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津大学学生的对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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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津大学学生的对话

与天津大学学生的对话

李瑞环

（1985年10月23日）

　　李瑞环（以下简称李）：

我来天大，一是听听你们的意见；二是同你们共同探讨一些你们关心的问题。

我希望你们有什么说什么，我也有什么说什么。

关于如何看待形势问题

　　一位研究生首先提出：

请市长谈谈为什么说现在的形势是最好的，又是最关键的？

　　李：

同学们这样关心国家的形势，这是好事。

如何估量形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走过曲曲折折的路，有经验，也有教训，仔细想一下，都和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有关。

大家对形势关心，说明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对当前最基本的也是最重大的问题的关心。

　　形势是由条件决定的，形势是各方面条件的综合反映。

所谓各方面的条件，主要是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三个方面。

当前的形势好不好？

或者说是大好，还是小好？

应首先看看这三方面的情况。

　　先谈政治方面。

在座的都比较年轻，对“文化大革命”不大了解。

且不说“文化大革命”中我国政治如何混乱，就说粉碎“四人帮”之后吧，当时全国是个什么局面？

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一片混乱，许多是非不清。

比如知识分子，被看作是“臭老九”，是改造的对象。

那么，现在与当时对比又如何呢？

短短几年，就从那种混乱的状态变成今天这样大家心情舒畅、安定团结的局面，我是没有想到的。

那么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各行各业都在研究自己的本行，都在努力工作；读书的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这种局面是来之不易的，是解放30多年来最好的。

　　再说经济方面。

政治上的大好局面，说到底是经济稳定和发展的表现。

经济形势大好，可以列举许多数字来说明，这里我仅讲几个主要数字。

全国的工业生产，“六五”期间平均增长10.5%；财政收入，今年全国可以达到1700个亿，地方和企业拥有的预算外资金还有1300个亿，总数达到3000个亿，比1980年增长近一倍。

粮食全国人均达到800斤，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棉花自给有余。

1980年天津农村人均收入为190元，现在达到500多元；城市职工收入，1980年人均不到1000元，现在达到1200多元，剔除物价上涨因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相当快的。

尤其是农村的形势是很好的。

前几天我去西郊区王稳庄乡小孙庄看了一下，很受鼓舞。

这个乡今年向国家交售200万斤肉鸡、肉鸭，300万斤鸡蛋、鸭蛋，400万斤鱼。

就是说，他们每年可以向天津市城镇居民每人提供一斤鱼。

像这样的村子，天津已有好几个了。

这样发展下去，天津能有40个这样的村，吃鱼难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人民生活方面的改善更是显而易见的。

只要看一看家里住的、屋里摆的、身上穿的、嘴里吃的，就不难得出结论。

困难户当然也有，但总的讲是提高多了。

天津职工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已达97%，其中90%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买的。

现在人们买电视机，一要彩色的，二要大个的，三要名牌的，四要进口的。

高档商品多数脱销，而低档商品多数滞销，卖不动。

高档毛料不好买，涤卡、纯棉布不好卖。

很多脱销的商品，不是因为生产能力降低了，而是人们手里钱多了，购买力提高了。

天津城市面貌这几年变化也是很大的。

如住宅，最近4年新建的住宅，相当于解放时天津房屋总量的一倍半，每年新建住宅都保持在300多万平方米。

天津过去有三大怪：

“坐车不如走的快，临建棚拆的不如搭的快，自来水腌咸菜”。

现在临建棚消灭了，多年喝苦咸水的问题解决了。

“三级跳坑”房是天津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今年全部改造了。

当然，大家还有些意见，比如肥肉多，瘦肉贵，我们正在发展瘦肉型的猪。

但就这条意见本身，也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1960年连肥肉也买不着。

天津的变化，是贯彻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全国大好形势的一个部分，也可以说是全国大好形势的一个缩影。

