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区域文学研究的空间形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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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区域文学研究的空间形成

探索区域文学研究的空间形成

　　就当代对区域文学研究的性质认识而言，存在多种分歧，有人认为它是传统地域文学的含义，有人认为行政区划才是理解关键，有人强调地理环境因素，有人强调人文精神因素，有人看重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有人把意识形态作为先导，有人偏重区域文学的民族性方面，有人认为在世界文学到来时刻民族文学已经算不了什么，有人认为区域文学仅仅是民族文学的构成部分，有人主张区域文学独立甚至学科化，等等，孰是孰非，莫衷一是。

各种争议均来自对区域文学性质的认识，因为，性质决定了观念、方法、范围、构成、价值、目的。

分歧往往带来的是各家要么尊己薄彼，要么各行其是，致使理论难融、力量难调、标准难定。

有鉴于此，本文试从关系视角出发，在对各家观点加以梳理、辨析的基础上，力求发现各种观点背后的深层联系，进而建立区域文学性质的阐释空间：

这个空间主要由六个层面构成，分别是地理环境层、生产方式层、地域文化层、区域文化层、意识形态层、全球区域化层，六个层面每一个层面都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各个层面之间存在基础、条件、延伸、对话、超越、引领等多重关系。

　　一、地理环境层面

　　我国新时期以来对区域文学研究是从恢复与延续传统开始的。

我国早已形成江淮文化、徽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河洛文化、岭南文化、东北文化等文化区域，每一个区域都以其文化差异形成独特的审美经验与艺术传统，从古代的《诗经》、《楚辞》到现代的京派、海派的艺术特色，无不含有地域环境对文学的浓重影响。

在西方，以希腊、意大利、法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与以英国、德国、丹麦、瑞典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差异，在18世纪的史达尔夫人文论中得到总结，环境因素被实证主义文论家泰纳列为决定文学的“三要素”之一。

越是早期的人类生活越是受到地理环境的深重影响。

近代以来，人类同环境的关系越发复杂，当代的生态文学论其主旨正是在文学领域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研究。

人类生活首先是自然，然后才是政治与文化，就关系而言，地理环境是基础，它制约有时甚至决定了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区域文化、审美精神，因此，敬畏自然、遵循自然、歌颂自然、表现自然、回归自然，就成了文学艺术表现的重要主题。

大漠孤烟直之于塞外、八百里秦川之于秦腔，不是身临其地，必难深解其情。

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大学袁行霈把在日本讲学的讲稿《中国文学概论》整理后在国内出版发表，书中第三章讲述的是“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主要观点有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中国文学在民族统一性之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他通过对中国文学区域性的历史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二是提到邹鲁、荆楚、淮南、长安、邺都、金陵、河南、江西、大都、江浙、岭南、蜀中等地曾是文学家们集中活动的中心，体现出从地理环境方面认识作家与文学的意识;三是认为以往中国文学研究多注重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文体的描述，而对地域研究这一重要方面，却被长期忽视。

①袁行霈主要是从地理环境层面来研究区域文学，这对已经长期荒芜了的区域文学研究来说，有开疆拓土之功和承前启后之力，对接下来更加深入的区域文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层基础。

　　二、生产方式层面

　　恩格斯曾于1890年在写给保尔•恩斯特的信中，通过对挪威与德国的生产方式的对比，历史地分析了易卜生的《人民公敌》、《玩偶之家》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造成人物性格不同的原因，批评了恩斯特在评价挪威文学时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而任意裁剪历史，把唯物主义方法当成了现成的公式的错误做法。

恩格斯指出，恩斯特是把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到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事实是，两者有着天壤之别，德国小市民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创造力，是因为他们遭受到革命的失败后反动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后来“三十年战争”的摧残，而挪威社会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状态，挪威的农民从来不是农奴，挪威的小资产阶级是自由农民之子，他们具有坚强的独立性格和首创精神，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他们是“真正的人”。

恩格斯这封信为从生产方式上分析文学作品提供了典范。

生产方式，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它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系。

生产方式处在一个社会的基础层面，决定着人们的吃穿住行，也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与情感，因此，也必然成为文学研究中所考察的基础层面。

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改革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思想原则，必然深刻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观念的形成，《人到中年》、《狗日的粮食》等新时期一些优秀作品，自觉从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吃穿住用层面展开对社会与人性问题的思考，有的学者正试图开辟文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我国现有的基础理论也是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把文学创造定性为艺术生产的，这些都说明从生产方式层面研究文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它比地理环境层面更加靠近人的生存本身。

1994年《江海学刊》刊登了陈庆元的《区城文学史建构刍议》文章，该文在批评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否定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联系两种错误的极端观点之后，认为正确对待地理环境的前提应该是，“在承认不是地理环境而是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的同时，又看到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发展，并非由地理环境决定的，但地理环境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影响该区城的文学发展”。

②陈庆元在理解区域文学性质时，没有把地理环境因素和生产方式因素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它们都是区域文学研究要考察的要素。

应当看到，陈庆元观点的提出有着特殊的语境背景，我国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意识形态领域形而上学严重，不顾经济基础的历史条件，脱离实际，大跃进、放卫星、搞破坏、反传统，在意识领域以极其夸大渲染为能事，所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文化精神领域流毒甚深，难以一时肃清，在这种背景下，突出生产方式对区域文学的决定作用，就具有格外意义，它有助于把文学从悬浮的天空中拉回大地，促使它重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里。

