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视野下的文化建设与农民合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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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视野下的文化建设与农民合作

新农村视野下的文化建设与农民合作

邱梦华

【摘要】农村文化是影响农民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传统时期，村落家族文化熏染下的农民通过家族集体行动和邻里互助来实现合作;在再分配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势灌输下的农民主要在生产领域开展国家主导的集体合作;进入转型时期，在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经济话语渗透下的农民却陷入了合作难的困境。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必须重塑农民的共同体意识、重建农村公共文化，促进农民合作。

【关键词】农民合作、家族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济话语、文化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作的重点。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要通过农民的自主合作，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二农”问题的解决。

但当前很多农村地区的农民却陷入合作难的闲境。

影响农民合作的原因是多维的、立体的，而农村文化则是影响农民的合作意愿、合作内容、合作方式、合作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合作难是农村合作文化缺失的结果。

所以，有必要研究农村文化与农民合作之间的关系。

   根据经济体制的变迁可以粗略地把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划分为二个阶段:

传统时期（1949年以前）、再分配时期（1949一1978年）和转型时期（1978年以后）。

这月个时期的农村主导文化有着明显差别，农民的合作状况也不尽相同。

本文通过追溯二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农村主导文化对农民合作的影响及变迁，分析当前农民合作难的文化原因，探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如何进行文化建设以促进农民合作，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一、传统村落家族文化下的家族合作与邻里互助

   乡村作为一个基层的社会生活空间，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即村落家族文化—以家族的存在和活动为基础，以家族的认同和强化为特征，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

这是我国乡村两千多年来的主导文化，它从远古的群体劳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萌发而来，并在儒家文化的演绎和宣扬之下在广大农民心中扎根。

传统村落家族文化不仅形塑了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特质，也深刻地影响了农民的行动逻辑，因而是我们理解乡土中国农民合作行为的一把钥匙。

   家族及家族文化的存在，促进了农民在家族组织内部的集体合作。

在商品交换甚少、正式组织网如的乡村，自然形成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聚居为条件的家族是最重要的组织资源。

‘我们都承认宗族集体主义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宗族集体主义构成了农业时代农民实现自我利益的社会途径。

”‘农民经常在家族组织之下合作起来，以应对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家族组织下的农民合作主要体现在家族对一些公共事务的处理L，如:

通过修续族谱、建造祠堂、祭祀祖先等活动，增强家族的凝聚力和提高家族成员的集体意识;家族组织对家族成员进行伦理道德、文化知识、生产技能等多方面教育培养;当部分或全体家族成员遇到困难时，家族组织会以共有财产或以私人财产对他们给予物质帮助，履行贩灾救助的功能;家族还是防止外部势力干扰、侵犯，保卫家族成员安全的实体，通常采用的手段有在家族聚落周围修建寨堡、组建家族武装等。

村落家族文化作为一种朴素的集体主义理念具有凝聚人心的团结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舒缓社会性的紧张感，促进社会互助和乡村公益事业的发展。

家族之所以能够组织农民合作的物质基础在于家族的公共财产，即家族共有的土地。

“与其说‘公田’代表一种家庭经济实体的存在，还不如说它代表一种地方睦的民间社会合作意识和制度。

”

   传统时期，农民还在日常生活与生产中进行个人化的合作，即通常所说的“邻里互助”*，这在家族势力不明显的村庄中尤为突出。

在费孝通调查的江村，农民习惯把自己住宅两边各五户作为邻居，并称之“乡邻”。

他们日常有着很亲密的接触并且互相帮忙，承担着特别的社会义务。

J马若孟在对20世纪前后华北农村的调查中也发现，农户使用多种不同的合作以补偿资本的稀缺和购买资本的货币的稀缺，其在生产领域的合作形式有‘狄买”、“伙种”、“家伙”、‘搭伙买”等。

还有学者列举并讨论了近代华北农村的各种农耕结合方式如:

搭套，劳动力与劳动力、劳动力与畜力、畜力与畜力间的换工，役畜和农具的无偿借用，代耕、帮工、伙养役蓄、共同租种和共同雇工等。

⑤一般地，邻里互助的成员限于血缘群体或小范围的地缘群体之内;越是复杂的互助形式，越是发生在差序格局核心层附近的人们之间。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国家主导的农民“合作”

