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政治晚年汪精卫心路试解之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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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政治晚年汪精卫心路试解之五
诗与政治——晚年汪精卫心路试解之五
【傅国涌按：
此文长23501字，分了五次，一个星期，终于连载完毕，给有心人看，也盼得到有心人指正。
我的解读只是一家之言，是看了余英时先生和叶嘉莹女士解汪精卫双照楼诗，觉得我还能说一些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所以讲了一次，感谢阿秋和振新还有我太太将录音整理出来，我又校对、增删，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落落一人而已1940年，他填了一阙《虞美人》：
秋来凋尽青山色，我亦添白头，独行踽踽路堪悲，况是天荆地棘作何归。
闭门不做登高计，也揽茱萸泣，谁云壮士不生还，看取涛声阴影满人间。
同一年又有：
《迈陂塘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晚饭时家人忽以杯酒相属问之始知为五年前余为贼所斫不死而设也因赋此词》：
叹等闲。
春秋换了。
镫前双鬓非故。
艰难留得余生在。
才识余生更苦。
休重溯。
算刻骨伤痕。
未是伤心处。
酒阑尔汝。
问搔首长吁。
支颐默坐。
家国竟何补。
鸿飞意。
岂有金丸能惧。
翛翛犹剩毛羽。
誓穷心力回天地。
未觉道途修阻。
君试数，有多少故人，血作江流去。
中庭踽踽，听残叶枝头。
霜风独战。
犹似唤邪许。
“叹等闲。
春秋换了。
”他感叹自己的“中庭踽踽”，跟前面的“独行踽踽”相呼应。
这两首词都被收入了当时的大学国文教科书。
1941年后，他写过一首诗《题画》：
负山于背重千钧，足趾沾泥衣着尘。
跋涉艰难君莫叹，独行踽踽又何人？
在他的诗词中，“独行踽踽”出现的频率竟如此之高。
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只剩下一个人了，特别孤立。
他给妻子的《水调歌头辛巳中秋寄冰如》：
一片旧时月。
流影入中庭。
问天于世何意。
岁岁眼常青。
天上琼楼皎洁。
人世金瓯残缺。
两两苦相形。
拂衣舍之去。
欹枕听长更。
饫孤光。
似冰雪。
夜冷冷。
银河清浅。
怎载得如许飘萍。
鸿雁北来还去。
乌鹊南飞又止。
无处不零丁。
何辞千里远。
共此一窗明。
他在这些诗词中总是孤苦伶仃，独自一人。
贵为石头城上头号人物，却处处说自己是孤苦伶仃，踽踽独行。
这却是那个时候他真实的内心世界。
再读他的《题杨椒山先生手书诗卷》：
缠绵忠爱何时毕，万劫难灰一寸心。
化作松筠庵畔月，孤光长照后来人。
看，“孤光长照后来人”。
前面《水调歌头》中有“孤光”，这里又有“孤光”。
这是1942年12月15日发表的诗。
他不断重述“孤光”、“踽踽独行”。
这些诗词，呈现的正是他生命深处的那种孤独处境，以及他的文人气质，围绕他身边的只有一些二三流的角色、病态的文人。
确实无人能真正理解他，连他的妻子也无法理解他内心的痛苦。
他认为自己是寒梅、秋菊、竹子，是一片冰心在玉壶。
他一生的功名事业可以说是失败的，也可以说是“高处不胜寒”，这一切只有在他的诗词当中传达出来，那是他内心最凄楚也最真实、最有血肉的一面。
在民国的政治舞台上，他是多少人心目中曾经的大人物，最后却落入了如此的凄凉，整个生命几乎弥漫着一种凄凉的氛围。
我想起鲁迅评《红楼梦》时的一句话：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一人而已。
”用这句话来形容汪精卫，难道在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精卫一人而已”吗？
显然不是，但是他确实陷入了悲凉之雾当中，并呼吸而领会之，他的内心是孤独的，他不断在诗词中传达这种孤独与凄凉。
《百字令·春暮郊行》：
茫茫原野，正春深夏浅，芳菲满目。
蓄得新亭千斛泪，不向风前枨触。
渲碧波恬，浮青峰软，烟雨皆清淑。
渔樵如画，天真只在茅屋。
堪叹古往今来，无穷人事，幻此沧桑局。
得似大江流日夜，波浪重重相逐。
劫后残灰，战余弃骨，一例青青覆。
鹃啼血尽，花开还照空谷。
这种孤独和凄凉是他自己的。
胡兰成的回忆录《今生今世》用“渔樵闲话”的题目来回忆波澜迭起的抗战岁月，听起来好像是清风朗月，多么的轻松如许，在《双照楼诗词稿》中，这首《百字令》也是“渔樵如画，天真只在茅屋”，上阕写得轻轻松松，春风夏景，但是到了下阕，却是“劫后残灰，战余弃骨”，“花开还照空谷”。
“渔樵闲话”的背后是血泪政治，是杜鹃啼尽热血。
渔樵闲话，并不是真正的渔樵闲话，如同渔樵如画也不是真正的渔樵如画，因为对应的是“鹃啼血尽”，诗的后面才是真正的历史和人生。
有时候用诗来解史，比用其他史料更有力量，其中有他的真情感。
光有史料，有周佛海的日记，陈公博的回忆，胡兰成的回忆，能否解开汪精卫晚年心路？
解不开。
