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人文情怀下的先锋叙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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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人文情怀下的先锋叙事

古典人文情怀下的先锋叙事

　　摘要：

吕新一直以来被看作先锋作家，其小说最大的特色表现在叙事技巧和叙事语言的不断实验、探索和创新上。

小说《梅雨》在叙事方面依然保持了一贯的先锋性，无论是叙事视角的选择、叙事语言的营造，都显现出作家高超的艺术才能；与此同时，小说在主题上也明显表现出作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对社会各种异化现象的忧患和批判，对人类生存痛苦和精神困境的古典式人文关怀。

以《梅雨》为界，吕新此后的小说在叙事形式探索方面有所减弱，但固有的先锋精神和古典人文情怀始终不变。

　　关键词：

吕新；《梅雨》；主题意蕴；先锋叙事；人文情怀

　　中图分类号：

I10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672-0539（2016）03-0056-06

　　Abstract：

LvXinhaslongbeenregardedasapioneerwriter，themostimportantfeatureofhisnovelsbehavesintheconstantexplorationandinnovationofthenarrativetechniquesandnarrativelanguage.Thenovel“rainyseason”stillmaintainsconsistentpioneerspiritinnarrativeterms，whetherthechoiceofnarrativeperspectiveorthecreationofnarrativelanguageshowswriter’ssuperbartistictalent.Atthesametime，thesubjectofthenovelclearlydemonstratesthefollowingaspects：

thereflectiononmodernity，thehardshipandcriticismonthesocialalienationphenomenon，theclassicalhumanitiesconcernforhumanexistenceandspiritualdilemmaofpain.Fromthenon，LvXin’snovelshaveweakenedinthenarrative，buttheinherentpioneerspiritandclassicalhumanisticfeelingsremainunchanged.

　　Keywords：

LvXin；rainyseason；theme；pioneernarration；humanisticfeelings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思潮，虽然并没持续太长时间就因各种原因而消退不再，但其在叙事策略和语言上的开创，以及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形而上关注，却一直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持续产生着影响，也因此建构了自身扎实的文学史意义。

马原、洪峰、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一批先锋小说家及其创作，成了几乎每一本当代文学史都绕不开的存在，相较来说，同样作为先锋作家的吕新，受到的关注则要小得多，只是偶尔会在某部文学史教材或某篇评论文章里被谈到或论及，在普通读者群里知名度也很小。

这一定程度上可能跟作家不善言辞、不愿与媒体打交道的个性有关，相信随着近段时期其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以高票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这一状况会稍稍得到改观。

实际上，此前吕新也曾获得过诸如“赵树理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各种奖项，也有许多知名评论家和作家同行对其创作进行过赞赏和首肯，像吴义勤、张新颖、段崇轩、樊星等学者，李锐、叶兆言、阎连科等作家都曾对吕新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

吴义勤甚至称吕新是一位“真正具有‘先锋’品格的作家”，是“少数几个能贯穿八九十年代的先锋写作者”，并且具有“深厚本土体验和文化体验”，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扎根在‘泥土’中的先锋图式”[1]。

这足以见出吕新的创作的确有其独特的价值，值得认真研究，在我看来，吕新的小说特色不但表现在叙事实验和探索方面的“先锋”，而且内蕴着浓厚的人文理想和古典情怀，本文下面拟主要针对其长篇小说《梅雨》，兼及其他小说创作对此进行深入论证。

　　一

　　《梅雨》最初连载于1996年底、1997年初的《大家》杂志，虽然彼时先锋热潮已退，但鉴于吕新本就不是一个喜欢逐潮的作家，所以他依然按照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我行我素地进行着“先锋”叙事探索。

众所周知，先锋文学是不太关注“写什么”而更加着力于“怎么写”的文学，所以大多先锋小说都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有明确可以把握的主题，就是说，要想轻松地、简单地概括出先锋小说的主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论及吕新小说的主题时，吴义勤认为：