   “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的理论信念体系，这种理论信念体系以逻辑的方式，通过一系列价值符号的特定结合，来论证某种政治运动、政治体制或现存秩序的合法性，以及某种特定的理想目标的合理性，并规定了一个国家、民族与社会成员所应承担的义务，以此作为广大民众的政治共识的基础。

”丘意识形态可以增加人们对国家的认同程度，从而降低人们的服从费用和政府的控制成本。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在打击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同时展开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攻势，重构了乡村文化，对农民合作的内容与形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再分配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推行的意识形态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以阶级与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话语;二是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的新思想、新文化。

这两方面的内容相辅相成，前者通过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来“破”乡村传统文化，后者通过正面宣传来“立”社会主义新文化。

在对农民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过程中，采用了‘走群众路线”的文化动员方式，即通过宣传、会议、大字报、访贫问苦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使群众亲身参与到文化‘共建，中来，使农民成为党意识形态教育的“同谋”。

“群众运动是人民公社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

……群众运动被用来创造一种大气候，通过群众运动，政府的政策在农村占据领导地位，从而推动农村工作的开展。

农村的群众运动是农村的显文化战胜农民社会本身文化的过程。

”②

   与轰轰烈烈的主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村落家族文化悄无声息地潜流在再分配时期的农村社会中。

虽然经过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以及“牡教”、“四清”、“破四旧”等运动，村落家族文化不仅在思想观念L受到直接压制，而且还被迫取消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与组织基础。

但是，“改变农村及农民传统文化政策至多是表面上获得了成功，最多是使这些传统习俗由明显而正式的形式转变为暗地的非正式的‘非法的形式’，某些传统信仰及价值观念仍不断流传”通’。

家族文化并未彻底消失，只不过是由显性状态转人了隐性状态，作为“场面下”、，的文化仍旧在农民的日常生活领域影响着农民的心理与行为。

   在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坚韧的传统家族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再分配时期的农民合作呈现国家主导下的农民合作与零星的邻里互助并存的局面。

   国家主导下的农民合作主要是指农民在国家强制作用下在生产领域展开的集体“合作”，即服从统一的制度安排，参加集体劳动，参与集体分配。

再分配时期国家主导下的农民“合作”是随着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公社化运动渐次展开并最终形成的。

在集体化的不同阶段和公社化的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合作的内容与形式也有所不同。

互助组作为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劳动合作组织，基本遵循了自愿互利的原则，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互助和部分生产资料的互惠交流的有效形式。

初级社在承认一定比例的土地报酬的基础上统一经营、统一分配，是一种比互助组更稳定的合作形式。

但进人高级社之后，农民合作的性质逐步发生了变化。

土地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报酬和退社自由的权利，高级社强迫农民“合作”。

1958年后建立的以“一大二公”为基本特征的公社体制，在财产公社所有、按需分配的基础上强化了农民对国家的全面服从。

即使是1962年后调整过的以“屯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制度，实行以队为主的财产所有和按劳分配政策，依然保持了国家对农民的强力控制。

农民既无“退出权”，又无“喊叫权”，只能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参与集体的生产与分配。

从表面上看，农民在国家主导下展开了井然有序的合作。

但实际上，国家主导下的农民“合作”已背离了合作的真正内涵。

   在再分配时期，原本作为农民合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家族合作，随着家族被打倒已不复存在。

但传统的邻里互助并没有完全消失。

‘虽然国家政策消灭了大部分的民间公共设施与自发的制度，但以家户为单位的互助逃脱于国家的监控之外，得以潜藏与长期延生。

由于国家主导下的农民合作已囊括了除自留地生产以外的所有生产领域，所以，邻里互助主要在生活领域展开。

邻里互助的资源主要是物品、劳力、现金三类，其中又以物品为主。

除了一般的物品，富有时代特色的票证也成了再分配时期农户之间借来借去比较常见的东西。

   三、经济话语霸权下农民合作难

   随着公社体制的解体，强调“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因明显不符合客观实践最终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以“大包干”为起点的农民改革经验突破了原有意识形态框架，并首先在民间兴起新的话语，即发展经济，改善生活。

对于这种富有活力的经济话语，国家并没有马上接受，而是经历了一段“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观念转型阶段。