那都是外面的，只有透过他自己的诗词，才有可能走进他真实的内心，触摸他晚年的心路，解开他生命的密码，解开那个时代的历史。
1941年6月14日，他在去日本的途中，想起已故的方君瑛、曾仲鸣，悲从中来，写下这首《六月十四日为方君瑛妹忌辰舟中独坐怆然于怀并念曾仲鸣弟》：
又向天涯賸此身，飞来明月果何因？
孤悬破碎山河影，苦照萧条羁旅人。
南去北来如梦梦，生离死别太频频。
年年此泪真无用，路远难回墓草春。
山河已经破碎，书生的泪无用，生离死别太多了，留下的是萧条，留下的是墓草，是怆然涕下，在他的诗中，已经没有欢欣，没有安慰，没有未来，没有盼望。
从少年到花甲，汪精卫的《六十生日口占》诗中同样充满凄凉。
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
那一刻他知道已无路可走了，他一个人独自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
当他六十生日的时候，他写下的不再是当年“不负少年头”的豪气。
他的诗里面，没有一丝的喜悦、得意和骄傲，有的只是悲慨和凄凉。
贵为南京政权的头号人物，他的笔下，流露的完全是一个旧式文人的情怀与寄托。
这与他在现实中的处境相关，1942年1月16日他与日本大使重光葵会谈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
“最所希望者，就是在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能使日中事变得到解决，回想起来，时至今日，还没有能达成这一志向，真是遗憾。
自己是想完成一种所谓消防人员的作用，所以才跳出来的，但是没有能发挥消防的功效，火势反而更加旺盛了起来，这是不胜惭愧之至的事情。
”也可以说他在诗中流露的也常常是这样一种惭愧之情。
1943年3月26日，他离开广州时，写下了《三月二十六日别广州飞机中作此寄恂儿》，这是给女儿的一首诗：
秦淮绿柳未抽芽，南海红棉已著花。
四野春光融作水，千山朝气蔚成霞。
老牛含笑看新犊，雏鸟多情哺倦鸦。
乍喜相逢还惜别，却愁风雨阻行槎。
本来这首诗一直都很欢快，很平和，可是到最后还是“却愁风雨”，他的内心依然笼罩在那个时代的悲凉氛围里面。
哪怕是儿女情长也难以逃避那种风愁雨愁，他最后的生命状态就是脱不开的孤独，挥不去的凄凉。
他最后的人生和政治生涯，留给我们的是难以言传的内心伤痛。
但是我们看他留下的遗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一些思考还是相当有分量。
“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
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
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者之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
对于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不失其自信及自重。
将来战后两国能否有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政府对日之宽大政策。
”这最后一番话，传递的是他的盼望。
首先是希望部下将来不要拥兵自重，不要分裂国民党，要有国家观念。
这番叮嘱一年后即成了现实。
日本投降时，南京还拥有60万大军，没有发一枪一弹，乖乖降服了，我觉得这与汪精卫、陈公博这些人的态度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他们没有想过拥兵自重，虽然当时他们在江浙沪，长江三角洲最繁华的地方还在他们手里。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也强调“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是他的最大原则。
1945年8月16日早上，陈公博、周佛海他们就宣布解散南京政府，发布宣言，要求各将领以统一为重，不得有轨外行为，更不得意图割据。
这和汪精卫遗嘱中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
他的遗嘱中还有一句关键的话：
“而中国局面之收拾，则诚为不易，战后大难，更有甚战争之破坏……”这是他作为政治人物的见识。
中日战后将遭遇更为严重的大难。
我想到了1937年他在汉口召集旧日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中央负责同志及各省负责同志的时候，和周德伟之间的对话，当时讲到了共产党问题，这就是战后的“大难”，这个问题他那时就想明白了，他之所以要走出这步险棋，把自己陷入绝境，也跟他对战后的预判有关系。
他认为真正的灾难是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所以他宁愿和日本人合作，也不期望共产党获胜。
这件事他在1937年就讲清楚了。
周德伟在1930年担任过国民党湖南改组委员会的书记，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骨干。
