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如何合理利用以贵州文化遗产保护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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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如何合理利用以贵州文化遗产保护为例

文化遗产如何合理利用——以贵州文化遗产保护为例

文化遗产如何合理利用——以贵州文化遗

产保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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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如何合理利用

——

以贵州文化遗产保护为例

保护文化遗产,建设和谐社会.这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时代任务.两句话,前者强调保护,具有为人类保存文化记忆,使之承前启后,荫及子孙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后者重在利用,提出在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如何使之建功当代,促进地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是发展中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所面I临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文化遗产也不例外,保护和利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形成了它的对立同一结构.这一辩证关系直接作用于任何文化事项,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如古文献记载中的国傩,乡傩,西周时便盛行中原,然而由于道教,佛教的兴起和传人,逐渐丧失了原有的适用时代的宗教功能,迄今绝迹于中原,仅在贵州等边远山区有所保留.又如蜡染这

一

门古老的印染技术,隋唐时期曾兴盛于中原,由于更先进的印染技术的替代,迄今仅存于西南的民族地区.相反的例子如文化遗产中的古代建筑,其大多数沦为湮灭,无迹可觅,而只有那些符合时代审美观念或功能需求的个例,才得以历经朝代交替,历经不文化阶段而屡经修葺,遗存迄今.至于现在仍活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统工艺的例子,更是举不胜数.由此可见,文化遗产的利用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其存在价值,这一价值程度上的减少,会导致文化遗产的的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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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博物馆

落,这一价值的失去,会导致文化遗产的湮灭.相反,这一价值的保留,会导致文化遗产的经久不衰.总之,利用价值是关系到文化遗产存亡的决定因素之一.同时还应该看到,针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而言,不重视或排斥利用的文化遗产保护,一方面将激化保护和发展的现实冲突,把文化遗产工作带人困境.另一方面势必会在保护对象同时代功用之间筑起一堵防火墙,使文化遗产丧失社会关注这个最大的保护基础.当前,京剧界盛传的一句话:

失去一个票友比失去一个名角更令人悲哀.在这句话中,票友代表时代和市场,名角代表文化遗产.这句颇带伤感意味的调侃之言,一语道破了文化遗产保护

必须紧密联系市场,紧密联系时代,实际上就是紧密联系利用的真谛.否则,保护必将因为时代联系的缺失而孤立,而无人问津,而尴尬万状.

保护不能离开利用,利用关健在于合理.多数文化遗产的价值已众所周知,成为市场上抢手的热门货.这应该是文化遗产之幸事,是令人振奋的.对于这些文化遗产的利用,寻求合理性是主导利用的唯一法则.妥协于商业的非分企图而丧失利用的合理原则,只会导致文化遗产的变味走样,肢解分离,导致文化遗产因野蛮掠夺而快速消亡.还应该看到,并非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同时代或市场存在着天然联系.针对这类文化遗产的保护,由于其利用价值的缺失,同现实的冲突也很少,保护工作似乎容易开展.

但如果我们因此而安于现状,那么,我们必然会被事情的表象所麻痹欺骗,我们的保护对象注定将因脱离时代成为无水之鱼,而最终遭到致命的一击,即在沉寂中走向消亡.因此,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保护文化遗产的成功与否更在于如何合理把握利用法则,如何为文化遗产寻求市场及时代的连接点,从而寻求到促进保护的有效途径,十分重要.而这才是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难点,也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重点.

当前,我国实行的保护手段应该说是因地而异.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提出

后,保护方法更是本土的泊来的,兼而有之,传统的创新的,各不相同.其实,由于文化遗产保护任务是在一个更广泛的空间提出的,它不仅是我国面临的新课题,同样也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新课题.国际上因各国的国情不一样,保护机构,财政状况及所处发展阶段,时代需求的不一样,形成的众多模式也不一样.无庸置疑,适用于发达国家的保护模式未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笔者曾就这个问题就教过国外专家,他们对如何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形势下,找到一种两全齐美的兼顾办法也无经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某官员还表达过这么一种期望,希望能在中国率先找到一种有效的保护模式,推广到面临同样难题的众发展中国家去.当前我国面临的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极为复杂,包括地上地下的,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等等.保护对策和方法也因地而异,因物而异,各不相同.其中既有传统的而且经过长期验证是行之有效的,也有在大力推进过程中初见成效的创新之笔,还有在理论同实践的结合上刚开始走上探索的艰难路程的.笔者想结合我国现行不同的文化遗产保护办法及尚在摸索中的保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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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对策,认识文化遗产保护中利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探讨应该怎样通过合理利用促进保护工作.笔者期望抛出一

