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 字及相关诸字考辨.docx

楚简 字及相关诸字考辨.docx

《楚简 字及相关诸字考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楚简 字及相关诸字考辨.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楚简字及相关诸字考辨

楚简“”字及相关诸字考辨

　　楚简“”字及相关诸字考辨李运富我们在《楚简“”字及相关诸字考释评议》一文中介绍和评论了八种有代表性的意见，这些意见虽然都或多或少存在疑问，但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线索和有用的材料，使我们有可能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衡量，综合取舍，提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处置方案。

为了便于行文指称和便于对照原形，我们把前文归纳的14组字形复制在下面：

相关的未确释字1、辛——五行2、水+[辛+水]——五行性自命出3、业+攴——、语丛四4、[业+攴]+米——包山5、言+菐——包山五行穷达以时语丛一6、菐+戈——性自命出7、菐+刀——包山8、口+[菐+戈]——成之闻之尊德义9、心+[菐+戈]——性自命出相关的已确释字10、菐+臣——包山老甲语丛二11、[菐+臣]+木——老甲12、邑+菐——包山13、糸+菐——包山14、金+菐——包山上述各字中所包含的那个上部作三点竖或四点竖的近似形体，统一用“D”来表示。

我们认为，无论是对这些字形的认同还是别异，都必须联系所有相关的字形作总体分析，用系统论的原则和方法来处理其中的子项关系。

如果把楚简中从“D”的字当作一个总体来观察的话，会发现其中的个体有的可以认同，有的应当区分，就是说“D”可能不只一个来源，而是属于不同的字源系统。

这样考虑问题的话，我们就不会被一种思路所局限，从而便于吸收各家合理的部分，对不同的字源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

我们的初步想法是：

《五行》中两个独用的“D”可以看作“辛”的变体，借用为“辨”。

刘钊先生、董莲池先生、许学仁先生都指出[i]，古文字中的“辛”或与“辛”类似的形体有时可以在上面加饰笔而演变为“丵”，如《金文编》526页“宰”字所从“辛”作“”，而小篆的“凿”原来也是从“辛”的。

同时，许学仁还指出，古文字中的“辛”也可以在下面的竖画上加斜笔而类同刀形，如《古玺文编》1248号“”字，又如魏三体石经《尚书·无逸》古文“罪”所从“辛”作“”，还有《汗简》、《古文四声韵》中的“辛”字及偏旁“辛”许多也是下面作刀形，其实并非“辛”字从“刀”，也不是像董莲池分析的那样从“人”，只是原来的竖画稍斜，再加上一装饰性的斜笔就变成了既像“刀”又像“人”的形状。

设想一下，如果在演变成“X1”形的“辛”字下面也加上一个斜笔呢，那不正好就是第1组即《五行》中的“”吗！

所以我们认为《五行》中两个独用的“D”应该是“辛”字的变体。

《五行》的“辛”马王堆帛书有异文作“辩”，董莲池、许学仁二先生都认为是“辩”字之省，其实也可以看作“辩”或“辨”的借字。

因为我们尚未发现战国以前有“辩”字或“辡”字，唯一可依据的材料是《古文四声韵》引古《老子》有从言从辛的“辩”字，这个“辩”字应该分析为从“言”“辛”声，借声符字代替谐声字，是战国文本用字的普遍现象，如用“谷”为“欲”、用“者”为“诸”等，所以“辛”可以用为“言+辛”或“辨”。

楚简中从“言”从“D”的字之所以不释作“辩”，是因为那些“D”跟《五行》的“D”不一样，它们的上部虽然可以跟“辛”字变体的上部认同，而下部所从的“人”形是分离的，并且一般写作“又”，还有从“廾”从“大”的写法，这些写法都是难以归纳到“辛”的形体系统中的，所以“言+D”的“D”并非来源于“辛”。

可以释作“浅”的那个字中的“D”或从“辛”省，或从“辛”省从“水”。

上面已经说过，“辛”字及类似形体可以变体为“X1”或“X2”，所以我们同意刘钊先生把《古玺汇编》3982号的“”字释作“浅”，这个字的左部就是变体的“辛”字，全字从水辛声，应该是“浅”的异体字。

而楚文字中“辛”类的这种变体作构件时都简省作“”或“”，故第2组郭店简《性自命出》的“”是“浅泽”的合文，上部的“浅”字就从“水”从简省的“辛”声。

同组《五行》中作“浅”讲的“”，其右边的“D”上面是简省的声旁“辛”，下面又再从“水”，可以看作义符累增，犹“州”之作“洲”、“然”之作“燃”，所以是“浅”字的另一个异体。

