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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酒文化3

∙男性穿衣:

1.重要的是每天好看,而不是每天都有不同的造型2.在谈到与钱有关的事时,带领带3.如果穿的是黑色,穿黑皮鞋。

但是如果穿着是灰、蓝或棕色,穿棕色皮鞋。

腰带应搭配皮鞋的颜色4.窄领,窄领带。

宽领,宽领带5.戴手表6.垂直条纹看起来瘦7.合身的剪裁8.领带长度适宜9.不穿皱的衬衫

 

酒桌即中国

酒精不燃烧,不算搞社交。

喝酒可大俗可大雅,可论国是可谈风月,可攀交情可见性情,可怡情可乱性,可养生可伤身,可豪饮可小酌,只是不可无酒。

无酒不成席。

酒是催化剂,桌是能量源。

酒桌不是PK台,是PR场。

在中国,酒是文化、礼仪、历史、风俗;最后酒酒归一,酒是关系,酒桌即中国。

情在口中,话在杯中,各地酒桌不同酒风。

《新周刊》遍约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东北和香港的资深酒徒,谈不同城市里的酒桌、不同酒桌上的人情世故、不同人情世故里的中国社会酒规则。

公款吃喝9000亿,是国防开支的5倍、医疗投入的4倍,这叫“酒桌经济”。

抛开利益局,纯扯淡、纯聊天,开怀畅饮、放浪形骸,这叫“酒肉朋友”。

“酒桌经济”难免,“酒肉朋友”难得。

更多的是我请你喝酒、你帮我办事,喝酒成为一种工具理性。

今天,你喝了吗?

必须买醉的中国人

中国朝酒晚舞

酒是“前啜”,桌是“后啜”。

酒和桌构成中国人精神与话语交流的阵地,也是面临各种社会压力的逃避之所。

文/胡赳赳

王朔在《新狂人日记》中描述过一个叫“三哥”的,大家每天都顶着“三哥”的名目吃饭:

周一,三哥要去天津了;周二,三哥又不走了;周三,三哥真走了;周四,三哥回来了。

王朔说:

“剩下的就全周末——必须的。

这个三哥是典型的饭局达人,最“骇人”的一次是在某次聚会上,7个人互相介绍后发现,彼此全叫“三哥”,这几率真是小之又小,愣让王朔给碰上了。

吃饭其实很累,但再累也得吃。

所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革命了,不就剩下“请客吃饭”么。

美食专栏作家沈宏非说:

“一周一个饭局是正常人,一天一个饭局是大红人,一天三个饭局是交际花,一天很多饭局,是餐厅服务员。

经济学家茅于轼长期以来有个观点,中国的粮食最起码够全中国再吃20年,所以他赞同退耕建房,这样房价就下来了。

中国人的现状说到底是“吃穿住行”只解决了吃穿,没解决住行。

基本温饱、略微小康、虽有中产、塔顶特权是社会的写照。

住,房价太高,行,交通太堵。

吃和穿则蔚为大观,钞票化做饭票、布票仍是主旋律,于是往死里吃、往出格中穿。

酒、桌的中国形态

喝红酒加电脑桌,从微博(

现代人每天外出游弋,与原始社会出外打猎并无本质不同,碰运气、谈天气、讲义气、聚人气,“气场”各有不同,“公关”无处不在。

早期在房地产领域流行的“工作无非两件事——找资源、建人脉”现在人人心领神会。

说白了就是:

寻找猎物,自己能干掉就独吞,干不掉,那就找人来合伙干掉。

酒是用来壮胆的,桌子是用来拍板的,酒和桌拼在一起,则无事不可为。

有的时候,一桌客满,硬挤不进来,你还得单开一桌,是为换个局;自己定喝酒规则,是为制度创新;吆喝人来,是为策划推广;分而食之,是为共同事业;酒醉饭饱,是为既得利益。

陈天桥用网络游戏起家,江南春靠写字楼电视创业,马云凭电子商务致富,无他,但懂得一个“吃”字。

鲁迅先生作悲愤言,旧社会每一页都写着“吃人”二字。

现在的社会不作如是观,人们的活命思路转化为:

“是人就要有被利用价值”。

潜台词是被吃一口未尝不可。

所以,娱乐界的潜规则被90后少女转化为“肉献”一词,与其被潜,不如主动肉献。

无论是看吴晓波《激荡三十年》,还是看殳俏《吃,吃地笑》,最后得出一样的道理:

大国亦是盘中餐。

每逢年底,公司企业、单位部门都有年会,这是观察中国生态的绝佳场合。

企业文化不同,生意好坏有别,气势形态各样,但有一处相似,总得有人喝醉方为尽兴,总会有一句口头禅言简意“骇”:

“吃好,喝好。

有酒无桌是酒鬼,有桌无酒干着急。

酒与桌的关系就像矛与盾的关系,没有矛不甘心、没有盾不放心。

酒是催化剂,桌是能量源。

酒桌不是PK台,而是PR场。

中国的骑士,不用骑马,而是骑驴找马。

也只有在酒后,民间智慧诞生了:

“群众都过了河,干部还在那里假装摸石头”。

酒:

从何以解忧到何以解压

据说,茅台空酒瓶都卖到了90元一个。

茅台当地的一个开发商说,现在市面上卖的茅台3/4都是假的。

原因很简单,茅台酒的产量有限,而需求量太大。

“批条子到茅台酒厂要酒的都生产不过来。

酒没有缓解“忧郁”。

忧郁症位列第四大疾病,全球患者达到1亿,每60个人当中就有1个,在大城市中更严重,“每个人都至少认识一个忧郁症朋友”。

但酒还是缓解了社会压力。

上海一家杂志的主编说:

“我缓解压力的三种方式是:

喝酒、K歌、飙车。

”此话颇具代表性。

这还是健康的,要是“嗑药、K粉、发飙”那就太《台北晚九朝五》了。

喝酒达到“赖嗨嗨”状态好过全民下药。

国进民退、未富先懒,小酌一杯进入自我陶醉状态也许是最佳选择。

买完房,每个人都想吃后悔药,每个人都需要杯酒。

“现在还被老婆抱怨,当时看好要买的大房子,钱都准备好了,结果接到一个电话说房子那儿以前是垃圾场,结果不知怎么想就动摇了。

过了几天再去订就没有了。

”有个想换房子的IT界人士喝过一杯后说。

工作上的压力显然更大,新人时常面对职场“冷暴力”:

无人指点、无人搭理、无人问津,要么就是被搭理的大叔偏偏是个边缘人员。

“一杯茶、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单位生活被如此多职场人士向往,但那已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那么,还是喝酒吧。

似乎一切事情最后都被酒代替、统管,像是打牌时的“替张”。

助兴时,喝酒;不爽时,喝酒;社交时,喝酒;独处时,喝酒;对一个人好,喝酒;报复一个人,还是喝酒。

买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创富无力,买醉;都市居大不易,买醉;职场、生意场、社交场的需要,买醉。

有个笑话是说“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而真正来得实在的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喝一杯,喝醉了大家都开心”、“何以解压,惟有你丫”。

中国开酒,世界都有

中国开饭,世界管饱;中国开酒,世界都有。

中国既是世界的开胃酒,也是世界的壮阳酒。

在中国,不一定什么事都可以摊到桌面上来说,酒桌除外。

酒桌适宜神交、社交、私交。

中国人喝红酒四大俗“碰杯、干杯、碎杯、交杯”这时看来也无伤大雅,只要感情深,管它主义真。

酒桌浇筑了一个社交的中国、节庆的中国、礼仪的中国。

网友们曾对招待奥巴马的国宴津津乐道:

翠汁鸡豆花汤、中式牛排、清炒茭白芦笋、烤红星石斑鱼、一道点心、一道水果冰淇淋和2002年的长城五星葡萄酒。

上至国家元首、下到平民百姓,酒精不燃烧,不算搞社交。

因此,酒精文化碰到汽油文化就伤痕累累,禁酒令越来越严,仍难敌陪酒之风,把车扔在原地,酒还得照喝不误。

逢年过节,猛酒当道。

有个段子说,北京人喝酒:

来个红的!

是指“红星二锅头”;来个牛的!

是指“牛栏山二锅头”。

过节聚会,喝酒难免,有人说要移风易俗,但多少年喝到打点滴送医院,都是常态。

你可以不懂中国话、不懂中国文化,会喝就行。

无怪乎老外感叹“中国就是个大party”,party上不认识人没关系,语言不通不要紧,酒量甚至也无所谓,只要你自己High起来,似乎就足够了。

几千年来的中国人在这方面并无多大变化。

喝吧,中国!