家之言,引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其一,通过博物馆手段对出土及传世的可移动文物进行收藏保护,研究及展示,为研究者提供藏品依据,为参观者提供展览,是利用法则在博物馆同社会之间搭起的桥梁,是博物馆得到社会认同,实现自身价值的根本保证.其有目共睹,无庸赘言.其次,上世纪末泊来的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方法,即在相对集中的特定区域内,对所拥有的物质及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这种针对弱势文化的保护模式,由于文化主人的自觉与投入,在国外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但由于国情及社会阶段发展的差异,我国生态博物馆普遍是由政府主导而非源自文化主人的诉求,在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文化主人期望这一保护更多依赖政府,其个人的经济需求大于文化需求;当地政府往往更看重生态博物馆对旅游推动带来的经济发展等现状.因此,生态博物馆的牌子尽管早就悬挂在外,而且自贵州之后,数省群起仿效,但并未取得成功经验.尤其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并没能把生态博物馆的文化建设放在首位,落在实处.地方要求借助文化发展经济,无可厚非,身为文化主人的村民们企盼由此走上致富道路亦在情理之中,时代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又客观存在,众口难调的利用诉求同原本的文化主题相矛盾,由此带来的生态博物馆令人为难的现状也不足为

奇.笔者在此妄言之,能否改变思路,逆向思维,站在文化的立场上,加强生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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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前提下合理利用的思考,找到一条众望同归的路子.因为在我国当前的发展形势下,脱离时代功用联系的文化建设是难有出路的.第三,当前较为前卫的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理念也进入我国.村落文化景观在同生态博物馆相似的保护空间内,提出更为激进的把包括同文化产生联系的自然生态作为保护目标,无疑,这一保护理念所引起的同发展诉求的现实冲突将更加尖锐.目前这一理念的先行试验正在筹备中,其依赖重金实现保护的策略已端倪可见.笔者预言,这种经验的普遍推广应在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第四,我国当前兴起的私人收藏热,无疑是对国家文物收藏的补充.不管收藏者是出于对文化的挚爱还是对经济升值的追求,个人收藏对于文化遗产保护都是十分有益的.显然,个人收藏的取向是利用法则之手导航的.

建立传承人机制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类保护正在启动的重大举措.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日",我国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如果说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建立,是科学,系统地建立起我们国家的保护体系,那么,对传承人的保护则是

将非物质遗产保护落到实处.

其实,评选艺术大师,民间艺人并公布颁证的做法在我国前已有过,但其范围远不及这次来得更宽泛,远不及这次对草根文化的关注来得更多.结合贵州的实际情况看,多数民族民间技艺的传承在当前非但未见衰弱,反而日见兴旺.譬如民族银饰,刺绣,蜡染,纺织等,这些传统技艺不仅没有失去为本民族穿戴继续提供制作的机会,而且在50

满足旅游纪念品及工艺品的需求上另辟市场,民族工艺制作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摇身转化为商品经济,产品甚至越洋过海,远销省外国外.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冲击之初,这些传统技艺制品曾因急功近利而粗制滥造,笔者甚至认为某些传统技艺正在告别所属民族.但当笔者最近欣喜地看到几幅精美的苗族刺绣新作现身市场时,不免放下了为民族技艺担忧的久悬之心.传统技艺在现代化冲击下反而兴旺,反而在走过一段路后重归复原,这完全依赖于市场的需求和调整,完全归功于保护前提下利用法则的作用.又譬如流传于铜仁地区的傩仪,因为其中的爬刀山,过火海等绝技赢得表演市场,当地年轻人竞相学习,以此为业.傩仪中请愿还愿这一传统的核心取向虽已淡化,但傩仪的表演绝技传承有人.这也从另外一方面提示我们,在同一项文化事象特别是非物质文化事象中,由于可利用元

素的原因,存在着整体传承和部分传承的区别.这就要求在规划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时,一

定要事先有所研究,有所认识,有所取舍.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切实际的保护规划,实际上是对项目缺乏研究和认识的反映,而且这一决策必然导致执行的混乱.文化遗产通过传播,在民族外部构筑更大的认同空间,占有更大的商业市场,实现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结果,这大抵是所有能够通过适应时代而自谋生路,薪火传承的遗产项目的共性规律.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遗产项目都如此幸运,能够以其固有的文化特质被现代社会所接纳.有的传统习俗,曾经为人类社会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有的传统技艺,曾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成为生产技术的凭借,但在社会发展的冲击下,这些传统习俗

