的，表明了自己和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
那么，能够造成和推动这种波纹的“石头”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的投影”又形成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不可分离的。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差序格局”模式。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增加，社会范围是一个个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差序格局”深刻表达了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
第二，黄光国的“人情面子”。
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黄光国以社会交易理论为基础，形成“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的理论模式。
他的模式假设是在儒家伦理影响之下，个人在作关系判断时，会将自己与对方之间的关系大致分为三类，并依不同的社会交易法则与对方交往。
这三种关系分别是情感性的关系、混合型的关系及工具性的关系。
所谓情感性的关系指的是家庭内成员的关系。
所谓混合型的关系指的是个人在家庭之外所建立的各种关系，包括亲戚、朋友、邻居、同学及同乡等。
所谓工具性的关系指的是个人为了达成某些目的，而和他人进行交往，其中只含有少许情感的成分，交往双方并不预期将来会建立起长期性的情感关系。
以家族企业为例，企业家以“需求法则”和在组织中工作的家族成员交往，以“人情法则”和其雇佣的员工交往，和组织外的其他人一般是建立短暂的“工具性关系”
（四）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看，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多定量研究，少定性研究。
在以往对农民工社会支持的研究中，研究方法多采用定量研究，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得相关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予以一定解释。
定量研究方法虽然能取得比较全面的资料，但其缺点是只能获得一些表面的认识，不能进行深入的解释、分析。
况且，城市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把他们整体作为对象研究太过泛化。
（五）研究维度
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笔者发现对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可以分动、静两个维度来分析。
什么是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
这一过程涉及社会网络如何在一定脉络下因时而变以及个人如何操控其社会网络，例如社会网络的大小变动、个人与其网络成员的交往或交换。
实质上，对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的关注要求我们从一个动态的视角来考察社会网络，这是与现实一致的——社会网络从来就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易变的（何雪松，2005）。
社会网络学者认为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可以从三个向度来进行理解：
网络建构、关系维持与资源动员。
1．网络建构网络建构即扩大网络和改变网络的构成。
有学者认为可以有三种方式建立网络或关系：
经由第三方建立关系、经由社会参与建立关系以及在现有关系上增添新的关系。
张和霍尔特认为在华人社会可以有四种方式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亲戚介绍、寻找以前的关系、人际技巧以及内群体成员的中介。
乔健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立与维持关系的多种方法：
袭、认、拉、钻、套与联。
2．关系维持关系维持可定义为“（l）确保关系的存在；
（2）将关系稳定在某一水平；（3）将关系保证在一个满意的水平；（4）修补关系”。
关系维持的实质是确保关系的存在而非断裂，关系是否继续维持是网络结构稳定与变化的重要变量。
