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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西方史学的兴起

第一章西方史学的兴起

第一节古代希腊的史学

一、希腊史学的萌芽

西方的史学,导源于古希腊。

“历史”一词即起源于古希腊,其本意是“经调查研究的记事”。

希腊最早的史迹是同宗教、神话、宇宙开辟说、谱系学及传奇和史诗故事联系在一起的。

其典型代表是《荷马史诗》。

《荷马史诗》讲述的是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希腊联军围攻小亚细亚特洛耶城十年战争的故事。

史诗最初是一些短篇的口头创作,由行吟诗人和诗朗诵者代代相传,彼此转述,每逢盛宴节日,在巴赛勒斯(军事首领)的宫邸和集会上边弹竖琴,边咏唱。

后来逐渐增删,形成了有系统的长诗。

相传在公元前9世纪由盲诗人荷马加工整理为两部:

一为《伊里亚特》,记述战争中希腊联军攻陷特洛耶城的经过;一为《奥德赛》,描写希腊英雄、伊大卡国王奥德修斯战后回国途中十年历险的故事。

实际上,直到公元前6世纪雅典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时,才最后编定成文。

在史诗中充满了神话和文学的渲染,所以还不能说是历史著作,但由于它多层次地反映了公元前11—9世纪希腊社会的状况,是研究这一时期希腊历史的惟一历史文献,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公元前8世纪希西阿德创作了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古代希腊最早的现实主义叙事长诗《田功农时》。

诗中反映了社会的现实经济生活,谴责了氏族贵族的特权和骄奢淫逸,写出了民间的疾苦。

从史迹角度去考察,作品反映当时希腊人已经有了关于历史发展的观念,知道历史决不是停留在一点上的,而是变动不居的。

希西阿德认为过去那种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原始公社时代是“黄金时代”,接下来的是“白银时代”和“紫铜时代”,而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则是只有强权、没有公理的“黑铁时代”。

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在希腊的爱奥尼亚地区出现了许多用散文写作的“记事家”,他们的作品往往取材于遥远的往事、名门氏族的世系和诸邦由来的故事。

但同时,他们也注意到较晚的时代,例如编纂诸邦的编年史,他们记述的材料来源有的是口头传说;有的是来自当时的十分贫乏的文献资料,如男女祭司名册,城市官员名册等;有的是自己在异邦绝域的见闻。

他们记述的对象不仅有祖国城邦的史迹,而且有邻近城邦乃至蛮族的国度。

他们有闻必录,还说不上有什么严格的史学方法,因此他们还不能算是历史学家。

但是,他们在实践中尽力使自己的记述与事实相符。

这种求真的净剩精神,后来成为希腊史学中最宝贵的传统。

“记事家”的作品仅有残篇和后人引文流传下来。

其中成就最大的是米利都人赫卡泰俄斯。

他的著作有《大地巡游记》,系作者亲身游历各地的见闻记录;《谱系志》,是米利都城邦的历史。

在他的著作中已蕴含着历史批判精神的萌芽,如《谱系志》开篇写道:

“米利都人赫卡泰俄斯谨此申言:

只有我所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

关于希腊人的传说是纷纭复杂、各异其趣的,但据我看来都是荒唐可笑的”。

可见,他的目的是要写一部信史。

因此,有人认为他才是希腊的第一位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后来被许多希腊史家所引用,希罗多德不仅大量引用,有些地方甚至就是逐字逐句地照抄。

由此可见,“记事家”们的著作给希腊史学的发展以重要影响。

二、希腊历史学家及其著作

(一)希罗多德及其所著的《历史》

1、作者简介:

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年)是古希腊的第一位历史学家,他出生在小亚细亚西部的爱奥尼亚城邦哈利卡纳苏斯,父亲是个在当地颇有权势的富豪,叔父是当地著名的诗人。