渐渐失却了曾经拥有的文化领地,这些传统技艺完全被现代技术所取代,被现代生活所抛弃,竞不容有立足之一席之地.事实上,把这些文化遗产项目推向绝境的不是别人,正是利用法则.其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因其失去了利用价值.出于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责任,出于保留人类社会发展足印的时代责任,对它们进行最起码的结构保护,将其保护起来传承下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选择.而且,针对这一类文化遗产的保护,才

是目前保护工作面临的重点和难点.目前,针对这类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我国来自文化,文物,科研,高校的一大批专家都在寻找积极对策,国际上亦然.政府对传承人的生存,生活提供保障,进行补贴是很多国家现行的方法.诚然,这种方法势在必行,但很难完善,它显然是被动的,缺乏生气的无可奈何之举.如此的外部输氧能撑几时?

而且,技艺当事者的去留最终将取决于其本人对自己生存方式的选择,低微的经济补贴很难抵挡更多收人的择业诱惑.现行的另一方法是给传承人以一定的社会地位,请他们在大学开设讲座.但由于这种方法在远离文化原生区域的地方进行,现场感的缺失令原有的文化魅力大打折扣;再者,听课的学生离校后也没有以此为业,肩负起传承人的责任.这种方法解决的实际只是宣传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传承问题.

真正要激活这些古老的文化遗产的生机,必须积极寻求其同现代社会,同市场的连接点,使之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这一点至关重要.东巴纸在上世纪末已然绝迹,当时有人以家庭造纸作坊的形式恢复生产,借助旅游旺势,销售人工造纸,很快又告停产.本世纪初,又有人开发此项目,瞄准旅游收藏市场,利用东巴纸印制《纳西纸书》,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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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造纸过程当作旅游产品开发,大获成

功.据称,当地还有人利用古老造纸制作灯笼,也红火起来.另一个例子,法国的一位设计师用中国传统特制花布设计时装,一举成功,而这种临近濒危的传统工艺也因此获得新生.这两个成功范例,给我们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困境照进了一缕令人兴奋的曙光.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

遗产项目要寻求与时代及市场的连接点,必须在营造自身的可利用价值上下功夫,自身的可利用价值绝不是简单的复原便万事大吉,而应该是在保留原汁原味的传统技艺的前提下,把传统产品变成适应现代市场的商品.换言之,要为古老的文化遗产找到能为大众接受的现代价值.要实现这一资源转型,仅凭传承者个人的单打独斗很难奏效,一定要形成政府,媒体,传承生产人以及社会主流意识的合力,积极引导,创造氛围,赢得遗产项目的生存空间.另外,对传承人的保障还应动员社会力量,特别是倡导大型企业以回报社会的形式参与.企业界不乏有识之士,怎样把他们对文化遗产的热爱变成保护文化遗产的自觉投人,这是许多保护机构正在努力的方向.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企业界的界入既能成就保护文化遗产的善举,又能提高企业自身的知名度,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即使如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是艰难重重.关于遭受现代社会冷遇的文化遗产项目,能够冲出重围,重获新生的,毕竟范例很少.建立传承人机制的做法虽然被动,但

又是不得已必须为之的结构性保护的做法.据称,国外利用传承机制对某些传统工艺如玻璃,奶酪生产的保护已达两百年之久.这就要求我们应该根据社会发展,不断调整有关的具体规定,特别是对传承人的生存,生活的保障应在质量上有所关注,使他们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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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

座在传承人的席位上不思移动.应该指出,这尽管是无奈之举,但再难也要维持.古老文化遗产项目的现代价值当代不见得能够完全认识,或许留待将来被后人所认识也不是不可能的.正如绝对真理犹如长河,相对真理仅为流途中一段.这或许能给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死保工作一点慰藉.民族文化进入课堂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开展的传承工作.黔东南侗族地区各县在中小学增设民间音乐教学课程,把侗歌,刺绣请进课堂,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不仅活跃了教学,还提高了当地适龄儿童的就学率.把民族艺术作为情感基因通过教学课堂植入儿童的血脉之中,使学生在对民族文化的天然认识之外,平添几分自豪感和神圣感,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件为保护文化遗产工件夯实基础的事情.

