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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与宋学
汉学与宋学
中国经学发展的历史，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时期或派别。
但是，既然经学是一种学术思想，那么，按照学术思想“风格”的不同来进行划分，应该是最合适的了。
清代人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但“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
他们把整个中国经学的历程看作汉学与宋学两家互相争胜负的过程，就是以学术思想“风格”的差异，来对中国经学史进行的分期和分派。
因为汉学与宋学是传统中国学术中两种具有很大差异的经学研究方法。
一、汉学与宋学的差异
1、学术范围不同：
汉学研究的是语言文字学、史料学，很少学者达到哲学理论的高度，甚至很少学者有理论上的兴趣；宋学是道德学、伦理学，即“修、齐、治、平”之道，研讨心、性、理、气等概念，近似于今天所谓的哲学。
二者之间互相争正统、争道统，声称是孔子的嫡传。
2、研究方法不同：
汉学家多采用归纳法，认为史料本身可以真实的历史，所以他们反对孤证，重视搜集许多资料，强调根据大量资料才能得出结论；宋学家多采用演绎法，从一个思想推演出各种说法，甚至一套庞大的理论体系，他们更强调理解的重要性，因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其实往往是他们自己的思想。
汉学家常常斥责宋学家“空疏”，宋学家常常斥责汉学家“琐碎”。
3、学术重点不同：
汉学的重点是“五经”，后来演化成“九经”、“十三经”等；宋学的重点是“四书”，“四书”的成立及其发展是宋学的最大特点。
从根本上说，所谓经学史上汉学与宋学的区别，实际上就是人类两种最主要的思想方式的区别。
因而这种区别并不是汉代以降“经学”正式形成之后才产生，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类似的现象。
先秦孔门内部，已经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不同的风格。
此事徐复观先生有言及之，可谓明了：
由孟子以下的人物（今按，指荀子、陆贾等人），都是属于思想家型的。
他们受了经学典籍的基本教育，但经学典籍只在他们思想中发生各种程度不同的作用，他们并非以传经为业的经学家型的人物。
实则由《礼》之大、小戴《记》，《易》之十翼，《春秋》之三传，可以推知另有一批经学家，以某一经为中心，作了许多解释和创发的工作。
他们的思想与思想家型的不同之点，在于他们是顺着他们所治的经以形成他们的思想，有广狭之不同。
（《中国经学史的基础》）
二、汉学与宋学的主要派别
1、汉学。
最粗略地看，汉学可以分为两期。
一是从西汉到唐代，唐代经学基本是汉代经学的总结。
其中，西汉是“今文经学”盛，东汉以后是“古文经学”盛。
郑玄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他遍注群经，把今、古文经学对经书的不同解释融合到了一起，号称通学。
但从此以后，所谓今、古文经学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就再也弄不很清楚了。
南北朝时，北方中国主要仍奉行郑玄的汉代经学传统，而南方中国则继承了魏晋玄学的影响，对经典的解释与汉代经学已多有区别，往往更尚义解。
《北史·儒林传》说：
“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唐代统一后，对经典的解释也做了统一的工作，太宗时由孔颖达主编成《五经正义》。
汉学的第二期是清代。
清代汉学家以“汉学”自名其学，自认为他们是越过宋明、乃至六朝和唐代，直接继承发扬了汉代经学的传统。
实际上，他们的“汉学”与汉代的经学并不一样。
在经书的文字训诂上，他们的确较多地遵循了汉代经师的意见，但是，清代汉学家已经渐渐地发展成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人，近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学者”而不再是传统的“儒者”了。
他们专注于经书的解释，至于怎样将经书里所蕴藏的“道”推行于天下，则往往是他们没兴趣考虑的问题了。
晚清汉学家陈澧在他的名著《东塾读书记·自序》开篇就说：
“澧性好读书，于天下事惟知此而已。
