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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其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在8年全国抗战中占居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它不仅对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取得反对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它的影响已越出一国范围，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反对外敌入侵学习与效法的榜样。
一、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和战略方针的确立
1．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古往今来，游击战争只是对正规战争起战术配合作用，并不具有战略地位。
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非凡的战略眼光，看到了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具有中外历史上所无法比拟的重大战略意义。
对于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问题，毛泽东曾有过精辟的论述。
他指出：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
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
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
”[1]（P405）这就告诉我们：
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由中日战争的客观实际所决定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弱国，抗战不能速胜，只有通过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才能最后战胜敌人，这就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持久性。
第二，中国虽是弱国，但处于进步时代。
其主要标志是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有广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积极参加，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
这些条件，造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空前规模和广大性。
第三，日本因其强，在中国占地甚广，又因其小而兵力不足，在占领区内留下许多空隙，加上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等。
这些因素，不仅需要而且可能使敌后游击战远离大后方，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在外线单独作战，从而产生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独立性。
抗日游击战争的持久性、广大性和独立性，不仅使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而且还要求游击战争的指导者必须解决一些特殊的战略问题。
“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1]（P405）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具体特征，按照毛泽东的分析大体有如下七点：
（1）这种游击战，不单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主要是在外线进行单独作战，开辟独立的与正面战场平行的敌后战场；
（2）这种游击战，不是小规模的作战，而是有共产党领导和广大群众参加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3）这种游击战，不是短期的、一时的作战，而是贯穿于抗日战争全过程，即三个阶段的持久战；（4）这种游击战，不单是一般老百姓参加的作战，而是包括以正规军为骨干的地方军、民兵、自卫军等参加的人民战争；（5）这种游击战，不是单纯地作战，还要创建根据地，解决无后方作战和后方基地问题；（6）这种游击战，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要使它在持久战中逐步上升为正规军和正规战；（7）这种游击战，不是一般的简单的组织指挥，还要把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高层次的战略指导问题提上日程。
毛泽东还提出并详细论述了实施抗日游击战争战略的六大具体纲领，即：
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抗日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
毛泽东指出：
这六项纲领“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1]（P407）
毛泽东的这些游击战战略理论，决定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不可动摇的战略地位。
它不仅是指导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指南，也是弱国战胜强敌战略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2．独立自主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确立
确立和完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战略方针，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
为取得国民党的了解与同意，并使八路军指战员加深对军事战略方针转变的理解，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等，就红军的作战原则问题指出：
“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
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2]（P299）这一指示，首次提出了红军对日作战的指导方针。
8月下旬，在陕西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将这一方针表述为：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他还就这一方针的含义作了解释，他说：
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所谓“山地”，就是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就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能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会议原则同意毛泽东的看法，正式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洛川会议后，随着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得到充实和完善。
9月29日，毛泽东根据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经验致电周恩来、朱德等，提出：
“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3]（P66）10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进一步指出：
“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1]（P378）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总结十个月华北抗战的经验，对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作了更科学的概括，第一次公开提出：
“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1]（P500）他既强调了游击战这个基本点，又兼顾了运动战这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因而获得了全党全军的普遍拥护和认同。
3．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
全国抗战爆发后，为使独立自主游击战方针得到贯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敌友我三方情况的变化和面临的形势，向全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提出了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和游击战的战略任务。
