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变唐人中国的大航海时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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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变唐人中国的大航海时代

“汉人”变“唐人”中国的大航海时代

　　两千年前，孔子叹曰：

“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

惹得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苏轼欲“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实际上，在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之前，的确有一个中国的大航海时代。

在那个时代，中国是东西之间海上贸易的发起者、主导者，打造了绵延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起于唐宋”，这是中国历史第二个辉煌盛世，《瀛环志略》曰：

“西北之耀武功，始于汉，故称中国为汉人；岭南之聚番舶，始于唐，故称中国人为唐人。

”

　　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明清”就此埋下了中国近代以来黑暗惨淡的种子。

　　宋高宗、明成祖的皇家海权时代

　　有宋一代，因辽、金压迫北疆，西夏阻断西域，故贸易转向海外。

于是乎，下海！

下海！

使海域大开，塞翁失马竟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说，唐朝是中世纪的结束，宋代是近代化开端。

　　南渡后，宋高宗从海路逃向温州，在江心屿上望海潮，望了数月，猛然开窍，发现“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

一到临安，他便号召对外开放，以开拓海疆为发展战略。

从那时起，中国人就与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

　　宋高宗鼓励海商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贸易，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一个灯塔导航系统，引导航行的海船，还请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

这支舰队，足以取代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制海权。

　　宋代的大宗商品是陶瓷。

陶瓷的起点在瓯江上游的龙泉窑，出海口就在温州。

从温州出发，走东洋，或由明州转口，或直接走，下西洋，往广州、泉州转口。

南宋时期，朝廷全力经营海洋，使得“陶瓷之路”的分布范围比“丝绸之路”更广，贸易顺差也不断扩大。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里提到“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那时浙、闽、广三市舶司收入已达两百万贯，占了五分之一。

南渡之初，宋高宗捉襟见肘，因为海外贸易，财政收入很快恢复。

到了孝宗一朝，财政规模就全面超越北宋。

　　明初，虽有太祖“片板不许入海”令，但朱棣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

宋朝向海洋发展核心目标是“重商”，不知还有海权。

朱棣渴望海权，郑和的庞大舰队下西洋，亦贸亦战。

冯承钧撰《中国南洋交通史》认为，明朝以前，称南海、西南海者，至明朝时，改称为东洋和西洋。

婆罗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

所以说“当时所谓之西洋，盖指印度洋也”。

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时，东洋几乎就成了中国内海，西洋才是新世界。

“下西洋”的起点，不是中国东南沿海，而是苏门答腊岛。

苏门答腊和爪哇以东，包括台湾和琉球，都属于东洋，在中国海的范围内。

在此范围内，郑和可以废立国王。

　　郑和七下西洋，打了两仗，都打在苏门答腊岛上，因为下西洋的关键，就是控制这个岛。

如果以此为据点，进取西洋，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真正的航海远征军，开辟中国历史上的海权时代。

遗憾的是，郑和船队到过红海，未入地中海；沿非洲大陆东岸南下，未绕过好望角，奔向大西洋。

　　中国民间海权力量的兴起

　　朱棣、郑和以后，皇家海权梦失落，民间海权梦方兴。

嘉靖时，闽人吴朴著《渡海方程》，主张在海外置都护府，开市舶司。

从东洋到西洋，从南洋到北洋，八万里水路，要设多少督护府？

这样的眼光，已超越海防，含有以海权立国的思想。

以都护府和市舶司，将郑和下西洋以来所赋予的“国家理由”，从军事和贸易两方面坐实。

　　马汉认为，一国海权兴衰，取决于该国的民间海洋力量。

明清两朝，如潮水般出海的闽人、遍布南洋和西洋的华侨，他们是中国海权的最重要的力量。

遗憾的是，明清两朝的帝王们，从未赋予他们任何“国家理由”，反而把他们当作“天朝弃民”，国家乱党，必欲置之死地。

在马汉看来，这是自弃海权。

　　我们已经习惯把巨变归咎于欧洲列强的入侵，归咎于船炮和传教士，鸦片和基督教。

但仔细一想，就发现屠杀华侨，与明朝、清朝合作的西班牙人、荷兰人，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只有利用了中国民间海洋力量的英国人，带来了巨变。