因此关系维持要涉及到采取一定的策略去防止关系的破裂，从而保证网络成员的稳定性。
常用的五种策略包括：
正面回应、开放（自我披露和开诚布公地讨论关系）、交往、共同完成某项活动、认同。
互惠是维持关系的重要规则，即人要回报从他人那里得到的资源或支持——华人用“人情”一词来表达这一规则。
3．资源动员资源动员是社会网络动态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即人们在何种情形下从何处获得何种资源，换言之它涉及的是个人如何使用其社会网络。
这是一个寻求资源与接受支持的过程：
人们为何求助或人们为何不求助、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找谁求助。
文献研究普遍发现，人们从不同的关系（或网络）成员那里寻求不同的社会支持，或者说人们的资源动员策略是具有情景特殊性的。
阮丹青、周路等在其1990发表的“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中指出，一般来说，静态研究涉及到以下指标：
第一、网络规模（size）,是指构成一个个体社会网成员的数目。
社会网规模也是测量个体社会资源拥有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二、紧密度或网络密度（density）,是衡量网络成员间相互联系程度的概念。
紧密度可用关系密切的成员对数占所有成员对数的百分比。
第三、趋同性（homophily）,指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在各个社会特征方面的相似性。
行动者常常有更多机会或更倾向于与背景相近的人交往,例如相近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居住地区等等,即多是群内交往而不是群外交往。
通常用与调查对象在某个特征方面同属一个群体的成员占全体社会网成员的百分比,来表示趋同性。
第四、异质性（heterogeneity或diversity）,指网络成员之间在社会特征及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的分布状况。
第五、社会网络关系构成,指的是社会网成员间的具体关系,特别是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的具体关系。
它通常用某一特定关系占总关系的百分比来表示。
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笔者发现对于外来城市高楼清洗工人——“蜘蛛人”这一群体的单独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而“蜘蛛人”作为农民工大群体中的一个小群体，有其特殊性：
工作危险系数相对其它工种高，他们的社会支持需要也有其一定的特殊性。
因此，笔者选择“蜘蛛人”——农民工这个大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的小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社会支持网研究少有的质性深入访谈的方法对其社会支持网络进行了研究，并深入访谈个案，围绕访谈对象的一些生命故事，尝试对其社会支持网的变迁进行较深入的分析，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其生存状态。
希望本研究可以丰富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研究。
本文采用的是社会支持网络的一般定义，即个人的社会支持网就是指个人能藉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的社会网络。
本文研究的主要是个人社会支持网络的再建构，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进行了分析；非正式支持网络和正式支持网络都有涉及到。
其中，笔者又将非正式支持网分为5个子网：
家庭网、老乡网、同事网、朋友网、相识网。
三、研究方法与不足
本文属于质性研究，采用深入访谈方法收集资料。
之所以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是因为：
社会支持不只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实质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它是根据当事人的需要、认识利用度与他人互动形成网络，呈现出意义。
所以它对人们的影响和作用主要应该由当事人衡量。