但是，这个转变是非常困难的。
不仅因为红军在10年内战时期已习惯了打正规战和运动战，而且不少人见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急于想打一些大仗，以振奋民心士气。
8月下旬，八路军陆续开赴抗日前线后，毛泽东于9月中下旬接连5次致电前方将领，提醒要以最大的决心实现军事战略转变。
9月21日，他致电彭德怀称：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4]（P19）9月25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等，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一切工作……应围绕于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4]（P23）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加深了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的认识，自觉地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从而大大地推动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二、抗日游击战争战略理论的成功实践与重大贡献
1．全国抗战前期，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对中国两个战场战略格局的形成、迎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关键作用
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这个阶段，日军进攻的重点是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军队在广大正面战线上，对日军的疯狂进攻进行了英勇抵抗，先后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和武汉等四次大规模会战，重创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
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致使日军长驱直入，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歼灭性的打击，在10多个月内，就占领了中国930余座大小城镇和近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尽管如此，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为战略防御阶段的主战场，对粉碎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图谋、停止其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还是起了主要作用的。
同时，在客观上也为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战略展开、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条件。
正如毛泽东在分析八路军一年半所取得成绩的原因时说的：
“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
”[4]（P140）
为打破日军的狂妄企图，中国共产党不顾敌情严重，不待八路军整编就绪，即下令各部自1937年8月下旬开始，分批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日前线，直接配合国民党友军作战。
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晋东北平型关地区首战告捷，一举击毙日军精锐板垣师团所部1000余人，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民心士气。
接着，八路军转战于同蒲铁路北、正太铁路南和晋察冀边区，先后取得雁门关、阳明堡、七亘村、黄崖底和广阳等战斗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太原会战。
11月，太原、上海失守。
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和国民党正面战线的后移，八路军利用日军兵力分散、后方空虚等弱点，采取先山地后平原的战略步骤，逐步向华北敌后实施战略展开，一面放手发动群众，一面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并挫败了日军对各根据地的多路围攻，开辟和扩大了华北敌后战场。
与此同时，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
随后，中共华南地方武装又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
再加上东北抗日联军所坚持的东北敌后战场，神州大地便出现了四大敌后战场。
随着敌后战场的开辟，全国抗战形势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由于有了敌后战场，中国抗战便形成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构成了中国战场犬牙交错的特殊战争形态。
毛泽东把这种战争形态称之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1]（P474）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而且将影响到世界。
由于有了敌后战场，使大量日军被牵制在它的周围，从而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
在徐州和武汉会战期间，仅华北敌后战场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就使日军13个半师团30余万人动弹不得，迫使其大本营不得不放弃从华北抽兵南下夹击武汉的计划，从而为徐州和武汉会战及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由于敌后战场的积极作战，至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700多次，歼灭日伪军5.4万余人，这对停止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迎接相持阶段的到来，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如朱德所指出的：
“敌人进攻，国民党败退，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5]（P139）
2．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主战场，敌后军民成为抗战的主力军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取“确保占领地区”，对其他地区“不谋求大规模作战”的方针。
[6]（P533）为此，日本对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而将其战略重心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妄图扑灭人民游击战争，达到其巩固占领区的目的。
1939—1940年，日军在华北占领区进行“治安战”后，进一步认定“华北治安之癌，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中共”。
因此肃正的重点应“指向共产党军队，全力使其崩溃。
”[7]（P275）这就从客观上把敌后战场推到了中国抗战主战场的位置。
随着日军战略重点的转移和敌后战场游击战战略地位的提高，正面战场的压力相对减轻，这本是坚持正面抗战的有利条件。
但国民党慑于共产党和人民力量的壮大，在日本以诱降为主的攻势下，由联共抗日逐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一方面，自1939年开始实行“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发展到军事“剿共”，并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另一方面，抗战行动逐渐消极。
到1940年底，除集中半数部队举行过一次全面冬季攻势外，其余5次比较大的战役都是被动的防御战。
至于敌后的国民党游击队，则成为制造反共摩擦的主力，后来大部分被日军击溃或投降当了伪军。
这些因素，不能不对正面战场的抗战地位产生严重影响。
在战争形势发生转折的关头，为挑起敌后长期独立抗战的重担，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新阶段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会议特别强调，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
因此，党应继续将工作重点放在敌后，把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为党的军事战略的首要任务，并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确定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
