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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收敛

第六章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收敛

 

作为经济增长分析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探讨从长时间的范围内,究竟是何种因素决定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绩效。

特别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在更为深入的程度上促进了这方面的研究。

与此同时,增长收敛的问题也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兴趣。

其中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五十年代以来落后国家中一部分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而更多的国家却在相对的意义上日渐贫困。

在本文中,我们结合增长理论既有的一些研究经验,对中国经济在近二十年来的高速增长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

我们通过实证分析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在不同的省份或地区之间,是否存在,或者在何种条件下存在所谓“增长收敛”的现象?

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同一区域内部(城乡之间)出现人均收入或消费水平发散的原因。

一、新古典框架中的经济增长与收敛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在新古典的框架中经济增长的基本内涵。

众所周知,无论是基于经典的Solow模型,还是经过动态优化处理的Ramsey-Cass-Koopman模型,新古典框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技术进步被假定外生的。

按照Mankiw,Romer和Weil(1992)以及Keely和Quah(1998),我们可设Y为产出,K是资本存量,L是劳动,则生产函数为

,设

,则原生产函数简化为

,其中

设技术和劳动力的增长增长率外生,且储蓄率为

,折旧率为

>0,得,

(1)

(2)

(3)

由以上几式可推出人均资本积累的动态方程式,

(4)

由于生产函数的单调性和凹性,上述系统的稳态

是唯一的。

系统的显示解是,

(5)

其中,

现在,我们给出增长收敛的定义如下,

增长收敛定义I:

对于从t到t+T期间的国家i和j,且

是t时刻所有可获取的信息,如果

,那么则称两国的经济增长是趋于收敛的。

增长收敛定义II:

对于国家i和j,如果

,那么则称两国的经济增长是趋于收敛的。

假定某些对产出差距的冲击可以永久地持续下去,那么定义II就是不成立的。

显然,由定义II可以推出定义I。

假定两国的增长过程服从上述的新古典模型,且所有的参数(如储蓄率、人口增长率、要素产出弹性、技术进步率)和随机冲击均保持一致,那么两国经济必然会出现增长收敛现象,并同时满足定义I和定义II(Bernard和Durlauf,1996)。

为了在统计上更好地识别国家间增长收敛或发散的趋势,围绕着上述关于收敛的基本定义,理论界存在一系列的争论。

Barro和XavierSala-I-Martin(1991,1992,1995)提出了度量收敛的两个指标,分别称为收敛和收敛。

如果穷国比富国增长得快,因此用人均收入水平或人均产品来衡量时,穷国会赶上富国,我们就将其称为收敛,这种现象有时也被称为“回归均值”。

收敛考虑的是各国(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离散状况,如果离散程度越来越小,则称为收敛,通常用人均真实收入,或人均真实产品的对数的标准差来衡量离散状况。

不过,Bernard和Durlauf(1996)对此收敛度量概念置疑,并按照上述关于收敛的定义II提出了新的时间序列检验方法。

但该方法也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并没有比Barro的计量方法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比起测量收敛的统计方法,对增长收敛或者发散的经济解释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新古典模型关于收敛的预测,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假定:

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以及技术进步的一致性。

然而在实际观察中,在绝对意义上的增长收敛并不具有普遍性。

因此在理论文献中,对收敛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从索罗模型提出伊始,而是当经济学家们发现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违背”了新古典理论预言的时候。

这样,在测量收入差距是否缩小时,就需要区分条件收敛和绝对收敛这两个概念了。

显然,从(5)式中,我们不难发现造成国家间经济增长趋于分散的最可能之因素是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同,而类似折旧率或者储蓄率等因素在国家之间的差异则不太大。

早期的增长模型大多不能很好地解释条件收敛现象,晚近的“追赶”模型才试图对此点进行刻划。

现在假定存在两个国家i和j,i是技术上的领导国,j是技术上的跟从国,则技术落后的国家可能会受益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

Quah(1999)将这个技术追赶过程用下式代表,

(6)

其中,

,这里我们暂时忽略了时间下标。

是技术跟随国的“自然技术增长速度”,或者说是在不存在技术学习条件下的本国技术进步速度,

是技术赶超速度,

是技术发达国家向技术落后国家的“可能”的技术外溢幅度,也就是说,并不是i国的任何先进技术在任何的一个发展阶段均可为j国所利用的。

代表两国处于稳态时的相对技术水平,则,

(7)

(8)

有一点需要注意,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增长数据集中,无论是国际间的,还是中国省级间的,其人均收入水平和技术水平最初始年份中,不同地区或国家均存在一定差异。

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影响,没有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中必然会出现收敛的现象。

同样,对于技术落后的地区,由于技术学习的成本要低于研究开发的成本,所以技术进步也应当趋于收敛。

这也正是许多论文中讨论TFP国际收敛的一个基本动机。

或者说,增长发散的原因是因为技术进步的差异,那么技术本身没有出现收敛的原因何在呢?

(7)和(8)式简单地描述了技术追赶的过程,但是却未能解释技术进步速度上所存在的差异。

条件收敛究竟与哪些因素相关呢?

