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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路桥免费岂是管理免责

王石川

　免费值得鼓励。

但“一撤了之”或是“一封停之”，则是一种不作为乃至乱作为

　　宁夏吴忠黄河大桥辅道桥撤销了存在10年的收费站，当地民众拍手称快。

不曾想，日前有媒体报道，政府部门已在路口设置路障，让行人和车辆难以通行。

据说，此举是担心有安全风险。

　　最近一段时间，“路桥免费”一再成为公共议题的热点。

看来，“免费蛋糕”吃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免费以后的问题不比收费时少。

　　大桥免费本来是好事，为什么却办得窝心？

有的大桥停止收费的同时，也一并停止管理措施，这一停让人心生忧虑：

行人和车辆的安全谁来保障？

而撤销收费站后旋即以“安全考虑”封路，这一封更让人心存疑惑：

收费多年从未因安全问题而停止通行，怎么一免费就不安全了？

　　无论是一撤了之还是一封停之，都与民众期待相去甚远。

这种态度恐怕也是一种不作为乃至乱作为，与收费模式下的工作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难免让公众产生有关部门不情不愿、推卸责任的印象，更会生发“既得利益阻挡改革”之类的感想。

　　路桥可以免费，但管理不能免责。

岂止不能免责，更应强化管理、提升服务。

这是因为，在公共资源免费情况下，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课题，管理部门不仅不能缺席，而且需要有所调整和创新。

重大节假日高速路免费，一下子刺激了民众开车出行，如果路桥公司和交管部门没有周全的预案，没有及时的政策调整，没有完善的救济之道，高速路难免变成停车场。

同样，大桥免费之后，面对蜂拥而至的车流，如果不加强安全管理和疏导，就很可能变成“危桥”。

　　事实上，公共政策本身就是浑然一体的系统，既需要制定之前的问计于民，也需要制定之中的反复论证，甚至充分博弈，还需要强有力的实施以及实施之后的评估。

取消收费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取消之后谁来维护道路质量，谁来保证交通畅通，谁来监管车辆超载现象，都是不能忽视的管理课题。

　　免费有免费的问题，不能一免费就当甩手掌柜，当然也不能因为免费后出现了问题就想着重走收费的老路。

切实可行的出路，还在于顺应公共资源回归公益属性的大趋势，探索和建立“免费管理学”。

　　当然，任何公共政策的实施都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

“路桥免费”推行后，出现的交通拥堵、停止服务、设置路障等现象，暴露了管理转型存在的问题。

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通过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各种梗阻，不断积累经验，顺利度过磨合期。

在民生善政越来越多的今天，如何做好“免费”功课，真正把好事办好，已然成为考验政府部门执政能力的一个新课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别让“小学化”淹没了赤子之心

李泓冰

功利太盛，从稚龄起便学会书写、计算的孩子，却渐渐流失了赤子之心

　　别刻意评价幼儿发展好与差，别为“达标”对幼儿强化训练，为儿童成长设阶梯状标准……这是教育部日前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的谆谆之教，并明确坚决取缔围绕小学招生开展的选拔性考试，铲除学前教育“小学化”土壤。

　　很多家长都有着切肤的育儿体验——倘若没有“小学化”训练，上小学之后，孩子可能就被老师视为“差生”。

孩子自信尽失，家长也在陪练中苦不堪言。

口口相传，敢于让幼儿自由生长的父母越来越稀少。

　　近年来，相关禁令出台不少，然而效果不彰。

随着监管的松紧，靠奥数升学与幼儿园小学化之类的教育乱象忽冷忽热，发烧期往往远长于冷却期。

为什么教育宏观层面频频“严禁”，而进了微观的校门，“严禁”却摇身变成“纵容”？

　　这里并没有什么天大的秘密，一词以蔽之：

功利。

　　这是一条环环紧扣的功利链条：

社会阶层生存状态的鲜明反差，让人人皆争“上游”，渴望成功，竞争心炽盛；而通往“上游”的途径狭仄，目下高考仍是“独木桥”，孩子们在焦虑的成年人鞭策下绝尘狼奔；对名校资源的惨烈竞争，逐渐下移到了幼儿，张爱玲那句“出名要趁早”的名言，变成家长们“应试要趁早”的忠告。