“而支持关系和支持网络的形成则是一个极为主观的过程，它明显地受到个人所关注的标准、规范和价值取向的影响”（阮曾媛琪，2002）。
所以笔者在对被访者进行访谈时特别关注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和他们对此的评判。
而质性研究正是这样一种强调从当事人的角度了解他们的看法，注意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意义建构的研究方法，它很重视研究者个人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具有非常明显的“平民性”（陈向明，2000），笔者认为也比较适用于农民工这一群体；且“质的研究比较适合在微观层面对个别事物进行细致、动态的描述和分析”（陈向明，2000）。
虽然本文采用的是质性研究方法，但由于质性研究对研究者能力要求较高，笔者水平有限，所以访谈进行的还不是很深入和透彻，研究还不很成熟，有待日后进一步提高。
也正因为本文采用的是质性研究方法，所以不具备推广性：
不能随意把本文根据几个访谈对象所得出的结果推广至“蜘蛛人”整个群体，更不能代表整个城市农民工群体的状况。
四、研究结果
（一）个案基本描述
个案一：
吴某，36岁，湖北恩施人，小学文化（由于家里穷念不起书）。
家中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父母在他年幼时就因病相继去世。
主要流动经历：
宜昌、武汉、福建、天津、广州、贵阳；主要工作转换经历：
家具厂、矿厂、鞋厂。
来京时间：
8年；从事“蜘蛛人”行业时间：
10年。
个案二：
王某，31岁，河北保定人，已婚（妻子现居河北老家），初中文化水平不足。
家中有母亲和两个哥哥，哥哥均已成家。
主要流动经历：
天津；主要工作转换经历：
建筑工人。
来京时间：
15年；从事“蜘蛛人”行业时间：
8年。
个案三：
田某，29岁，湖北十堰人，已婚，（妻子孩子在老家），初中文化（由于家庭困难）。
家中有父母，还有一个哥哥，但父母由他独自赡养。
主要流动经历：
河北、山东；主要工作转换经历：
砖厂、厨师。
来京时间：
6年；从事“蜘蛛人”行业时间：
6年。
个案四：
黄某，34岁，四川广安人，已婚（妻子孩子在老家），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农村念书升学困难，所以不想读了）。
家中有父母和两弟兄，均已成家。
主要流动经历：
广东；主要工作转换经历：
木工、做生意。
来京时间：
2年；从事“蜘蛛人”行业时间：
2年。
（黄某现在是这支清洁小队的地面监工，比较会说话）
个案五：
张某，30岁，湖南邵阳人，已婚（妻子孩子都在北京，妻子也在打工，孩子由丈母娘照顾）。
家中一共八个兄弟姐妹，5个姐妹，2个哥哥，均已成家。
主要流动经历：
山西、新疆；主要工作转换经历：
矿厂、建筑、保安。
来京时间：
10年；从事“蜘蛛人”行业时间：
3年。
（二）分析框架
笔者首先将被研究者的社会支持网络分为非正式支持网和正式支持网，其中重点在研究非正式支持网络。
按照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模式，笔者把非正式支持网络又分成初级社会支持网络和次级社会支持网络两个大系统。
其中，初级系统的子网包括：
家庭网和老乡网；次级系统的子网包括：
同事网、朋友网和相识网。
在分析过程中，笔者从静动两维度依次分别对各个网做了分析：
静态分析根据网络规模、紧密度或网络密度、趋同性和异质性几个指标来分析；动态分析依次从网络建构、关系维持与资源动员三个向度来进行分析。
网络建构网络规模
关系维持动态分析静态描述紧密度或网络密度
资源动员趋同性和异质性
社会支持网络
初级社会支持网络次级社会支持网络
家庭网老乡网同事网朋友网相识网
（三）研究发现与分析
1.重建前非正式支持网状况描述
重建前的非正式支持网主要是指农民工进城之前建立的初级的乡土社会关系网络。
许多研究表明,乡土社会网络在农民工的流动特别是首次流动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他们的信息来源、寻找工作的方式等,都更多地依赖亲缘地缘社会关系网络。
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关照到农民工的流动生活，降低其流动的风险成本，为其初次流动给予一定生存保障。
借助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他们在城市中赖以生存的有效资本（司睿，2007）。
本文将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分为家庭网和老乡网。
（1）家庭网家庭网是由具有亲属关系的许多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
本文将家庭网又分为核心家庭和外围家庭。
核心家庭包括：
