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上墅私立高中环境教育校本教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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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上墅私立高中环境教育校本教材

安吉上墅私立高中环境教育校本教材--1

绿·色·安·吉

●《走进安吉》

●《生态安吉》

●《记者“看”安吉》

第一篇·《走进安吉》

一、中国竹乡安吉：

“安且吉兮”

安吉县位于浙江省西北部，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迅速崛起的一个对外开放景区，北靠天目山，面向沪宁杭。

全县辖16个乡镇（开发区），人口45万，面积1886平方公里，建县于东汉中平二年，至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汉灵帝赐名“安吉”取之《诗经》“安且吉兮”。

安吉经济发展迅速，竹制品、转椅、茶叶、笋制品、农用机动车、建材等产品都有上规模生产，具有轻纺、造纸机械、食品、化工、矿产资源开发等门类齐全，上规模的基础工业，出口产品多种，涌现多种省优、部优产品、一批国优产品。

安吉物产丰富，品质优良。

毛竹蓄积量和商品竹均名列全国第一，是著名的“中国竹乡”。

特产有白茶、冬笋干、板栗、山核桃等。

安吉又为全国闻名的“白茶之乡”，安吉白茶在2000年被评为中国国际茶博览会国际名茶金奖。

安吉矿产资源丰富，被誉为“金砂”的黄砂、石英石、花岗岩、膨润土等资源储量大，质量地好，开发前景广阔。

安吉境内群峦叠嶂，山清水秀。

景色宜人，秀竹连绵，是新崛起的生态旅游县。

位于灵峰山麓的竹子博览园，集旅游、娱乐、休闲、科研为一体，占地600余亩，各类竹种300余种，被誉为“世界一流的竹种园”。

龙王山海拔1587.4米，是黄浦江的源头，奇峰怪石，古木异草，保存有1200亩的原始森林，为浙北第一峰，属省级自然保护区，有许多稀有动植物，被称为天然的物种园和基因库。

世界级特大型电力企业——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位于天荒坪大溪山巅，电站总装机容量180万千瓦，规模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二。

电站与奇峰翠竹浑然一体，煞是壮观。

附近有藏龙百瀑、九龙峡、龙庆园等景点。

安吉历史悠久，人文景观独特，古迹较多。

是近代艺术大师吴昌硕的故乡，被誉为昌硕文化之乡。

县内有其故居，衣冠冢和十年耕读的“芜园”，县城建有吴昌硕纪念馆和昌硕公园。

灵峰山脚的灵峰山公园古木参天，始建于五代的灵峰寺在其景区内，是千年古刹，香火鼎盛。

独松关、灵芝塔、运鸿塔、奉宪禁碑、安城古城墙、古城遗址等古迹均有源远历史

安吉生态环境优越，旅游资源丰富，属最佳人居环境。

中国大竹海、白茶谷、九龙峡、芙蓉谷等景点，让游客领略独特的自然风光、竹海、奇峰，山林中建有多处避暑山庄和度假村。

安吉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迅速，位于县城的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占地442公顷，地理位置优越，投资政策优惠。

安吉有上规模的经济工业园区多处，重点发展绿色工业。

二、安吉：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安吉历史悠久，人民勤劳，从远古时代起，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子孙繁衍，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安吉就有了人类活动。

目前，境内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13处，其中不乏在

华东地区具有重要地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溪龙乡溪龙村上马坎遗址。

在中更新册地层和晚更新册地层中均有石核、石球、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等石制工具出土，迄今已发掘出土，或采集到石制品200多件，这些石制品的工艺较原始，打制技术基本上都用锤击法，加工十分粗糙，器形不规则，刃缘曲折，多数具有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特点。

