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灵魂与唯心主义体系构造法则的矛盾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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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灵魂与唯心主义体系构造法则的矛盾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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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回顾其思想历程时说，为了解决他任《莱茵报》主编期间进行的林木盗窃案和地产分析的讨论时使其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是马克思创立其学说的起点，即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通过与英、法启蒙哲学家完全不同的理论路径，开启了独树一帜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英、法启蒙学者通过对唯心主义哲学进行去除人类主观因素的“祛魅”，以得到与人无关的纯粹的“客观物质世界本身”，从而得到将世界理解为“既成事物的集合体”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事物之间相互创造的能动性、人类创造出异己存在的能力、人类存在对人类精神的创造，统统被“祛除了”，从而成为逻辑上条分缕析、但完全僵化在一个个孤立事物所组成的既定物质的分类体系中的唯物主义。
与此不同，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颠倒”而开启唯物主义，这就使事物之间的关系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为其哲学的核心。
这种“颠倒”逐步深入地通过两个层次进行:
一是对黑格尔哲学中关于人与绝对精神（上帝）的关系的“颠倒”:
他不仅像费尔巴哈一样认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且进一步指出，创造上帝的“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即人的社会关系。
二是深入到人类社会关系内部，对黑格尔法哲学中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颠倒”:
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以人与人所创造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为主题，因而是能动的、辩证的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通过世俗社会的生活创造出精神世界的生活哲学，因而是发展的、历史的唯物主义。
由此可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颠倒”，奠定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发展方向。
但这只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刚刚迈出的第一步，还只是基本观念和思想方法，远未成为一个系统化的理论。
接下来的问题是:
人是如何创造出市俗社会、国家，进而创造出宗教的?
这就需要一个系统化的历史哲学理论。
为此，首先须对市俗社会（市民社会）进行解剖，马克思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在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所以，带着这样的问题，青年马克思来到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并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初步方案:
这就是人的劳动———人通过劳动创造了属人的物质世界。
从这一原始观点出发，马克思用他十分娴熟的德国哲学传统构造出一套历史哲学理论。
以手稿的形式阐述这一历史哲学体系的著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巴黎手稿”）。
马克思生前并未打算出版这部著作，直到他逝世半个世纪之后，始于1932年首次发表。
马克思这部遗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如何，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争议焦点之一。
争论之所以如此激烈而持久，是因为其涉及一个根本性问题: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本质思想到底是什么?
而对这部手稿中的哲学思想进行疏理与分析，无疑能进一步澄清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认识。
一、马克思的第一个历史哲学体系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所阐述的哲学理论，以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以人在劳动中创造属人的物质世界的同时生成人自身的世界历史进程为主线，以“完成了的人”的共产主义为最高旨归。
这是马克思所提出的第一个历史哲学体系。
而这种关于人的生成的历史进程，遵循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公式，形成了人类历史的三大发展阶段:
正题:
这是最初的纯粹的人的本质的规定。
费尔巴哈把人的自然本性作为人的本质，马克思则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自由自觉的劳动。
所谓“自由自觉”，是指这种劳动不像动物那样单纯为自己的生命需要所驱使，也不是被异己力量所支配而进行的。
人通过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将内在的、真正的人的本质对象化，在其劳动产品中直观自身、实现自身。
而人的这种本质是人的“类本质”，它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人对自己所属的“类”的自我意识①，而是人对自己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类生活”的本质规定，这就是人的独特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
马克思说，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
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直观自身”。
因此，由人类劳动所生产出的物质世界是人的本质的展现，是打开了的人的心理学，并构成了属人的世界，即人化的自然界。
反题:
人的本质的异化。
“异化”（Entfremdung），来自fremd一词，本义为“异己的”，即“指某物通过自己的活动而与某种曾属于它的他物相分离，以致于这个他物成为自足的并与本来拥有它的某物相对立的一种状态”。
某物将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创造出作为其对立面的他物，这是事物的能动性的体现。
与此同时，它又受到这个由自己产生的对立面的支配，这是事物的受动性的体现。
因此，“异化”是事物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能动性是产生异化的根源，而受动性占据主导地位。
正因如此，异化概念成为贯穿于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之间的共同哲学概念，并使德国哲学区别于将世界理解为各自独立的既成事物集合体的英、法唯物主义。
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异化为自然界的理论，改造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异化为宗教的学说，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异化”理论。
他指出，在私有制度下，这种由人通过劳动所创造的、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属人的物质世界，反过来成为统治人类自身的异己力量，这就是著名的“劳动异化”学说。
费尔巴哈哲学主张，人的类本质异化为支配人类自身的基督教的上帝。
马克思将其变革为劳动异化学说:
私有制使人的本质异化，将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异化为一种异己的物质力量，反过来支配劳动者自身。
由此产生的剥夺与支配人的生命的力量，是作为人类劳动产物的物质力量，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拜物教社会。
这种作为私有财产的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四种途径支配与剥夺人自身，形成了四个层次的异化:
一是“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的异化。
人的劳动产物反过来成为支配与剥夺人的本质的物质力量，人所生产出的产品的物质力量越是强大，人的本质越是丧失。
这是“物的异化”。
二是“在劳动过程中对生产行为的关系”的异化，它使工人的劳动过程不是其自身的活动，而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
这是人的生命过程的“自我异化”。
三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人是类存在物”，即人把自己共同的“类特性”作为其成为人的生存目的。
“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
……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
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它所创造的世界直观自身。
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的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被夺走了。
”也就是说，在私有制力量支配下的劳动，将人的“类本质”从人身上剥夺了，从而使人失去其“类本质”而不是“人”。
四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
上述将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与类本质从人身上分离出去的力量，“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
拥有这种异化了的力量的人支配劳动者，剥夺劳动者身上的人的本质力量，将其占有。
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亦即生产出物化了的社会关系。
这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一大重要发现。
上述四重异化乃是同一劳动异化的不同层面。
通过异化，“自由自觉”的劳动走向其反面，在其物质化的对立面中发展自己，积累着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反过来支配人自身不断创造，从而造成异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日益强大。
合题:
人的本质的复归。
人的本质要实现自我完成，须经过上述正题、反题，再回归到人自身，实现人的自我完成。
因此，当作为劳动异化的存在形态的私有财产发展到它的极端形式———资本主义之后，便必然会自我扬弃，由此产生了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现实的复归。
”由于人的本质的异化是通过在劳动中创造物质对象进行的（仿佛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通过自然界的形式来表现自身），异化的人的本质力量通过自然物质力量来表现，其回归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现的自然物质力量向人的回归。
所以，马克思说，这种回归所形成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上述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也正是人的“自我完成”过程，正像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绝对精神通过逻辑发展外化为自然界、然后通过自我意识产生人的过程乃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完成一样。
于是，“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黑格尔的逻辑学公式，成为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根据，由此形成了青年马克思所构想的历史哲学体系。
以劳动异化为核心内容所创造的青年马克思历史哲学体系，其中既含有旧哲学之遗迹，也包含青年马克思的新哲学起点，因而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所能够达到的最高顶峰，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宝贵思想萌芽。
这是因为，其既包含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灵魂，同时这一思想灵魂又被束缚在整体体系的黑格尔式的构造法则的框架之中。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顶峰:
费尔巴哈人性论基因与黑格尔逻辑学基因青年马克思历史哲学体系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顶峰，因为如果马克思不扬弃这一历史哲学体系，而继续沿着这条思想路线发展下去，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将会成为继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之后的19世纪的又一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与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将社会主义作为超时代的理性设计不同，他将社会主义的实现作为理想人格的完成，并且其要通过黑格尔式的逻辑过程的历史进程来实现，因而是黑格尔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一哲学体系之所以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是因为其具有两大空想因素:
一是抽象人性论的思想基因。
从抽象人性论及建立于其上的社会理性出发，来构造合乎人性的理想社会，这是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
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在于，它们对抽象人性及其理性的理解各不相同。
而“巴黎手稿”也具有其特殊的抽象人性论的思想基因。
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谴责并未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上，而是建立在以人性论为基础的道义上，具有很深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痕迹，而这一痕迹正是费尔巴哈思想的空想性。
“巴黎手稿”的历史哲学体系以“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这是作为正题的人类本身;而劳动异化是这种人的类本质脱离人，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客观力量，从而使人成为“非人”，使社会成为“非社会”;共产主义则是这种人的类本质经过异化形态的发展后向人的回归，因而是“完成了的人”，由此形成了早年马克思以人性论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的定义:
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的自我完成的过程，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这导致青年马克思得出如下结论:
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才能真正拥有其类本质而成为人，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的社会。
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人的自我完成的逻辑过程。