国家层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话语的提出，尤其是1992年底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1994年正式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征着经济话语已成为转型时期新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国家政治权力合法化的基础也由原来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承诺转变为可以计量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可以感受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此，‘具有商业色彩的发家致富的思想不断深人人心，农村社会从温情脉脉的以人情伦理为纽带的农业社会向越来越缺乏人情味的以‘钱’为纽带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型。

”

   经济话语的渗透对农民的行为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农民越来越理性化，二是农民越来越原子化。

农民的理性化，一方面是因为货币作为市场经济中交换关系的主要工具，抹杀了所有其他事物的质的区别，而一律对它们进行量化，正是货币的这种人格性和普遍有效性使人们的行为增添了理性化色彩;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科层组织的迅速扩张。

从而导致现代社会理性化的特征侵人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就是哈贝马斯笔下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过程。

农民的原子化，一方面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时代，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在人和财产之间造成了一段距离，将人从原来封闭的生活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增强;另一方面人们在货币的使用、交换、流通过程中，编织的是平面的、横向的利益关系，人们在货币交换过程结束之外，并没有发展出纵深的非利益的情感性关系农民的理性化与原子化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合作意愿与态度，各地农村纷纷陷入合作难的困境。

   虽然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家庭重新成为农村基本经济单位，家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使得邻里互助这一传统的农民合作方式一度得以扩张。

有着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家庭之间相互交往增多，在生产和生活中相互帮忙、合作。

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就得益于邻里之问在资金、信息、技术、劳力等方面达成有效合作。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范围的扩大，经济交换关系逐渐代替了人情往来，邻里合作越来越少农民合作难问题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凸显出来了。

曹锦清，贺雪峰，罗兴佐等人在河南、湖北等地的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即使还少量存在，停留于个人层面的、有限的邻里合作，一也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农民和农村发展的需要。

因为农民经济收人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农民必须突破地方市场的范围，纳入到整个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参与更广范围内的市场交换，而这就需要更高层次的、更加有组织化的农民合作。

   虽然在进入转型期后，农民除了进行社会交换式的邻里互助之外，还曾开展自发的集体行动式合作。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社会，很大程度上陷人了权力真空和无人管理的境况，公共物品的供给严重缺乏。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维护集体的公共财产、基础设施，一些村庄率先自发成立了村委会，并最终被正式制度认可而成为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

然而，就全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村委会的职能错位、村干部的能力有限、村集体资金不足等原因，村委会常常对农民多样化的公共物品需求无能为力。

同时，转型时期农村的低度组织化状况使得农村社会中除了村委会之外也没有其他组织可以为农民提供所需的公共物品。

很多农民宁愿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发发牢骚，也不愿主动联合起来行动，更不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契约型的合作组织，以实现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

   四、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发展公共文化促进农民合作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要建设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目标。

但学界目前对于新农村建设的路径与方向和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性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与方向，“在国内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农村经济建设派的思路，二是以温铁军与贺雪峰为代表的新乡村文化建设派的思路。

”第一种观点认为，建设新农村的核心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人。

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谈判能力，持这类观点的多是经济学者。

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文化建设，通过发展农村文化娱乐活动等方式，增加农民之间的公共交往，并在这种交往中获得人生的体验和价值，从而达到“低消费、高福利”之效果，持这类观点的多是社会人类学者。

   这两种新农村建设路径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如何看待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性。

新农村经济建设派只是一般地认为“乡风文明”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建设可以为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提供积极的文化保障。

但新乡村文化建设派却从根本上强调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在农民收人没有可能大幅度增长、农民也不可能在短期转移进人城市的硬约束下，必须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基础上帮助农民重建与之相适应的他们自己的生活。

因此，采取何种办法及通过什么方式，来广泛开展适应农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文化活动，让农民从文化活动中获取意义，得到帮助及感到满足，是今天中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任务

   笔者认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强调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这个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以增强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谈判能力。

农民的组织化就是指为了满足农民的现实生产与生活所需，农民在自愿合作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结成各种组织、参与组织和开展组织活动的全过程然而，现实是很多农民明明知道合作起来有利于实现共同利益，但他们却不愿或不能有效合作起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合作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自利性、工具理性的经济话语在很大程度卜消解了广大农村的以共同体意识为主要特征的合作文化。

在传统时期和再分配!