”这是清代汉学家的典型心态，而这样的心态，与顾炎武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相距何止千里！
传统的“儒者”为何会渐渐向近代的“学者”转变？
其意义何在？
这是当代思想史研究里的一个焦点性课题。
清代汉学的鼎盛时代是乾隆和嘉庆两朝，因而清代汉学家又被称为“乾嘉学派”。
2、宋学。
最粗略地看，宋学可以分为宋元和明代两期。
前者又称为理学，后者又称为心学。
宋学的出现主要是儒学为了应对佛教的挑战。
因为传统儒学主要重视实际的东西，不喜欢形而上的理论思考，这一点上与佛教相形见拙，因而渐渐无法吸引读书人，出现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
理学的理论奠基人一般认为是所谓的“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兄弟。
南宋的朱熹继承了五子的学说，集其大成，并撰成《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理学的经典文献。
程朱理学固然提倡由经书以见道，而不要陷入文字训诂的繁琐工作中去，但他们仍然强调“读书”，以“读书”为见道的必经阶段。
而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则比朱熹更主观，他强调学者要“先立其大”，先要有了自己的一番见地，然后“读书”也不迟。
“读书”也不是见道的必要条件，即使不识字的人，也未尝不可以见道。
陆九渊曾说：
“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
”这就是他的精神。
他的学说又被称为心学。
到了明代中期，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见解，集心学的大成，称为陆王心学。
相信自己，把经书仅作为自己思想的印证，这大体上就是宋学的精神，只是在这一点上，陆王心学比程朱理学走得更远。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简述《七略》分类法。
先秦没有为图书进行过大规模分类，最早的图书分类应该在西汉时期。
公元前26年，汉成帝下令征集图书，命谒者陈农前往各地搜求遗书。
又聘请各方面专家，分工协作。
这便是我国历史上对古籍的第一次大整理，为我国古籍的流传、研究奠定了基础。
刘向去世后，哀帝又令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刘歆综合群书《叙录》，写成一部总的图书目录，叫做《七略》。
《七略》原书已佚，班固撰修《汉书·艺文志》采纳了《七略》的分类法，这就是:
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
诗赋略赋一、赋二、赋三、杂赋、歌诗
兵书略权谋、形势、阴阳、技巧
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辑略”概述学术源流，不是类别。
刘向等人实际上将当时所能见到的书籍划分为6大类，38目，凡13000多卷。
这是按典籍的学术性质或派别、体裁等来分类的，是我国最早最为系统的图书分类，对后世影响极大。
后世的七分法、四部分类法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分合归并而成的。
简述四部分类法的变迁。
四部分类法是我国古典文献的基本分类方法，今人对古籍的分类仍然沿用这种方法。
一、这种方法起源于魏晋之际。
三国魏秘书郎郑默编定《魏中经簿》，晋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编定《新簿》，即《晋中经新簿》，分典籍为甲、乙、丙、丁四部。
甲部：
六艺、小学等；乙部：
古诸子百家、近世子家、兵书、数术等；丙部：
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
诗赋、图赞、汲冢书。
荀勖所定甲、乙、丙、丁四部顺序是经、子、史、集。
二、东晋李充著《晋元帝四部书目》将乙、丙两部的顺序加以调换，奠定了四分法的基础。
三、唐代初年，魏徵等修《隋书·经籍志》，直接以经、史、子、集代替了甲、乙、丙、丁的称号，从此确立了以经、史、子、集为部称的四部在图书分类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隋书·经籍志》在四部后附有佛、道二录，但不著具体书目，所以实际上只是四类：