开会结束时，汪精卫留下谷正鼎和周德伟两个人，说了下面这番话：
“今全面战争爆发，必须改革政治，各方放弃私图，作十年之打算，尽最大之忍耐，国际形势必有变化，不致让日本独吞中国及远东。
若均如正纲等之随声附和，摭拾流行口号以自炫，行见国民党之政权不数年即将让渡于共产党，此乃余之大虑。
”周：
“汪先生何必仅言国民党之政权，易为民族生命即将断送，岂不更显阔大？
”汪：
“余随孙先生从事国民革命数十年，梦寐不能忘党，究不如周同志新自海外归来，头脑灵活也……”（《落笔惊风雨》，445页）同样的话，他在不同的时候都有过表达，就是忘不了国民党的政权，令他耿耿于怀的是国民党的政权，用不了多久就将让渡给共产党,“此乃余之大虑”。
从1937年再往前，1933年，顾孟余电告时在欧洲的汪精卫：
“公宜居国外，以待形势之变化，并多接纳留学生主办刊物，主张抗日反共，反对军人主政及独裁政制，尊崇法治！
”另有密函说：
“此一形势不待二年即可成熟，公返国组府后即宣布定期实施宪政，团结全国人心，一切行政及地域分配大公无私，各方必可响应。
”汪精卫愿意接受顾孟余的谋划，但陈璧君不愿在欧洲苦等，她说：
“若依顾孟余之计画，待蒋军溃败，则共产党或已先吾辈去的政权，不如从速返国应变。
”妻子的话对他有太大影响力，这个时候他对妻子的感情至少已从爱到了敬了，所以他就听了妻子的话，3月17日到上海，29日销假，继续为行政院长。
（《落笔惊风雨》，364-365页）他的许多选择，都是怕共产党先得了江山，这个心理还一直可以往前推。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1937年7月庐山谈话会的时候，汪精卫私下对周德伟说的话：
“中国真将亡国，国民党之政权必迅即为共产党取代。
故共产党之为祸，更甚于日本。
余不忍孙先生之事业毁于一旦，故余宁跳火坑以救国，盱衡国际形势，英美各强国终不能让日本征服中国，独霸远东。
……今日国际形势，数年后当有大变，此即吾人反攻之时也。
”（《落笔惊风雨》，357页）1937年他就说国民党要为共产党取代，认为“共产党之为祸更甚于日本”。
1937年离1949年的政权更迭还有十二年，汪精卫有先见之明，他知道这样下去，国民党政权一定会被共产党取代。
苏雪林回忆，“自从西安事变之后共产党势力日长夜大，出了无数小册子替他们宣传，所以抗战爆发前夕汪精卫来武汉，在市上买这种刊物，一买便买了六百多种，他大为惊骇，知道今日之域中，将成为共产党之天下，遂不惜牺牲他以前的宝贵名誉，投靠日阀，成立伪组织。
”（《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20—121页）苏雪林记忆的时间可能有误，这事应是在抗战爆发后，1938年1月24日，王世杰在日记中记着：
“近日中央鉴于‘人民阵线’分子与共产党之宣传日烈，亟思设法对抗。
近日下午由汪精卫先生约集多人商组‘艺文编译会’，并已由蒋先生允拨月四万元。
主持之人已经蒋、汪预定陶希圣、周佛海。
”到2月6日，王日记又及此事：
“近来‘人民阵线’分子及共产党之活动，颇使蒋先生不满。
汪先生尤为愤恨。
因此，蒋、汪一面拟由中央一种‘艺文编译会’，纠合党内外人士，与共产党作对抗的宣传，一年，蒋先生仍拟促共产党并入国民党。
”可见汪的“尤为愤恨”给王很深印象。
3月3日，蒋、汪嘱周、陶组织“艺文研究会”，自办刊物，并津贴各处意见相同的刊物。
这与主持宣传部的邵力子意见不同，邵倾向与联络共产分子。
当天，在汪组织的茶会话会上，邵与陶等争执颇烈。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85、89、97页】周为总务总干事，陶为研究总干事。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汪精卫还对陶说，“你们艺文研究会的缘起很好”。
【《陶希圣年表》未刊稿，范泓先生提供】3月26日王世杰日记又提及：
“近来中央方面，接到许多密告，均谓共产党暗中仍在继续宣传反抗本党，及其他阴谋。
并搜集共党在其延安所办大学中之林彪等讲稿，稿内详述如何分化本党与使本党孤立之法，并称彼等主张抗日，只是一种口号。
今日汪先生在国防会议中郑重提出报告。
”【《王世杰日记》上册，103页】在这一问题上，汪确比蒋更为敏感。
汪精卫之所以宁愿“跳火坑”，怕共产党取得江山，确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他自重庆出走之后，致电给原来的部属彭学沛，就说自己的离开，“系因中央不愿考虑议和，且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
”（《王世杰日记》上册，167页）当年12月29日，他发出著名的“艳电”即强调了“防共”的目的。
1939年1月30日，他说得更清楚，中日之战拖得愈久，“中国国民愈穷，财愈尽，共产党人愈有凭借。
”（汪精卫《答问》，转引自李志毓《惊弦：
汪精卫的政治生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177页）这样的想法也并非他一个人有。