优裕的家庭环境,使希罗多德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勤奋好学,酷爱史诗。

成年后,曾积极参与反对本邦僭主政治斗争。

约公元前454年,他的叔父在政治斗争中被杀害,因受株连,他被放逐,一度移居萨摩斯岛。

后来曾一度重返故乡,但不久,又再次被迫出走。

大约从30岁开始,希罗多德漫游世界。

他的足迹遍于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巴比伦、波斯、色雷斯及黑海沿岸等地区。

他每到一地,总是广泛了解乡土人情,细心考察文物古迹,多方采集民间传说,努力搜求奇闻轶事。

这些,开阔了他的眼界,拓宽了他的知识,为他后来著述历史提供了条件。

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来到雅典,他对雅典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巨大成就极为赞赏。

同时,与雅典的社会名流,如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家索福克利斯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伯里克利等友人的支持和鼓励下,他决心写一部完整叙述希波战争的历史著作以传之后世。

公元前440年,他同雅典移民一起来到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城邦图里邑,成为该邦公民。

在这里,他潜心著述《历史》,直至逝世。

2、《历史》一书的主要内容

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是以希腊、波斯战争我为中心内容的,所以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

关于此书的写作目的,他在书中写道: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人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历史》原书未分卷,后来亚历山大的注释家们把它分为九卷,分别冠以缪司女神①的名字,因此有时又被称为《缪司书》。

大体上全书可分成两部分:

从开篇至第五卷第28节为第一部分,作者叙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西徐亚等地区的情况,凡他所知道的“异邦人”的世界,记述殆遍,并述及希波战争爆发的原因;从第五卷第29节至第九卷止为第二部分,专门记述希波战争的经过,一直写到公元前478年希腊人占领色雷斯的塞斯托斯城为止。

《历史》作为西方史学的第一部历史巨著,其材料来源十分广泛,除了从史诗、档案文献、石刻碑铭、宗教记录以及前辈作家的著作中获取文献资料外,更多的是作者本人亲身采访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大量资料。

因此,该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风土人情、历史往事、名胜古迹等多方面的情况,俨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该书是西方最早的文化史著作。

从史学史的角度看,希罗多德及其《历史》为西方历史编纂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他对西方史学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

第一,他开创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体的历史编纂方案,为后世历史叙述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古代的史书,大体有三种体例:

以年代为中心的历史编年体;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记传体;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体。

在古希腊,编年体出现较早,其次是叙述体,最后是记传体。

所谓历史叙述体,大致与中国古史的记事本末体相仿。

它的特点是:

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纪事系统连贯,叙事生动有趣,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等。

希罗多德搜集大量的史料,并使之纳入一个基本上完整的体例之中。

构成这部把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历史著作,为西方史学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他所创作的历史叙述体,经修昔底德得到完善和发展,至今仍被西方奉为圭臬,成为编纂历史的通用体裁。

第二,希罗多德注意考证史料、辨别真伪,在西方史学史上最先使用了历史批判方法。

在书中,他对各种不同的说法都一一进行估量和核对,对可疑者直陈己见,采取尖锐的批判态度;对真伪不能判定者,不轻下结论,让其存疑。

他这种“求真”的精神,经修昔底德的继承和发展,成为古希腊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为后世严肃的西方史学家所遵循。

第三,希罗多德所著《历史》取材宏富,视野广阔,表现了对历史的远见卓识。

《历史》的主题虽然是希波战争,但实际上写的是那个时代希腊人所知的世界范围的历史。

他对异族人很少偏见,他认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彼此应该尊重。

他甚至提出东方是文化和智慧的摇篮,重视东方文化对希腊的影响。

他指出:

埃及的太阳历比希腊历法准确;希腊人从埃及学来几何学;希腊人的日晷是由巴比伦人发明的;字母文字是从腓尼基人学来的。

人们爱把希罗多德比作我国史学上的司马迁。

一个是西方的“史学之父”,写了一部《历史》;一个是中国的“史学之父”,写了一部《史记》。

无论就他们对东西方史学的贡献,或是就他们各自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希罗多德是可以同司马迁相比照进行研究的。

且看:

他们都是学识渊博、阅历丰富、行迹极广的历史学家;他们各自所开创的编史体裁——历史叙述体和纪传体,都对西方和中国历代的史学发生过深刻的影响;他们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在编纂历史时都毫无例外地把眼光投射到本国以外的世界;他们纵横东西南北,褒贬各等人物,都富有大胆的批判精神;最后,他们的作品,叙事生动形象,写人栩栩如生,文章流畅可诵而有韵致,为现代的历史文学作出了范例。