经部（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史部（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子部（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集部（楚辞、别集、总集）。
最后附道经（经戒、饵服、房中、符录）和佛经（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
四、唐以后无论史志、官簿、私人藏书目录都沿用这一分类法，如《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
清代纪昀等修《四库全书》时也采用了这一分类法，可以说是集“四分法”之大成。
其主要类目如下:
经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1易类
2书类
3诗类
4礼类
5春秋类
6孝经类
7五经总义类
8四书类
9乐类
10小学类
1正史类
2编年类
3纪事本末类
4别史类
5杂史类
6诏令奏议类
7传记类
8史钞类
9记载类
10时令类
11地理类
12职官类
13政书类
14目录类
15史评类
1儒家类
2兵家类
3法家类
4农家类
5医家类
6天文算法类
7术数类
8艺术类
9谱录类
10杂家类
11类书类
12小说家类
13释家类
14道家类
1楚辞类
2别集类一汉至五代
3别集类二北宋建隆至靖康
4别集类三南宋建炎至德祐
5别集类四金至元
6别集类五明洪武至崇祯
7别集类六国朝
8总集类
9诗文评类
10词曲类
将释家类、道家类至于子部之末，遂成定制。
五、尽管四部分类法尚有一些缺点，并不能囊括所有图书文献（如弹词、戏曲、章回小说等），但它仍是最适用于中国古籍的一种分类方法。
今人顾廷龙、傅璇琮等编纂大型丛书《续修四库全书》（规模远远超过《四库全书》），即沿用了经史子集分类法，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
综合性丛书主要有汇编类、地方类、氏族类、独撰类4种类型，请举例加以说明。
一、汇编类丛书是丛书的主要形态，具有内容丰富、作者众多、卷帙浩繁、兼综四部等特点。
较早的如宋人左圭纂辑的《百川学海》（我国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收书100种，凡179卷，主要是唐宋人著作；元代陶宗仪编纂的《说郛》，收录经、史、诸子、诗话、文论及百氏杂记之书，数量达一千余种，大都是流传稀少的小书；明人程荣编纂的《汉魏丛书》，收书38种；清人鲍廷博辑刻的《知不足斋丛书》，收书207种；近人张元济汇集、影印的古籍善本丛书《四部丛刊》，收录珍贵古籍468种；最大的莫过于清人纪昀等编纂的《四库全书》，收书多达3500馀种，因卷帙过大，当时没有刻印，仅有钞本。
二、地方类丛书往往汇集某一地区文人的各类著作，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最早的是明末樊维城编纂的《盐邑志林》，专门收录三国至明代海盐（今属浙江省）人的著述，共41种，65卷。
其他如《绍兴先正遗书》、《湖北丛书》、《安徽丛书》、《金陵丛书》、《豫章丛书》等。
三、氏族类丛书是指汇集某地某姓氏各类著作的丛书。
最早的是南宋朱熹编纂的《河南程氏全书》，收录北宋程颐、程颢二人著述6种。
清人编纂较多，如《桐城方氏七代遗书》、《高邮王氏遗书》等。
四、独撰类丛书专门汇集某一位文人的各类著述（必须是兼有四部中两部或两部以上的著述）。
此类丛书常常被视为作家别集而纳入集部。
如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王夫之《船山遗书》、姚鼐《惜抱轩全集》、段玉裁《经韵楼丛书》等，经后人汇集、刊刻，流传甚广。
简要说明丛书的特点和功用。
丛书，又称“丛刊”、“汇刻”、“丛刻”、“合刻”，是把若干种同类或不同类的各种图书汇编在一起，并冠以总名的一种文献形式。
我国的丛书历史悠久，大约创始于南宋。
俞鼎孙、俞经纂辑的《儒学警悟》是最早的一部丛书。
此后历代都有丛书刻印，蔚为大观。
丛书可分为“专门性”与“综合性”两大类。
1、专收某一门类的书籍的丛书叫专门性丛书。
如五代国子监刻的《九经》、宋代的《七经正义》，以及后来的《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诸子集成》等。
2、兼收众类书籍的丛书叫综合性丛书。
如宋人左圭纂辑的《百川学海》（我国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清人纪昀等编纂的《四库全书》（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等。