　　三、地域文化层面

　　文化具有多个层次，粗略上可以四分：

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而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往往保存在高级形态的心态文化层中，在这个层面存有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

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上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果，因此，它所面对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我国长期社会进程所形成的那些文化区域，历史而自然地对这些文化传统给予了类型划分，虽然这个空间比较起行政区划来要模糊得多，但是，这决非什么弱点或缺陷，而这就构成了它本身存在的方式与特点，因为，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高级文化形态保存在人类的精神层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物质条件的限制，也就不能单凭地域空间、区域性的生产方式特点和行政区划手段等强加定性。

严家炎在1995年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序言中，对区域文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观点，在他看来，过去人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对构成人文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他认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

确切点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

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

③严家炎从人文精神层面认识区域文学自是高出一筹，他所突出的正是文化传统对文学的重要决定与影响。

我国近些年在地域文学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绩，如，马清福的《东北文学史》、陈永正的《岭南文学史》、谭兴国的《巴蜀文学史稿》、杨世明的《巴蜀文学史》、邓经武的《20世纪巴蜀文学》、高松年的《吴越文学史》、丁帆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等等。

　　四、区域文化层面

　　地域文化层面重在历时性的文化传统，区域文化层面重在共时性的文化当前，地域文化主要在人文精神长期稳定的结构方面，区域文化则在行政区划性质上把区域文化的各个层面协调统一成一体。

2002年周晓风发表文章《区域文学—————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该文从行政区划上对区域文学认识再提出新的观点，“区域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从社会的行政区划出发，从中引出区域文学发展的固有规律，因而不同于对自然形成的地域文学的研究”。

④以行政区划来划分，便于组织成统一的行动，从自然条件到生产方式，从地方行政制度到区域文化政策，从文联、作协到各级宣传、管理部门，从组织学习到创作发表，从出版审查到提供阅读，从传播媒介到文化产业，等等，从而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

从地区的经济建设、人民的生产生活、社会的人际关系、人民对政府的态度、区域物质与文化发展、个人的理想实现、人民的幸福指数等方面，为区域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与途径。

事实证明，近些年来，无论是在独立的区域文学史写作方面，还是区域文学与区域文化的关系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收获。

如，李伯齐的《山东文学史论》、乔力等的《山东文学通史》、陈伯海的《上海近代文学史》、王文英的《上海现代文学史》、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展史》、崔洪勋等的《山西文学史》、王嘉良的《浙江20世纪文学史》、陈书良的《湖南文学史》、孙海洋的《湖南近代文学》、王齐洲、王泽龙的《湖北文学史》、王永宽、白本松的《河南文学史》、吴海、曾子鲁的《江西文学史》、陈书良的《湖南文学史》、刘洪涛的《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马丽华的《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李怡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魏建、贾振勇的《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费振钟的《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等等。

只是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缺乏对区域文学不同内涵比较的视野，使在区域文化视野上的区域文学研究还不够自觉，这就容易造成凝聚力不足、问题不明显，以及重复性研究等问题。

　　五、意识形态层面 

如果把前几个层面的研究看成是拓展的话，那么，意识形态层面的研究则更多地表现出凝聚，它负责把作为具体研究领域的区域文学与作为一般研究的民族文学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应当看到，新时期的区域文学研究热潮是伴随着“重建文学史”的口号兴起的，显然这个文学史在性质上还不是区域文学史，而是民族文学史，区域文学史还仅仅是它的基础与材料，而“重建文学史”实质性意义就是重建民族精神史，这是意识形态的直接任务。

另外，在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背景面前，各类文学研究都不可能不带有从困境“突围”的性质，这就和原来的指导性的观念、原则、方法等构成了对话和发展关系，区域文学研究依凭比一般文学研究更加具体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一般文学理论因为脱离文学和生活实际而导致的形而上学思想僵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文学研究可能在一般理论和文学现实面前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实现意识形态在审美领域的调整、革故与深化。

2002年《文学评论》发表了郝明工的《区域文学刍议》一文，该文对区域文化再作新的概括，“所谓区域文化就是：

在民族国家之内、在特定时期与环境之中存在着的，呈现为地域文化地方文化的二分，拥有意识文化、地区文化、地缘文化、民族文化四大基本构成要素，并且具有着意识形态主导性、行政区划限定性、人文地理稳定性、民族归属独特性这四大特征的阶段性文化现象”。

⑤相应的，他对区域文学的定义则是：

“所谓区域文学，就是以区域文化为审美对象，拥有意识文化导向、地区文化限度、地缘文化特性、民族文化底蕴这四大文化内涵的文学现象。

”⑥该定义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它把意识形态性作为区域文化四大特征的首要特征提出，这就把区域文化、区域文学的性质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郝明工在文中还提出了区域文学研究的“大文学”、“大文化”思想，“如果对区域文化进行的认识需要基于大文化观，那么，对区域文学的把握则需要基于大文学观，从而使文学与文化之间的文本联系能够得到一种基于历史的审美阐释”。

⑦这就远远超出了以往的视界。

可惜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