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国有企业改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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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国有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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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

　　改革以来，我们在体制上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所有制改革使我们的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结构有了重大变化。

经过20年改革，我国形成了四种比较典型的所有制模式。

第一种是以东北几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模式，国有经济的地位还没有动摇；第二种是以广东的前期和上海的后期为代表的外资经济模式；第三种是以江苏为代表的集体经济模式；第四种是以浙江为代表的混和经济模式。

这四种模式特征清楚，对比鲜明。

其中对比最鲜明的是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和浙江的混合经济模式。

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在我国历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弊端造成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历史负担沉重，所以东北地区近几年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存在许多问题，如生产效率低，下岗人员多。

与此同时，浙江则不同，浙江发展很快，这与它的混合经济模式有很大关系。

以温州为代表的混合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曾受到过激烈的抨击，说它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私有经济泛滥，二是商业道德沦丧，三是公益事业无人关心。

20年后的今天，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了，温州不但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公益事业也取得长足进展，如大家集资修建公共设施，大家一致打假。

从这些情况看来，国有企业多的地方，社会问题就多；相反，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发展的地方，就比较稳定。

所以，所有制结构不调整，一切无从谈起。

加快改革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收缩国有经济战线，既有利于坚持公有制，又有利于政府从面大线长的国有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真正转变职能。

因此，中央下决心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让国有资本从有些领域坚决退出来。

　　关于如何科学地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本文主要谈以下四个问题：

（一）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目标。

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经济应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有：

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产业。

我将其归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不投资，则没有人愿意投资的行业；另一类是别人想投资但国家不让投资的行业。

除此两类，其他行业都可以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

换句话说，除此两类，在其他行业国有资本都可以退出。

应该强调的是，国有资本的退出只能是“适当退出”而不是“全部退出”。

前一阶段流行国有资本全部退出竞争领域的说法，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政府要通过国有资本在产权市场的自由流动来实现一些特殊目标，如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等等。

另外，即使在以上所说的两类行业中，国有资本也不一定要处于垄断地位，引进非国有资本也是必要的。

（二）国有经济要占优势这个理论要发展。

在我看来，国有经济的调整不要有比重限制。

以前我们的全民经济比重很大，我们没有发展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差点被搞垮了；现在我们的非公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国有经济减少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前进。

　　（三）国有经济调整的主体是各级政府。

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到底由谁来代表？

由国务院代表，但国务院是个很大的概念，也管不过来，还得由各级政府来代表。

但是，各级政府不能随意调整处置国有资产，必须公开、有偿。

　　（四）国有资产的调整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

有种说法是，借国有资产调整的机会建立经营者持大股。

这要视实际情况而定。

要使经营者持大股，就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经营者的定位不一定是原有的经营者；二是不能一股独大（当然卖给私有企业主就不要管一股独大）；三是持大股不是无偿持股；四是持大股的经营者不能享有不同于职工的非市场优惠，要优惠就一定要有根有据。

　　总之，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将朝着两方面的目标进行，一是大量的国有资本从漫无边际的战线和领域退出；二是形成国家控制、多元化的控股格局。

　　其中，对于垄断性和公益性极强的行业要注意两点。

第一，国家控股就可以了；第二，个别垄断的行业国家完全控制，那些带有竞争色彩的还可以进行切割，可以放开。

　　二、关于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搞得很早，但现在进展并不理想，搞起来的也不规范。

有人前不久做过一个调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十分规范地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这也许有点片面。

今后，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在规范上做文章，主要是四个方面的规范：

（一）要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

现在很多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没有权，几乎企业所有干部都由政府部门来任命，董事长不能制约总经理，总经理不能制约副总经理。

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应把握三点：

一要明晰企业内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这个代表在一个企业一定要是自然人，而且必须通过招聘产生，必须赋予它相应的权力；二是出资人代表要按规范程序给予董事会行使国有资产投资人职能；三要建立严格、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出资人代表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尽职尽责。

（二）要建立规范的产权组织形式。

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考虑，要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最初的产权形态叫业主制，跟我们现在的雇主制差不多，一个人是老板，其他人是雇员，产权制度很清楚。

但是这种业主制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资本有限，不能赚更多的钱，这样就引入了股份制，扩大了资本。

形象地说，如果业主制是一个人的资本主义，那么股份制就是几个人的资本主义。

到20世纪50年代末又有了发展，为了进一步放大资本，资本家把一部分股权以有偿、优惠的形式给了劳动者，使股权进一步分散，又形成了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

到后来，资本经营者觉得还不够，要使企业获得更大利润，股权结构还应改善，让有才华的专家学者进入董事会，成为非资产董事，即非资本董事决策企业事务。

这说明资本主义的股权逐步向多元化发展。

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的国企改革就是要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尽量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

