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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字》的悲剧精神

论《红字》的悲剧精神

摘要：

《红字》虽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小说,但其暗合了古希腊悲剧的内在要求,具有传统悲剧的构成样态和特质,因此它能被视为悲剧戏剧的文类变体。

尤其是小说中还潜藏了尼采式的现代悲剧精神,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融合经由小说人物得以彻底彰显,从而带来一种强烈的审美悲剧感。

而这外在传统的悲剧样态和内在现代的悲剧精神之间的张力,又折射了作家对人之存在问题的根本反思。

关键词：

霍桑；《红字》；悲剧样式；悲剧精神；存在之思

戏剧能被视为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的滥觞之一。

在传统欧洲文学体裁划分的过程中,戏剧最早与抒情、叙事并列为三大类别。

然而,当我们追溯西方早期文学脉络时,可以发现影响力更为广泛的是戏剧而非其他。

这其中又以古希腊悲剧为突出代表,譬如《俄狄浦斯王》《美狄亚》等至今依然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既是如此,那戏剧的魅力究竟何在?

细察之,恐怕与戏剧所具有的独特悲剧精神密切相关。

那什么又是独特的悲剧精神?

此前有学者曾指出是：

“主体为了实现对自身现实的超越,或为了抗拒外力的摧残而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他们往往处于无从选择的‘两难’或‘动机与结果完全悖反’的灾难里,但是面对灾难他们敢于殊死抗争,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去超越苦难和死亡,从而显示出超常的生命力,把主体自身的精神风貌和超然的意志力提升到崭新的高度,展示出人生的全部价值。

”[1]12-13这一观点笔者也较为赞同,因而将其概括起来,就是个体面对矛盾困境用行动以超越之,从而表现出的一种主体性精神。

根本上来看,其核心指涉的应当是“人”,正如希腊神庙上所刻“人啊,认识你自己”,这一悲剧精神注目的中心就是对人类自我深处的探寻和叩问,同时它也是体认悲剧精神的关键点所在。

由此我们便可试做推想,与悲剧并列的叙事类作品即小说,尤其是经典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同样被这种关乎“人”的悲剧精神所穿透。

因为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关注人在当下生活的生存境遇和生存体验,书写人面对外在困境的抗争行为,这与前文悲剧精神的核心要义不谋而合。

加之,悲剧和小说皆属于文学范围,而“文学即人学”的观念更是深入人心。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一部优秀小说的内核也包孕了最具表现性的、震撼人心的悲剧精神,甚至还可以说经典小说就是悲剧戏剧的文类变体。

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一观点,本文以十九世纪中期霍桑的《红字》为考察对象,虽然作品以小说的体裁呈现,但它可被划分成悲剧戏剧的形式,符合传统戏剧内容的要求。

尤其是小说之所以能给人带来强烈的审美悲剧感,与其中所蕴含的悲剧精神紧密相关,而在这一悲剧精神的背后则隐藏了霍桑对人之存在问题的根本反思。

一、《红字》传统悲剧构成的样式

《红字》展现了十七世纪北美殖民地统治下新英格兰的人情风貌,诉说了一段为当时当世宗教所不容的伦理事件。

其实,单是这一事件本身便契合了悲剧故事的内容素材。

因为亚理士多德曾在《诗学》中写道：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中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宣泄。

”[2]19所以,如果人们甫一观看小说《红字》,它符合了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下的定义。

首先,按亚氏的说法——行动即情节,《红字》的情节性可谓很强,全书围绕着与女主人公赫斯特·普林通奸的男人究竟是谁的疑问层层铺开,类似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找出杀害老国王凶手的情节一样,令读者对故事充满好奇之心；其次,这两个故事中的男主人公都因犯下某种道德罪过而痛苦地挣扎,他们难以摆脱自我良心的拷问与积深罪恶的束缚,渴望得到某种救赎和解脱；最为重要的是,二者故事的结局都可以让观者此前积蓄的种种情绪,伴随文本的结束得以彻底宣泄,进而达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净化“功能。

因此,小说《红字》符合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为悲剧制定的要求,满足其内容和功能等多方面的条件,完全可以看作一部悲剧的基本样态。

另外,《红字》一书整体形式也同样符合戏剧演出的剧幕。

试看,如果把前六章视作戏剧的第一幕,其作用就是引入剧中男女人物和激发观众的欣赏欲望。

特别是戏剧开场时,因罪游街的赫斯特·普林最令人瞩目——这个女人到底犯了什么错,竟这般兴师动众地被批斗游行?