我国古代丛书数量巨大，可查阅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
功用：
丛书把若干种同类或不同类的各种图书汇编在一起，集中保存了大量文献，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文化时必须查阅的书籍。
10、简述类书的特点和功用。
类书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被国外学者称为“康熙百科全书”。
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并按照一定的方法编排，供人们查索的一种特殊工具书。
资料丰富，涉及经史子集，所以不宜纳入子部。
类书起源于三国，魏文帝时的《皇览》是最早的一部类书，虽已失传，但仍被尊为类书之祖。
现存较早而又较完整的一部类书是唐虞世南的《北堂书钞》。
见于我国古籍著录的类书约有600种之多，大多已佚，今存约200余部。
功用：
最初编纂类书的主要目的并非传播文化，它是供帝王浏览前代治乱兴衰、吟诗作文、查寻辞藻用的专门工具书。
后来，类书才流入民间，为儒生士子赋诗作文所用。
今天看来，类书的功用在于:
1、它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化资料，是我们查寻古代典籍中名物制度、词语典故的极为有用的工具书；2、是整理古籍（校勘、辑佚古书等）的必备参考书。
缺点：
类书编纂过程中，由于参与其事的人很多，古人编书又少凡例，错讹不少，加之古人随意删节古书，因此，使用类书一定要慎重。
11、介绍一部你熟悉的总集（简介其编者、编辑体例、内容、特点、价值、局限、研究状况等。
提示：
《诗经》《楚辞》除外）。
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南朝梁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
编者：
萧统（501－531）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
梁武帝长子，未及继位而卒，谥称昭明太子，所以《文选》又称为《昭明文选》。
内容：
本书凡30卷，共收录周代至南朝梁代约800年间130位作家的作品700多篇。
特点：
是分体编纂的总集典型，为后世总集的编纂提供了一种范式。
从分类的情况来看，按体裁划分为赋、诗、骚等38体，可以归纳为赋、诗、杂文3大类。
赋、诗二体所占比重最多，其中赋体又按其内容细分为京都﹑郊祀等15门，诗体分为补亡、述德等23门。
价值：
编者有意识地将经、史、子和“文”区别开来，把经、史、子文献排除在文学文献之外，只保留了史书中有文采的史论和史述赞。
可以看出编者已初步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分，认为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方可入为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尤注重骈俪、华藻。
研究：
“选学”在唐朝与“五经”并驾齐驱，盛极一时，士子必须精通《文选》。
时至北宋年间，民间尚传谣曰：
“文选烂、秀才半。
”宋代有“文章祖宗”之说。
延至元、明、清，有关《文选》的研究亦未尝中辍。
是今人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文选的注疏】
首先对《文选》作注释的是《文选》问世六、七十年后的《文选音》，这是萧统的侄子萧该对《文选》语词作的音义解释。
隋唐时期的曹宪、许淹、李善、公孙罗等人将其发展成为了一门“文选学”。
曹宪撰有《文选音义》。
许淹、李善、公孙罗等都曾是曹宪的学生，他们都曾批注《文选》，其中以唐高宗显庆年间的李善注被认为最好。
唐玄宗开元年间，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和李周翰五位文臣又作五臣注。
和李善注相比，五臣注更简单通俗，但不为学术正统所采纳。
北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年）2月的秀州州学本是第一个五臣与李善合并注本，其后的六家注本（即五臣在前李善在后）如广都裴氏刻本、明州本，是此本的重刻本；又其后，六臣注本（即李善在前五臣在后）如赣州本、建州本，又据六家注本重刻，只不过是将五臣与李善的前后次序调换了一下。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尤袤所刻李善之注本（尤袤刻本）对后来很有影响。