1寸期，中国农村的共同体意识分别来源于强调血缘关系的村落家族文化和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人转型期后，随着市场经济在农村地区的不断推进，原有的共同体意识渐趋消解，自我主义’‘日益形成主导农民行动的一个重要思想观念。

自我主义使得农民不能正确理解个人利益，尤其是不能从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理解个人利益。

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要使农民走出合作难的困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建乡村共同体意识与合作文化以促进农民合作。

通过重建乡村文化，使村庄成为集生产、生活与娱乐为一体的安居乐业的地方；通过文化建设塑造有凝聚力的村庄社会基础，反过来还可以为经济发展和民主推进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

   经过几年的努力，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已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新村民培养初显成效、文化队伍逐渐壮大、文化活动日益丰富、村庄形象愈加凸现，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仁的发展趋势。

现有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广大农民口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但对促进农民合作与农村发展却作用甚微。

这是由于当前文化建设存在着“三重三轻”的错误倾向，即重物质建设、轻人才培育;重文化输送、轻农民参与重个体消费、轻集体娱乐。

农村本土文化人才的缺乏、农民参与性的不足和集体娱乐活动的萎缩，不利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村庄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农民合作文化的生长

   要促进农民合作、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须从培育共同体意识和农民合作文化的途径来把握文化建设的方式与方法。

那么，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有效的文化建设来重塑农民的共同体意识、重建农村公共文化来促进农民合作呢？

   第一，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

社会主义文化包含着一种强调社会成员之间互助合作的集体主义。

在当前这种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尤其有必要重塑农民的新集体主义观念，以消解农村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空心化’现象，遏止人与人之间的“功利化”、“原子化”和“疏离化”过度膨胀之势。

但是，重塑农民的新集体主义不能重走老路—依靠强制性集体生产来维持—而应该更主要地依赖新农村文化建设，让农民在享受健康、文明、先进的文化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新集体主义意识和互助合作精神。

”

   第二，以‘"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为基础。

村庄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公共文化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利益观与公私观。

当前多数中国农民只看到眼前的、可以直接计算的个人利益，而看不到长远的、无法量化的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

对当下的私利的过分看重与强调，使农民不愿意合作起来以谋求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必须开展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改变农民现有的狭隘的公私观与利益观，教育农民认识“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

恰当的个人利益是在一定共同体里广泛的公共需要背景下的自我利益，是有远见的而非短视的自我利益，是有助于促进他人利益的自我利益。

   第二，以‘参与性的群众文化活动和文化团体”为抓手。

培育村庄共同体意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从组织参与性的群众文化活动和文化团体人手，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开展公共文化建设，启动农民合作。

文化的物质基础设施并不能代替文化生活本身，文化的享受不仅在于对内容的享受，还在于对具有参与性的过程的享受。

只有广大农民参与到群体性文化活动中来了，而不是孤独地坐在家里看电视时;只有具备了群众参与性的文化团体及其相应的动员机制，而不是让农民仅仅作为观众而存在，农村公共文化的重建才能看到希望。

参与性的群众文化活动和文化团队，有助于构建文明健康的农民公共文化生活。

正是在参与中，农民学习了如何与人合作的技巧，增强了在集体行动中共同分担责任的意识，并在彼此间互利互惠的行动中增进了对集体意义的理解，从而有助于培育农民之间的合作精神与信任文化。

   注释:

   *此处所说的“邻里互助”，泛指村庄内发生的农民之间的社会交换式的合作。

其合作的主体并不仅仅局限于邻居，还包括亲戚、朋友等。

   *合作本应具有目标的共同性、行动的协调性、结果的互惠性三个特征。

但国家主导下的农民合作并不谋求某种农民期望达到、而一家一户又实现不了的共同目标，所谓的目标是国家的目标;在国家主导下的农民合作中，农民不能主动自愿地相互配合与协调行动，他们往往是被动地服从与被迫地参与;国家主导下农民合作的结果也并非是互惠的，最大的受惠者是国家，农民在“合作”中反而遭受了严重的利益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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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扶序、文化重建与现代化类型”，《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邱梦华（1979-），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区研究、农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