带着这个疑问,人们也自然被吸引着继续去看后面的故事。

其次,从第七章到十二章为第二幕戏,主要人物的复杂关系和相互矛盾依次展开,老罗杰·奇林沃思与普林、丁梅斯代尔三人间参差的纠缠便成为戏剧冲突产生的导火索,进而又有了步步为营地追查与小心翼翼地掩饰,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贯穿于第二幕戏当中。

然后,紧承前一幕的是十三章到十九章的第三幕,可以说这一幕人物性格的塑造和表现更为深入细致。

普林展现了女性特有的坚韧顽强、小珠儿是孩童的天真活泼、牧师是怯懦与癫狂的结合体、奇林沃思则把狡诈阴险的嘴脸彻底暴露。

他们一家三口与奇林沃思的斗争也进入白热化的拉锯阶段,由此把情节带动的更具戏剧观赏效果,让观众的心情骤然紧张起来。

最后,第二十章到二十四章是本剧的落幕戏,牧师终于向公众坦承罪行而死。

这样的悲剧收场似乎早已注定,但结尾短短的一章却又是开放性的,它要为故事结局涂抹上悲剧感之外,再添上一笔阴郁、诗意的氛围,让这幕戏的悲剧性效果达到最强。

因此纵观整部小说,基本上可六章一段划分作一幕戏,二十四章刚好切分成四幕剧,且其结构相当平衡匀称。

所以这样一来,《红字》称得上是一出形式完整、内容悲切的悲剧戏剧。

或者也可以说,小说《红字》就是悲剧戏剧的一种文类变体。

无论如何,正如美国学者亚历山大·埃利奥特所说：

“这本书的结构像一出戏,开场、中心和尾声,都在殖民地波士顿公共广场上的颈受手枷台上演出。

”[3]9

二、《红字》现代悲剧精神的诞生

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与悲剧是一种同源异构的关系。

悲剧所以能打动人心,就在于其源离不开悲剧精神。

至于《红字》这样一部可看作悲剧变体的小说,其核心源头处自然也少不了悲剧精神的主导。

不过和传统悲剧精神不同的是,小说《红字》中的悲剧精神是现代的,是对过去古希腊悲剧精神的一种升华。

换言之,它不再简单地停留于像传统悲剧精神那样,经由人物性格和行动的方式加以显现,而是深入到人物内心世界中,关照人物内心的矛盾痛苦,借助主体的内在性精神超越得以彰显。

这一点尼采于《悲剧的诞生》中总结得好,他将真正的悲剧归结为“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同构而成的悲剧精神所产生。

如果缺乏了这种悲剧精神,文学艺术不过是一片荒漠。

那么,何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用尼采自己的话就是“日神是美化个体化原理的守护神,唯有通过它才能在外观中获得解脱,相反,在酒神神秘的欢呼下,个体化的魅力烟消云散,通向存在之母、万物核心的道路敞开了。

”[4]67前者偏于理性造梦美化现实,后者偏向非理性的堪破幻想直面痛苦,两者统一结合构成悲剧精神的必备条件,它们从而也成为现代悲剧美学的关键词。

《红字》之悲正是源于尼采所认为的这种现代悲剧精神,以作品中人物的生命历程和生活抉择为例,丁梅斯代尔、奇林沃思、普林、小珠儿四人集中构成了这种现代悲剧精神的要素,他们的行为选择受到这一悲剧精神的驱使,因此就折射出相异的审美悲剧气质。

