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可历史教学的意义之新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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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可历史教学的意义之新识

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可──历史教学的意义之新识

【摘要】本通过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特征、历史的深层作用、以及历史教学在延续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传统化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进行了透析和解剖，从而说明历史、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深刻联系，进而阐明历史教学的重要性之所在。

【关键词】历史认同民族认可历史教学民族凝聚力

一、中国历史的特色

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许多特色，为今日许多号称明先进的国家所没有。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举其特点有三：

（一）悠久，从黄帝传说以约四千六百余年，自《竹书纪年》以，约三千七百余年；

（二）无间断，自周代共和行政以后，有年可考，自鲁史公元纪年以下，有月可查；（三）详密，就史书体裁而言，主要有三，一为编年，二为纪传，三为纪事本末，其他不胜枚举。

而且，就时间悠久且无间断而言，虽然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明古国之一，但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等明古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中国历史则数千年，虽有朝代的变革，但前一朝代的历史为后一朝代所继承，所以历史和化连续一贯，未曾间断。

中间虽有少数民族和域外化的进入，但都与主流化融和而成为新血脉，考古发掘证明，中国历史之悠久，远超过了献的记载，例如西安半坡和河南的新石器时代化，远超过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中国历史的另一大特色，便是史学发达，史籍丰富。

远在殷商时代，就已经设置了史官，保存了丰富的史料。

近代甲骨的出土，证明了献记载的可信。

殷商以后，历代以除了史官负责记录当代的历史外，史学名家辈出，自西汉史学大家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后，这种体例为班固《汉书》所沿用，成为此后专记一个朝代“断代史”通用的体例。

其他史书的体裁还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也有专记典制度的化史，历代累积的史籍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仅一部二十五史，就有令人“蔚为大观”之叹！

中国史籍之丰富为今日各国所不及。

梁启超曾说“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可见并非自夸之词。

二、历史的功用与历史认同

历史是否有用，在现代某些人的心目中似乎受到了怀疑，但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功用是被肯定的，从献中可以看出，历史具有“垂训鉴戒”的功用。

例如，西汉贾谊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贾谊：

《过秦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

）；唐太宗的名言：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征传》），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近代学者，则深知，历史具有发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情操的功用。

“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份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有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

除了上述以外，历史显然有保留“集体记忆”及逻辑思维的功用。

古今中外学者对于历史的功用，所论甚多，有关这方面的名言名句根本无须赘述。

我们需要注意的应是历史知识的性质，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

现代许多人质问学习历史有什么用，概于对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功能不够了解。

笔者以为，就历史学的教学而言，它的性质至少具有以下三项特征。

1、它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学科。

清人龚自珍说：

“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出自龚自珍《古史钩沈论》）。

历史学科与民族精神教育的关系，是毋须多言的。

有关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性，论者颇多，但在实施上，我们必须从历史教学中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奋斗的艰难历程以及化上辉煌的成就，近代中国的忧患和挫折，以及当今应有的警示和努力。

这样，民族精神的教育培养才能落到实处，我国的的历史教学宗旨即特别强调这一点。

2、历史是民族化陶冶的学科。

西方学者指出：

“人类是化的动物”。

作为一个现代的国民，除了具备世界的眼光和胸怀以外，更要有中华化的气质。

中华化远流长，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诸如忠恕仁爱之道、四维八德的精神，都需要透过学习历史加以陶冶，使历史知识和民族气质内化成人格的特质。

3、历史教学具有公民素质教育的性质。

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应为世界各国教育的主要目标。

我们常说教育乃百年大计，那么健全的公民教育不啻是实现此百年大计的总目标。

各国的公民教育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化差异，一个国家的公民教育必须在本国传统、民族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实施，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公民教育不能从国外移植，它必须在本国的历史化基础上生根，历史教学和公民教育的密切关系，也就可以想见了。

历史学科的性质既如此，那么各级学校实施历史教育，显然是属于国家的责任。

这与数理或技艺科目相比，在性质上也就迥然不同。

历史的认知是没有办法做到像数理或技能科目一般，超然于国家民族的界线之外的，也无法完全摆脱民族化的传统而不顾。

总而言之，它是有主观性、有特定立场的一门学科。

因为历史不是技艺或实用的学科，我们如以”实用”要求它，质问历史有什么“用”（这里的“用”人们通常指的是现实生活中实际的“效用”），当然是错误的。

据学者归纳，“历史”这一概念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广义上，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

（二）狭义上，指人类社会史，只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阐述历史发展的过程，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水平。

（三）习惯上，对历史的记载和阐述也称历史。

如正史、野史、政治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宗教史和化史等。

就“历史的记载和阐述”而言，很显然，著者是避免不了主观立场的。

例如以三国的历史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对于诸葛亮北伐之事则记载为“诸葛亮寇边”。