现在的形势大好，是有目共睹的，是不容置疑的。

　　看待形势必须有正确的观点。

一是要有唯物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同志说过，只有感性材料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如果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以虚假作为前提，并以此推理，方法上是错的，其结果也必然是错的。

二是要有全面的观点，既要看到各个方面，又要分清主流和支流。

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不能把一分为二理解为一半对一半。

必须要弄清哪个是主要面，哪个是次要面，不分不对，颠倒和不分主次也不对，这才是辩证法。

我认为只要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当前的形势，就可以得出正确结论，同时也并不否认存在的问题。

三是要有发展的观点。

对形势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去看，不能只看眼前，要看到长远，要看到发展趋势。

我们不是天天说小孩子不如大人吗？

但发展地看，最终还是小孩子战胜大人。

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许多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可以在改革的进程中逐渐解决的。

只有把握住这些基本的观点，才能够正确地观察形势。

关于一些人思想上有消沉情绪问题

　　管理系一位研究生提出：

市长讲的大好形势我们并不否认，但为什么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些人思想上比较消沉？

　　李：

目前在工厂企业和机关等部门确有一部分人精神不振，这无疑是一个重大问题。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

这几年，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有成绩，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或者说宣传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片面性。

有些事情，钱花得不少，劲费得不小，结果却不那么好。

比如调整工资，这几年增长的面是最大的，幅度也是最高的，但常常是长的面越大，挨的骂越多。

回过头来看，很多事情我们说得过早、过多、过硬。

像这次中小学教师调资吧，本来是大好事，但还没有研究好，就早早地宣布了，甚至说这次增长的钱之多，是“想象不到的”，“会大吃一惊的”，大家就在那里猜，可能是每人70～80元，把大家的胃口吊得很高，结果平均长了20多元。

20多元应该说是很不少了，但怨言很多，因为比他想象的少。

如果先不说，做好了工作，到时候平均每人增长20元，大家真的想象不到，一定会很满意。

像这样的教训不少。

　　过去，我们不大讲经济规律，不大讲按劳分配，否认经济利益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显然是错误的。

最近几年，我们比较地强调了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应该说在这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忽视了理想教育，致使有些人只讲钱、只认钱，不讲政治、不讲理想。

人没有理想，在个人要求达不到目的时就容易消沉，遇到问题或困难时就缺乏动力。

也正是因此，中央最近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理想纪律教育。

我们认为，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振奋人们的精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许多问题并未解决好，或者说研究得还很不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去探索。

就每个人来讲，在当前大好形势下不应该消极沉闷，应该振奋起来，积极向上。

关于部分大学生闹事问题

　　一位博士研究生提出：

请市长谈谈对北京、西安等一些大学最近发生事情的看法，听说派军警打了不少学生，还抓了人，真相如何？

　　李：

最近，北京大学、西安的一些大学生中发生了部分学生闹事的问题，有的学生打骂了一些工作人员，但我们的工作人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耐心地做了学生的工作。

现在已经平息了。

　　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为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有意见，贴了标语和大字报，后来又有几百人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

当时正开全国党代会，人民大会堂门前广场还有外事活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让学生到了纪念碑。

日本政府，特别是首相以政府公职人员的身份去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有些同学有些气愤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采取聚众示威的做法是不好的。

这样并不能给日本政府造成什么压力，反而容易被日本的右翼利用。

我明确地告诉你们，我对这种做法不赞成。

这种做法只能是搞乱了我们自己。

我坦率地告诉大家，中国老百姓在高兴之中还有余悸：

一是怕乱，怕折腾；二是怕变，怕政策变。

我们国家人不少，地不小，资源不缺；我们的人民一不懒，二不笨，为什么发展慢？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折腾。

一个美国人说，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进了我的研究所，我就要很小心，他很有可能把我的研究成果学走；如果有两个，就稍微放点心；如果有三个中国人，我就完全放心了，因为他们自己就折腾起来了。