具体而言,丁梅斯代尔和奇林沃思属于酒神精神的代表,象征非理性世界——歇斯底里和疯狂迷乱的世界。

丁梅斯代尔作为替上帝牧养群羊的人间代表,这项工作于他更是神圣和高贵的,他本应成为理性和秩序的守护者,象征为普通人造梦的日神精神。

但现实则完全相反,凭借普林教区牧师的身份,丁梅斯代尔与她接触中却逐渐产生情愫,甚至还发生宗教禁忌的肉体关系,这都是因为人的本能情欲起着催动作用。

换言之,丁梅斯代尔日常布道靠友爱感化信徒用行动建立威信,可他的内心还是难逃暗流涌动的欲火燃烧,最终上帝和理性也不能压抑住疯狂出场的酒神精神,结果他跌倒在情欲难耐的原始欲望上。

然而,酒神精神并未就此退去,牧师之后的种种疯狂举动更是进一步地印证它的存在。

譬如他时常于深夜出现幻觉,恐惧袭上心头后便歇斯底里地狂吼,其中以牧师的夜奔最为典型。

那一夜,丁梅斯代尔疯狂地跑去绞刑架,面对黑夜陷入无止尽的狂想,“他看见了一个巨大的字母A的轮廓,边缘用暗红色光线界出,那是他自己的眼睛和心灵的疾病所致。

这并不是说那颗流星当时没有在云层里燃烧出光亮,而是说没有他想象中所赋予的那种A字母的样子”。

[3]115可见,酒神精神伸向了“人类的内心和灵魂深处”,“精神的痛苦压抑、灵魂的扭曲挣扎、内心的困惑迷茫作为人类的最深层的悲剧展现在世人面前”。

[5]另一方面,奇林沃思与牧师紧密相连,也化身为酒神精神的使者。

他总是诡异地闪现于牧师身旁,伺机不断地咬噬牧师脆弱的内心,而这都源于他疯狂的报复心理。

在复仇怒火的燃烧下,他彻底摈弃理性的指引,全凭感性直觉的冲击,肆意践踏摧毁着牧师的灵魂,“他可以把玩牧师,想怎么玩都可以”。

[3]99当他随意拨动牧师敏感的心弦让牧师痛苦不已,但他自己则欣喜若狂。

这一“痛苦”和“疯狂”成为小说悲剧精神的根本特征。

最终小说结尾处两人共同死亡,宣告酒神精神彻底倾泻,但这当中竟然带有某种悲壮的美感。

因为酒神精神导引下的毁灭终将和原始生命的动力融为一体,获得“毁灭的喜悦”喻表着新生——牧师摆脱了罪恶感的压迫,奇林沃思放下复仇的执念,他们俩从疯狂趋于平静。

这正是悲剧的酒神精神终在爆发后回归沉寂的表现,但这一过程不禁令人震撼炫目。

与之相较,赫斯特·普林和小珠儿则是日神精神的代表,象征着理性和美好的未来。

普林由于自身的罪过甘受他者的歧视,被众人和社会所隔绝,但隔离才能使她沿袭思想的自由,以理性打量所处的现实和自我。

于是,她从旁观察所有人悟得深刻的哲理：

如果真相遍地可见的话,除了她自己胸前的红字,许多人胸前都会有一个红字。

因此经过多年的磨难、观察和思考,普林才会在牧师痛苦时说道,“那是一种情欲难耐的罪过,算不上原则性的,甚至不是有目的而为。

我们俩所做的事情,有它自身的神圣性。

”[3]159普林的想法具有哲学似、辩证的深刻,对众人嗤之以鼻的罪恶却看到明亮面：

尽管在上帝面前自己的灵魂丧失了,但她仍要竭尽所能去为别的灵魂服务。

而这正是日神精神所体现的静穆、节制和美化。

普林的女儿珠儿则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当她被视为耻辱的标记时,小珠儿却毫不在意还是洋溢着天真烂漫,并且她一直不喜欢教会官方的说教。