在文化上应归属于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或人们常称的砾石工业或砾石石器文化。

从已揭露的地层资料显示，这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绵延不断，即表土下第一层为褐色粘土层，距今约1.2万－4万年；第二层为稀网纹红土层距今约4万－12.6万年，第三层为网纹红土层，距今约12.6万－78万年，每一地质地层均有石制品出土也即从旧石器早期某一阶段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表明古人类在西苕溪流域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活动频繁，历史悠远。

安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与安徽、江西、福建、江苏等周边省份连成一片，使我国的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踪迹向东延扩了一个经度，扩大了中国南方旧石器主工业的分布范围，为研究其发展和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并且填补了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从而使得在整个华夏大地实现了所有省份（包括台湾省）均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分布。

把人类在浙江境内的活动史至少提前到了距今10多万年以前，甚至更远。

目前，浙江省文物局正式对新闻界发布，命名溪龙上马坎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浙江旧石器文化遗址考古第一点”。

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足迹已经遍及整个苕溪流域，其中安乐一地可视为目前已知安吉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中心。

安乐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背靠营盘山，面邻西苕溪的岗地上。

这里水源充足，却能避免洪水冲击。

遗址区紧连低山丘陵，便于狩猎，但又不受高山猛兽的侵扰，十分适宜古人居住生活。

通过对该遗址的科学发掘，初步了解到，遗址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堆积包含了太湖流域良诸文化（距今5100－4200年）、崧泽文化（距今5900－5100年）、马家浜文化（距今7100－5900年）三个考古学文化。

上层为良渚文化，但已遭严重扰乱，仅发现有少量良渚文化残件。

中层为崧泽文化公共基地，累计出土各类遗物数百件。

这些遗物以陶质生活用具为主，石制生产工具为次，部分墓葬出土有玉质佩饰，另外还发现了半地穴式建筑遗迹和环绕遗地的围护水沟。

崧泽文化墓地出土的遗物与上海青浦崧泽假山墩崧泽文化地层和安徽薛家岗遗址二期出土的同类器物存有较普遍的共性，但又有明显的安吉地方个性。

两地间的传承关系清晰。

这一现象表明，安吉在远古时代就是南来北往的文化通道。

下层为马家浜文化，发现建筑柱洞多处。

在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红衣陶片，还出土了开口于生土面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骨架保存较好。

安乐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研究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分布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商周时期，安吉是吴越文化的重要分布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安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移至今龙山笔架山之间的古城地区。

古城地处天目山北麓与江苏茅山余脉交接部的丘陵地带。

这一带东邻西苕溪，西界沙河，其间有万顷平川。

春秋战国至秦汉六朝的古城遗址就座落在平川之上。

遗址区山水环抱，如以九龙山为起点，依次有白石山、石角山、李王山、金钟山、苕溪、点灯山、海架山、旗子山、笔架山、南湖、上马山、牛头山、沙河等，滨太湖、扼冲要，山环水抱，形似一处环状的半封闭式的天然屏障。

《管子》云：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易·坎卦彖辞》“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郭，则以山川形势为之，非如城之四面有垣也。

”可见，上述天然屏障确如城郭一般。

古城就处在背靠九龙山，面向笔架山之间的广川之上。

古城区范围内分布有城址、高台遗址、熟土堆筑的土坛等各类文化遗存，即使农田区也分布有两周时期的文化遗存。

古城遗址位于古城区的西南部，遗址东北角城墙外600米处，有一处与古城遗址早期堆积同时期的高台遗址，当地人习称丞相基，该遗址呈方形，环高台四周有人工挖掘的壕沟。

遗址东城墙外约１公里处有一座人工堆筑的长方形土坛，现存坛高1.2米，经清理坛面分布有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

偌大的一座土坛，仅在东侧和南侧各有一座春秋小墓打破土坛。

根据这些情况分析，疑为祭坛遗迹。

古城遗址平面略呈方形，土筑城墙，城壕围护。

通过科学试掘，初步弄清了城址的始建年代和建筑规格。

遗址区文化堆积丰厚，上至春秋战国，下达秦汉六朝，包含遗物丰富，尤其是出土了一批制作精美的建筑构件，是迄今为止已了解到的太湖南岸及浙江地区同时期城址考古中规格最高的城址。

