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北京的满族.docx
《全文北京的满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全文北京的满族.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全文北京的满族
演讲人:
满清醇亲王四世,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湛昊。
全文:
的满族,在二十世纪,风雨沧桑,已历百年。
回顾历史,略加评述,于满族自身发展,于增进民族团结,鉴往知来,很有意义。
纵观二十世纪的满族,按其时代背景与自身流变,可以分作四个时期:
二十世纪上半叶前二十五年为巨变期,后二十五年为痛苦期;二十世纪下半叶前二十五年为新生期,后二十五年为兴盛期
的满族,在二十世纪,风雨沧桑,已历百年。
回顾历史,略加评述,于满族自身发展,于增进民族团结,鉴往知来,很有意义。
纵观二十世纪的满族,按其时代背景与自身流变,可以分作四个时期:
二十世纪上半叶前二十五年为巨变期,后二十五年为痛苦期;二十世纪下半叶前二十五年为新生期,后二十五年为兴盛期。
一、满族的巨变期。
二十世纪上半叶前二十五年,辛亥革命与宣统退位,对全国满族、尤其对满族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先生在日本成立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为纲领。
这个纲领的正面意义是推翻清朝统治,结束君主专制,取消满洲特权;其负面影响是以"驱除鞑虏"来"恢复中华",在取消其特权时出现对满族的歧视。
这个口号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舆论宣传中,"十日"、"嘉定三屠"等,都被扩大化、政治化。
这些宣传的一个不幸后果是,在民族关系中出现歧视满族的现象。
辛亥以后,对于满族,具体说来,主要变化:
一是称谓的变化。
在清朝,满族统称为"满洲八旗",或简称为"满洲",或称为"旗人";辛亥革命后,以民族相称,习称"满族"。
所以,满族的称谓是从民国开始的。
二、是政治的变化。
结束清朝皇帝专制,天潢特权被局限,八旗军队被解散,贵族学校被裁撤,民族特权被取消。
三、是经济的变化。
满洲官员不再领取俸禄,八旗兵弁不再支放饷银,满族百姓钱粮被停发,王庄旗田被丈放。
四、是住区的变化。
从前满族"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
"皇城围墙被拆毁,旗人住区被冲破,逐渐出现各民族杂居的局面。
五、是地位的变化。
满族作为清朝的特权民族,其"特权"地位被取消,而成为普通的民族。
这是自清人关二百六十八年以来,满族发生的陵谷之变。
此期,满族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
一是民族歧视,另一是生计困难、受到歧视。
民国初年,虽然规定"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但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民族的偏见,不少书文,街谈巷议,见解偏颇,令人不快。
各种书籍、报刊充斥歧视满族的宣传,社会上排满情绪十分严重。
许多满族同胞被迫改变姓氏,隐瞒民族成份。
原知府崇泰之子,向政府申请行医执照,因是旗人,不予发照。
他只好放弃满姓瓜尔佳氏,改取汉族承荫,并改满洲旗籍为房山县民籍,才获准发照行医。
还有一户人家四个姓,其原因是怕民族歧视遭灭门,姓多点兴许能活下俩三人。
还有人在外面做事,写家信时不敢写真实地址"正黄旗",而写成"正黄村",免得让同事知道自己是旗人。
以上说明,民族歧视给北平满人造成多么大的思想压力与心理恐惧。
满族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在《末代皇帝溥杰传》一书中说:
辛亥革命之后,满族人民曾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当时,不光是父母,甚至连整个爱新觉罗家族都对溥杰说,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满族处处受到排斥,皇族都必须改姓为金,如不改姓就不能就业等。
"后到达,在广济寺会见各界旗人代表。
他在会上指出:
"现在五族一家",就是汉、满、蒙、回、藏"五族"。
这有助于民族之间的协和与团结。
生计困难。
满族人民面临最主要的困惑是就业问题。
据宣统二年(1910年)民政部调查统计,京城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118783户,务府三旗4571户,京营10965户,共134319户,每户以5口计,共计671598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40%。
其中满洲八旗、务府三旗、圆明园八旗等共75316户,以每户5口计,共431405口。
原来满族主要靠钱粮、俸饷为生计之源。
"铁杆庄稼"绝收,他们何以为生?