上海一席谈

对吃至今有敬畏之心

像北京那种一个饭局人越吃越多的事情,在上海基本是没有的。

又不是去充军,在上海吃饭不可以临时抓人。

文/陈村

我1954年生在上海,前半生很少遭遇饭局。

当时的平民百姓,极少有机会去饭店吃饭。

民以食为天。

在贫困的日子,日常的生存都有问题,遑论到饭店奢侈。

《上海的早晨》一书中,资本家们每周要聚餐,那是特例。

毕竟是新社会了,最好是偷吃,只吃不说。

他们虽然有钱,一旦被检举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会倒霉的。

不是么,文革中,那些吃得好的人一一吃了苦头。

因此,对吃我至今有敬畏之心。

那时的人体形都很好

那时上海的饭店很少,出名的屈指可数。

据说有青年工人每月发工资后找一家聚餐,劈硬柴(即AA制),下次换一家。

这样的事情我只听说,没亲眼见过。

当时的青工当3年学徒,满师后月工资是36元,加奖金共41元,虽然最便宜的大米13.70元/100斤,但上海牌手表要120元一只,抵3个月工资。

那时没房子可买,但结婚总要结的,这点工资不可奢侈。

因此,有限的上饭店多数是谁结婚了摆喜宴,或死人了吃豆腐饭,所谓红白喜事。

结婚的菜比较丰盛,台面上被吃得一干二净是很丢脸的。

当然来客肚中油水虽少,积极进餐,但还是给主人家面子的。

上海的饭局一向有打包传统,办婚事的家庭会带上钢精锅,将吃剩的菜连汤带水端回家。

那时真是太没吃了,革命如火如荼的年月,冬天买一棵黄芽菜都要凌晨起来去菜场排队,缩着头等候开秤。

被全国人民羡慕的上海人,过年是可以买冰冻家禽的,买了鸡不可买鸭,一户一只。

要是乡下没亲戚,这只死鸡就是当年见过的唯一的鸡了。

那时的人,一天一斤米还是饿。

那时的人,体形都很好。

我后来说,好日子要来得早啊,当年要是有车有房有自助餐,那是什么日子!

年轻人听懂房子车子的好,听不懂怎么有自助餐也算个事情。

他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更不知道,对付好日子不光要好的心肝肺好胳膊好腿,还要好牙好胃口。

能将人请来才是本事

现在,请人吃饭不是本事,能将人请来才是本事。

通常能不去就别去了。

这年头可能没房子,谁还没吃的?

跨过半个城市赶去吃顿饭,交通是这么乱,打车又那样难,开车还不能喝酒,一吃就是半天,真要有个好的由头才行。

像北京那种一个饭局人越吃越多的事情,在上海基本是没有的。

又不是去充军,在上海吃饭不可以临时抓人,饭局都是预约的,有时再三切磋,寻好彼此方便的时间。

做这事也要有高手,他出马就搞定,一般人弄不下来的。

上海人对两样吃的情有独钟。

一是咸菜。

咸菜是至味,一有此君滋味立刻吊起来,比味精鸡精好得远。

无论咸菜毛豆、咸菜豆瓣酥还是咸菜黄鱼,都是绝好的东西,词序上咸菜都是先说。

这本是家常菜,近年饭店也热衷起来,供旧人怀旧,新人尝新。

二是大闸蟹。

是不是正宗的上海人,看他对大闸蟹的态度就行了。

比较老派的上海人思乡,首先在思这两样。

那种原生在上海,后来去了外乡的朋友感觉上多少要打点折扣。

譬如一位自称吃货的美食家朋友,文采斐然,一字千金,但去广州客居后写的吃蟹经有穿帮镜头——他竟教人先吃蟹脚。

蟹是必须热吃的,所以在家享用最好,即便没有宝玉黛玉作伴,也不必到王宝和酒家的。

热热之时不吃蟹黄蟹身,先啃蟹脚蟹钳,全然没道理。

蟹脚掰完了,没有执手,蟹身捧在手心里像只馒头,如何下口呢?

吃蟹是俗事、麻烦事,但越俗越麻烦就越要吃得雅,这才见品位。

公费宴请不是常态,我们只聊自费的。

在上海吃饭先上点评网,选好饭店,有地图,有吃过的网友评论,有报价。

现在浦东很出名,被新上海人推崇备至,但一个私人饭局,如果不怕一个人吃,极少有在浦东的。

普通人的自费聚餐,一上饭店非要点鲍鱼、鱼翅、海参或奇形怪状海鱼的食客较少;口味刁钻,非要拼死吃河豚甚至四腮鲈鱼的也少。

能将普通菜色做出好味道,这才是真本事,才会口口相传,生意兴隆通食道,财源茂盛达舌头。

上海的饭店现在数不胜数,普遍水准也高多了,没人敢说自己吃遍的。

这城市其他生意红了就黄,只有饭店永远热闹。

有些人热心于发现哪里有新的好吃,对另外一些人,无论吃什么其实已不兴奋了。

饭局的本质是“吃人”

饭局的本质是吃人,人有趣才吃得高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常鱼找鱼虾找虾,要是鱼虾混吃,场面上就很冷清,或故作不冷清,一个个心怀鬼胎似的。

跟我一起吃过饭的有意思的人很多,挑两个说一说。

譬如阿城,我们称他阿老,他出生于1949年的清明节,自称是旧社会过来的人。

阿老一来,消息就在城中一对一传播,好事分子也跟着来了。

平时请她吃饭百般推脱的毛尖教授都会出现,以非常罪非常美的神态盯看阿老。

阿老的吃饭才叫吃饭。

他不喝酒,只喝茶。

一桌的菜,花里胡哨的那些不大去夹,喜欢的是猪大肠(上海的饭店称作圈子,有本邦传统名菜草头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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