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在我国古代文献发展史上的作用历史学论文历史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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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在我国古代文献发展史上的作用历史学论文历史论文
《史通》在我国古代文献发展史上的作用-历史学论文-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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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是中国及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着，是我国史学早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着作。
同时，《史通》在我国古代文献发展史上也具有开创性价值，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创正史杂史之分，开以史研经治学之道
《史通》将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统称为正史;而将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归类为杂史。
《史通》站在中华大文化的高度，首次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开经史一体之先河，对当时及今后史风的进步影响甚巨。
《史通载言》指出: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
而《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
孔子既着《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
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六家》），从中可以看出《尚书》重在记言，《春秋》重在记事，而《左传》乃专门为注释《春秋》而作。
《史通》还认为《尚书》《春秋》《左传》以及《易》《诗》《礼》等皆可入史，都属于史书的范畴。
提出:
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
自汉已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
总体来看，《尚书》《春秋》《左传》等记言记事的典籍，属史无疑。
《诗经》大部为国事而作（《国风》是歌咏各国之事，《颂》《雅》是讽咏王室之作）。
《礼经》主要记载古代典章制度，在后世本是史之一部。
《乐经》虽然失佚，但可知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状。
《易经》一书，看似与史无关，但诚如司马迁所言《易》本隐之以显，《春秋》推见以至隐，意思是《春秋》是显明之史，而《易经》则蕴含史之精华。
2明晰例溯源之法，拓经史目录分类之学
历史典籍十分浩繁，如何对其进行科学分类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是一项复杂的基础性工程。
《史通》在对经史书籍梳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成功的诠释和分类，对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2．1明确史部划分
《史通》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
这样的分类，系统、科学、周延，成为后世史书编撰的基本体例。
《史通》开创了历史文献的二分法，它既重视正史的研究，提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
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又肯定了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所谓的杂史的地位，提出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
《史通》的二分法虽有局限，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越过正统史观的雷池，非常难能可贵。
特别是，《史通》在编年目录上有开创之功，为后世史书所沿袭。
2．2聚焦史注之别
古代治学治史，注释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与经史子集相辅相成、珠联璧合，共同推动了古文献学的发展。
《史通》在史注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训诂。
训诂之学，简单说就是解释之学，就是用浅近的时代语言或丰富的材料解决史书的疑难。
《史通》十分推崇这样的史注，提出:
昔《诗》《书》即成，而毛、郑立传。
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史通》对六家及有关偏记小说，在形训、声训、义训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当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二是补阙。
就是对一些原文简略的史书在史料上进行补充。
三是自注。
就是史书作者，对自己撰写的史书，在内容上或形式上进行注释。
《史通》对史注的分类是正确的，对后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由于历史条件和自身识见的问题，它对补阙和自注持消极的态度，提出: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
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
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这种观点是不足取的，各种史注各具特色，各有优势，都是对史籍的有益补充和阐述，关键问题在于质量的高低。
因此，对《史通》的观点，后世治学，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3深入追本溯源
《史通》在对历史文献的梳理研究中，特别注重追踪考核每部文献的来源、体例，注重搜集材料，多方印证，并据此对文献的撰写、注释、修改、演变等过程进行认真的考证和细致的描述，对后人研究史学、了解史实有非常大的帮助。
特别是对于秦末汉初的一些史籍，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世很多古书都是世人口授或根据私家藏书整理而来，谬误较多，《史通》对此类文献的考证，尤其谨慎、严谨。
指出:
属秦为不道，坑儒禁学，孔子之末孙曰忠，壁藏其书。
汉室龙兴，旁求儒雅，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时伏生年且百岁，言不可晓，口授其书，才二十九篇。
宣帝时，复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行之于世。
其篇所载年月，不与序相符会，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咸疑其谬。
再如对于《春秋》的考证，更是十分周详，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
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
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此外，《史通》还先后对《史记》《汉书》《三国志》以及东西晋、十六国等浩繁的文献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溯源，对于后人治史，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
特别是《史通》还详细记载了许多后世失传、遗失的文献资料，如十六国史等内容，对弥补后世空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文献资料。
3着辨疑去伪之力，求还原历史事实之真
历史是由人来书写的，受编着者品行、学识、地位等限制，文献的真实性受到很大限制，难以避免一些隐晦之事、虚妄之词，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淹没在史籍的背后。
对此，《史通》把对历史文献的考证辨伪作为一项核心任务，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
3．1文献存伪的突出表现
《史通》提到，有的因身份地位的不同，会导致史籍失真，肇有人伦，是称家国。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有的由于内心偏私，会故意歪曲历史，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
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有的品藻失守，不敢秉笔直书，致使黑白颠倒，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与朱云同列，冠之传首，不其秽欤?