　　知道倭患是怎样消除的吗？

我们知道，是戚继光、俞大猷等善剿，才使倭寇消失。

实际上，明代军事家郑若论海防之策有二，一曰“御海洋”，一曰“固海岸”。

戚、俞等人，未能御倭于海洋，未能拒倭于海岸，故引倭上岸，聚而歼焉。

若以筹海论，戚、俞皆未入流，然以抗倭言，他们却守住了国防的底线。

如郑若所言，以广船、福船巡海，就能“御海洋”和“固海岸”，何以非要引倭上岸？

如果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自然可以御敌于国门。

万历年间，明海军与倭国在朝鲜决战，就是一场典型的“御海洋”之战，明海军大获全胜。

如果交战方的主体处于模糊状态，“敌人”是被冠以“倭寇”之名的本国民间海洋力量，请问明军如何“御海洋”和“固海岸”？

后来，明朝招安了郑氏海商军事集团，使民间海洋力量，有了合法身份，这样一来，“倭寇”消失了，连“海上马车夫”荷兰人都屈服了。

　　当“马尼拉大商帆”来敲门

　　“马尼拉大商帆”驶往美洲，美洲人称它为“中国船”。

船上，不仅有中国货物，还有中国水手，西班牙人利用中国劳力。

徐继?

?

说，吕宋“地近闽疆，漳、泉两郡之民，流寓其地者，不下数万”。

这些人，每年要向西班牙“输丁票银五、六两”，交了人头税，才有居住权，他们来此，以为可以淘金。

　　马尼拉是金银集散地，但华人不知金银来路，以为吕宋产金，其时，中国金银需求旺盛，矿务方殷，于是，沿海一带华人前往采金，朝廷也派人来勘察，这就引起了一场大纷争。

　　万历三十年，有妄男张嶷，称吕宋机易山生金豆。

朝廷听说了，就派漳州郡丞王时和同张嶷一道前往勘察。

王时和等人到了吕宋，被西班牙人责问：

“山各有主，何得越采？

且金豆生何树？

”王时和等人不能回答。

西班牙人以此怀疑华人，以兵围而坑之，死者二万余，只剩了三百人。

　　出了这么大的事，当然要有说法，结果，张嶷被处死，王时和被吓死。

更为可耻的是所谓“天朝”，竟然提出不出兵的三点理由，一是与吕宋历来修好，不宜出兵；二是胜负难定，不宜出兵；三是斥责被杀华人多为不法之徒不良之人，不值得出兵。

　　晚明时期，荷兰人的船往来如“海上马车”，频繁出入于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时人称他们为“红毛”，是一群来自西洋的国家主义海盗。

　　谈荷兰不能不谈东印度公司，公司成立于1602年，代表荷兰开展海外贸易，由阿姆斯特丹等六城市商会组成，各商会又含有若干个股东，初始资本为640余万荷兰盾，是世界上首家股份制公司。

公司由董事会治理，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由“十七先生”组成的委员会手里。

委员会人员，其构成由股份来决定，没有一个商会可以垄断，每个商会派出的商船，其数量和规模，亦由其股份比例而定。

　　16世纪，英国人虽然打败了西班牙，迈开了向全球扩张的步伐，但英国的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在17世纪英国革命以前，其发展还要受制于王权。

而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共和国的儿子，资本主义的嫡长子，国会是它的监护人，国家利益与股东利益一致，是国家主义非王权主义引导了它的贸易。

　　起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没有分红，而是按赢利情况，分配货物给股东。

有人要变现股权，这很自然，便将股票出售了，形成了自发的交易方式。

到了1608年，股票交易的合法性被确认，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当我们行走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大街小巷，你会发现，总有人在你身旁吵吵嚷嚷，去问一下吧，他们究竟怎么啦？

原来又在谈论股价。

就这样，那些17世纪的荷兰人，他们不光是共和国的公民，还是东印度公司的股民，他们以对股票的无限希望，推动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海外扩张。

　　当时，唯一能制约荷兰人在东方海上霸权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但不是大明王朝，而是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民间海上力量――海商。

　　重估郑芝龙、郑成功父子

　　朝廷不要海权，可民间出海人要，他们懂得海权是自己的命根子。

于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纷纷兴起海商武装集团。

这些集团，较之倭寇，大有改观，他们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和更加开放的时代，分享了世界地理大发现成果和经济全球化利润。