日本人就不一样，如果有一个日本人，我不在乎，他虽然能干，却成不了气候；有两个就得小心；如果有三个，无论如何要采取点措施，不然的话就不得了。

中国是个大国，能不能保持现在这样的前进势头，我看危险不是慢，而是乱。

自己不生“病”，别人是打不倒的。

如果自己折腾、“发高烧”，不用别人来打，自己就倒下了。

我说过，中国的事要迈小步不停步，少走弯路回头路。

这话不是说不要大干快上，就是说不要引起折腾。

　　国外人士认为中国人好折腾是有名的。

这话多少有点根据，因为搞运动，搞示威，我们都内行。

这种法儿，在旧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反动统治，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在我们自己掌权以后，有什么理由这样搞？

“文化大革命”搞的结果怎么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学生读书是最需要清静环境的，如果折腾起来怎么读书？

就国际关系来讲，我们是坚决反对复活军国主义。

对日本政府的所为，我们政府已有表示，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发表了谈话。

外交上的事情错综复杂，要有理、有利、有节，搞运动的方法只能是折腾自己。

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必须听从中央的统一部署。

“文化大革命”中不是常讲千万不要忘记吗？

我看现在也要讲千万不要忘记，就是千万不要忘记现在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千万不要忘记大好形势的主要标志和前提条件是安定团结；千万不要忘记人民群众还心有余悸，担心再折腾，折腾不得人心；千万不要忘记确有些人在处心积虑地想把中国的安定团结的局面破坏掉。

我并不反对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但学生主要的任务是学习知识，为今后建设和管理国家打基础。

对于国际上的事情，相信中央会正确处理的。

　　当然，我们对学生的热情是要保护的，所谓保护就是要引导他们走正路。

学生的这种热情如果误入歧途，就会起破坏作用。

实在地说，对青年学生教育、引导确实是个大问题。

北大学生去天安门广场时，正在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如果哄起来，可以想象将导致一个什么结果。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天津大学没有闹，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说明同学们觉悟是高的，是顾大局的。

我们希望同学们珍惜宝贵的年华，集中精力，认真学习，经常想想将来的历史使命，想想老一辈所寄予的期望，想想目前学习和将来的关系，为将来担负起建设国家重任打下坚实基础，而不要听信某些喊得很凶，说得很好，行动却不怎么样的那种人的话。

关于对我们党和政府的看法问题

　　几位学生相继提出：

北大学生闹事，提出要“打倒腐败政府”，你怎么看?

　　李：

我不赞成这样说，更反对这样的口号。

这是错误的。

说这种话的人，其中有的是无知，受谣传迷惑，但有的可能是别有用心。

我们承认现在确有不正之风，我们提出整党，本身就承认了党内存在着不正之风，有的也可以说是腐败的人或作风，但我们的政府不能说腐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了多少事情？

怎么能说腐败？

不符合事实，也不公道嘛！

我亲眼看到，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为四化和民族大业日夜操劳，拼命工作。

他们比我们苦得多。

只要想想从“文革”后中国的破烂局面，到今天的景象，就可以想到他们辛苦工作的程度。

这几年为人民办了那么多实事、好事，这样的党和政府是应当受到拥护的。

就我所知道、看到的，中央一些同志工作非常之苦，办公室里摆个硬板床，日日夜夜在那里干。

同时，在处理问题上非常实事求是和讲究民主，待人以诚、以宽，肝胆相照。

我们在他们面前讲话敢于直言，无所顾忌，他们是有能力领导好我们国家的。

别的不说，就以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为例，由多年来把知识分子压在底层叫“臭老九”，到今天这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局面，费了多少劲，做了多少工作。

有人天天在那儿喊要民主，现在能说不民主吗？

如果在1957年，谁敢提这样的意见吗？

党和政府在努力克服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你们这些意见还不够个帽子吗？

像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怎么能说是腐败？

这很不公道。

　　就我们天津来讲，“文化大革命”加地震的破坏，当时是个什么样子？

能有现在这个样子，当时人们敢想吗？

这几年我们费了多大劲？

每天除了睡觉以外，能有多少自己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