“某种意义上，我们几乎无法对吕新的小说进行主题学分析，因为他小说的主题本来就是无法概括的、隐藏的、歧义的、或象征化的。

”[1]那么，《梅雨》有没有一个可以“分析”的主题？

的确有一定难度。

首先，小说没有延续一贯的故事情节，只是以不同叙事视角展现了几位人物眼中和内心的人生世界，且多是记忆的、冥想的、支离破碎、歧义丛生；其次，作家故意隐藏故事发生的具体时代背景，而且巧妙设计机关，生怕让读者坐实某一具体的年代，呈现出明显的时间“空间化”和叙事的“共时态”特征，更增加了主题的隐蔽性和分析的难度。

　　但是，如果反复细读小说，并结合作家的创作历程和文学理念来看，《梅雨》的主题还是可以尝试着去“分析”和“概括”的，那就是：

对现代性的反思，对社会各种异化现象的忧患和批判，对人类生存痛苦和精神困境的古典人文式关怀。

学者南帆曾在论文《再叙事：

先锋小说的境地》中感叹，对先锋作家们来说，“古典人道主义理想已经成为昔日的思想标本，再也不能引起他们真正激动了吗”[2]？

这个疑问正需要吕新的小说创作来回答。

与其他先锋小说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吕新的小说在“先锋”的形式背后，有着传统小说的寻找人生意义的沉重，如果说大多先锋小说以宣扬后现代主义的放逐意义、游戏反讽、削平深度为尚，那么吕新可能继承更多的是现代主义的叙事话语：

关注现代文明进程的“文化后果”，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叩问人生的信仰和意义，等等。

　　叩问人生信仰和意义这一“主题”在小说里表达得最显豁，因为文本或隐或显地多处触及到了这一话题。

最明显的是小说开篇写到的昔日神父康牧师无奈而悲哀地沦为看门人的情节，以及小说叙事主人公之一周策田不时同母亲讨论圣经经文和教义的情节；而如果读者对圣经比较熟悉，还会发现小说暗隐的其他多处对此主题的思索和表达：

扉页上和小说结尾处对圣经经文的引用。

扉页上引用了《圣经?

旧约》的句子：

“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

”一般解经者都会认为，这几句是有关上帝传道、撒播福音的预言，其中黑马象征的是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北方象征堕落的巴比伦，“黑马往北方去”，是说教会的黑暗和堕落；而“白马”象征的是纯洁的教会，“有斑点的马”象征介于黑暗和纯洁之间的普通教会，“往南方去”就是指走向堕落、走向世俗。

作家在小说尚未开始，看似“没头没脑”地来这么一段引用，纯粹是显示“先锋”的标新立异吗？

恐怕不是。

其实，这篇小说最初在杂志上连载时，有一个副题就叫“四车的异象”，明显传达了作家借此来达到整体象征的企图。

至于具体象征了什么，有论者认为可能是对小说中“貌合神离的王尔荡家四兄弟的一种隐喻”[3]，固然不失为一种解读，但我以为这“异象”更可能指向的是作家所正身处其中的充满生机和活力而又同时乱象丛生的社会现实。

虽然吕新的小说大都不交代具体的时代背景，甚至故意人为地设置迷惑，但根据种种迹象我们仍可大胆推测，《梅雨》所反映的时代和社会现实正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急剧转型期。

这段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日新月异，市场经济全面展开，人们的物质条件和经济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和提升，但与此同时，价值混乱、信仰迷失等种种精神病象也开始逐渐凸显。

　　由此看来，作家多处引用和提到圣经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对人类因过度追求物质和世俗而导致信仰沦落、人文精神迷失的焦虑和隐忧。

小说初在杂志连载时，扉页上还引用了另一句圣经经文“众水流过我头”（出单行本时删去了，可能是觉得太过直白了），明显隐喻的是信仰、道义、良知等所正面临的没顶之灾；而小说结尾处不露声色化用的“我又举目观望，见一人手拿准绳”，自然让人想起随后的句子：

“你往哪里去？

”，表达的是对现实的不满和焦灼。

如果说这些都是内隐的，需要读者特别“有心”才能察知，那么开头对康牧师的相关描述，其表达就显豁得多了：

虔诚的康牧师，已由昔日的神职人员沦落为今天“茶叶收购站的守夜人”，宗教的衰败迅捷得令人吃惊，“生活已使很多人不再相信什么了，即使是天神，也不能例外”，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物质利益，因为人们以前之所以信仰康牧师的原因，不过是想“得到一些具有实际意义的好处”，所以周策田才不由感叹：