满洲八旗原来是"不农、不工、不商",尔后要务农、务工、务商,这是何等大的变化。
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除设立八旗生计处外,又成立许多组织,如宗族生计维持会、八旗生计维持会、旗籍生计研究会、旗族生计会、两翼八旗生计研究会、八旗生计讨论会、外三营生计协进会等。
为筹措生计,清末民初,在西直门外乐善园(今动物园)官地兴办农事试验场,在清河镇建溥利呢革公司(今清河制呢厂),在香山等官地兴建林业,建首善工厂等,吸纳一些京城外八旗贫寒男女就业,他们成了早期的工人。
后西城辟才胡同成立了首善第一女工厂,从业的满族妇女则成为早期的女工。
但是,解决八旗生计是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
在这个漫长的痛苦过程中,一些人生活艰难,贫困潦倒。
王公贵族,生计维艰。
王公贵族失去了昔日政治、经济地位,有的靠典卖祖产度日。
荣寿固伦公主临终之前,家中十分窘困,将自己的凤冠送进当铺换钱度日,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一般旗人,更加艰难。
《闻尘偶记》记载:
居住在城的旗人,"其贫薄者,借债无门,谋生乏术";居住在京畿的旗人——"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无完,女子至年十三、四,犹不能有裤,困苦万状。
"《益世报》1923年5月13日刊载:
近年绝了旗人月饷,断了他们衣食之源,没有门路就业者,或身体病残者,靠典卖衣物度日;而家中无物典卖者,便到粥厂领粥充饥;军阀混战粥厂停止放粥后,靠领粥糊口的满人陷入生活绝境。
出于万般无奈,有的沦为娼妓。
其时社会学一项调查显示:
北平暗娼颇多,北城一带尤甚;且操斯业者,以满族为多。
于是出现了一幅满人生活的黑暗图画——"横暴者,流为窃贼;无赖者,则堕为娼优。
"更甚者,因生活绝望而举家自尽!
满族在既受民族歧视、又有生计困难的情状下,日军侵入,民族灾难深重。
二、满族的痛苦期。
二十世纪上半叶后二十五年,日本侵华与中国战,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对全国满族、尤其对满族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这个时期,满族本来就有严重的生计问题,随着民国首都南迁而雪上加霜。
1928年,民国政府下令迁都,将改为北平特别市。
政治中心的南移,引起北平满族生活的一系列变化。
许多政府单位、文化机构南迁,就业机会减少,购买力下降,市场萧条。
流动人口锐减,城空房陡增,房价为之大跌,靠"吃瓦片"为生的北平满族人家,陷入窘境。
他们中不少人离平弃家,颠沛流离,谋生他乡。
日军侵入北平,满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占领东三省。
1937年发生"芦沟桥事变",日军侵占北平。
北平满族人同其他各族在京同胞一样,受着日伪政权的统治与奴役。
日军在海淀一带强行将蓝靛厂外火器营正白、正红、镶黄、镶红的营房,夷为平地,建造机场。
原在该地居住的满族平民流离失所,有的赁屋栖居,有的外出谋生。
日军占领下的北平,伪币贬值,物价暴涨,粮荒严重,人心惶惶。
市民不顾伪警打骂,哄然抢购粮食充饥。
一些旧的贵族,生括十分凄惨。
故清顺承郡王后裔文仰辰先生,虽有王爷称号,却以卖画为生。
更有甚者,睿亲王多尔衮后代,生活无着,竟挖盗自己的祖坟。
有的故清王爷后裔,靠拉洋车糊口。
1931年9月,报刊出现"铁帽子王拉洋车"的新闻,说明日伪统治下北平满人生活的悲惨。
日军占领北平,满族热爱祖国。
满族人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有的率军抗击日寇,满族将军佟麟阁、中国共产党党员白乙化(又称"小白龙")是杰出代表。
在文教界,抗日形式,多种多样。
北平的满族爱国知识分子,有的南下到大后方,有的留平继续斗争。
满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在1943年,无视日本宪兵和汉奸的政治迫害与武力威逼,坚决拒绝为侵略者演出。
他表现"宁死枪下、也不从命"的民族气节,弃伶从农,隐遁西山,以耕田为生,不登台唱戏。
还有的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董鲁安和英千里是两位代表。
燕京大学教授董鲁安,幼年应袭世职镶蓝旗管带,七岁时入宫朝觐见过光绪皇帝。
他在敌伪北平,多方掩护参加爱国活动的进步青年。
辅仁大学教授英千里组织进步社团,后任地下爱国组织"华北文教协会"书记长。
他们收集敌伪情报,向后方输送青年,进行爱国抗日宣传,坚持地下抗敌工作。
后遭到日伪警察逮捕,在狱中倍受酷刑。
北平满族人士,施展自己才华。
著名书画家溥心畲,以诗、书、画闻世,其画与大干齐名,有"南北溥"之誉。
他与溥毅斋、溥庸斋、溥松窗、关松房、祁井西、启元白、叶柳曦等满族书画家组成"松风画会",被画坛誉为"松风九友"。
于京剧艺术,满族,贡献很大。
京剧名票红豆馆主溥侗造诣尤深,著名京剧艺术家言菊朋、万春等都师事之。
汪笑侬的京剧表演艺术,为行家折服。
金少山的京剧艺术也影响很大。
程砚秋创立京剧青衣"程派",为四大名旦之一。
在文学界有金受申、傅芸子和芙萍。
芙萍在1934年主办《现代日报》兼主编,曾写过"旗族旧俗志",在《世界日报》连载,介绍满族掌故、习俗,引起社会反响。
1939年冬季,在故醇亲王府成立了满族联合会,载涛为会长,聘请载沣、载洵等为顾问。
在宗室‘贵族中不少有民族气节的人,如金寄水一家当时靠典当过日,有人愿帮他谋个伪职糊口,他拒而不就,说:
"我怎能为五斗米,向非我族类的外国人折腰!
"
这个时期有一股小的回流,就是建立日伪"满洲国"。
在溥仪的心灵里,潜燃着"复辟清朝"的火焰。
后来溥仪等为着"复辟清朝",想藉用日本军国主义力量;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图谋侵吞中国,也藉用溥仪做招牌。
但人数很少,且远在,而成为抗日洪流中的支汊洄漩。
三、满族的新生期。