国企改制在产权组织形式方面应把握三个原则。

一是尽量不搞独资，如果必须搞独资的话，也要搞多个国有部门的联合独资，以避免形成垄断；二是尝试国家控股的多种股权设置。

绝对控股尽量少，要相对控股，特别是搞“黄金股”的控制形式。

黄金股这个概念来自于英国，就是通过法律规定使企业中的极少量资本，拥有特殊的权利，在重大问题上可以一票否决。

这种制度的好处是：

吃小亏、占大便宜；四两拨千斤；船小好调头。

如果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处置它，卖不出去就搭配着送出去。

三要科学设置和有效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

政府要给国有企业选派至少两名独立董事，以保持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但这方面产生了误区。

一些人认为，要激励独立董事，就得给独立董事股权，因此，好多独立董事在企业持有股份。

这种董事就不能叫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不能在所在企业持股。

那么，怎样激励独立董事呢？

现在正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一种办法是按上市公司的交易量提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独立董事基金，独立董事的薪金奖金从此基金中发放。

这个钱还是出自这个企业。

如果要搞独立董事必须把握两点，这个人一要独立，二要“懂事”。

　　（三）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当前我国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十分混乱，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混在一起，使法人治理结构很不规范。

西方的法人治理有三层，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关系非常清楚。

我国是八架马车，老三会，新三会，再加一个经理班子，一个外部监事会，关系十分复杂和混乱。

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党委和厂长的关系很难协调。

有些企业即使建立了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各管理层也基本上由上级任命，各层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领导、制约，最终使企业无法有效运作。

近几年进行了一些探索，但还没有一套合适的办法。

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是理顺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四者关系。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体现中国特色，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起来。

这又是一个新课题。

不管谁管干部，优秀的管理者必须通过市场机制选出。

这有两方面好处：

一是可以选到真正有才华的人；二是入选的人必须努力工作，否则有下岗的压力。

但是我们的国情是党管干部，怎么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结合？

我们经过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先党委提条件并公布，再由有关部门在社会上招聘，经过筛选，剩5个或3个人时，由党委来确定。

这个方案才开始试点。

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须走出几个误区，一是走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由国家部门指定的误区，通过市场招聘产生董事长和董事；二是走出企业的资产出资人是一个机构、一个班子的误区，变出资人为自然人；三是走出董事长比总经理大的误区，两者是不同责任的主体；四是走出照搬西方模式的误区，要把西方的东西研究清楚，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应用；五是走出副总经理由董事会决定的误区，还总经理应有的权利。

在建立国有企业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任务非常重，如果把这些都搞好了，国有企业是有出路的。

　　（四）建立规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第一，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与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

搞好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前提是经营管理者职业化和经营管理者的选择市场化。

只有职业化和市场化才能解决薪金的合理定价问题和“红眼病”问题，才能使权力与责任对等。

所以，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和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使人才选拔市场化。

第二，激励与约束并举，在激励的基础上，强化约束力，不能只讲激励，不讲约束。

给予激励的同时，应规定工作的目标，如果达不到目标就得处罚。

处罚的方式可以考虑以现有的资产进行赔偿，由于非经营因素产生的，还要负法律责任；而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企业家档案，把企业搞坏的人，要逐出企业家行列，而不是换个企业或调到行政部门当官。

我曾经对一些企业家说过，中国的企业家是辛苦的企业家，辛苦在于既要办企业，还要办社会，而且还不能自主办；同时，中国的企业家也是最幸福的企业家，他把一个企业搞垮了不仅不去负责任，而且还可以去当官。

这都是我们的体制的弊病，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激励和约束对等，尤其是道德约束、逐出和禁入制度非常重要。

第三，激励要考虑国情。

一是形式上可以多样化，如采取股权激励，实行年薪制等等；二是差别不要过大，不要动辄就跟美国去比较，我们没有美国的经济实力，也还没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要着眼国情，跟自己的老百姓比。

要体现差别，但不能分化得太厉害；三是应同时考虑对非经营管理者不同形式的激励，对技术贡献者，对特别的劳动奉献者，也要进行激励，因此，激励不仅仅是对企业家，还包括企业的优秀员工。

总之，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重要的不在于把财产分给个人，而在于通过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建立一种激励与约束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种责任机制，建立为企业发展竭尽全力的责任主体。

这才是我们的关键。

　　三、关于建立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的问题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已进行了大量探索，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既适合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国有资产运营体系改革的难点在于既要保持国家对资产的所有权，又要使国有资产的运营充满活力。

下一步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要朝下面四个方面努力。

（一）要解决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又无人负责的状况。

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财政部门管理，企业工委管理，还有其他部门的管理，非常多。

多头管理、集体管理却无人负责，致使国有企业不同程度都存在经济问题。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企业家个人道德素质原因外，主要还是体制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查起来非常困难，问题背后涉及到方方面面，盘根错节。

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很难解决。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统一的管理机构，使责任和权利集中，避免多头管理却无人真正负责的现象。

（二）要授予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处置职能，使各级政府对辖区的国有资产除特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