“信仰源自需要”，谁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他们就信谁――“哪怕那是一头牛”，这可真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时代，一本万利的时代”，一个唯物质利益是崇的时代。

作为一位中学校长，一个知识分子，周策田的许多经历、感知和思考很大程度上是作家自身思考的一种投射，他对信仰在世俗欲望冲击下的脆弱和尴尬境遇的揭示，对“羔羊长角，鲜花生刺。

世界越来越像一幅失败的草图”的无奈喟叹，无疑是作家自己对现实的人文忧思，这种对“现代性后果”的揭示和反思不可谓不敏锐，因为在9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对物质和金钱的无原则追求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惊恐的“新意识形态”，在此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所有那些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

诗、爱情、哲学、良心、尊严感……都势必逐渐遭人冷落”，从而“人心的天平向一面严重倾斜”[4]13。

心中没了对信仰和终极价值的虔诚和敬畏，人就会胆大妄为、肆无忌惮，这正是作家的忧患所在。

　　小说还对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和文化的无序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导致的各种异化现象进行了揭示和批判。

吕新曾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对城市进行偏激的批判，认为其“不过是一块沾满了行尸走肉的垃圾场”[5]，这当然不能代表作家自身对城市的价值判断，但综观其创作可以认为，他一直对现代化发展和城市的扩张所导致的一系列负面问题保持警醒和批判，并渴望以人文和审美的方式来为日益膨胀的工具理性主义进行纠偏。

表现在创作中，一方面对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弊端进行揭示和批判，另一方面展现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的美好、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

这种对社会和人生葆有鲜明的人文关怀和古典理想的价值取向，接续的正是废名、沈从文、老舍等作家的传统，而当代的知名作家像贾平凹、张炜、李锐、韩少功等的创作中也都有明显呈现。

在吕新看来，人们信仰的迷失、道德的沦丧归根结底在于日益膨胀的、无止境的各种欲望追求，在这种扭曲的价值观的引导下，“水泥和玻璃变得越来越重要，……汽车在我们的梦里咝咝地穿行，……”，整个世界被钢筋、水泥、玻璃等“冰冷”的物象充塞，人心也日益变得虚伪、自私、冷酷、庸俗。

小说里的一个情节最能表达作家的忧患和批判：

周策田和妻子张芸在偏远的小村短暂居住时，有一天突然遇到一个外来的剧组要在这里“拍摄一场重要的戏”――一场先奸后杀的能赚足人的眼球和金钱的戏，小说以戏谑的笔法穷形尽相地揭露了剧组拍戏的各种滑稽和不堪：

女演员是一个毫无表演基础、甚至连潘金莲是谁都不知道的所谓“艺人”，她围绕到底是先奸后杀还是先杀后奸、在哪里奸、谁来奸等问题不断地同导演讨价还价；而导演和副导演拍戏的唯一目的好像就是怎么样迎合市场和观众的需求，以赚取金钱，至于“艺术”，则纯粹就是幌子。

作家以漫画般的对话手法，对现代化发展过程所滋生的各种乱象进行了有力批判。

　　出于对这些“现代文明病”的担忧，吕新很多小说里表达了对传统乡土文明和文化方式的礼赞和褒扬，以回望的姿态抒发对和谐有序、自然健康社会秩序的古典式向往。

在作家不乏理想化的回忆中，乡村生活是那样的和谐美好，“那时候的天是那么蓝……，河水清澈见底，山岗绿草如茵，起伏绵延……那时候的山区像一张安祥古朴的农业图画，……遍地都落满了金色的朴素无华的农业思想”，（《葵花》）可现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往事”，代之而来的是城市的大肆扩张和城市文化延伸进乡村世界所带来的污染与损害，“现在的城以杂乱为荣，以高为荣，毋需准则。

你站在天上，向下俯瞰人间，哪里最乱，哪里就是现在新近兴起的城”，城市的扩张就像钢筋水泥本身一样地冷酷无情，它会“如刀一样把所有自然生长的事物、所有在时间中沉积下来的事物剔除”[6]44，在“铁蹄”所到之处，土地和庄稼几乎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随之消失的还有让人难忘的田园景象，取而代之的，是黄色的土墙上写满的诸如“梅毒，早泄，癫痫，肝硬化”等的各类张贴广告。