应着这样的社会风习，学校自然要网罗优质生源，才能保证继续“优质”。

于是，各种怪招纷至沓来。

孩子们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在教育流水线上，无论怎样闪转腾挪，都跳不出应试的如来佛掌心。

偶有“严禁”的紧箍咒念诵念诵，也往往难以抵挡魔高一丈。

你挡我推，法不责众，剑走偏锋的最后，便成浩荡之势。

　　于是，孩子们渐渐流失了创新能力、独特个性、人文素养，以及“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等公民意识。

更重要的是，从稚龄起便学会书写、计算的孩子，却渐渐流失了赤子之心。

一个心态健康明朗的人，常有童稚气，像孩子一样，带着天真、纯净、宽容的眼光处世为人；而一个社会心态健康明朗的民族，也常有童稚气，天真、纯净、宽容。

功利太盛，淹没了赤子之心，也导致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

　　不久前故去的周汝昌先生，曾是一个9岁才开蒙的村童，却由于热爱学术而改变了人生。

以他的西文功底去当个洋人买办，足可舒舒服服“捞世界”。

相反，他抱定一部《红楼梦》，宁为“满纸荒唐言”，付出一生心血。

谁能解得了这份孩童般的、毫无功利之心的痴迷？

　　如今的九龄童，比开蒙较晚的周汝昌要“强”得多了，不乏中英文俱佳、奥数钢琴兼通之才，有的都会用小恩小惠“贿选”班干部了。

两相比较，这样耽于竞争的孩子，与九旬老翁周汝昌比起来，谁更有赤子之心？

　　这样一想，还是希望着，教育部这一回的“禁令”，真的能管用。

毕竟，兹事体大呵。

　　【新闻背景】

　　克服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

　　教育部印发《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本报北京10月16日电　（记者赵婀娜）近日，教育部印发《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强调了科学的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对于提高广大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素质和家长的科学育儿能力，防止和克服“小学化”倾向，全面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将具有重要意义。

　　《指南》从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个领域描述幼儿学习与发展，分别对3—4岁、4—5岁、5—6岁三个年龄段末期幼儿应该知道什么、能做什么，大致可以达到什么发展水平提出了合理期望，共32个目标；同时，针对当前学前教育普遍存在的困惑和误区，列举了一些能够有效帮助和促进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教育途径与方法，为家长和幼儿园教师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指导，共87条教育建议。

　　《指南》强调要充分认识生活和游戏对幼儿成长的教育价值，严禁“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成人不应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幼儿等。

　　教育部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负责人表示，幼儿园要科学、合理地帮助幼儿做好入学准备，重点做好语言表达、初步逻辑思维等学习适应能力的准备，以及主动性、规则意识和遵守规则的能力、任务意识和执行任务的能力等社会适应能力的准备，严禁幼儿园提前学习小学的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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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病根，“黑救护车”才会绝迹

徐立凡

“黑救护车”横行，实际上是“地下经济”部分代行了公共服务的职能

　　日前，媒体调查发现，不少城市各大医院周边，一些“山寨救护车”、高仿“黑救护车”频繁出没，根据病人病情漫天要价、坐地起价，甚至与正规急救车争抢病人。

　　“黑救护车”设备简陋、隐患不少，决定了其发生医疗或安全事故的高风险。

因此，查处“黑救护车”，维持正常公共医疗秩序是有关部门应尽职责。

但是，仅凭严格监管能否彻底治理“黑救护车”？

或者说，“黑救护车”横行的病根到底在哪里？

　　“黑救护车”大行其道，固然有设租牟利的驱动力，但更源于市场供给失衡和价格体系失真。

　　从供求来看，公共医疗资源集中度过高和优质医疗资源稀缺，导致患者就医集中度过高。

即使加快医疗急救网络的建设，强化医院接转能力，但就目前情况看，其效果也会稀释。

从成本效益看，据记者调查，目前大部分地区实行的是急救车有偿服务，与“黑救护车”相比，正规救护车并不具备明显价格优势，如果管理不善，那么运转效率上或许还低于后者。

　　可见，公共医疗运行机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除，即使查掉了一批“黑救护车”，但在庞大市场需求刺激下，仍可能催生出下一批“黑救护车”。