刘钊先生认为楚简的“D”都是“辛”的变体，而《五行》两个“浅”中的“D”写法不同是因为辛字“所从的一竖笔两侧向上的斜笔因笔画割裂的原因个别的变成了点”。

我们不同意其它字中的“D”也是“辛”的说法，理由已见前文。

至于《五行》“浅”字的“D”也不等于“辛”，而是上“辛”下“水”，所谓“笔画割裂”比较勉强，因为从楚简其它“D”字可以看出，“”形就相当于“辛”形，是独立的部分，跟它下面的形体不是连着的整体。

如果“浅”字右边的“D”真是“辛”字“两侧向上斜笔”的割裂，那就应该像“X1”“X2”及“”中的“辛”那样，在割裂的四竖点之上与两横点之下不应该有一横，这一横本来就是“X1”或“X2”形下面两侧向上斜笔及其竖画的省并，所以不可能再出现割裂的四点。

而且，如果所有的“D”都是“辛”的变体，为什么其它字的“D”都没有“笔画割裂”，而偏偏“浅”字的两个“D”都同样地被“割裂”了？

这种整齐的形体分布，除了来源不同外，没有别的更好的解释。

许学仁先生也“颇疑其构形，从‘水’‘’声”，并注引刘信芳“亦考订郭店《五行》46之‘’字，应是以‘’为基本声符”，但不知他们把右下部的“水”形是像刘钊先生一样当作“辛”的一部分，还是跟我一样看成累增的“水”旁。

不过这个累增的“水”旁也可能是对“辛”字下部竖画及其斜笔的有意识改造，但既已改造成“水”，就跟上部分离成了两个构件，不能再把“水”看作“辛”的一部分，更不能把它跟“言+D”等字中的“D”认同为一。

相当于“窃”字意义的那几个字中的“D”应该来源于“业”。

许学仁先生也是持这种意见的，他说：

“郭店竹简《语丛四》中‘窃’字从攴业声，当隶定为‘业+攴’，古音‘窃’声在月部，‘业’声在怗部，‘窃’、‘业’月怗旁转，因得相假。

”“怗”部也叫“叶”部或“盍”部，在各家的音系里都跟月部是旁转关系。

后代读音跟“窃”相同的“怯”古音也是属叶部的，“业”字的繁形有增“去”为声符的，如《秦公簋》作“”，其实《中山王壶》的“”也可以看作从“去”得声，只是“大”为“业”和“去”的共享形体。

可见“去”应该有接近“业”的读音，因而“业”“窃”“怯”古音都是相近的。

就字形来说，“业”本像古代悬挂钟或磬的架子两端的柱子，上面是防止横梁滑落的短柱，下面是支架。

木制的支架形也像“木”字的形状，所以“业”的下部原本作“木”形，也可以作“大”形或交叉形，“大”形又讹作“火”形和“矢”形。

“业”字下部的这种变化有一个很好的类比材料，那就是“乐”，“乐”字下部也是像乐器的支架形，而写法也有作“木”、作“大”、作“矢”、作“火”的，可见把“”中的“D”认同为“业”，在形体演变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如此，第3组的“”字就应该是从“攴”“业”声的字，这个字是否就是“窃”的异体还不敢肯定，但第4组包山楚简中从“米”“”声的字应该就是“窃”的异体，因为“窃”原本也是从“米”的，而“”如果另有本义的话，则属于声旁字的借用。

这两组四个相当于“窃”的字样，其中的“D”下面都作“矢”形，跟第2组相当于“浅”的字和第5组相当于“察”义的字形体上造成整齐分布，说明它们来源不同。

至于《包山楚简》157号简的“”，其“D”旁下面也作“矢”，那可以理解为偶然同形，因为它们都是由“大”形变来的，但“大”形的功能并不一样，所以不能据此将所有从“言”从“D”的字都看作从“业”得声，因为“业”的构形是无法演变出“言+D”的“D”所包含的“又”“廾”“人”“刀”等部件来的。

“言+D”中的“D”应该来源于“仆”，是“仆”的省变体。

汉字中有“朴”等许多从“菐”得声的字，《说文解字》认为“仆”也是“从菐，菐亦声”，那“菐”是什么字呢，却没有人说清楚。

许慎说：

“菐，渎菐也，从丵从廾，廾亦声。

”徐铉注：

“渎，读为烦渎之渎。

一本注云：

丵，众多也。

两手奉之，是烦渎也。

”段玉裁注：

“渎菐，叠韵字。

渎，烦渎也。

菐，如《孟子》书之‘仆仆’，赵云‘烦猥貌’。

”这样的分析形义很难吻合，而且事实上文献中至今并未发现这个意义的“菐”或“渎菐”，可见许慎等人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金文中确曾出现过“从丵从廾”的字，如《伯晨鼎》、《多友鼎》、《王臣簋》等，但都用为“对”，可能是“对”的省变体，也可能是另一字借用为“对”，但都与“菐”无关。