借助旅游对文化的需求,做好遗产项目的保护工作.随着多元文化保护工作的开展,随着政府主张和媒体引导的加强,文化旅游逐渐成为时尚,民族文化旅游成为愈来

愈多游客的首选.同时,随着文化定义外延的拓展,村落景观,特色农事活动,民族节日,人生礼仪甚至油菜田,茶林,梯田等等,都被纳入文化范畴,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文化资源.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旅游开发会对文化遗产造成破坏,而且可援之例举不胜数.笔者当然不否认诸如此类的客观事实,更不否认当前旅游开发造成的破坏是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主要矛盾.而且,这种破坏正在毁掉民族文化旅游本身,很多游客之所以首选民族村寨,是因为他们怕去晚了,看不到原汁原味的东西.显然,不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加强保护,旅游者所代表的52

市场亦不复存在.但是,决不可因此忽略次要矛盾,切不可因此反对文化遗产保护借助旅游的需求,杜绝两者之联系,做出因噎废食的蠢事.文化遗产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则前景堪忧,这点在前文中已反复论及,而旅游恰恰是其利用价值的一种体现.关于利用文化遗产发展旅游中应该如何树立保护意识,如何把握尺度,如何确保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的合理I生,这种呼吁已经不是文化专家的专利.旅游的过度开发造成对文化遗产的破坏,触目惊心且又发人深省的深刻教训比比皆是,早就引起文化的抵抗,世人的反感和社会的公愤.既使如此,还是有不少利令智昏之辈不能为之警醒,他们是文化遗产的罪人.笔者想从话题的另一面来探讨当前对文

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所存在的问题.以贵州为例,一方面存在着过度的旅游开发给文化遗产带来破坏,另一方面却也存在缺乏保护意识给文化遗产带来的伤害.地处雷山县大沟乡的控拜村,寨上百余户人家中的百分之八十以银饰加工为业,成为遐迩闻名的"银匠村".原来走进村寨,加工银器的叮当之声不绝于耳,阖家上阵夫唱妇随的场面比比皆是,村寨不啻为一个很大规模的银饰加工表演厅,银饰销售集散市场.特别是该寨距离着名的千户苗寨西江大寨路仅十里,是一个十分理想的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地.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可资开发的文化资源,如今却一派破败景象,村寨里木楼无人住,村寨外田土无人种,昔日号称"银匠村"的地方如今最缺少的便是银匠.寨上银匠大都远走他乡,依据市场需求分散并定居在云南,广西,四川及省内各地.追究其责,无疑是由于缺乏对文化遗产利用价值的认识和思考,从而导致在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上处理不当而造成的.法国人利用葡萄酒产地吸引游客,而我

们却任由一个好端端的银匠村人去楼空,两相比较,不免令人扼腕.银匠村的例子告诉我们,文化遗产绝不会因为政府的整体保护意识不够而沉沦,相反,它会依据市场需要,化整为零,自谋出路,但它曾拥有的规模优势却难以为继.另外,银匠村的例子还驳斥了当前流行的一种观点:

保护等于破

坏.因为银匠村的沉寂正是在于没有保护.苗族银饰制作工艺已进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苗族银饰制品早就是国内外博物馆,艺术院校及收藏爱好者的收藏对象,其所具有的文化遗产价值是无庸置疑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保护任务是如何拯救银匠村,使其恢复昔日活力和文化面貌,把它打造成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旅游胜地.据悉,贵州省考古所争取的中意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已将银匠村的恢复工作纳人视野,但即使项目资金到位,课题组毕竟也只能从文化的角度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而更宏观的拯救计划必须依靠政府部门制定.政府当务之急是,充分认识文化遗产价值,树立保护意识,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制定相关规定,并晓以保护本民族文化之大义,激发保护本民族文化之热情,招回并稳定银匠队伍,使这一传统的文化遗产在保护工作的开展上重获新生,使银匠村充满生气的叮当之声再度响彻控拜.

文化遗产借助旅游实现利用价值,借助旅游推进保护,这类成功范例很多.即使如此,笔者仍然要强调两者的关系.文化同旅游,文化是基础,没有文化,便没有（文化）旅游;两者又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文化通过旅游在更大的平台上实现自己的现代价值,旅游利用文化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在操作层面上,旅游应服从文化固有的法则,文化不能屈从旅游的经济需要,做出哪怕是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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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的原则性让步.俗话说的"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恰好说明了两者的关系.四

谋求艺术类文化遗产的艺术提升,使之适应时代,焕发活力,这也应该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策略之一.或许会有人对笔者的这一

主张嗤之以鼻,因为从字面上看它本身就违背了当前对文化原生态及原汁原味保护的时尚追求.笔者认为只要先在两个基本道理上达成共识,由此产生的所有争论便会迎刃而解.其一,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保护的活态原则,就是允许被保护对象按照自己传统的文化轨迹发生变化,倘若不是这样,其便是固态保护或标本式的保护.其二,承认唯物主义关于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这一基本原理,杜绝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事物的唯心主义观点.其实,笔者对当前颇为时髦的原生态,原汁原味的提法是有所看法的,其用于文学的形容修辞无可争议,引人学术层面则有欠准确.试问,原生态的服装是什么?