二十世纪下半叶前二十五年,中华人民国成立与十年文革,对全国满族、尤其对满族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国成立,满族历史、尤其是满族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满族同各民族平等,是满族的迫切愿望。
早在1946年,故清恭亲王溥伟之弟著名画家溥心畲(儒),被聘为国民党制宪国大满族代表。
1947年,溥心畲(儒)作为北平市满族代表到开会。
他会上发言,痛述满族人的悲惨处境,提出满族人民平等的正当要求。
他的发言反映了广大满族民众的心声,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满族同胞的关注。
他从开会回到北平后,发起组织了"满族文化协进会",城近郊区有数千人登记入会。
1947年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满族文化协进会"成立大会。
有人在成立会上用满语宣读贺词,表明满族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协会宗旨在于弘扬满族文化,要求与蒙、回、藏各族同等待遇,解决满族青年升学就业问题,社会上不应污辱和歧视满族等。
该会成立后不久,更名为"满族协会"。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上述宗旨和要求不可能实现。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满族人董鲁安出席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会上决定改北平名为,以为中华人民国首都。
同年,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故清醇亲王奕误第七子载涛出席会议。
翌年,他列席全国政协扩大会议,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任市民委副主任。
中华人民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少数民族获得了民族平等权利,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许多满族人要求人民政府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并享有民族平等权利,满族人民半个世纪要求民族平等的意愿,在《中华人民国宪法》里,得到了根本大法的肯定。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召开,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国宪法》,显示了中华各族人民的平等与团结。
根据新宪法的规定,满族在新中国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享有民族平等的权力。
在此之前,载涛作为满族代表参加了市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6月24日,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有14名满族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是干部鹏飞、画家于非圊、作家舒舍予(老舍)、医生吴英恺和爱国人士载涛等。
8月21日,市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首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第一届人大常委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委员中有罗常培和关山复两位满族人士。
当年春天,市城、郊区基层普选完成,各区人民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175人,其中满族代表67人。
满族人民作为祖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与其它民族代表一起,共商国家大事,当家做主人。
1955年,政协市第一届委员会召开,有佟铮、金鉴、启功、罗常培、胡絮青等九名满族人士当选为委员。
1959年,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增补七名满族委员。
1965年,市政协召开第四届委员会议,增补六名满族委员。
在全国、市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都有满族的代表和委员,这充分体现满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取得了民族平等的权力。
1959年溥仪、溥杰等被特赦。
后来他们分别在全国政协、人大担任一定职务。
1961年,周恩来总理接见溥仪、溥杰时说:
"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歧视满族,满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几乎完全同汉人同化了,分不清了。
"在新中国初期,满族应有的社会地位,已经恢复;满族遭受的民族歧视,已经消除。
除了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地位外,这一时期满族在文化领域的重要贡献,非常引人注目。
1950年5月,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文联成立,满族作家老舍被选为文联主席。