父母、妻子、儿女、亲兄弟姐妹；外围家庭则是核心以外的亲戚。
从网络规模看，在中国乡土社会，一般来说整个家庭网的规模还是很庞大的。
很多家族都有自己的族谱，形成了巨大的家族树，有的家族数量甚至达到好几百。
整个家族树枝系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错综联系；从紧密度或网络密度看，在整个家庭网当中,父母、配偶和亲兄弟姐妹显然处于最核心的地位，比其他亲属发挥的作用更大。
再依次往外推是近亲、远亲。
从网络密度来说，一般中部核心家庭的紧密度高，越往外，外围的紧密度趋低；从趋同性和异质性看，乡土社会的家庭网，因为基本上都是农民家庭出生，不是务农就是外出打工，整体上趋同性还是趋高，异质性相对低。
（2）老乡网农民工在城市里再建构的初级关系以老乡为主。
老乡能够成为一种社会网的标志,其原因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地缘作为血缘关系的投影,“‘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
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
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
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曹子玮，2003）。
在乡土社会,同乡仅仅指同一村或同一族的人,而流动后,老乡、同乡成了一种颇具弹性的、泛化的概念。
小到同村的、同族的,大到同镇的、同县的都可以叫“老乡、同乡”（罗忆源,2003）。
因此，从网络规模看，老乡网的规模可谓是相当庞大的。
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老乡网和朋友网都有重合性。
老乡网作为重要的初级关系网络，紧密度和网络密度也是相对较高。
五个被访者基本都有一到几个关系较为密切的老乡朋友。
而同样，由于农民工本来就结识的或是进城后新结识的老乡大多都是进城务工者，出生环境、教育背景、年龄等的趋同性也都较高，异质性也是低。
2.进城后非正式支持网络的重建
（1）家庭网的建构
由于家庭网主要方式是“袭”即传袭，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农民工和核心家庭网的关系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关系依然最为密切；以前交往甚少的亲戚关系自然无变化，只会随着地域的拉大而更加疏远——外围家庭网关系逐渐淡化；而一起进城打工的亲戚，倒因为地域的关系，交往比以前更为密切，关系维持到一个新高水平。
总的来说，能够给外出打工者提供社会支持的家庭网的规模相对缩小。
黄某：
跟家人当然还是很好咯！
自己的亲人走到哪里也都还是亲人嘛！
最亲的嘛！
像我堂妹在北京，我们就经常一起出去耍，互相照顾。
我是她哥哥嘛，一家人，她不跟我亲跟哪个亲？
！
出门在外嘛，亲戚朋友多好互相照应。
张某：
虽然我一直在外面打工，但是跟兄弟姐妹的感情还是不会变。
（至于）其他亲戚，我都出来十几年了，都没什么联系，也没什么感情了因为。
关于家庭网关系的维持，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当中个别人的家庭关系的微妙变化。
（现在跟谁最亲？
）吴某：
跟自己最亲！
我以前跟亲人（兄弟姐妹）亲，现在我不跟他们亲了！
（苦笑）因为他们只晓得拿我的钱。
每次借我的钱，借了又不还。
我都搞怕了。
每次回去，都把我当大款整！
几年的钱，都要被他们整完了。
干什么都找我要钱，你像家里修房子嘛，买电器差钱嘛，我回回都给他们寄！
连我侄女想买电脑都找我要钱！
我哪来那么多钱呐！
我都三十几岁了，还没成个家，我也要为自己打算嘛！
所以，我现在没什么事，一般不回去了。
回去就花钱，回去就花钱。
我去年过年回去一个多星期就花了六千多块钱！
家庭网建构的资源动员情况：
①经济支持对于像这种外出打工者，说到家庭在经济上对他们的支持，倒不如说现在更多的是他们在支持家庭。
因为，他们之所以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养家。
父母健在的和有妻室的人，每个月都会从工资里抽出一部分来寄回家，支持家用。
不过当真遇到缺钱投资或是突发性事件需要借钱的情况，他们通常也还是会向自己的亲兄弟姐妹或关系较好的近亲借。
田某：
现在干什么都不会，竞争又厉害。
不干？
不干家里怎么办？
！
我每月给父母寄500元。
现在物价又上涨，还好父母还可以下地点干活。
自己能省就省，每月至少给妻子寄500块，家里还有孩子，今年两岁，虽然还小，但也是一口饭呐。
黄某：
一般都是向兄弟姐妹借。
自己的亲人嘛，还是最靠得住！
亲人的话，这点事是应该的嘛。
我们跟近亲关系也都不错，借点钱也不算撒子（什么）。