但是南宋朱子的《通鉴纲目》因以蜀汉为正统，所以对诸葛亮北伐这同一事，则记载为“丞相讨贼”。

同样的历史事，出现完全不同的记载，并不是著者任意歪曲历史的真相，而是由于立场不同的缘故。

历史的记载和阐述固然应力求客观，但同一史事，涉及两国之间的关系，则立即出现不同的表达方式，这便是由于有特定的立场之故。

“历史认同”，实则以“集体记忆”或“共同记忆”为基础，一旦记忆消失，“历史认同”也就会随之改变，爱国情操、民族精神也就会随之消失或改变，清人龚自珍指出“灭人之国，先去其史”（龚自珍：

《古史钩沈论》），其道理就在于此。

影响一个时代人群的政治观、社会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最重要的经验和记忆，常发生在这时代个人的青少年时期与青年早期（约当11-2岁之间），因此青少年（甚至年轻成人）的社会记忆成为受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

三、民族凝聚力与历史认同

“民族”一词的概念，学术界似乎还没有一致的共识，中“民族”一词，乃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年（1903）把欧洲政治理论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以后，“民族”一词才在中国普遍使用起。

欧洲政治理论认为民族有八种特征：

1同居一地；2同一血统；3同其肢体形状；4同其语言；同其字；6同其宗教；7同其风俗；8同其生计（经济生活）。

而孙中先生提出了形成民族的五个因素：

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

孙先生对“民族”一词所提的概念，影响颇为广泛。

今日的中华民族，是由许多民族构成的，据芮逸夫先生在《中国民族》一统计，中国民族可分七个宗支，七十五族，共6个民族，其中最大多数为汉族，其他为少数民族，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以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最多。

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如同江河，河流越长，汇集的支流也就越多，中国民族的情形正是如此，它在悠久历史的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加入了新的成分，吸收了新的血液。

例如春秋时代的“蛮夷戎狄”、魏晋时代的“五胡”、宋元时代的契丹、女真、蒙古等，即是明显的例子。

今日我们习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固然以汉族为骨干，但也已成为各族的共称。

梁启超在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一中指出：

“中华民族”通常是指汉族，但也包括中国各民族。

他说：

“凡遇他族而立刻有“我是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

（见《饮冰室集》第41页）

“历史认同”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异常的作用。

春秋时代的“诸夏意识”为先秦时代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基础，但其时的历史认同并不十分强烈；战国秦汉时代，中国历史系统逐渐形成，这一系统的主干就是：

伏羲、神农、黄帝、帝喾、尧、舜、夏、商、周。

此后，凡是被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或边疆民族，他们除接受了汉式生活方式之外，便是在精神上认同了这个历史系统，而自认为这一历史系统是“我们的”历史，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代，胡族建国的国名有采用“夏”与“周”的，而北魏的拓拔氏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宇氏则自认为是神农氏的后裔，而“鲜卑族”为黄帝少子“昌意”之后。

今日的汉族，则大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四川北部的羌族，则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大禹的后代。

这是一种从历史意识中所产生的历史认同之表现，实则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变成了汉人、汉人变成少数民族的事例也并非一二。

所以，历史认同应为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础。

四、结语

民族的构成要素有物质基础和精神积淀，前者如体质、经济生活，后者如语言、风俗和宗教信仰等，像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化悠久的民族，其精神基础的深层结构应是“历史的认同”，关于这一点似乎被历的中外学者所忽略。

中国自古以有敬天尊祖的化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相对较淡薄，所以“历史认同”对于维系民族的凝聚力，其作用远大于以上所列诸要素。

从世界史的观点看，体质相同、经济生活相同者，未必就能凝聚成一个民族而不分散，语言相同、生活习俗相同、宗教相同的民族，走上分裂之途者也不乏其例。

“历史认同”的先决条是保留“历史记忆”，一个失忆的民族，也就无从产生历史认同。

所以保留历史记忆应是近代国家各级学校中设置历史程的主要目标之一。

但是保留“历史记忆”必须通过一种历史意识，认为“这是我们的历史”或“这是他们的历史”，才能产生“历史认同”；有了“历史认同”才能产生“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所以中国古代学者有“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警语。

历史失忆必会产生“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结果而不自知，“历史认同”发生错乱，必然会产生对民族或国家的疏离感，逐渐地也就不认为是这个民族的一份子了，可见“历史认同”之于“民族认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几年前台湾当局在初中一年级实施“认识台湾”新程，令人担心青少年的“历史认同”会发生错乱，最近几年，又在草拟九年一贯程，欲以社会科“合科”的名义，将历史、地理等学科消失于国民教育之中，并于2001年付诸实施，如果其企图得以实现，则势将造成下一世纪台湾的青少年历史失忆。

一旦“历史失忆”，自然就不会对中国历史认同，当然也就不会对中华民族认同了，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深刻的历史性思考。

参考资料：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6月。

②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③贾敬颜，《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汉人成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④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⑤沙香，《中国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

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编写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