（《成为往事》）两相对比，作家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对古典的传统而和谐的充满人情美和人性美的乡土文明的礼赞，溢于言表。

　　二

　　马尔库塞说过：

“借助形式而且只有借助形式，内容才获得其独一无二性，使自己成为一种特定的艺术作品的内容，而不是其他艺术作品的内容。

”[7]180这里强调的是形式之于文学艺术作品内容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就中国的现当代小说创作而言，很长一段时间里作家关注的重点一直是作品的内容，即“写什么”的问题，而对于外在的形式即“怎么写”一直不怎么看重，这一状况直到“先锋文学”的兴起才真正得到改观，可以说，“先锋文学”之所以“先锋”，主要就体现在小说叙事策略和叙事语言的探索和创新方面，基于具体的文学和历史语境，先锋小说家“一开始就投入了叙事问题，将叙事作为首要对象……专注地分析与实验叙事本身”[2]。

虽然说在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一探索势头有所减弱，甚至代表性先锋作家的写作也大都重新回归故事和内容，就像洪子诚所说：

“在九十年代，文学的表现‘内容’被突出和重视，而形式的探索相对地处于‘边缘’的位置”[8]389，但吕新在小说叙事艺术和语言方面的“先锋”探索势头却似乎一直未减。

　　《梅雨》发表时先锋文学的潮流已经式微，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小说叙事策略探索方面的独特价值。

《梅雨》最明显的叙事特征无疑是多重叙事视角的选择和使用，小说以某中学校长周策田为开端，自然引出了在此中学读书的学生王家陵，进而扩及其整个家庭成员：

父亲王尔荡、大哥祖宾、二哥祖民、弟弟小海，还有舅舅魏马，学校里美丽而又让人难以捉摸的女教师薛隐，小说的叙事视角就不断地在这几个人物之间来回转换。

小说以多个人物的主观视角展开，实际上可看作作家本人的“多能角度”体验，这种叙事的最大好处就是能给读者提供新的、不同的观察世界和人生的视角，从而有效启发不同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力，这样无疑就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

孟繁华认为：

“视角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叙事艺术的结构，对于提高叙事艺术的表现力提供了众多的方式。

”[9]35的确是这样，就小说《梅雨》来说，不使用传统的单一人称叙事，就是要挑战全知全能叙事的“虚假”权威，代之以几个局部视角来观照、描述对象，且不断转换、自由穿梭，就会有效摆脱传统的线性日常生活经验的束缚，摆脱宏大叙事“公共”话语的限制，更能够表达独特而丰富的个体内心体验，从而为读者提供一种鲜活而充满个性化的“历史”和“现实”，所以吴义勤在论及吕新小说的“本质”时认为，它“根本上是超越认识论和现象学的，它不是为了提供历史或现实的见证，而是为了提供一种关于历史或现实的想象，是为了呈现一种独特的体验与感觉”[1]，小说就这样通过几个不同人物的记忆、联想和想象，有效消解了惯常叙事模式所建构的格式化历史和“真实”，表达了作家个体对生命本体、万事万物的睿智思考和深刻洞见。

　　我们说，这种交互诉说式的叙事方式，它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漫漶无边的怅惘心绪，其意旨不再像同样来自三晋地区的赵树理等前辈作家那样以严格的现实主义的笔法关注乡村发展、揭示发展中的困惑和问题，所以线性情节和完整故事在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叙事视角的不断转化，当然也就不再视表达故事的整体意义而定，而是为了服务于象征性意象的刻画。

由于这些意象基本上是以梦境的、抒情的、回忆的方式而呈现的，有明显的碎片化、主观化、感觉化特征，所营造出的空间氛围和主题意蕴也就明显呈现出亦真亦幻、飘忽不定、朦胧多义的特征。

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吕新曾不止一次地跟朋友谈到，他创作中的不少故事和灵感都来源于睡梦中，又说“在灵性与想象面前，所有的文字都柔情似水”（《山中白马?