远亲，现在的话，谁都缺钱花，这年头，不好借钱。
远亲就比较远了嘛！
2情感支持情感支持包括看望、聊天、倾听、理解等。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变迁迅速，人们的压力也不断上升，因此，家庭成员间的精神支持显得很重要。
血缘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们在精神上对血亲关系有着强烈的归依感，对血亲成员也有着强烈的信赖感合亲近感。
家庭支持是一种多向的、内容丰富的网络间互动。
它不仅体现在打工青年与其父母之间，而且体现在打工青年与其整个家庭之间的相濡以沫、息息相关的互相支持之情（张友琴，2001）。
访谈发现，父母和妻子、孩子是被访者最牵挂的人；而妻子则是最大的情感力量；孩子则是最大的精神动力。
而且，养家是他们选择“蜘蛛人”这个行业的重要原因。
田某：
我当然想过不干，但还是那句话：
为了养家。
张某：
我现在和我妻子最亲。
我们是在北京认识的，大家都是进城打工的，互相比较理解，容易沟通，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啊！
现在又有了小孩，丈母娘过来带孩子。
我们俩在外就要更拼命地工作，为了孩子啊。
干这个拿钱拿得多，而且拿得快！
当天干完当天拿。
我干这行（蜘蛛人），跟家人商量，他们担心安全问题啊，我就劝他们呗！
其实自己刚开始还不是担心，可是我们哪顾得上那么多啊，像我们这种人都只考虑怎么赚钱快！
③重大事情讨论
访谈的所有对象，表示重大事情有必要都会跟家里人商量。
不过，他们的独立性基本都较强，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做决定，但家庭仍是首要的讨论网。
黄某：
撒子（有什么）事情当然要跟家里头商量撒！
那时候去哪里打工，跟家里商量；后来搞生意，转行搞撒子（干什么），都跟家里商量。
（2）老乡网的建构
老乡网的网络建构主要方式是“认”——把同一地域的人套上老乡的头衔，通过一个老乡认识另一个老乡，新认识的老乡的老乡也认作老乡。
通过这种方式不断扩大老乡网的规模。
吴某：
老乡的话，就多啦。
一般你认识一个老乡，再一个介绍一个，一个介绍一个，就不得了了。
像我们有时候一起出去玩，他带他的老乡，我带我的老乡，就认识了嘛。
老乡都是这样介绍互相就认识了。
虽然在支持网的建构过程中，老乡网的规模随着“认”而不断扩大，但作为初级社会关系网之一的老乡网也在发生重构。
随着次级社会关系网络的逐步构建，打工者由于业缘等关系结识了天南地北的朋友，老乡的地位便没有原先那么重要了。
不过，老乡由于存在特殊的不可忽略的地域联系，老乡网的基本关系还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仍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关系网和朋友来源网。
吴某：
我认识的朋友就多啊，天南地北的朋友。
你看我呆过不少地方吧，广东、福建都是打工大省，尽是些打工的，哪里人都有，认识的四处的人就多了。
不过，首先你到一个地方，一般还是先找老乡，因为你一开始只认识老乡。
到后来，认识的人多了，就哪里人都有了。
说到关系亲，有时候还不一定。
有的老乡还不如外省的。
所以，我现在不管地方，只要人好，我们合得来，就可以做朋友。
老乡网建构中的资源动员情况：
1经济支持调查结果表明：
关系密切的老乡，若是需要借钱，相互之间会给予经济支援，成为了外来打工者重要的经济支援之一。
吴某：
关系最要好的两个老乡，需要借钱的话，我还是会找他们借。
田某：
我一般不向别人借钱，自己花自己挣！
要是真遇上什么事需要借钱，身边的几个老乡也都会帮我。
但是，找老乡借也借不了多少，大家都没什么钱，都是在外打工的。
挣两个钱不容易啊！
现在物价又上涨的厉害，生活压力太大了。
2情感支持调查结果表明，除非是关系十分亲密的老乡，否则他们不轻易向老乡透露自己的情感世界。
而即使是关系密切的老乡，在情感上的支持都不如家庭网在情感上的支持。
笔者推测这也许跟乡土社会中的人不太爱表露自己感情的性格有关吧。
不过，由于老乡的本质是乡土地缘，事实上也在无形之中给了进城打工者情感上的某种依靠感。
吴某：
孤独的时候就自己看看报纸、看看电视。
经常有时候，跟老乡串串门什么的，聊下天，解解闷。
③重大事情讨论虽然，家庭网是重要的讨论网，但毕竟由于空间上相距远，有时与家人的讨论并不实际，且在碰到紧急事件，来不急跟家人商量的情况下，家庭网的“远水”更解不了“近渴”，这时老乡网便成了重要的讨论网。
吴某：
像上次我承包出事那次，都是几个老乡后来陪我一起跑上跑下的，还有好多人帮着一起出主意，商量事情怎么处理比较好。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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