她独爱林间的动植物,仿佛自然之子光彩照人,又如世人最初美好的幻梦轻柔美丽。

由此母女俩共同构造日神美梦的大厦,成为悲剧日神精神的真实显现。

当然,真正尼采似的悲剧精神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完美契合,二者共融一体。

《红字》也同样实现了理性美好的日神精神与感性疯狂的酒神精神的彼此结合。

丁梅斯代尔犯罪后便生活在罪恶的阴影下,他变得敏感又脆弱,一点小事都会唤起深沉的罪感。

他常感到空虚和无奈,生活缺乏中心,急于向别人伸出求救之手,可又怕暴露内心的秘密。

他彷徨无地的背后是对别人理解的渴求和自我意义确认的迷茫。

赫斯特·普林抚养珠儿坚强地生活,她忍受一切嘲讽还要去帮助他人,自由思考怀有一颗独立的心灵。

她深知内心深处对另一个人的牵绊,牧师成为她能勇于面对一切的重要因素。

普利相信自己对牧师也负有真正的责任,丁梅斯代尔需要她的支持和鼓励。

因此,男女主人公相反的性格不只是对比和相互映衬的关系,两者还互为补充和相互促进。

质言之,二人的映照统一正是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的统一,更是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完美契合。

总之,尼采所谓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结合而成的现代悲剧精神,表现的不再是传统英雄人物的抉择困境,而是现实世界中小人物的不幸遭遇。

但这种不幸恰恰给予我们从小说中迸发出的精神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审美快感,这也就是《红字》打动人心的所在——一种充满生命力量的审美悲剧精神!

三、悲剧精神关照下的人之存在反思

悲剧精神的核心要义是对“人”的关注,《红字》的悲剧精神亦不例外。

其实在这种悲剧精神的主导下,从个体生存哲学的视角看,小说透露的是超前的、关于人如何存在才是真正合理人生的思考,与之相呼应的依然是尼采“只有人才是美的”这一著名美学哲学观点。

试看,《红字》中健康美丽的普林和活泼好动的珠儿,她们俩身上都涌动了鲜活的生命气息,那是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与强力,这也就是尼采一直高扬和肯定的权力意志说。

试想,如果没有生命以及生命强力,就没有思想和思想强力,个人只能沦落为牧师和奇林沃思般的孱弱生命境遇中。

反之,普林之所以远离社会和人群后,还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自由的思考,她和珠儿之所以能坦然面对这个社会的歧视和敌对,其原因就在于她们拥有的生命强力。

可以说,正是因为人的生命健壮之美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一种满溢的生命感和力量感”,它能够激励人、鼓舞人去生活和斗争,也才使人产生最深刻的创造性精神。

简言之,这种人生之美足以“战胜生命固有的苦恼”,让人生痛苦“从自然的面容上消失”。

因此,相较于普林母女俩的生命健壮之美而言,丁梅斯代尔和奇林沃思则完全显示为生命的病态和猥琐。

因而概括起来,个体的生命健康实则是一种自然之美的表现,它充分地演绎了生命力与审美力的相互融合。

这同样是延续传统悲剧精神以来对个人主体性的颂扬,“表现人们为了美好理想和崇高目的与命运和灾难勇敢抗争的伟大人性和蓬勃的生命力”[5],可以说这一转向人类自我关照的反思是后来现代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不过已经在《红字》中预先有所体现。

此外,霍桑囿于自己家族背景和所处的时代环境影响,他的小说中始终环绕着一股浓郁的清教气息。

受此影响,在如何看待《红字》中丁梅斯代尔面临的抉择上,多数人会把个体该如何于世间生存的思考夹带上清教意味式的解读。

即个人于人世间的生存与自我救赎行为往往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才决定一切。

因为上帝是衡量万物的尺度和意义中心,人的存在只能依附于上帝。

换言之,以严格的清教徒观念来看,个人要想得到救赎与人世的肯定,必须“因信称义”而非“因行称义”。

但援引到作品《红字》中,丁梅斯代尔的做法违反了这一准则,他恰恰是以个人行动之举拯救自身获得解脱。

这又当如何理解?