　　朝廷不知新大陆，不知银子来路，他们知道；朝廷靠“澳门―马尼拉”航线由西班牙人做转口贸易，而他们却走东洋下西洋做自由贸易。

正由于自由贸易，他们懂得了海权的重要。

　　其中，最强的是郑氏集团。

郑氏集团领袖郑芝龙，原名一官，闽南泉州人，从澳门起步，他到过马尼拉和日本，会葡萄牙文，还懂卢西塔尼亚语，即犹太―葡萄牙语，为葡国犹太人秘密用语。

受西方文化影响，入天主教，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外国人都称他为“尼古拉一官”。

他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做过“通事”――翻译，参与过荷兰人劫掠中国商船。

但荷兰人却没有想到，就是他们身边这名不起眼的“通事”，被他们称作“尼古拉一官”的人，有一天会颠覆了他们在“中国海”的霸权。

　　倪乐雄在《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一文中，用麦尼尔的“商业―军事复合体”说，对郑氏海商军事集团做了分析，黄顺力《明代福建海商力量的崛起及其对海洋观的影响》，也根据麦尼尔的观点，把郑氏集团称为“海商―军事复合体”政权。

当荷兰东印度公司――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商―军事复合体”横行中国海时，遭遇了郑氏集团，两个“海商―军事复合体”开战。

　　最著名的一战，是1633年的金门料罗湾海战，这一战，打出了中国民间海权。

料罗湾海战，乃东西方命运攸关的一战，如郑氏战败，中国割地赔款，就无须等英国人来发动战争，国土沉沦就要提前二百年。

这一战，使荷兰人屈服，“海上马车”在海上被颠覆。

　　从此，荷兰人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企图，转而承认郑氏集团海权。

此后，荷属东印度公司与郑氏达成协议，开始向郑氏纳贡了，所有海船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行驶，都须持有郑氏令旗，否则一律禁止。

郑氏向往来海船征税，“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

　　不是一代王朝，而是一介海商，代表了中国的一个海权时代，是郑和以后的郑氏海权时代。

荷兰人纳税以后，成为郑氏朋友，获得了进入“中国海”的自由。

他们向郑氏朝贡，有一次，故意献了王杖一枝，金冠一顶，以引诱他自立王朝。

但一官时代好景不长，没过几年，清军就入关了。

　　最英明的君主，最愚蠢的选择

　　明清鼎革之变，郑成功提出以海权争天下，这样的主张，在中国是破天荒。

此前，郑成功以“通洋裕国”向隆武帝进言，以之为国策，这在政治思想上，也是第一次。

郑氏还为这次“开拓海疆”赋予了一个“国家理由”――反清复明。

　　以这样的“国家理由”，郑成功收复台湾，接着，派使者到吕宋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屠杀华侨的罪行，联络各地甲必丹――华侨首领，叫他们断绝同吕宋贸易。

须知，华侨势力，是中国民间海权的一部分，华侨势力消长，意味着中国民间海权的进退。

郑氏时代，中国民间海权的基础，是东南沿海、更分布在南洋，所有进入这个海域的列强，全部在郑氏的海权范围之内。

　　对于东南沿海的民间海权，刚刚入关的清朝视为大患，清朝以铁骑占有国土，尚难以顾及海权；南明退到海边，以中国民间海权力量与之抗争。

欲灭民间海权，清朝不择手段，海禁以外，更厉行迁界。

康熙年间，三次迁界，从山东到广东，沿海居住民都被迁走，寸板不许下水，片物不许越界，为者杀无赦。

就这样，几乎将我国民间海权连根拔除。

刚好西班牙人屠杀华侨，这在清王朝看来真是天遂人愿，助它消灭中国民间海权。

在康熙皇帝这样文治武功的伟大君主面前，民间海权逐渐凋零。

郑成功死后，这个在航海和自由贸易中成长起来的“海商―军事复合体”走到了尽头。

　　在铲除了郑氏集团之后两年，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设立了粤海关，建立起“十三行”贸易制度。

至此，大清国放弃了海洋。

所谓“行商坐贾”本是相辅相成，如今把海上贸易之路放弃，专门做起摆摊的贩子，海上丝绸之路算是彻底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