　　实际上，类似“黑救护车”的“地下经济”，并不鲜见。

比如，在郊区和农村等公共投入不足的地方，总有“黑校车”出没。

即使家长明知有安全隐患，但依然让孩子登车上路。

又比如，在许多城市，“黑出租”屡禁不绝。

打车难，让许多市民不得不选择“黑车”。

　　从供需角度看，“黑救护车”、“黑校车”或“黑出租”，实际上都是“地下经济”部分代行了公共服务的职能。

而这种“职能”之所以成立，源于两种“不够”：

一是公共管理效率不高，二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地下经济”顽固生长的土壤，往往由此产生。

　　所以，治理“黑救护车”等“地下经济”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提高效率，不仅需要整合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效率，更意味着管理方式的创新。

如果公共医疗急救系统突出义务而非效益属性，其相对于“黑救护车”的比较优势就会凸现；如果出租车运营体制降低门槛，市场发现功能就会找到供需平衡点，从而消除人们对于“黑车”的需求。

　　同样，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增强，也不只是加大财政投入那么简单。

政府投资是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主要推手，但常常面临支付不力、效果不彰等风险。

对冲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引入社会投资。

有序开放救护市场，让更多可靠的社会资本进入急救领域，使之成为正规急救的有益补充，那么险象环生的“黑救护车”就会逐渐丧失横行动力。

　　总之，公共服务越不漂浮，“地下经济”就越难以滋生。

这既需要政府服务意识的提升，也需要对市场自主能力体现出更多的尊重和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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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讨薪”呼唤制度救济

秦淮川

“另类讨薪”是一种无奈之举，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更加需要常态化的制度救济

　　农妇“苗翠花”模仿外交部发言人的讨薪视频，近日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

21日，视频策划者现身讲述拍摄过程，说明为什么要采用如此奇特的“点子”。

　　近年来，从拜河神到跪求范仲淹像，再到举行“网上讨薪发布会”，农民工“另类讨薪”的方式不时出现。

讨薪，仿佛成了比拼创意的“技术活”。

然而舆论总是喜新厌旧，若非剑走偏锋的奇招、出其不意的怪招、动人心弦的狠招，很难引起关注。

无论高人指点还是自己出招，这种吸引眼球的讨薪方式演绎下去，恐怕越来越难以为继。

　　既然如此，为什么“另类讨薪”仍然不断花样翻新，并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

这当中既有少数“成功案例”出奇制胜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比如，“苗翠花”录制视频到网上发布之前，“法律程序和上访程序都走完了，没有用”。

再比如，一些农民工就是在欠薪者“法院判决就是一张废纸”的叫嚣下，把求助的目光从现实投向了网络世界。

　　讨薪，本该有理直气壮的底气，而不是被屈辱所取代；本该有尊严，而不是沦为悲情的代名词。

“法律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如果欠薪方尊重法律，如果职能部门守土有责，如果农民工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有效，农民工何须求助于网络？

正如有学者所言，利益表达是要付出代价的，坚持持续不断的利益表达，其成本很高，靠公民个人之力很难承担。

“苗翠花”自陈不知“啥是外交部”，却要模仿外交部发言人为自己讨薪，这更说明，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来说，他们不善于表达，也不长于维护自身权益，这就更加需要常态化的制度救济。

　　而对职能部门来说，农民工“上网讨薪”，未尝不是一种提醒。

农民工既然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诉求，为何不顺势而为，把网络变成制度性的维权渠道？

在网络化时代，通过网络机制维护群众权益，正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群众可通过登录相关网页、发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反映信访诉求，而工作人员能直接在网上处理群众投诉。

这些地方的创新实践说明，只有铺设民意通达的“高速路”，开通化解诉求的“快车道”，社会矛盾才可能消弭于无形之中。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世上没有说服不了的民众，只有无意说服民众的冷漠；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只有放任矛盾越滚越大的失职。

在社会转型期，更需要尊重民众的多元化利益表达，更应建立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

只有利益协调机制跑在前面，人们的正当权益及时得到维护，社会运行才能健康有序。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耳光响亮”打醒了谁

姜泓冰

教育的改革发展，需要找回那份最基本的爱与尊重

　　“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

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

　　这是《爱的教育》中文版译者夏丏尊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翻译此书时说过的话。

19世纪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下的《爱的教育》虽然是薄薄一册小书，却已在全世界出版了数千万册，称得上是一本教育学“圣经”。