鲁迅先生在评论司马迁的《史记》时,曾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句话如借用来评论希罗多德的《历史》,看来也是可以的。

如果对这两位“史学之父”及著作更深入的比较研究,一定会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史学发展的规律性。

但是,希罗多德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他笃信“英雄史观”;相信命运,崇信迷信,乐道于神示、梦兆、占卜等;此外,为了达到道德训诲的目的,有虚构历史的倾向和失实之处。

由于他在西方写出了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历史著作,后来被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称为“史学之父”,并沿用至今。

(二)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1、作者简介:

关于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396年)的生平,目前已不可详考。

我们只能根据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其他的一些零星片断,为他的一生勾勒出一个大体的线索。

修昔底德从小在希腊先进文化的熏陶下长大。

据传他曾从阿那克萨哥拉学哲学,从安提丰学修辞学,这为其日后成为一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他就苦心孤诣地从各个方面搜集史阳,准备撰写一部战史。

一年后,雅典城内突发瘟疫,造成许多人死亡,他亦被传染,但却幸免于难。

公元前424年,他被雅典公民选为十将军成员。

同一年,他代人受过,被放逐在外达20年。

在流放的20年中,他主要栖居在色雷斯地区。

在那里,他密切注视着战争的进程,并利用自己不被敌方怀疑的有利条件,从伯罗奔尼撒方面获取了不少材料。

战争结束后,他获释归国。

回到雅典后,他继续撰史。

他只写到战争的第20年(即公元前411年)就溘然与世长辞。

他大概活了60余岁。

2、《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基本内容

修昔底德以特有的洞察力认识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意义和重大影响,从战争开始就注意收集资料,并倾注毕生精力写出了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同希罗多德相比,修昔底德在史学思想、治学态度和史学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第一,修昔底德是第一个尝试揭示历史事件发展的真正因果关系的史学家。

在著作中,他对战争的起因及其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探求历史发展的动因。

例如他认为战争的起因是雅典势力的扩张引起斯巴达及其盟邦的不满;而雅典的失败,则是由于国内党争、奴隶逃亡和盟邦叛离。

这些分析,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精辟的。

第二,修昔底德是第一个注意到经济因素重要性的史学家。

他的著作虽然主要描写战争,但也提及希腊的经济情况,他认识到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在溯及特洛耶战争时,认为战争之所以长达十年,不是希腊军队数量少,而是由于经济资源不足;他还认识到对外贸易,特别是粮食贸易对雅典的重要性。

他借伯里克利之口说:

“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持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第三,修昔底德是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

他继承并发展了希腊的“求真”传统,对材料进行慎重的考辨,去伪存真,摒弃神话和无稽传说,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他对神示和灵异之说持否定态度,认为人蚀、月蚀、地震等是自然现象,不能作为人世吉凶的预兆。

第四,修昔底德十分注意观察各个关键时刻公民的精神面貌,因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

”公民的精神面貌与城邦政治是否清明有重大关系,这二者又决定城邦的兴衰存亡。

作者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伯里克利的廉洁和贤明,使雅典达到了它的全盛。

在这种政治氛围中,雅典公民“爱好美丽的东西”,成为“全希腊的学校”。

修昔底德尖锐地指出,“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是罪恶产生的原因。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结构严谨,文字简洁,特别是叙事部分与当事人的演说交织在一起,借历史人物之口,来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成为本书一大特色。

3、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仅以资料翔实可靠、叙事力求公允而名垂青史,更重要的是他在书中所显示出来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也是光彩夺目的,可以说这一点达到了他那个时代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修昔底德的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大体有如下一些反映:

其一,努力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原始图腾观念的消失,神话色彩的逐渐淡薄,多彩的世俗生活取代了浪漫的神仙世界,概言之,神人同一时代的终结,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在史学上,从记神示发展到记人事,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这也是史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修昔底德时,作者以他那冷隽的文章,寓论于史,竭力为雅典墟邦寻思其“人事成败之迹,城邦兴废之由”,充分显示了作者力图把人类历史如古于天神之外,作为人类自身发展的卓越思想。