在满族文学艺术家中,程砚秋、奚啸伯的京剧,老舍的小说、于非阔的国画、溥雪斋(溥忻)的古琴、启功的书画、溥杰的书法、侯宝林的相声、英若诚的话剧、贾作光和白淑湘的舞蹈、胡松华的颂歌、连阔如的评书、端木蕻良编的评剧,常书鸿的敦煌艺术,以及清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后裔金梁(息侯)对满族历史文化资料的整理译编等,都为首都文化与艺术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正当满族民族平等权力得以实现的时候,"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给满族及全国人民造成大灾大难。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一些满族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
著名评书演员连阔如,著名书画家、教授启功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十年文革既给全国造成灾难,也给满族带来浩劫。
老舍因不堪凌辱,满怀悲愤,投湖自尽。
更多的满族知名人士被抄家,蹲牛棚,受批判,遭劳改。
他们受尽人格侮辱,受尽肉体折磨。
像溥仪、溥杰这样的"皇帝"、"亲王"更难逃浩劫。
历经劫难,乌云飘散;满族人民,迎来春天。
四、满族的兴盛期。
二十世纪下半叶后二十五年,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对全国满族、尤其对满族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开始了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它也给满族带来新的生机。
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极左错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满族政治地位,满族勃发新的生机。
的故清宗室、王公贵族、军政官员及其后裔等,几乎无例外地在文革中受到冲击。
他们被抄家、被揪斗、被劳改、被下放,倍受折磨,无一幸免。
拨乱反正对他们来说,首先是平反昭雪。
已死者,恢复名誉,如老舍;幸存者,妥善安置,如溥杰。
1978年溥杰先生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就是满族新生的佳证。
1979年市恢复民族事务委员会,满族书画家启功教授担任了副主任。
后寿祟、书、金毓嶂为市民委副主任。
满族最重要代表人物溥杰,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满族著人士鹏飞、健民先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满族著名人士丽华、金鉴、启功、胡絮青、白淑湘等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金友之(溥任)、金连经等为市政协委员。
启骧、常瀛生等被聘为市文史馆馆员。
被抄家者,发还被抄的文物、书画等。
如傅惜华的藏书被查抄,其收藏的三百一十多种"子弟书"等,有的被烧,有的散佚;落实政策后,将能找到的图书全部归还。
满族人士经过拨乱反正,民族政策得到落实,文革创伤逐渐愈合。
随着满族政治地位的恢复,许多原来隐瞒族籍的满族人,又要求恢复满族身份。
的满族人口大为增加。
改革开放,给满族带来繁荣。
在满族聚居的京郊农村,同其他民族地区一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民族聚居地区的农、林、牧、副、渔业多种经营。
市政府还有计划地对满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贫穷地区给予重点扶植,并拨发补助费。
以檀营满族蒙古族民族乡为例。
檀营原是清朝满、蒙八旗兵的驻防营地。
八旗官兵携眷驻防,逐渐形成居民聚落。
辛亥之后,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身世讳莫如深。
新中国建立后,他们公开了民族成分,获得民族平等权力,得到应有民族尊严。
先是1957年,市成立起六个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转山子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长哨营满族乡、东黄梁满族乡和檀营满族蒙古族乡。
但第二年成立人民公社,这些满族乡统统被撤销。
1983年8月26日,第一个民族乡——檀营满蒙民族乡成立(实为恢复),随后成立喇叭沟门满族乡。
檀营满蒙民族乡成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不断增强自我发展活力。
如1987年农村经济总收入338万元,1995年增长到5705.5万元,增长了16.8倍。
1987年人均所得369.82万元,1994年增加到2414元,增长了6.5倍。
乡民族小学,由乡财政和满族人士捐助120万元,新建2300平方米教学楼,改善了教学条件。
全乡家家户户有了电视、、洗衣机、电冰箱,生活质量大为改观。
满族文化教育,有了新的发展。
满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从1984年开始,市属高等院校以及由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市属中专、校,录取时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录取最低分数线,比统一规定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低一个分数段(10分),在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高等学校函授部、夜大学等招生分数标准也对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照顾。