　　突然想起这本书和这番话，是由于发生在山西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的揪心一幕：

一个5岁女童因为不会算“十加一”，被教师李竹青在短短十几分钟里扇了几十下耳光。

目前，打人者已被拘留，涉事幼儿园已被取缔。

　　中国的上千万教师中间，为学生成长呕心沥血、恪尽职守者是绝大多数。

像李竹青这样进行“耳光教育”的，虽然只是极少数，但从中折射的教育暴力问题却不容忽视。

　　近年来的校园暴力案，可谓五花八门。

每每这样的个案揭露，那触目惊心的场面总会引来舆论的一片哗然和愤怒指责，然后，是当事教师被处以从检查、停职反省到开除等惩罚，幼儿园、学校或教育机构赔偿、道歉以至于被取缔，事件便告一段落。

如是反复，警示戒除的功效却不明显。

　　如何减少教师体罚乃至虐童的现象发生？

首要的当然是靠法治和监管。

我们已有教育法、教师法、教师师德规范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对教师体罚学生皆有明确规定。

只是，法律的威严并未受到重视，原本该起到作用的行业监管也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说，如何建立健全针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安全的动态监管系统，防范暴力个案发生，如何以更加严格的法律和制度倒逼教师恪守师德和人性底线，值得反思。

　　而更重要的一点，却是要研究，一些地方的教育为何失去了它最为核心的一点——爱。

　　法治与管理只能维护教育的底线。

缺失了爱，避过摄像头或公众眼睛的施暴者一样会换个方式作恶。

在某些幼儿园里，怎么打孩子看不出痕迹、怎么让孩子挨了打不告状竟然成了一个“课题”。

情感教育，培养孩子爱的能力与正义感，原是幼儿园、小学时期教育的最重要功效。

怒气冲冲、口不择言，甚至肆意体罚施暴，伤害的远不是一个被打的孩子。

这会给更多孩子带来什么样的精神伤害，又会给未来的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想起来就不寒而栗。

　　仅仅事后惩戒肇事者，是不够的。

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的不是奢谈什么“蒙特梭利”之类，而是找回那份最基本的爱与尊重。

这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拿什么保障公民的“不理睬权”（人民时评）

傅达林

对于违规文件的审查与监督，重点不是依靠相对人消极的不予理睬，而应通过严格的问责机制确立起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威

　　日前，在向听众讲解《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时，山东省法制办负责人的一番话成为了全国性的一个热点——针对有些行政机构滥发“红头文件”的问题，该负责人强调，今后规范性文件实行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公布，没有编号，不符合规定的文件视为无效，公民可以置之不理。

　　在严格依法行政的制度环境中，违规文件显然不能作为行政部门的执法根据，人们当然可以置之不理。

然而，重申法治常识被当成新闻，值得深思。

　　民间对于一些政府部门滥发文件的不满由来已久，戏称“乌龟的屁股——规定（龟腚）”。

诙谐调侃表达出民众对这些文件合法性、规范性、科学性不足的无奈，也反射出公民对政府文件的监督乏力。

一方面，许多造假文件、违法行为因此有了灰色市场，现实中诸如花200元可制发“政府文件”、干部伪造省政府文件收“维稳基金”等新闻，都是典型例证。

另一方面，那些既没有严格程序规制、也缺乏有效事后监督、严格说没有“法力”的规定，客观上往往影响公民权利。

这也正是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集中治理“红头文件”违法违规的原因所在。

　　不过，这种运动式的清理并不能有效防止违规文件的出台。

现实中，人们想要对这类文件“置之不理”也很难。

在我国行政诉讼的法律框架内，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并不在法院的审查范围内。

缺乏有效的监督力量，公民对违规文件的“不理睬权”，很可能会在现实中大打折扣。

对权益直接受到违规文件影响的人而言，“不理睬权”如果不是建立在充分的权利救济基础上，当他遭遇到“县官不如现管”的强制力量时，又该如何淡定地置之不理呢？

　　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注意到文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正像山东一样，规范了文件的制定程序，要求重大行政决策必须过“五道关”，重申了公民的“不理睬权”，这无疑是好现象。