古城遗址周围密布着与遗址早期堆积同时期的土墩墓和石宝土墩墓遗存，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规模之大且排列有序为太湖流域所罕见。

其中有几座大墓建于山巅，并有人工堆筑的高大的墓上封土，土墩的四周挖掘有用来护墓的壕沟——隍壕，四边整齐转角规整，大墓下，隍壕内的坡地上分布有西圈成对排列的小土墩，墓葬外围有隍壕设施普遍见于陕西凤翔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公陵园中，浙江地区也在绍兴发现并发掘了有隍壕设施的印山越王陵。

据此推断，有隍壕设施的墓葬规格应为王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对古城遗址周围的数十座土墩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土了一批商周青铜器和大量的几何形印纹硬陶、原始瓷等典型的吴越文化代表器。

1976年，在古城遗址东南部的三官周家湾商墓出土的青铜鼎、觚、爵等礼品，为江南地区早先出土的商代青铜礼品之一，引起了考古界的极大关注。

这组青铜礼器地方特征明显，且青铜觚的圈足内壁铸有“日、囚、弓”形均成的图案，是族氏徽文，抑或圈腾崇拜有待考证，这一切均表明了墓主人系与中原商王朝并行共存的方国贵族。

1998年，对古城遗址东北部的吴家山春秋大墓进行了发掘。

墓内遗物早年遭盗，仅出土了一些几何形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

该墓系熟土堆筑的土坑墓，墓坑东端没有墓道，平面略呈“甲”字形，显然是模仿中原王侯的一种葬制。

从棺椁漆皮和板质痕迹推测，墓葬规模宏大，制作精湛，其墓葬结构如《越绝书》记王陵构筑所云“凿池积土，文木为椁，题凑为中”，依照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筑墓道。

然而，在礼坏乐崩的世风之下，方国贵族不完全受周礼的约束，这种僭越现象在东周列国的墓葬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但一般臣僚是绝不可能越轨而非礼的，只有王侯自命之尊的显贵才敢违制。

2002年4月，在紧挨吴家山春秋大墓的西侧又出土了一座战国大墓。

位基随葬玉器之半，为浙江地区同时期墓葬之最。

该墓系平地堆土挖坑之熟土土坑墓。

清理出土越式原始瓷及硬陶器近40件，玉佩饰达80余件，有璧、瑗、璜、管、龙形佩饰等，还出土了一件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璧。

战国墓中出土良渚文化玉器为太湖地区所罕见。

该玉璧也是我县唯一一件墓葬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

安吉境内的吴越文化遗存，特别是墓葬方面所显示出的等级现象十分清晰，最高等级的墓葬均依某一独立的山体为基础构成，虽然，目前对它们的构筑情况尚不十分清楚，但主墓周围附有两圈成对排列的陪葬坑和隍壕防御设施，足以显示出王陵气派，次等级的墓葬均为平地堆土隆筑或挖筑墓坑。

从已发掘出土的情况看，这些墓葬构筑都十分讲究，陪葬品极其丰富，尤其是前述出土大量玉佩饰之墓，足可称其为玉敛葬，这在太湖南岸的浙江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另有个别墓葬出土原始瓷或硬陶钅翟和甬钟，它们虽不是实用乐器而为明器，但表明了当时礼乐制度对这里的影响；次等级的墓葬规模明显小于前二类，随葬品也仅见一般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数量相对较少，葬具则棺而不椁。

三、安乐遗址：

安吉文明史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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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在县城扩建工程的主干道非从遗址东侧通过的特别需要情况下，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这时，安乐遗址已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文物保护有关法规规定，要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与保护文物无关的建筑物，除非该建设项目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别需要，还必须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文物局备案，并经考古发掘且所需经费和劳动用工，由建设单位列入经费计划的前提下，有省级以上的文物考古部门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