自序》），这就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真实”观，那就是并非完全拘泥于客观实在，而是充分调动灵感和想象，“把自己的幻想塑造成一种崭新的现实”[10]211，这种“现实”将比客观实在更能反映社会价值，更丰富多义和耐人寻味。

其实很早吕新就形成了这种理念，并一贯秉持，他说：

“好的作品总应该有一层迷雾一样的东西，太明白的肯定离肤浅不远。

”[11]就是说好小说要有蕴藉美，要耐咀嚼、耐回味。

相信《梅雨》中很多情节碎片都令读者既困惑又着迷：

王家陵，一个刚上中学的孩子，会有对人生和社会如此睿智的思考和表达吗？

还有几乎不识字的祖民、尚是个孩子的小海，他们的所思所想也明显跟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情况不相称；神秘的大哥祖宾究竟在外面发生了什么？

后来出现在周策田夫妻客厅中的“黑眼罩”朋友是他吗？

舅舅魏马带小海去提篮镇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小海亲眼见到他跟一个白衣人说话，问他时却不承认？

那个暗恋着女教师薛隐的学生是王家陵吗？

校长周策田是不是也对薛隐有着不正常的情感？

妻子张芸一再以身体语言对声称自己是个盲人的“黑眼罩”朋友进行暧昧性的挑逗，究竟为了什么？

作家这样写有什么深意吗？

……类似的问题和困惑还可以列举很多。

我们当然知道，表面上看分属于不同人物眼里和心中的人生和世界，其实都是作家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的表达，这种亦真亦幻、让人疑窦丛生的叙事策略，表现出的是作家对人生世界各种可能性的探索，就像他曾经认为的，“如果一个人懂事不久，世界就将其一生以图景的形式呈现在他的面前，相信有不少人会失去继续走下去的勇气，而选择原路返回……”普通人是如此，何况作家，所以吕新才在《梅雨》中有意打破常规的日常线性逻辑，而把各种极具象征和隐喻意义的意象杂乱地置于小说叙事中，这样就能“通过某些精警独特的意象，调动读者的想象和参与，促使读者去猜测、探寻、思索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意”[12]10，自由发挥想象，完成对小说文本的二度创造。

　　三

　　吕新小说的语言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和批评家的认可，可以说他是把汉语的魅力发挥到极致的先锋小说家之一。

对先锋小说叙事深有研究的刘恪认为：

“吕新使用的是一种农业语言，他的语言在四时季令与谷物上停留，与植物与村庄相关切”，他的叙述偏向于描写，由此营造出一个个感觉的画面，“这个感觉充分发挥其光影效果，让气味和声音在句子中灵动地行走”[13]，这是说吕新小说多写乡村题材，所以意象也多以与农业息息相关的农作物、植物等为主，并且擅长使用通感，感觉化特征明显；著名作家李锐则用“纯粹”一词来概括吕新小说的语言，说它很自然，很从容，没有那种“试验室操作般的机械和生硬”，更重要的是“很少受到城市和理性污染”，因此呈现给大家的是“许多精彩的画面”，而画面又是跳跃的、不连贯的，就像“随风而散的满地缤纷的落英”；批评家张新颖在论及吕新的小说语言时认为，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弥漫性”，即“通过增加所指的数量和密度打破其（指语言，引者注）固定性引起的单一、直接、僵化的反应，恢复语言的弹力和丰富蕴含”[14]，也就是说，通过向简单的判断句或陈述句式中加入复杂的人生和生命体验，增加句子的繁复的多义性；而另一位学者吴义勤则几乎是抒情一般地对吕新小说的语言特征进行了概括总结：