Romer(1986)首先就此问题做出了阐释,他认为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的趋势,其原因在于生产中的规模报酬递增。

Romer以及Lucas(1988)的经典论文较大地刺激了增长收敛分析的迅速发展,但最主要的归因大致上包括两类:

人力资本积累和对外开放程度。

Lucas(1988,1993)坚持前一类观点,Sachs和Warner(1995)的论文则侧重于对开放度问题的研究,即在实行开放贸易的国家,它们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在缩小,而在闭关锁国的国家,它们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在扩大。

Barro(1997)利用收敛方法对跨国增长收敛研究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

他所使用的解释变量包括:

初始水平的人均GDP、人力资本、人口增长率、储蓄水平、预期寿命、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贸易条件、投资率、通货膨胀率、区域虚拟变量、对产权的保护程度、政局的稳定和民主化程度等等。

Alesina(1998)对以往实证分析中所使用的解释变量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但是,在既有的理论文献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框架,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广泛经济现实,许多的结论仅仅是基于统计意义上的简单总结。

Durlauf(2001)甚至对整个实证分析方法的框架及其结论提出了全面置疑。

本文以下的讨论并无意于去修正增长收敛分析的基本架构,而是打算通过中国的经验数据来论述动态比较优势对增长收敛的重要涵义,籍此为理论研究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二、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收敛

(一)文献简述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各地区之间差距演变的研究,已经存在较为丰富的文献,如Tsui(1991,1993)、Jian,Sachs和Warner(1996)、世界银行(1995,1997)、林毅夫等(1998)、田晓文(1999)、胡书东(1999)、韩廷春(1999)、蔡昉和都阳(2000)、张兆杰(2000)、Xu和Zou(2000)、AnuradhaDayal-Gulati和AasimM.Husain(2000)、Chen和Feng(2000)等等。

这些研究采用多种指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差距进行了测度和分解,如吉尼系数、变异系数(coefficientofvariation)、Theil指数(Theilentropy)、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nindex)、收敛指数和收敛指数等等。

由于基本研究思想和所使用的方法与统计指标上的差异,不同的研究人员或机构得出了不同的结果。

一个比较能够达成共识的观点是,在1990年以前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收敛的趋势,到了1990年以后则迅速发散。

此结论在田晓文(1999)、张兆杰(2000)、Jian(1996)和世界银行(1997)的研究均得到了认可,但与林毅夫(1999)的发现稍有区别。

林毅夫采用吉尼系数的方法测度了中国的地区差距,发现1986-1990年间,中国地区差距的上升幅度并不明显,1990年以后的上升幅度略大,1990年吉尼系数只有0.2414,到1995年已上升到0.2747。

Chen和Feng(2000)对1978-1989年中国29个省的数据进行回归,其结果认为八十年代的中国区域经济呈现出了收敛的趋势,且私有化是促进增长的主要因素。

AnuradhaDayal-Gulati和AasimM.Husain(2000)的讨论和张兆杰(2000)类似,二者均强调了FDI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但FDI同时也加剧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

另外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性。

蔡昉和都阳(2000)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问题做了初步的分析,他们注意到中国经济中所谓“收敛的俱乐部”现象,即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但区域内部却呈现出收敛的趋势(其中,西部地区的内部收敛趋势较弱)。

他们认为人力资本上的差异是造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但他们没有对1990年前后增长收敛的基本特性发生转变提供解释。

在更为一般的观念中,中国经济的地区差距问题又往往被归结为中央政府的地区倾斜政策,即中央政府将全国资金过多投向东部地区是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源,或者所谓的“地理优势”。

胡书东(1999)测量了国民收入在地区间的流动趋势,其结果表明中央的倾斜政策始终偏向中西部,并且中央的政策干预可能进一步造成了中西部的落后,因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扶持的工业企业与中西部本地的比较优势相背。

但是,他没有对此观点进行更为详尽的计量分析。

而这正是本文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二)比较优势战略与收敛

通过对文献的总结,对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问题,我们注意到两个基本事实:

一是中国经济中存在所谓“收敛的俱乐部”现象,即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但区域内部却呈现出收敛的趋势;二是1990年前后增长收敛的基本特性发生了转变。

为什么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呢?

为什么增长收敛的趋势会发生扭转呢?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分阶段的收敛特征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文献中并没有给出一个在逻辑上完全一致的解释,进而也就未能对于差距的形成及其变动趋势(增长收敛)的原因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

本文打算在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1999)的理论基础之上,为这两个“StylizedFacts”提供解释。

这里,我们首先采用收敛方法来直观地度量中国的地区差距,所谓收敛指数通常是指人均真实GDP对数的标准差。

图1中,为了全面反应增长的实际绩效,分别计算了1970-1997年间,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和海南)的对数农村人均消费标准差、对数城市人均消费标准差、对数人均GDP标准差和对数人均工业GDP标准差。

图1的计算结果说明,在1978年以后,人均工业GDP和人均GDP都呈现出先收敛,后发散的趋势(以1990年前后为界)。

不过,1978年至1990年间,虽然人均工业GDP呈现出收敛趋势,但人均GDP的收敛趋势就要弱得多,至于人均消费水平(城市和乡村)则在整个样本期内几乎完全呈发散的趋势。

这与我们在国际数据样本中所积累的一些经验有一定区别。

图2中将人均GDP的对数标准差区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籍此反应增长收敛中的区域特性。

显然,东部沿海地区呈现出了强劲的收敛趋势,中部地区则相对微弱,而西部地区实际上是处于差距逐步拉大的状态之中。

这些基本上与文献中的结论一致。

 

图1: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收敛

 

图2:

中国三大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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