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八路军主力针对华北日军先“扫荡”平原后进攻山区的企图，于1938年底挺进冀鲁豫平原，给进攻的日伪军以重创；1939年夏，大部返回山区，粉碎日伪军的大“扫荡”，保卫了山区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各部分别“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华南游击队在广东东江和海南岛等地，消耗和牵制了大量日军。
1940年夏，德国法西斯横扫西欧，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促使日本更加急切地要征服中国，以便放手南进南洋。
为此，日军在对敌后战场进行重点进攻的同时，三管齐下：
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占领入川门户宜昌，封锁西南外援边境通道。
在日军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出现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动摇妥协倾向，并酝酿将日本诱降的“桐工作”升格为日、蒋会谈，使正面战场陷入空前的危机。
为振奋全国的抗战精神，遏制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妥协危险，也为打破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在华北敌后发动了有105个团和20万民兵参加的“百团大战”。
在战区的日军兵力约20万人，伪军约15万人。
经过3个阶段的作战，至1940年12月5日，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俘日伪军4.6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支5942支（挺），攻克据点2993处，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
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
百团大战是在日本法西斯极度嚣张、全国抗战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实施的一次攻守兼备的战略性战役。
在军事上，它击中了华北日军的痛处，被其惊呼为“挖心战”，迫使日军从正面战场抽出兵力对付敌后战场，从而策应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在政治上，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抑制了国民党内对日的投降妥协倾向，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鼓舞了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人民。
敌后战场已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敌后抗日武装已成为坚持抗战，克服投降、分裂、倒退危险的中坚力量。
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军民顶住日军压力，进行以游击战为主体的艰苦抗战，成为支撑东方主战场的中流砥柱
1941年12月8日，日军背着侵华战争的沉重包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走上了南进的不归之路。
太平洋战争爆发，终于把美国推到了与德日意对抗的第一线。
美国立即对德日意宣战，与中英苏等26国建立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并与盟国商定实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首先打败主要敌人德国，在亚洲对日本采取防御政策。
这样，在东方落实“先欧后亚”方针，拖住日军陆军主力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战场的肩上。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先欧后亚”方针并不积极，继续实行消极避战，保存实力，准备反共内战的政策，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盟国身上。
1942—1943年，正面战场除派出中国远征军赴缅直接协同盟军作战属主动行动外，只进行了浙赣、鄂西和常德3次“招架”式的防御战役。
在国内还发动了第3次反共高潮。
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49年7月30日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所追述的：
“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就认定日本最后必将战败，以为可以有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和中共最后决斗”。
“国民党显然已失掉在抗战初期使他们赢得人民忠诚的十字军精神”，“他们已经堕落腐败，争夺地位权力，依赖美国为他们赢得战争并保全他们在国内的无上地位”。
[8]（P32-33）正如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所追述的：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国民党即深信日本终将被打败”，“而中国人战斗意志的消逝，也可达到可惊的程度，国民党主要的力量集中于北方，抑制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盟国“先欧后亚”方针，牵制日军主力于中国战场的使命，便主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来完成。
为领导敌后军民咬紧牙关，渡过难关，继续挑起东方主战场的重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1941—1943年陆续发出指示，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逐步形成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
对敌斗争、精兵简政、党的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党、学、文）、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
敌后战场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大政策”，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相结合的全面抗战，以粉碎敌人的总力战。
强化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行精兵简政，加强民主政权、组织、经济、文化建设，把根据地建成敌后抗战的堡垒。
在这一时期，敌后战场军民继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反“治安强化运动”。
其中最著名的反扫荡战役有：
1941年，晋察冀区军民粉碎日军7万人对北岳平西的大“扫荡”，山东鲁中区军民粉碎日军5万人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苏北区军民粉碎日军1.7万人对盐阜区的大扫荡；1942年，太行、太岳区军民粉碎日军3万余人对该地区的大扫荡和冀中区军民粉碎日军5万余人对冀中的“五一大扫荡”。
在这些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为国捐躯，山东纵队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壮烈牺牲，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震撼人心。
大力发展人民游击战争，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并把正规军、游击队、民兵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进行对敌斗争；灵活地巧妙地开展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联防战、村落战，水上、铁道、矿区和城市的游击战，等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灭顶之灾；实行“敌进我进”方针，选派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把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正面作战与敌后作战、分散作战与集中作战结合起来，使日军经常处于腹背受击的被动状态之中；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揭露日伪的欺骗宣传，孤立、分化、瓦解敌人，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掠夺和破坏。