清嘉庆年间，胡克家据尤袤刻本，又据宋代吴郡袁氏﹑茶陵陈氏所刻六臣本以校刊异同，写成《考异》十卷。
以后的传本多以胡本为底本，如1977年中华书局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等。
（1）天台宗的止观哲学。
天台宗创始人智岂页建立了止（定）和观（慧）双修，即大乘佛教“空”的哲学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系。
他以空论哲学智慧为基础，把佛教实践系统化，并揭示了通过在哲学指导下的实践进而跃入深邃境界的途径。
这就纠正了以往佛教学者对般若思想空泛理解的偏颇，推动了信仰实践的主体化，使佛教成为真正的中国宗教，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哲学上，天台宗的中心思想是阐述宇宙万物实际相状的实相论。
“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两个命题是构成实相论的两个主要层面。
“三千”指三千种世间，表示宇宙万物。
所谓一念三千是说三千种世间，宇宙万物，具在微细一念心中。
又，表现每一现象的原理是圆融三谛（空、假、中），空、假、中同时具于一念。
空、假、中都是真实的，故称为三谛。
三即一、一即三，三一圆通，无障无碍，是为三谛圆融。
一念中呈现宇宙万物并同时观照每一事物的空、假、中，构成为天台宗观法修行的基础。
天台宗的实相论具有鲜明的宗教认识论的内容，也具有宇宙论的意义。
唐代天台宗人又吸取《大乘起信论》的真如说，以为真如即佛性，由此提出了无情有性说，强调一切无情的草木、山石、砾尘，皆有真如佛性。
这与当时佛教心论思潮相呼应，而把天台学重心转到心性论上来，并对以后天台宗思想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2）华严宗的圆融哲学。
华严宗主要在陕西终南山一带形成。
真正创始人为法藏，着重于建立庞大的华严学哲学体系。
［注释：
法藏的同代人、华严学者李通玄（635～730）在山西五台山一带阐发经义，应用《周易》来解释《华严》，并主张从自己的身心中找佛，着意追求成佛的实践方法，在法藏一系之外，别树一帜。
］法藏华严宗哲学体系的中心是阐述佛所在的境界，强调佛境原为众生心地所具有，并指出观照佛境的方法。
法藏的师父智俨首先以一与多（一切）相即相入的观点阐发成佛的境界——觉证的世界。
法藏继承与发展师说，用“十玄”［注释：
“十玄”，指阐明佛教的十个玄妙法门。
法藏认为这些法门是彼此互相关联、互相摄入而又周遍圆融的，进而说明宇宙万物之间也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错综复杂的统一关系。
］、“六相”［注释：
“六相”，指事物的总相和别相、同相和异相、成相和坏相六种相状。
法藏认为六相之间也是相即相入的圆融关系，以说明一切事物虽有自性，但又是融合无间、没有差别的。
］等法门，系出理（本体、性空）、事（现象）、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四法界说，阐明宇宙万物，相依相持，相即相入，圆融无碍，重重无尽，即世界万事万物大圆融、大调和、大统一的情景。
澄观还把华严宗终南山系和五台山系的学风结合起来，并开创了融合华严与禅的新风。
他在智俨、法藏的唯心说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万有即是一心，一心容万有，推进了华严的唯心学说。
宗密继承澄观的思想和学风，更加强调禅教的一致，并调和佛与儒、道的关系。
他还提出以灵知之心为宇宙万物本原的观点，给宋明理学以重大的影响。
唐代华严宗哲学广泛地涉及了宇宙生成论、现象圆融论、认识论和主客体关系论等内容，思想丰富、深刻，形成了中国佛教理论思维的一座高峰。
（3）禅宗的顿悟哲学。
禅宗尊奉相传在北魏时来华传授禅法的菩提达摩为初祖，传至五祖弘忍后，分为慧能南宗和神秀北宗两系。
后来北宗衰败，南宗特盛，南宗实为禅宗的主流。
慧能禅师的思想纲领是性净自悟，就是说，人人本性清净，只因被妄念的浮云所盖而不能自悟；一旦妄念俱灭，顿见真如本性，自成佛道。
这也就是慧能《坛经》的核心思想。
慧能还提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悟道途径，要求排除一切杂念，不执著外界事物的相状，不在任何事物上定住，执为实有，从而灭除妄念，顿悟成佛。
慧能的众生心性论和成佛方法论对尔后的整个中国思想界都发了重大的影响。
此后的禅宗南岳的青原两系都循此道路前进，在悟道实践上作出多姿多彩的发挥。
南岳一系偏于倡导“触类是道”的禅法，强调人在禅修生活中的任何行为都是佛道的自然流露。
青原一系则偏于提倡“即事而真”的禅法，主张在禅修时从个别的事象中去体悟真理。