问题是，对于违规文件的审查与监督，重点不是依靠相对人消极的不予理睬，而应通过严格的问责机制确立起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威，并赋予公民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更多的监督权和救济权，其中就包括必要的司法制度安排。

　　随着依法行政的深入发展，对政府公共治理依据的规范越来越成为重点。

如果各地都能为规范性文件套上约束的“缰绳”，融入民主监督的基因，确保公民不仅可以非常淡定的“不理睬”，必要时还能够理直气壮的监督，依法行政的步伐就能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人民日报评“虐童事件”：

孩子们，别怕！

李泓冰

从幼儿教育的制度规范、财政投入和教师准入等诸多方面，彻底堵住已经出现的漏洞，才能还孩子以安全感

　　幼儿园女教师神情愉快地拎起幼儿的耳朵，双脚离地的孩子惊恐地放声痛哭——这样的画面，恐怕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震慑着我们的心魂。

　　给多嘴的孩子嘴上贴胶带、向做不出算术题的孩子扇70多个耳光……这些已经曝光的幼师虐童事件让人忍不住揣想，还有多少看不见的罪恶，发生在我们花朵儿一样、没有任何自卫能力的孩子身上？

　　频频发生的幼儿园教师虐童事件，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关门就听不见孩子啼哭的幼儿园。

毕竟，一个妈妈如果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她就失去了最后的体面；而一个地方如果不能保护最弱势的儿童，也一样失去了自己最后的尊严和文明。

　　尽管，残忍的女教师已被批捕，但是，盘点新近浮出水面的相关事实，或许能更清晰地厘清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

　　像浙江温岭虐童主角颜艳红这样无证上岗的幼儿教师，为数不少。

在温岭，持证上岗的幼师仅四成。

活多钱少压力大，是这个职业的最好写照。

幼师准入门槛偏低，职业培训缺失，流动性过大，监管无从谈起，成为很多地方的常态。

　　教育投入的匮乏，一直是舆论的焦点，但是我们时常把目光锁定在义务教育阶段，忽略了更易受伤的幼儿园。

被忽略的，还有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

上世纪90年代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师几乎全部转为公办，但是，在很多地方，由于学前教育不算义务教育范畴，失去了地方财政的滋养，幼儿教师成为低收入群体。

在这样失教、失管也失去职业体面的人群中，很容易积累戾气，让个别无良之徒有机可乘，把不满与火气，泼向最无辜的弱小。

更容易失察的，还有那些够不上刑事犯罪的、因缺乏职业素养或压力过大的幼师按捺不住对幼儿进行的精神伤害——这可能是更大量、更经常发生的事情。

　　有多少失去安全感的孩子，走出幼儿园，开始用仇视、怯懦或自卑的眼神打量这个世界？

这关乎一个民族未来的阳光与正义。

对我们而言，仅有心痛是不够的。

抓捕一个颜艳红，远不足以让我们释然。

只有从幼儿教育的制度规范、财政投入和教师准入等诸多方面，彻底堵住已经出现的漏洞，才能还孩子以安全感。

　　只是，这可能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而眼下，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应该是动员家长和社会的力量，加强监管，及时清除不合格的幼师……

　　孩子，别怕，我们已经看见了你的疼痛和眼泪，就不会坐视不管。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悬浮照背后的“悬浮政绩观”

郝  洪

一个社会，巨大的正能量最应该来自驱动它运转的各级政府

　　10月31日，云南昭通政法委以一封公开致歉信，回应“PS送锦旗图”事件。

该致歉信说，“由于把关不严，审核不力，刊用了一张经电脑合成的照片，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将吸取教训，改进工作作风，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

　　改进工作作风能否就此杜绝类似“PS送锦旗图”事件，很让人存疑。

因为这并不是工作作风出了问题，而是为政理念上出了岔。

PS送锦旗图给谁看呢？

向领导要表扬？

还是问民众讨喝彩？

　　在昭通“PS送锦旗图”之前，有河南嵩县领导“悬浮”考察照事件、四川会理“飘浮”视察公路事件，至于四川乐山用消防水枪营造“领导冒雨视察工作”，则超越了PS图片时代，进入“先进的”影视特效阶段。