最正确的答案恐怕是遮羞布.所有的文化事象一定都会是变化的,都会是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变化,必须以尊重文化主人的选择为前提.

不管"原汁原味"的保护愿望多么强烈,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都会受到时代发展

的影响而悄然变异着."多彩贵州",是一台以民族特色取胜的歌舞,该剧第一版演出时聘用了二百余村寨演员,谁能保证这些演员返乡后不把自己的演出心得对家乡的传统歌舞施加一招一式的影响?

笔者认为,这种时代对传统的影响是必然的,是谁也阻挡不住的.笔者还以为,这种影响是有益的,是有利于传统文化的艺术提升的,而且,这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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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是使传统文化朝着适应时代的方向而发展的.再譬如笔者的一位青海同行曾邀请藏族油画家为家乡的画僧开办油画讲座,介绍西画的先进技法.至于如何把西画的技法引入藏族唐卡的绘制中,听凭画僧们自由选择.他的这种做法有利于唐卡适应时代的艺术提升.徐悲鸿先生当年也做过相同的事,不过针对的对象是国画,而徐先生把西画技法引入国画的做法,被公认为是对国画发展的一大贡献.对于没有被时代"污染"的原生态文化,且所保留的历史遗存愈多愈好,最好直面文化的源头.这根本不可能,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除非通过时间隧道,返回原始社会.再者,拒绝传统文化的艺术提升,实际上是在断绝文化遗产同时代的联系,是把文化遗产逼上绝路.总之,民族类文化遗产保护绝不能奉行抱残守缺主义.因为这样做最起码在主观上对民族文化不公平,在客观上也绝对行不通.

另外,笔者建议对文化的活态保护应该同标本式保护相结合,即运用录像,录音等记录手段,每隔十年或二十年,周期性地对保护对象进行横切面的凝固式记录,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活态保护臻于完美:

既不干扰文化自我选择的文化轨迹,又能依据若干横切面完整地记录下这一文化的变异轨迹.五

杜绝外界对民族文化的主观干预,是保护文化遗产工作极重要的一环.贵州民族节日多达千余,风格浓郁,个性独特,多姿多彩,有着极大潜在价值,是今后推动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而贵州民族节日所在地的许多地方政府,由于看重民族节日的人气聚集作用,热衷充当民族节日的包办者,每年一度,乐此不疲.在政府包办的民54

族节日里,官员是主角,官方客人是上宾,经济是中心.节日的传统程序被搅乱,活动变味走样,文化含量大大缩水.笔者曾有过如此经历,按照传统的节日时间赶去,被告知当天为来宾报到日,次日为大会时间,原有三天的传统节日在时间上被压缩了一半.众多的民族节日是贵州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借此打出经济发展之牌顺理成章.但是如果因为要打经济牌而毁了文化这张牌桌,无疑是在演绎当代版"竭泽而渔"的故事.再者,我们期望通过民族节日的特色文化引起投资商的兴趣,结果把节日搞得不伦

不类,索然无味,原来的计划无疑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建议不妨改变思路,变包办为包装,还原民族节日的本来特色,扩大节日的宣传包装,加强节日的接待设施建设,特别是在节日期间创新农家乐活动,把餐桌从酒店搬到农家,让客人多方面领略到最正宗的民族文化.把所有的经济活动安排在节外部同期进行,真正做到经济,文化两不耽误,相得益彰.欣闻黔东南某县被政府包办了近十年的知名苗族节日,今年终于还节于民,前往客人有增无减.任何广告都比不过口碑宣传,该节日的访客逐年增多,更多的商机亦将尾随而至.

站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场上看,民族节日愈红火,访客面愈大,文化主人的自豪感就愈大,自信心就愈强,保护自己传统文化的热情也就愈高.而由这种自信和热情所激发出来的保护能量,是任何政府或机构使出浑身解数也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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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对文化遗产的研究,挖掘适应时代的合理元素,直接引入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广泛流行于苗族地区的古老的议榔制度.费

孝通先生的调查研究显示,苗族的封建地主经济不发达.正因为如此,苗族地区自古以来沿袭着相对民主的"议榔"制度."议榔"通常在村寨遇有重大决策的时候举行."议

榔",由榔头主持,全寨每户派代表参加,所议之事投票表决,一经决定,则立"议榔石"为据,共同遵守,违者处罚.其后者所具有的民主本质,则可直接引入当前推行的村级政权的民主选举,使这一工作得到传统习俗的辅佐,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文化遗产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及制度建设可能产生的作用,证明了其自身的现代价值,这无疑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本身.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