实际上，人的本质并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既不是先验的既定存在（人的共同的“类属性”），也不是人的理想状态（自由自觉的劳动），而是在实践过程中所生成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正如陈先达所言，“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的思想是深刻的，但把劳动看作人固有的类特性，反映了费尔巴哈关于个体与类关系的思想的影响”。
然而，现实的人是活生生地生活在实践活动中的人，无论其处于怎样的状态，都是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
青年马克思当时尚未达到这样的认识，而是追求某种超越现实的、抽象的、理想的“人”。
二是黑格尔的逻辑理性支配人类历史的思想基因。
“巴黎手稿”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证，并未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危机的深入、客观、科学、辩证的分析之上，而是建立在黑格尔“正题—反题—合题”的逻辑法则之上。
这潜含着这样的假设:
历史进程服从于某种必然的逻辑规则，而并非历史进程本身生成自身的规律与逻辑。
于是，作为“自由自觉的劳动”的人的类本质、基本人性的自我完成与实现，是这一历史哲学体系的基本追求。
而共产主义之所以会实现，只是人性为了实现自我完成，需要异化了的人的类本质按照“正题—反题—合题”的逻辑规则回归到人自身。
因此，共产主义之所以要实现的基本理论依据并非现实的逻辑，而是理性的逻辑。
正是这种抽象人性论与理性逻辑支配世界，使共产主义被理解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换言之，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是真正的“完成了的人”，而在此之前的人（包括当代人）都是“非人”，社会（包括当代社会）都是“非社会”。
正是这种以“理想的人”为标准的人性论色彩的关于“人”和“社会”的话语，不仅导致其与全社会通用话语系统格格不入，而且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系统自身的一系列混乱。
正是上述两大缺陷，导致马克思这一历史哲学体系虽然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信奉共产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并具有通过劳动来解释人和社会的生成这一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现，但仍立足于抽象理性和抽象人性，而非立足于对客观的社会矛盾的科学分析，因而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
而这一历史哲学体系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顶峰，是因为它达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未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以理性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依据的。
然而，在此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性”都是超历史的、静态的“永恒理性”。
在这种理性观看来，既往的一切非社会主义的社会都是非理性社会，是人类社会的谬误，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是唯一合乎理性的社会。
圣西门以这种超历史的理性为依据，设计了通过合理的社会分工，每个人都进行创造财富的劳动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实业制度”;傅立叶以这种超历史的理性为依据，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种种罪恶，称其为“反社会的工业主义制度”，并设计了由一个个“法郎吉”组成的“和谐制度”;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根据“联合劳动、联合消费、联合占有财产与权利均等”的理性原则，融合其丰富的管理经验，设计了一幅理论上十分精致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以“劳动公社”为细胞的联合体，并在北美购买了一块土地进行共产主义试验。
所有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的理性方案存在一个共同缺点，即认为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一旦人们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永恒的“理性秩序”，就可以用它来组织人与人的关系，建立永恒的理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因此，空想社会主义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启蒙学者的哲学观念是相同的，都认为一旦建立了理性社会，“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其区别仅仅在于，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
而马克思以劳动为主线、通过劳动的异化与回归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哲学体系，虽然同样以理性为依据，但这种理性不是超历史的、静态的“永恒理性”，而是历史的、发展的、能动的辩证理性，与先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性具有本质差别。
在这个辩证理性中，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即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每个发展阶段都作为理性的逻辑发展进程的一个必要环节，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它们后来被历史所淘汰，是理性自身发展的结果。
因此，所谓“合理性”，是合乎历史发展之理性，是一种作为历史过程的理性。
在“巴黎手稿”中，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在于，它是人的本质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就是作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形态的私有财产必然要复归到人自身。
因此，如果说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是用超历史的、静态的“永恒理性”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目标社会的合理性，那么，马克思通过黑格尔式的辩证理性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合理性，并由此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这就将空想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提升到新的历史哲学高度，达到了其历史顶峰。
马克思在回顾其思想的诞生过程时提到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当时未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并未提到“巴黎手稿”。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这背后的深层原因，但通过疏理马克思的思想轨迹，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因为他对处于襁褓中的“巴黎手稿”所蕴含的历史哲学体系作了自我扬弃:
扬弃其中费尔巴哈的人性论思想因素及黑格尔的理性决定历史进程的唯心史观因素，而充分发展了其中关于物质生产劳动如何生成人与社会的思想，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
物化劳动与人在劳动中生成的哲学发现尽管“巴黎手稿”所建立的历史哲学体系含有费尔巴哈的人性论思想因素及黑格尔的理性决定历史进程的唯心史观因素，但作为其主轴的思想———人和社会在物质生产劳动中生成，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端，只是这一思想主轴被套进了抽象人性论与黑格尔逻辑学公式的理论体系的框架之中。