敌后军民经过1941和1942年艰苦斗争，挫败日军千人以上至7万人的“扫荡”132次，其中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大“扫荡”27次，打破了敌之5次治安强化运动和数次“清乡”，终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1943年恢复和再发展时期。
日军在总结“扫荡”失败的原因时承认：
“因为（共产党）与一亿民众结成了新的组织，所以无论投入怎样大的兵力，在短期内也不能摧毁解放区。
”[7]（P535）
4．抗战后期，以游击战争为主逐步转到以运动战为主，敌后战场继续发挥主战场的作用，成为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的决定性力量
在世界反法西战争转入全面反攻和进攻的有利形势下，作为中国抗战主战场的敌后战场也出现了重要转折。
特别是华北敌后战场从1943年起大力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在恢复和再发展的斗争中逐渐夺得战场的主动权，并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于七八月间发起卫南、林南战役，共歼灭伪军1.2万余人，揭开了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
这时，国民党正面战场拥有几亿人口的地区和600多万军队，本应在战略反攻中有所作为。
但是，在1944年4月日军为挽救太平洋战争失败而发动的打通中国大陆交通作战中，节节败退。
不到一年时间，就丧失了豫、湘、桂、粤等省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6000多万人口，丢掉城市146座，空军基地和机场43个，损兵折将五六十万，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
此间，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滇西、缅北配合盟军反攻和桂柳追击等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但难以弥补这次战役的损失和影响。
在上述背景下，敌后战场责无旁贷地挑起了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重担。
根据中日战争的实际，战略反攻包括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两个阶段。
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乘日军打通大陆交通作战、后方空虚之际，全面展开局部反攻，向当面的日伪军发动此起彼伏的春夏秋冬四季攻势；并以八路军、新四军各一部向河南、湘粤赣边、苏浙皖边深远敌后进军，夺取有利的战略反攻基地。
这样，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敌人向国民党战场进攻，而解放区战场则向敌人进攻”[5]（P141）的奇特局面。
进入1945年以后，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军民，继续向当面的日伪军发起更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
至当年7月，敌后战场在一年半中共作战2万多次，消灭日伪军46万余人，收复县城120余座，扩大解放区32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200余万，进一步把敌人驱赶到了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上。
同时，在局部反攻过程中加速了军事战略转变，到全面反攻前，人民军队已增至93万人，运动战的比例已上升到70％左右。
这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战场和同盟国军队的作战，而且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同年8月9日，当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苏联宣布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向关东军发起进攻之际，毛泽东号召：
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和其他同盟国作战。
解放区战场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立即由局部反攻转入全面反攻。
各解放区战场近百万大军和220多万民兵，以有力一部直接配合苏军在东北作战，其他各部分别在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
然而国民政府对解放区战场的反攻不仅不予配合，反而暗中勾结日伪，命令敌后的日伪军拒绝向解放区军民投降。
致使解放区战场军民在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以后，仍继续进行反攻作战，歼灭拒降之敌，直到1945年底。
在全面反攻中，解放区战场军民共歼灭日伪军39.8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解放了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并协同苏军消灭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从而使最早在中国开始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在中国结束。
5．抗日游击战争作为中国战场的主要作战形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游击战争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1937年，日本以制造七七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
它比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相继形成的欧洲战场、北非地中海战场、苏德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早两年或3年以至4年多。
战争初期，中日双方投入兵力共400多万，战线长1800多公里，战区面积达1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法、波、德4国面积的总和），被卷入战争的中国人口达4亿之多。
这些都是两年之后爆发的欧洲战争所无法比拟的。
特别是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标志着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它对世界产生了牵动全局乃至改变格局的影响，实际上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其次，中国战场特别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的三分之二和部分海空军事力量，而敌后战场则抗击和牵制着在华日军的60％和几乎全部伪军。
在长期抗战中，中国战场遏制了日本北进苏联的计划，迟滞了日本南进的步伐。
中国的持久抗战，不仅为苏美等盟国赢得了宝贵的战争准备时间，而且对保障盟国实施“先欧后亚”方针、死死拖住日本陆军主力于中国战场，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失败，敌后战场的作用更加引起盟国的重视。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
“……我们却很充分地知道大部分中国海岸是在中国游击队手中，……蒋（介石）偏偏又想使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军队并无任何敌对举动。
可是不幸地，我们所知道的却与他们说的完全不同。
”为此，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为首的一部分美国军政人员建议，以一部分“租借法案”物资，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并利用抗日军民配合盟军作战。
第三，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则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心所在。
与世界反法西斯各主要对日参战国相比，中国对日作战时间最长、抗击日军数量最大、歼灭日军人数最多、对日作战付出代价最重，中国是击败日本法西斯贡献最大的国家。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游击战争的理论贡献是众所周知的。
游击战作为一种以弱制强的作战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充分发展。
二战期间，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所开展的游击战争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是全局中主要战场的辅助战场。
如南斯拉夫1941年开始发动游击战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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