那么，这个常作偏旁而读“pu”音的“菐”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认为实际上就是“仆”字之省，按许慎的分析方法可以叫作“仆省声”，而“仆”字本身并非形声字。

甲骨文“仆”作“”形，“象身附尾饰，手捧粪箕以执贱役之人。

金文字形渐变从‘人’，与小篆接近。

”其实不只尾饰，还有“辛”形的头饰。

后来省掉粪箕，把表示秽物的几点移到“辛”上，象形的人换用义符“人”移到左边，捧箕的双手变从“廾”，于是就成了金文中接近篆体的“”。

当然这只是基本形体，还有许多变体，都是可以看出演变线索的。

楚文字的“仆”另加“臣”作义符，而原来的繁化的“辛”形都省作“”或“”，“廾”也省换成“又”，于是就有了从“臣”“仆”声的“”。

出于布局的美观和书写的便利，从“臣”的“仆”往往进一步简化掉“仆”字右下部的“又”，并把“臣”字放在右下，于是形成“”“”“”等字样，有时省“人”不省“又”，作“”形，有时连“人”带“又”都省掉，作“”形。

可见“仆”作声符时是可以省掉“人”旁的。

包山简的“菐+阝”也有省与不省的多种写法，如“”可以算是全形，只是“人”挪到了右下角，而“”“”则是省略了“人”形的。

因此我们认为作为声符的“菐”其实就是“仆”，汉字中并不存在独立的《说文》训“渎菐”的“菐”。

“仆”字作为声符有许多变体，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可以省掉右下部而将“人”移到右下，右下的“人”又可以换从“大”，也可以只省掉人形而下面仍从“廾”，“廾”又可以换从“又”。

这些变体在已被确认为后来从“菐”得声的几组楚文字中都有出现。

如果比较第5组“言+D”及6至9组各字所从的“D”形，不难发现，后者的“D”跟前者的“菐”的写法总体上是对应的，它们都有下部或从又、或从廾、或从人、或从大、或既从“人”又从“又”、或仅留上部而省去下部所从等写法。

因而这些“D”是绝对可以跟“菐”字认同的，它们都是从金文“仆”字演变而来的，各种写法都可以从金文的“仆”字得到解释。

因此，我们说第5至第9组中“言+D”、“D+戈”、“D+刀”等字的“D”来源于“仆”形体上是完全可以讲清楚的，不仅有从“仆”到“D”各种形体的演变线索，而且有已释的从“菐”得声的字的形体系统的事实证明。

那么，这个从“言”“菐”声的字究竟是什么字，为什么会跟“察”构成异文呢？

我们认为“言+菐”就是葛英会先生提到的《集韵》的“言+仆”[ii]。

《集韵》训“以言蔽也”，实际上是用同义词“蔽”来作训释词，之所以要加上“以言”，是因为“言+仆”字从“言”，为了强调形义之间的联系而已，这是《说文解字》以来形训家们的惯用方法。

“蔽”由遮蔽义引申出概括义，由概括义引申出相当义，由相当义引申出审断义，所以《论语》“一言以蔽之”何晏注“蔽”犹“当”，而“当”《小尔雅》训为“断”。

《尚书·康诰》“丕蔽要囚”、《宋史·志·刑法一》“自是，内外折狱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其中的“蔽”都是指审判定罪。

“言+仆”训为“蔽”，是因为两字都有“审断”义，属义项交叉的同义词，而不是像葛先生说的那样“言+仆”读为“蔽”，若读为“蔽”，则字异而词同，《集韵》岂能以同词相训！

但传世文献中不见“言+仆”或“言+菐”字，又怎么能够证明这个词具有“审断”的意义呢？

而且“审断”的义项也不完全切合楚简“言+菐”字的用例，那这个词还有更能适合楚简用例的意义吗？

这就得感谢王宁先生提到的“覆”了[iii]。

楚简“言+菐”和《集韵》“言+仆”所记录的词语应该就是《说文解字》和《尔雅》等工具书用“察”“审”作同义词来互训的“覆”。

《说文解字》：

“察，覆审也。

”《尔雅·释诂》：

“覆、察，审也。

”可见“覆”跟“察”和“审”同义，它们既可以表示“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