这一思想包含如下几个方面，从而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
第一，关于物化劳动的思想———劳动过程是人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物化的过程。
在旧唯物主义中，客观事物与人类主体是二元对立的独立存在，二者之间至多具有二元论的直观关系，而不是相互渗透到对方，通过对方表现自身的、能动的对象化过程。
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提出了物化劳动的思想，由此奠定了贯穿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主轴。
这一思想是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继承的结果。
一是对黑格尔《哲学全书》的整个体系的批判与继承。
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绝对精神对象化为物质世界，然后再通过人的意识回到自身，所以精神渗透到物质中，通过物质化的形态表现自身。
马克思指出:
“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方式即通过抽象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
”马克思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解为人自身，把对象化过程理解为人的劳动过程，由此将黑格尔哲学从天国拉回到人间。
二是对被马克思称为“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的《精神现象学》的批判与继承。
黑格尔在该书中指出:
“劳动陶冶事物。
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因此那劳动着的意识便达到了以独立存在为自己本身的直观。
”“语言和劳动都是外在的东西，在这种外在的东西里，个体不再保持它的内在于其自身，而毋宁是让内在完全走出自身以外，使之委身于外物。
”这意味着，劳动产品是劳动者的意识的对象化的直观形式。
马克思对此作出高度评价，同时也作了批判。
他说，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
劳动是人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处为的生成。
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正是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物化劳动的思想:
劳动是人创造物质世界的过程，是人在劳动中通过物质世界展示自身的能动过程。
这一思想，是马克思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之后的又一具有根本意义的发现:
人不仅在精神领域能动地创造了社会意识，而且通过劳动在物质生活领域能动地创造了对象化的物质世界。
“巴黎手稿”对人的这两种能动的创造作了总结:
“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它所创造的世界直观自身。
”正是从这两种“二重化”（对象化）的相互关系中，产生了后来的发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第二，物化的社会关系:
在旧唯物主义中，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独立个体之间的外部关系，因而社会是与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物，劳动产品与社会财富是人与人的关系之外的东西。
而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将劳动产品和整个社会财富理解为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一部分人通过对它的占有而形成的私有财产，便是对人的“类本质”的占有，这种被占有的“类本质”反过来成为剥夺和支配劳动者的客观物质力量———社会集体力量。
因此私有财产不仅仅是物，而且是物质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因为它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客观物质力量。
劳动在生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生产出社会关系与社会本身:
“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
……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
”这是《资本论》中物化的生产关系的思想的萌芽，成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关系思想的基础。
第三，世界历史是人类通过劳动而不断生成的过程:
“巴黎手稿”一方面具有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的遗迹，但这种人性论与其他人性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恰恰是生成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因而是对费尔巴哈的静止不变的抽象人性的否定———人通过这种人性（自由自觉的劳动）不断生成新的人性及本质，这就是人在劳动中的不断生成，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世界历史。
基于此，马克思提出如下著名结论: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即人与自然界同时在劳动中生成的历史过程。
由此必然得到下述发现———劳动中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
第四，劳动过程是自然界内部的内在联系过程，由此生成了物化的社会关系及物化的人类社会自身，因此，社会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社会发展包括人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反对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人与自然分离开来，理解为两种独立的存在。
他说:
“但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
”这句话常常被某些人理解为:
马克思否认人类实践之外的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性，认为只有在人类实践中的自然界才是客观存在。
这就是“实践本体论”———一种现代版的主观唯心论。
这是对“巴黎手稿”的断章取义的误读。
这句话的意思本来很明白:
在考察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时，必须反对把人与自然界分离开来，而应当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与人的关系的物质纽带，从而使社会成为由物质化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物质实体，成为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
否则，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抽象的、与人相分割的自然界就是无，就不存在。
由此反证必须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考察自然界。
这句话的语境与主题是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非讨论在此关系之外的自然界———这种自然界不在这句话的讨论范围之内。
至于人类尚未出现之前、人类实践尚未触及的原始自然界是否客观存在的问题，马克思非常清楚地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也就不能发生物质生产实践。
因为改造自然的实践，就是把先前没有进入人的实践中的自然界纳入到实践之内，“外部自然力日益被用来加入人类劳动”。
同时，马克思还十分清楚地指出，人类自身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外部自然界也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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