“神奇的想象，飞动的意象，隐秘的意识，深邃的内心，复杂的能指，诗性的隐喻，反讽的修辞，若隐若现的意义，再加上抒情的、交响乐般的节奏，这就是吕新语言的全部奥秘。

”[1]　　具体就小说《梅雨》来说，以上作家和学者对吕新小说特点的体认、评价和概括可以说都有明显的体现。

在我看来，《梅雨》的语言特色最明显是它的抒情性，它靠灵动想象和精巧意象共同营构的充满感觉化的图画和意境在小说里俯拾皆是：

　　我的家离河边不远。

一座上下两层的杏黄小楼，几行青柳，几道粉墙绕着，墙下丛生着软绿的青草。

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石榴，一棵丁香，丁香树的枝叶常从敞着的窗户里伸进来。

……推开最高处的窗户以后，能看到有些东西正在那肥湿的晨雾里蠕动、凸现――那是一些乌黑的船头或船尾，正在早晨的时光里掉转方向，向下游一带滑去。

船上载着稻草、煤、瓷器、红色的像胭脂一样的沙子。

　　满河烟水。

　　这是小说开头的一段句子，它首先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江南水乡画卷，那杏黄的小楼、青柳、粉墙、软绿的青草、乌黑的船、红色的沙子……，共同营造出了一种迷离梦幻、氤氲恍惚的叙事氛围，加上那感觉化极强的词汇像肥湿、蠕动、滑去等的使用，让读者很容易通过眼前的风景去感知叙事主人公那敏感而不无怅惘的内心。

我们知道，吕新是来自晋北地区的作家，就具体生活地域来说，其情状跟江南水乡可说是大相径庭，因此，吕新这里的“江南”勾画更多是想象和象征意义上的，是在向自己心目中的伟大作家、以善写美国“南方”著称的威廉?

福克纳遥致敬意。

吕新曾在一篇名为《回顾与眺望》的文章里提到威廉?

福克纳笔下的南方世界，认为他笔下的南方“每一个黄昏都是阴沉的，每一只椅子或门窗都是霉湿的”，而《梅雨》给人的感觉同样如此，作家把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一个虚构的经常阴雨不断、光线不足的镇子，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心境也就多是焦躁、感伤、阴郁、迷惘，就像作者所形象描述的，“画面蒙着烟尘，滴着雨水，霉湿，卷曲，光线不足，晦暗异常，毫无生气，不断地有人和其他事物从那画面上湮灭，消逝”，这样的氛围和景象极适合不同的叙事主人公对人生和生命种种沉思冥想、深省默察，呈现为一种意识流程的无尽绵延：

　　男人的手。

女人的腰。

乌黑的头发。

乱草似的头发。

藕荷色衣衫。

月白色的倩影。

凤眼。

红唇。

珠圆玉润。

塌鼻梁。

驼背。

满面烟尘。

甘露。

玫瑰。

农具。

机械。

碧草连天，烟雨迷蒙。

外乡人不散的魂。

乡亲们的腿。

条条风干的腊肉从熏黑的屋檐前垂下来，漏声不断。

柔软的青草迎风起舞。

乡亲们哪！

我不想过江并非出于无颜，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又有什么意义？

　　类似这样的句子在整篇小说中不下几十处，它们所共同构造的形形色色的意象群，其背后所内蕴的是这个民族有关历史、文化、现实、哲理等的共同记忆，这无疑大大扩充了所指的容量，体现了汉语无与伦比的表现力。

　　我们知道，以雅各布逊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特别推崇文学语言的“陌生化”，甚至认为其就是文学语言的本质规定性。

吕新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当然对此了熟于心，在小说《梅雨》里，他很少使用那种习惯成自然的“自动化”的语言，而是通过对语言规范的、正常的内部语法逻辑的破坏，以一种反常规的搭配组合，凸显语言能指的表意作用，让读者产生阅读时的新鲜感和“阻拒感”（着重号为论者所加）：

　　三家临河的工厂，像三位卧床不起的尿毒症患者，心灰意冷，灯火阑珊。

　　肥软的青苔……犹如一群人的满腹心事。

大雾中安静的街道如一段危机四伏的时期。

　　一条猩红的舌头，长长的，热热的，带着它的体温，带着粘稠的津液，深入浅出。

　　想象中的原野风声鹤唳。

　　在那里，一切都是锈的，毫无生机的，包括工人的牙齿和脸，管理者的手段和梦。

　　这种反常规的用法，能够传达日常用语所不能传达的微妙感觉，从而为读者带来奇妙、诗意的审美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梅雨》最大的收获或许就是这些遍地皆是的“缤纷的落英”。

　　此外，吕新的语言还是一种非常注重感觉的语言，在对小说中的人物与具体事物的感官印象的表达上，作家也常常独辟蹊径、不循常规。

为更好地传达绚烂的感官体验，《梅雨》多处运用了通感、比喻、仿拟等修辞，而且仍然保持了语言的新鲜、怪异和“陌生化”的独特魅力：

　　此间的风光多么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