为了安吉的经济建设，我们的局领导与我一起硬是一个星期早出晚归奔波于安吉杭州之间。

通过我们的再三努力，终于在省文物局两位主要领导一个在中央党校学习、一个在大西北考察的特别情况下，采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作出了特殊批准，同意有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队并主持、安吉博物馆参与，联合组成安乐遗址考古队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后，视情决定是否原址保护。

第二次发掘点位于遗址的东北角，基建工程涉及该遗址保护范围近千平方米。

根据地形布１０个１０×５米探方、４个５×５米探方及１０×２米探沟一条。

共计揭露面积６２０平方米。

发掘工期正值国庆长假，为了赶在１０月２６日全县经贸洽谈会商家与贵宾能从发掘区进入工业园区，而发掘工作必须在２２日前完成，所有考古队员只得放弃休息。

最后一星期直至搭起棚子掌起灯，考古人员与民工均分为早晚两班昼夜施工。

考古发掘是一项极为认真细致的工作，即使白天，要在文化堆积（包涵有历史遗物的熟土堆积）地层中分辨历史遗存的细微迹象，都需要凭考古人员锐利的双眼，进行认真仔细的分析才能获取历史信息，何况在夜间灯火下。

考古工作者的眼睛给盯红了、肿了，有的民工累垮了也未停工，坚持在工地上正常发掘。

我们也同工程建设者们一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革命加拼命”地抢时间赶进度，终于按计划在２２日晚上１０时４５分顺利地交付园区道路建设部门。

考古发掘工地坚持每日１６小时两班倒、工棚下挑灯夜战，可谓奇迹。

据我所知在全国所有的考古项目中，难有２００１年安乐遗址发掘，这是因为当前的经济建设实在太重要了。

安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清理墓葬８座，其中良渚文化时期墓葬１座，其余均为崧泽文化时期，累计出土遗物１５０件。

发现的重要遗迹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时期的陶窑废弃品堆积、崧泽文化时期半地穴式建筑和环村落的围护水沟等。

这些重要遗迹特别是后两项的发现，由于它是江南地区崧泽文化时期的遗存，故而显得尤为重要，但因为安吉阳光工业园区的建设实在太重要了，最终未能原址保护，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安乐遗址之所以能在发现的当初免去一切程序和手续直接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呢？

首先，安乐遗址的发现发掘，标志着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遗存在浙北山区得以首次发现，且该遗址正处在安徽薛家岗、南京北阴阳营、湖州邱城和上海青浦崧泽假山墩一线之上。

它的发现不仅为研究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分布，更为研究古代文化特别是崧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其次，安乐遗址崧泽文化墓地在仅４３２平方米范围、２２座墓葬中（第一次发掘）有８座出土玉器，为环太湖地区同时期文化遗址考古所罕见。

再次，安乐遗址崧泽文化堆积地层出土的遗物与上海青浦崧泽文化地层、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和江苏江浦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存有较普遍的共性，但又有明显的地方个性，两地间的传承关系清晰，尤其是三足带把红陶盉、长颈垂腹壶、折肩折腹黑陶罐及带锯齿状花边玉璜等造型、工艺几乎完全相同，而在浙江境内崧泽文化遗址仅见安乐遗址有出土。

这一现象表明，安吉在远古时代就是南来北往的文化通道。

综上所述，结合溪龙上马坎－浙江旧石器文化遗址考古第一点的发现发掘，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共识。

其一，安乐遗址的崧泽文化社会中有两批人，一批是有玉器随葬的人，另一批是没有玉器随葬的人。

这表明当时的社会已不是平均分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是有穷富差别的初级阶级社会，其社会性质当属于从母系社会刚刚到父系社会的过渡时期。

阶级社会的产生正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迈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其二，安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所发现的崧泽文化时期半地穴式建筑表明，该建筑形制并非北方独有，在江南的山区也同样存在这一类建筑物。