;有的道听途说，产生谬误，若乃旁求别录，侧窥杂传，诸如此谬，其累实多。
案刘向《列女传》载鲁之秋胡妻者，寻其，了无才行可称，直以怨怼厥夫，投川而死。
轻生同于古冶，殉节异于曹娥，此乃凶险之顽人，强梁之悍妇，辄与贞烈为伍，有乖其实者焉。
另外，由于语言、风俗、地域的不同，致使一些历史也容易在描述和流传中失真失实。
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
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3．2文献存伪的主要原因
历史文献存伪，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历史条件的限制，社会环境的影响，语言风俗的差异，资料来源的问题，编着者身份、地位、品行、学识的限制等等。
但通过对具体问题、具体原因的分析，我们发现不外乎两个原因:
一是客观原因，主要是由于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不能真实完整地再现历史，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是主观原因，是编着者个人出于各种不足为人道的原因，故意歪曲历史，掩盖事实。
广陈虚事，多构伪辞。
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
对此，《史通》是大加挞伐，夫故立异端，喜造奇说何其鄙哉!
为了避免客观外在等原因造成的史籍存伪，《史通》强调要科学审慎、细致严谨、多方求证，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而对于内在的原因，则强调要增加学识、提升品德、讲究操守，必寻其本源务累清言。
则阅之心目，视听告劳。
核心就是要求做到坚持原则、尊重事实、客观公正、秉笔直书，不为外在干扰所惧，不为内在私心所扰。
3．3文献辩伪的基本方法
《史通》提出了文献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分析了造成文献存伪的原因，还提出了正确进行辩伪的方法。
一是实事求是。
《史通》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要坚持物理，尊重事实。
强调要运用天地之理来判断，根据古今事实来比较。
盖语曰:
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
又曰:
一物不知，君子所耻。
是则时无远近，事无巨细，必藉多闻，以成博识。
对此，有例为证，比如难曰:
夫人既从物故，然后加以易名。
田常见存，而遽呼以谥，此之不实，明然可知，难曰:
古今谓方牧二千石者，以其禄有二千石故也。
名以定体，贵实甚焉。
或曰观诸史所载，兹流非一。
必以多为证，则足可无疑。
上述两例就是从基本事实和基本常识道理出发进行辨伪的极好事例。
二是依据权威。
对久远的历史，在无法依据现实的道理、事实来判断时，特别注重以公认的权威文献和最新发现的文献为标准，通过分析比较，发现问题、解决纰缪。
比如，它指出夫编年叙事，溷杂难辨:
纪传成体，区别易观。
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其本书。
由此可见，向来治史，权威文献十分重要，对于辨别真伪，还原真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是注重联系。
世界上任何事物之间都是彼此联系的，只有从联系的角度出发，发现事实、判断是非，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史通》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善于从多重联系中，找到发现历史真相的钥匙。
比如，对于《春秋》、三传的关系，它指出:
盖《左氏》之义有三长，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着将来之法。
其长一也。
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
其长二也。
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所摭，实广闻见。
其长三也。
正是从这样的紧密联系中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左丘明和孔子的关系之密、渊源之深，足以说明《左传》和《春秋》具有直接的传承、注解关系，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真实可靠。
［参考文献］
［1］左新春．略论《史通》的文献学价值［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2
（1）:
4041．
［2］〔唐〕刘知几．史通［M/OL］．［2013－11－10］．
［3］刘治立．《史通补注》与史注［J］．史学史研究，2005（3）:
4448．
［4］孙钦善．刘知几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J］．文献，1988（4）:
22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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