1937年10月7日，周佛海日记记着，萧铮、叶溯中和他谈话中，都认为战争这样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也。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79页）这一判断是和汪是一致的。
1939年1月3日，汪精卫出走之后，罗君强在重庆对陈克文说，自己对汪的提议“甚表赞同”，“照现在的情形抗战下去，愈战中国愈弱，共产党则愈形得势，愈见发展，要防止共产党的祸害，非早日和日本讲和不可。
”（《陈克文日记》上册，345页）罗君强跟了汪，与自身因男女关系受蒋介石责罚有关，但不能说与他的这一判断无关。
他们那么早就认定，这场和日本人的战争这么打下去，就是把自己的力量消耗了，等于为共产党打下红色江山。
历史就是如此地诡谲，汪精卫最后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孤独人物，但不能说他的每一步判断都是错的。
1941年6月23日，他从日本宫崎滔天的夫人那里看到《民报》时代的一张合影，当时正是革命党在萍乡醴陵起事失败后，他和黄兴将到广州再谋举事前一日，照片中共有七人，有他、有黄兴、有章太炎、有林时塽等。
他万感交集，填了一阙《金缕曲》：
小聚秋声里。
近黄昏篱花摇暝。
庭柯雕翠。
残叶辞枝良未忍。
耿耿护林心事。
正呜咽风萧易水。
三十六年真电掣。
剩画图相对浑如寐。
谁与揽。
澄清辔。
故人各了平生志。
早一坏黄花岳麓。
心魂相倚。
为问当时存者几。
落落一人而已。
又华发星星如此。
剩水残山嗟满目。
便相逢勿下新亭泪，为投笔。
歌断指。
转眼三十六年，故人都不在了，黄兴不在了，章太炎不在了，一起革命的那些人都不在了。
当年合影的七个人中只剩下他一个。
也同样传递了他那一刻“落落一人而已”的处境。
他的孤独不是一般的孤独，是极致的孤独。
1943年10月7日是重阳节，他在南京登北极阁，读元遗山的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从中来，填了一阙《朝中措》：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
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
为问青山绿水，能经几度兴亡？
此时，他已没有什么好心情了，大雁，落叶，黄花，斜阳，都让他想到兴亡的无情，历史的残酷。
如果说他的遗嘱中更多的还是一种理性的评判，那么在他的诗词中传递的却是感性的也是更深层的痛苦。
我们反复读他晚年的诗词，感受到的不是一个领袖，一个政治家，一个革命家的慷慨悲歌，而是一个文人不断的低回咏叹。
他确实是一个文人，一个诗人，骨子里不是一个政治家。
但是在那个时代他却成了烈士，又从烈士成为了背负千古骂名的汉奸。
这样一个人，一定是复杂的，一定不是平面的，一定不是简单化的。
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看见那个时代，看见中国的过去，一个文人在转型时代通过革命变成政治领袖，面对时代大变的内心苦痛。
汪精卫是不适合做政治家的，但他不幸而成了政治家。
他走过的这条道路有相当的痛苦，他在政治中不断沉浮，但是他又离不开政治，因为他自认为跟随孙中山，要终生为国民党效死命，所以他无法离开，但是他又没有跟上现代的步伐去更新自己的政治知识，尽心去追求学习，而把更多时间放在了诗词写作上，在他交往的朋友中有很多的文人，包括我们所熟悉的龙榆生、胡适之、徐志摩这些人，实际上他更倾向于成为诗人。
他在那个时代的处境和命运，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他的性格造成的，由他的骨子里的喜好造成的。
周德伟、陈克文等人对他的评判是正确的。
他是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复杂的人，一个充满了争议的人，也是一个悲剧的人。
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悲剧。
那个时代也是一个悲剧，不幸而被他言中了。
在他身后不过数年，国民党的政权转移到共产党的手中。
历史展开的每一个面向，都是复杂的，但是汪精卫想达到的救国目标失败了，他跳进了火坑，也未能拯救这个国族，最终连他自己的墓也保不住，他的妻子病死狱中，他的子女被迫离开了这块土地。
他的人生包含了多少的丰富性，多少的传奇性，都可以在他的诗词中找到轨迹，也许只有在他的诗中才能读懂这个人，摸到他最后的心路。
他的诗要远比我这里分享的更加丰富。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进入，还有另外的一片天地。
我只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用历史的材料来处理，不是文学的欣赏，而是历史的探究，主要是为了历史的真相，而不是文学的解读。
汪精卫过去了，又还没有过去，这不仅是他这个个体的命运，也是20世纪中国的命运。
【共分五次，连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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