其三，安乐遗址的发现发掘所获取的考古资料显示，中国文明的起源除了社会的内在动因外，也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即文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安吉属于环太湖流域区，这一区域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三阶梯，地处长江中游平原的东部，以平原水乡为主体的自然地理区。

该区北临长江入海口，东濒东海，南为天目山，属于地势相对平坦的低山丘陵区，主要是一些海拔２００～４００米的低山和丘陵。

在温暖湿润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作用下，区内自然景观及组成这一景观的所有要素，属于我国南北间的过渡类型。

其间安吉介于北纬３０°５３′～３０°２３′，东经１１９°１４′～１１９°５３′之间，是一个背天目面太湖的山区向水乡平原过渡区。

区内土壤肥沃、物产丰富，生态环境优越，如地质、地貌、气候、水文、植被和土壤等，都是古人类理想的聚居地。

环太湖地区的古代文化源远流长。

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该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以７０００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早期遗存桐乡罗家角类型为代表，此后逐渐形成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一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文化系统。

安乐遗址则包涵了环太湖地区全部史前三大考古学文化。

良渚文化处于环太湖地区区系文化发展水平的最高阶段，而它的一些重要文化因素则可追溯到同一地区更早的文化阶段。

仅一山之隔的安乐崧泽文化人经过近千年的发展，走出山区越过天目山建立起了环太湖地区的权力中心，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推测。

而更远古的即距今５０万前的浙江安吉上马坎旧石器文化人则是这一区域内所有人最久远的祖先。

安吉上马坎是浙江乃至整个环太湖地区古人类的发源地。

安乐则是这一区域文明发展史的摇篮。

四、《安吉县志》：

县史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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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至隋：

东汉末期，阶级矛盾激化，故鄣县辖境广袤辽阔（大致包括今安吉县全境、长兴县西南一部和安徽省广德县全境、郎溪县一部），封建统治者为强化控制，于黄巾大起义的第二年，即灵帝中平二年（185），割故鄣县南境置安吉县，县治设于天目乡（今孝丰镇），仍属丹阳郡。

安吉建县始于此，至今已1800余年。

唐至宋：

唐麟德元年（664），恢复安吉县建制，隶湖州。

唐朝前期，统治者实行宽舒政策，社会渐趋繁荣，生产有较大发展。

圣历年间（698—700），县令钳耳知命督率县民建成石鼓堰、东海堰和邸阁池，改善农业生产的水利条件。

开元年间（713—741），安吉丝及丝织品质称上乘，奉为贡品。

茶叶生产普遍，唐陆羽《茶经》载：

安吉、武康两县茶叶为浙西上品。

竹和竹笋更是境内特产，白居易《食笋诗》有：

“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盈抢，抢来早市鬻。

”诗中“此州”指湖州，安吉为湖州最主要的产竹县。

当时境内经济发展尤以西苕溪中游以下地区更快，因而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将县治北移至今安城镇址附近。

元至清

元灭南宋后，朝廷所需粮食和财物，大量依靠东南地区供给，因而赋税沉重。

至此年间（1341—1368），年征秋粮正耗米比两宋时多1.72倍。

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安吉先由徐寿辉部占领，继为张士诚部所据，至正十六年（1356）又为朱元璋部克有。

此后，张、朱两部争夺达10年余。

中华民国

清宣统三年（1911）11月17日，安、孝两县响应武昌起义，随即驱除清知县。

民国元年（1912），两县分别成立县公署，16年改称县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4月30日和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安、孝两县。

6月初，中共安、孝两县县委和两县人民政府建立，进行剿匪反霸，组织农、青、妇等人民团体和民兵，实行减租减息，维护社会秩序，恢复工农业生产。

在此基础上，于1950年冬起，进行土地改革，使3.8万余户无地少地农民分得土地，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同时又开展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和大力恢复国民经济。