1984年全市有427名少数民族考生升人大学,其中被照顾录取39名,占9.13%。
这就使少数民族学生有了更多的升学机会。
满语文的教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满文培训班,招收20名学员。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都开设满文班,满文书院创办满文班,培训了一批满语人才。
满族文化,蓬勃发展。
屈六生主编的《满文教材》,体现了90年代满语教学与研究的新水平。
满文辞书有商鸿逵等编著的《清史满语辞典》——既很简明,又惠读者。
近年出版了两部大型的满汉辞书,一部是安双成主编的《满汉大辞典》,另一部是胡增益主编的《新满汉大辞典》。
前书170万字,收词、词组5万余条,单词条12347个,并有释义,按满文十二字头音节字型字母音序排列,经二十多人辛劳,历二十余年告成。
后书280万字,主词条3万5千多条、例句2万多个,单词条14600个,释词准确,编排科学,是运用现代词典编纂学理论与方法,精心撰修的满汉辞书的科学巨著。
这两部大型满汉辞典的出版,为研究满学、清史、民族史和语言学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满汉大辞典》和《新满汉大辞典》是20世纪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两部满汉大辞典,是满学研究领域的重大学术成果,填补了大型满汉辞书的学术空白。
满族的历史人物,是满族研究的一个热点,成果丰硕,实属空前。
报刊上的论文,数量繁多,不胜枚举。
已出版的学人写的满族历史人物的学术著作有:
《努尔哈赤传》(阎崇年著)、《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周远廉、世瑜合著)、《顺治帝》(周远廉著)、《康熙皇帝一家》(珍著)、《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著)和《乾隆皇帝全传》(郭成康主编)、《乾隆帝及其时代》(戴逸著)、《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以及《我的前半生》、《溥杰自传》、《末代皇帝的后半生》(贾英华著)、《末代皇帝的二十年:
爱新觉罗·毓瞻回忆录》(毓君固著)等。
"清帝列传丛书"共14册,是近年清代皇帝传记的集中体现。
在"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获奖书目中,满族历史人物传记竟占4部,约占清史获奖著作总数之半。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满族历史人物学术园地里的金色秋实。
满族人物传记还有《纳兰性德传》、《老舍传》等。
此外,金启掠《郊区的满族》、学琛和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等,是满族兴衰历史的重要著作。
清代的宫廷,是近20年来满族文化研究中新出现的课题。
因清代宫廷曾是满族帝后治居之所,在一个特定时期被视为研究的禁区。
但是,近20年来大有改观。
据故宫博物院万依研究员统计,自1979年至1989年,仅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和《紫禁城》两刊及第一届清官史学术讨论会上,就发表论文762篇,平均每年为67.2篇。
然而,1912年至1948年,平均每年为15.33篇;1949年至1978年,平均每年仅为4.64篇。
这就充分地展现了近年来清官文化研究的新面貌。
《清代宫廷史》(万依、王树卿、潞合著)、《清代宫廷生活》(万依、王树卿、陆燕贞合著)、《清代皇权与中外文化——'满汉融合与中西交流的时代》(潞著),《颐和园建园250周年纪念文集》和《颐和园文化研究》(第一辑),还有中国紫禁城学会的学术论文集(两集)、清宫史研究会的清代宫史论丛(四集)等,都是近年来满族清代宫廷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满学研究,有新突破。
1991年,在市委、市府关怀下;市社会科学院建立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满学研究所。
1992年,开始出版研究满族历史、语言、文化的学术丛刊《满学研究》(已出版六辑)。
1993年成立满学会。
1994年,成立满学研究基金会。
1992年、1999年,先后举行第一届、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
阎崇年的《满学论集》也于1999年出版,是第一部个人满学研究的论文集。
满族文化事业,也有较大发展。
1984年成立了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先后整理出版《无圈点字书》、《清蒙古车王府子弟书》、《子弟书珍本百种》等。
满文档案的翻译出版,有很大成绩。
如《清初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满文老档》、《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乾两朝镶红旗档》等。
此外,满族珍珠球等列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综上,的满族,辛亥鼎革,百年历程,几经挫折,几历磨难。
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到其最后二十五年,世纪之初的两大难题——民族歧视与民族生计,终于获得解决。
满族作为中华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一员,民族和谐,欣欣向荣,同各族兄弟齐步,迈向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