前者是从理看事，后者是从事看理，通过不同途径，达到理事圆融的境界。
从上述介绍可知，隋唐佛教哲学是中国佛教哲学的巅峰，与以前佛教相比，其特点是：
第一，佛教哲学体系化。
隋唐一些重要的宗派都建立了博大的哲学体系，与以前多数佛教哲学家的学派缺乏哲学思想体系形成鲜明的对照。
以前也有形成哲学体系的，如僧肇、道生等人，但他们的体系只是由一些论文组成，规模不大。
隋唐佛教宗派（除早期禅宗）都有相当数量的著作，内容涉及哲学的各个方面，而且十分系统，对于人生的本质、价值、解脱方法、思想境界以及相应地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学说。
隋唐佛教宗派还吸取南北朝两地佛教之长，构成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体系，这也显示出隋唐佛教哲学体系全面性的优点。
第二，佛教哲学中国化。
隋唐佛教宗派以我为主评判印度佛教经典的高下，禅宗甚至还在相当程度上贬低印度佛教思想。
隋唐佛教宗派根据中国文化的总方向，吸取儒、道思想观念；又独立于儒、道之外，自主地创建佛教哲学体系，其哲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正是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突出表现。
第三，佛教哲学深刻化。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不仅具有结构体系和内容中国化的特点，而且还具有思想深刻化的特点。
如天台宗的直观认识论、华严宗的圆融世界观和禅宗的心性论及直觉论，都具有相当的理论思维深度，反映了我国古代哲学家思维的深邃的精湛。
五等丧服细分十小类：
斩衰：
布料制作丧服时用刀斩断，不再缝边。
其布料三升（古人织布标准，宽二尺二寸，一升为经线80缕，日常衣料十六升即经线1280缕）。
其制作布料的麻缕加工简单，颜色粗恶。
①斩衰三年（实际是25个月）。
只限于子女为父亲、妻子为丈夫、父亲为嫡长子。
齐衰：
丧服缝边，四升，布料加工同斩衰。
分四种：
②齐衰三年。
父卒为母，母为长子。
③齐衰杖（杖，丧具，一是丧主用，二是老者、病者用，未成年者不用；杖高齐心；为父丧用竹杖，根部朝下；为母丧事用桐木削成的桐杖）期（期年，一年）。
父在为母（父母之服有别，用“家无二尊”也）、夫为妻服；丧服与齐衰三年同，但丧事期为一年。
④齐衰不杖期。
为祖父母，世、叔父母，兄弟等服之。
⑤齐衰三月。
为曾祖父母等服之，庶人为国君。
大功：
布料大略加工，略捶、水洗、除杂、脱胶，纤维较柔和，但色不太白。
⑥大功殇（19-16岁为长殇，15-12为中殇，11-8为下殇。
殇服隆等。
未满8岁而死为无殇之服，即不穿丧服，仅哀哭之。
哭之时间以死者年龄折合成月数，“以日易月”，生一月即哭一日。
古礼人生三月取名，殇者不足三月则不哀哭）九月、七月。
布料七升。
主要为殇者服。
为子、女的长殇、中殇、兄弟之长殇、中殇等。
⑦大功九月、七月。
布料八升。
为从父兄弟、丈夫的祖父母等。
小功：
布料比大功白，十一升。
⑧小功殇五月。
为叔父之下殇、兄弟之下殇等服。
⑨小功五月。
为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服。
缌麻：
其脱胶更细，十四升半。
⑩缌麻三月。
为族曾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兄弟，以及妻之父母、妻、甥、婿等亲服之。
繐（suì）衰：
诸侯之臣为天子服。
服丧的原则有六：
①亲亲：
为有血缘关系的人服丧。
②尊尊：
为有社会地位的人服丧。
如臣民为国君。
③名：
异姓女子嫁到本族后形成的名分关系。
④出入：
女子出嫁前服正服，嫁后降等；男子出继亦同理。
⑤长幼：
成人正服，幼者殇服，殇服要降等。
⑥从服：
如子随母为外祖父母服丧，臣为国君之亲属服丧等。
根据有无血缘关系又可将服丧分为“恩服”和“义服”。
古人重视服丧期间的表现，以论德行之高下，禁止饮酒作乐、生孩子。
坛经
第一个关键词叫做“自净”。
惠能在《坛经》里面讲，智慧就是般若之智，世上的人本来自己就有，“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世人性本自净”。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无念、无相和无住。
惠能在《坛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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