此前他由于与普林间的不道德关系,导致内心时刻处于煎熬之中,而对上帝的信仰本应让他减轻痛苦,但却恰恰是其痛苦的根源所在。

每每面对信徒和上帝之时,丁梅斯代尔感受到的是无尽的折磨与压力,他始终难以摆脱良心的拷问。

但临到小说结尾,丁梅斯代尔最终选择坦承自己的罪恶,结果这恰恰让他得以解脱,然后如释重负地离开了世界。

可以说,丁梅斯代尔的这一自我救赎之举远比他以前言语布道更有说服力,他的举动让更多人明白了信仰的真谛,也由此他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义人。

当然,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他个人的诚实之举拯救了自我,因为只有人的诚实之美才是道德的人生。

在现世当中,惟有生命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而非虚幻的,所以做一个真诚的人,乃是质朴而神圣的最高美德。

存在主义哲学关注人的生存根本,倘若没有诚实的道德人格和思想,如何言说澄明人的生存之本。

《红字》更多体现了就是这种形而上的思考,它反思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表现的不只是丁梅斯代尔个人的选择,相反是整个人类共同体该如何存在的抉择诉求,表达了对人之终极意义的追问和关怀。

因此,尽管《红字》表面似乎在讲述个体如何做到信仰上帝才能得救的故事,但实质则是搭建了一个哲学的、关于人如何选择并成就自我的隐喻。

主人公的悲剧彰显了整个人类的境遇,指向人类终极命运究竟由谁来掌握,是靠自我还是上帝?

再推进一步看,它甚至侧面地回答了当“上帝死了”的现代语境下,个体究竟该如何面对既有人生的问题。

霍桑最终借助丁梅斯代尔给出答案：

只有诚实的人生才是道德的人生,诚实之美才是人的存在之美,因为人是存在的建造者和美化者。

对自我和他人负责的只能是人类自己,尽管小说结局是悲剧性的,丁梅斯代尔的下场看似毫无希望了,但悲剧的无望中包含了希望。

正如加缪所言,“悲剧在极端虚无主义和无限的希望之间摇摆”[6]735。

小说结尾处留下来的赫斯特·普林便是延续人之存在希望的明证。

也由此,《红字》悲剧的真正价值才得以彻底彰显,“那就是说,它所揭示的不是英雄人物赎还他个人的罪过,而是原罪,也就是生存本身的罪过。

”[7]333其实霍桑本就是一位关心人心人性的作家,我们从《红字》中看到正是一位伟大作家的超前之思,他对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该如何生存的反思：

无论何种环境,人的主体性和光辉都不应被漠视,以悲剧精神抗争下的超脱,必将影响着全人类的世界。

综上所述,《红字》是一部小说更是一幕动人的悲剧戏剧。

其悲剧核心则是关乎“人”的悲剧精神。

由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结合而成的悲剧精神,一方面增强了文本的审美悲剧效果,另一方面在其关照下的人之存在反思则引人无尽遐想。

因为“悲剧之本质或存在论根据就来源于这种生存要求：

为了真实而有关怀的生存,苦难必得见证,因其见证,苦难才得以转化为悲剧。

”[8]254-255所以,当个体正视生命之无奈再到重新肯定生命,该过程中处处洋溢着一种难以遏止的生命冲动和欲求,尽管现实本身包含诸多不足、苦难与危险,但“希望是有的,出路就在于人要认清自己受难的根源,人的苦难是由于缺少爱而引起的。

从苦难中将会溢出对爱的新的和强烈的冲动,而这也就是对生命的渴望。

”[9]总之,当我们怀有对生命的肯定与渴望,心中持有主体性超脱的悲剧精神,将来人类的希望之花也必将永远灿烂地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