至1952年，两县工农业总产值达4927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比1949年增长77.8%。

1953年冬至1956年，两县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

1956年，两县工农业总产值达6588万元，比1952年增长33.91%，比1949年增长1.38%。

自1988年第四季度起，贯彻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整顿基本建设，压缩银行信贷规模，清理1986年来新办的各类公司，抑制物价上涨，罅乱行收费，使国民经济保持稳定、持续、协调发展。

1991年，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比1988年增长46.28%、29.73%和32.85%。

1992年春，贯彻邓小平南巡谈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后，经济发展步伐加快。

1992年全县新批准企业500多家（其中“三资”企业20家，总投资额1981.5万美元）；列入重点技改42项；在浦东联办浦安工贸实业总公司，规划占在面积3.1万余平方米；以县城为依托，规划新辟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4.4平方公里；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优化工农业生产结构；国有企业、乡（镇）村企业、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杭（州）递（铺）公路的幽岭隧道、国家立项的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和装机容量2000千瓦的安城电站工程开展动工，全长40余公里的赋石水库渠道正在兴建。

这一切，进一步推进着工农业生产发展。

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9.01亿元，比上年增长29.08%。

在此同时，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得到加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蓬勃发展，县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五、安吉文化篇：

中国民间艺术（书画）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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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安吉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书画）之乡”。

安吉书画传统由来已久。

秦汉古城（鄣郡）遗址中发掘的纹筒瓦、板瓦及筒纹、方格纹罐片等是安吉书画文化的雏形。

唐书法大家颜真卿在任湖州刺史时，安吉是其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对安吉书法艺术的流传具有及其重要的深远意义。

清嘉庆以来，吴昌硕、吴涵、吴东迈、深遂真、诸闻韵、诸乐三、杨植之等一批书画名家的出现，使安吉书画艺术在中国书画史上占重要地位，也为安吉书画之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安吉籍书画大师吴昌硕的艺术熔“诗、书、画、印”于一炉，誉满海内外，在日本尤为隆高，被尊为“中国画圣”，并于1913年被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前辈对艺术追求的精神至今在安吉影响不衰，目前安吉县书画风气盛行，各乡镇都成立了书画协会，会员达千余人。

安吉人以昌硕大师为荣，画作具有浓郁的吴派风格，同时以安吉特有山水为题材，形成了安吉书画的鲜明特色。

为弘扬安吉优秀的书画艺术，自20世纪80年代，安吉县人民政府先后投资兴建了吴昌硕纪念馆、书苑画廊、竹书画碑廊、诸乐三艺术院；出版了《吴昌硕纪念馆馆藏作品选》、《昌硕故里书画集》、《2002年浙江安吉书画大展优秀作品集》等画册；开设了县报、电视书画长廊节目，确定了建立众多的书画培训基地和创作基地。

成功地举办了吴昌硕书画展，中国名家书画作品展，中日友好书画展等活动几百次。

对外书画交流活动频繁，与日本官之城町缔结友好城市；并先后在日本、香港、澳门、新加坡、上海、杭州、绍兴等地举办书画展览，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六、安吉工业篇：

中国椅业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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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家具协会授予安吉“中国椅业之乡”荣誉称号。

安吉是中国重要的椅业生产基地，也是全国重要的椅业贸易集散中心。

安吉的椅业最早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1982年安吉科教设备厂与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联手合作，研制开发出第一把五轮转椅，成为全国最早生产五轮转椅的企业之一。

该产品具有造型新颖，使用方便，功能多样等明显优于传统座具的特点，因而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转椅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并走向全国，“款款民友、万家追求”的广告语几乎家喻户晓。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安吉民营经济纷纷加盟转椅行业，使得生产要素进一步集聚，转椅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产品由原来单一的转椅生产向椅子系列化方向发展，目前已形成办公椅、按摩椅、排椅、休闲椅、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