虽然当事各方事后总是以“被悬浮”、“被PS”抑或是“拍宣传片”等理由开脱，但对政府形象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

　　锦旗PS出的不是政绩，而是巨大的负能量。

以为“悬浮”一下不算什么事的想法，在凭一个微笑就能查出“表叔”的今天，无异于自欺欺人，更何况，这背后极可能是“悬浮政绩观”在作祟。

而只要被公众发现造假，即使有“技术差错”、属“临时工”所为，公众的反应也远不只是沮丧、失望，而是反感、愤怒、高度不信任，甚至出现“塔西佗陷阱”，导致政府部门就算是说真话、做好事，也会被认为在说假话、做坏事。

一个负能量就能抵消十个正能量，这方面，不少地方都有过深刻的教训。

　　转型时期的社会尤其需要正能量。

我们是拥有正能量的，“最美司机”、“最美乡村教师”、“最美警卫战士”，那些温暖社会的平凡善举，凝聚成巨大的正能量，激励社会积极向上。

但是，不应该将正能量仅仅寄望于平凡人物的精神闪光。

一个社会，巨大的正能量应该来自驱动它运转的庞大机构——各级政府，尤其是与百姓关切最密的基层政府的执政思维、执政方式、运转机制。

　　近来，地方财政预算公开、优化组织结构、破除部门利益等改革；在问责制上的实践，乡村自治上的探索；在政务信息公开上的突破；在网络问政、微博问政方面的积极推进等，无不是向社会输送、传递着正能量。

这样的正能量多了，才有助于凝聚人心，重树信心，有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正能量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不是秀出来的。

转型社会发展面临各种各样的热点难点，关心民情、关切民生、关注民意，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应是各级政府的执政目标。

如果只会在变换政绩注水方式上、提高政绩造假水平上动脑筋，PS出一堆技术拙劣、充满黑色幽默的“政绩秀图”，怎么做到对上对下负责？

而如果以为只报喜不报忧就是传递了正能量，又和“PS送锦旗图”的行为有什么本质区别？

　　从根本上杜绝“PS送锦旗图”这类事件，必须杜绝“悬浮政绩观”。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诚信男孩“震惊”了什么

李泓冰

托举向善的力量，不能全都往“社会”身上一推了之，这是每一个公民必须面对的考题

　　江苏扬大附中学生徐砺寒估计没有想到，他在放学途中不慎弄坏了他人轿车后视镜后留下的那张道歉及赔偿联系的小纸条，会令车主“无比感动”和“极度震惊”，并引来一连串感人的后续：

被撞车主感动之余主动不让徐砺寒赔偿；一家修车行表态愿意免费为受损车主修车；网友们纷纷感慨，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美好……

　　细看大家对此事的感叹，如出一辙，都觉得男孩的诚信弥足珍贵。

现实中我们时常面对的窘境，是互信的缺失，是对陌生人留个心眼儿，是对各种商品、各种服务的疑虑重重，是可能的肇事逃离和得理不让人，更有似乎随处可见、一触即发的争执和吵闹。

我们无奈地要成为各种“专家”：

要学会验证阳澄湖大闸蟹的“金毛银爪白肚皮”，得掰开月饼学会辨认馅子是否隔年，去修车必须认明修车铺子会不会以次充好……

　　缺乏诚信，人们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才能维护商业信用、保证正常运转。

我们会为了一点小事，跑遍许多部门，展示诸多证件，填写无数表格，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更不消说，我们还在为诚信缺乏付出的高昂精神代价，要为修复国家形象做更加艰苦的努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中学生的赤子之心便更显得珍贵。

　　在经济急剧增长、城市不断扩张中，曾经倚仗熟人社会道德压力来规制行为的文化传统正遭受挑战，诚信危机在不断挑战国人的承受极限，也弥漫到我们身边的所有领域：

从学术腐败到食品安全，从能不能扶摔倒的老人到小学生的家庭作业是否家长代劳……在情感约束越来越少的“陌生人社会”里重建道德规范，虽然艰难但势在必行。

徐砺寒的诚信举止，更大的意义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下一代正在告诉我们，“诚信”二字有重塑的可能。

　　一些城市，比如上海，已经把“诚信”二字，郑重写入城市新的价值取向。

确实，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