修昔底德摒弃“天人感应”的陈说,试图用科学的方法去说明自然现象发的原因。

他认为那种把一切人事诿之于天命,企图用超自然因素的作用来解释历史的人是极为荒唐可笑的。

他否认自然现象为灾异,认为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地震都是自然现象,不能把它作为吉凶的征兆。

他科学地解释了许多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如公元前426年地峡区域发生地震,同时引起罗克里斯沿岸的海水猛涨,终于酿成水灾。

相信迷信的伯罗奔尼撒人视之为凶兆,不敢进兵。

修昔底德正确地指出:

“这些事情是由地震引起的,地震最强烈的地方,海水就被吸引,离开海岸,然后又强烈地冲回来,因此产生水灾。

修昔底德认定历史上的成败兴衰是由人事决定的。

他的人本思想相当丰富,也是他历史观中最可取的部分。

他指出不能片面地重视物质力量,而应当高度重视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

作者通过他人之口说明:

“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或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损失。

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

”当然,作者这里讲的“人”,指的是排除奴隶在外的自由民阶层,尤其是当时执掌雅典政局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

这自然是由作者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但是修昔底德这种把人类历史独立于天神之外的历史观念,正是建立科学的历史观的基础。

后世称他为“科学和批判历史的奠基者”,看来是不无理由的。

其二,致力于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探讨。

把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以后,必须进一步回答人类历史是一团乱麻,还是有它的前因后果?

修昔底德由于受到当时所流行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在史学的观点上与当时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宇宙认识有一致的见解:

宇宙的万物决定于内在的规律,历史的发展变化则决定于自身的因果关系。

用一种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思维方法与逻辑推理去处理史事,这正是他远远要高出于当时希腊诸史家之上的原因。

修昔底德在解释历史事件时,不是简单地归结为某种偶然的因素,而是努寻求更为深刻的具体原因,试图探索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他在分析特洛伊战争的原因时指出:

战争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特洛伊王子骗走了全希腊最美的妇人海伦所致,而是由于希腊人与特洛伊人相互争夺爱琴海地区霸权的结果。

这种分析无疑是正确的。

作者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矛盾,指出:

由于雅典势力的不断发展,引起了斯巴达方面的嫉妒、科西拉和麦加拉城邦的恐惧,而挑起战端的“科西拉事件”、“波提狄亚事件”等则是双方矛盾长期以来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些分析,正确地指出了导致这场战争爆发的远因和近因。

修昔底德是生活在距今2000多年以前的古希腊人,但他在分析历史事件时,竟然没有一处归之于偶然性,相反却处处显示出类似近代理性主义者的思想光辉。

当伯罗奔尼撒战争尚在进行或即将终结之时,作者就能从整体上考察它的进程,寻求所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他所做出的分析,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很精辟和富有启发性的。

其三,试图从经济关系上解释历史发展的成因。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第一个意识到经济因素会对历史进程发生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

限于时代的条件,作者在当时还不能对此做出像今天这样完整的表述,但他已认识到历史的进程必然要受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制约,这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堪称首创。

他在叙述古希腊早期历史的进程时,总是处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

他指出,远古时,人民含辛茹苦,到处漂泊,那时只有一系列的移民,人民无积余;当人民开始过着定居的生活,于是就开始有了积蓄;随着商业的发展,最早的城市开始出现了;随着航海技术的改进,海上贸易的发展,海军就成了保护两业、增加财富的有力工具。

他还说,在特洛伊战争时期,那里的古希腊人只有部落的名称,远没有形成为一个共同的名称;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族采取了联合行动之后才产生了共同的名称。

在他看来,没有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正规的农业经济,没有社会物质财富的逐步积累,就不可能出现兴旺发达的城市,因此也就不可能建立城邦国家。

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出色的思想:

历史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因素的作用。

修昔底德还对经济因素与军事上的成败之间的关系,作过出色的分析。

他指出,特洛伊战争拖了10年之久,不是由于希腊军队人数的不足,而是在于经济资源的匮乏,如果希腊人有充足的给养,他们是能够得到胜利的;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也多次通过他人之口,揭示了这样的道理:

维持一场持久的战争,需要有实力雄厚的经济作为它的基础;战争的胜负除了靠统帅的正确判断外,还得要以充裕的经济资源作为后盾。

当然,修昔底德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

但正如以上所述,他的这些努力,“毕竟作了一些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是一次科学地探求人类历史自身发展规律的尝试,与前人相比,显示了古希腊史学的进步,在史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古代史家,修昔底德同样难免存在一些缺陷,如他相信命运,认为人类无力抗拒命运摆布;以人性不变来解释历史的共性,把人的心理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在纪年方法上,虽有创新,但仍不够精确。

但瑕不掩瑜,修昔底德奠定的政治军事史的史学传统,成为后世西方史学效法的正式模式,特别是十九世纪德国朗克学派把这种传统发展到了极点。

第二节古代罗马的史学

一、共和时期罗马史学

罗马的文化,是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罗马的史学兴起的比较晚,直到公元前3世纪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才开始出现可以称为“历史”的著作。

最初写罗马史的是希腊人,早期的罗马史学家也都是模仿希腊史学家,而且是用希腊文写作的。

罗马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费边·毕克托(约前254—前203年)。

他出身于名门贵族,曾出任检察官和执政官,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任独裁官与汉尼拔作战,以拖延战术而著称。

他用希腊文写了《罗马史》,始自传说时代,止于公元前3世纪末年,对第二次布匿战争有详细的记载。

他的著作早已失传,但波里比阿和李维都读过此书,并把它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李维称他是罗马“最古老的历史学家”。

罗马史学真正的奠基者是老加图(前234—前149年)。

他出身富裕农民,曾任检察官和执政官,政治上属贵族保守派。

他用拉丁文写了《罗马历史源流》(《史源》),至此罗马才有了真正自己的历史著作。

这部书共七卷,前三卷追溯罗马及其他意大利城邦的起源;后四卷叙述第一、二次布匿战争及他生活的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

他认为历史著作必须达到“垂训”的目的,即宣扬爱国思想,用古圣先贤的事迹对青年一代进行道德教育,培养他们的优秀品质。

该书保留了许多宝贵的史料,但可惜久已失传,只有一些残篇保存下来。

此外,他还写了罗马第一部关于农业的专著《农业志》。

公元前1世纪中期,萨鲁斯特(前86—前34年)使罗马史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他出身平民,追随恺撒,曾任保民官和弩米底亚总督。

恺撒遇刺后,他退出政坛,专心著述。

他的著作传世的有两部:

《喀提林叛乱记》记述罗马贵族喀提林利用社会矛盾进行叛乱的经过;《朱古特战争》记述的是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与弩米底亚国王朱古特进行战争的情况。

萨鲁斯特的著作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立论精辟,善序事理,文辞典丽,有良史之才。

另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是儒力斯·恺撒(前101—前44年)。

恺撒是历史上罕见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他不仅是罗马政治、军事上风云人物,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和历史家。

他留下了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

《高卢战记》八卷,记叙他任高卢总督时对高卢人、日耳曼人作战的经过,以及公元前55、54年两次入侵不列颠的情况,书中对高卢地区的山川形势、物产状况、民族分布、风俗民情等也有描述;《内战记》三卷,记叙他与庞培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经过。

恺撒的著作,文笔简练,叙事明快,而且是当事人记当时事,虽有夸张之处,但史料价值较高。

二、帝制时期罗马史学

公元前31年屋大维结束了罗马的内战局面,建立了“元首政治”的军事独裁制度。

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罗马史学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李维及《罗马史》

李维(前59——17年)是帝制时期最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出生于意大利的帕多瓦城,家庭和早年的经历不详,只知他受过良好的教育。

30岁时迁居罗马,受到屋大维的宠信,受聘为屋大维之孙克劳丢的师傅。

他深居简出,专心从事学术研究。

李维读过费边、老加图、波里比阿等人的著作,熟悉罗马早期的历史;同时又亲身经历从共和到帝制的转变,且对宫廷内部事务有较多的了解,因此他有条件把当时罗马史作一个总结。

到罗马后不久,李维就开始写作,历时40余年,以毕生的精力写出巨著《罗马史》(全名《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一百四十二卷,始自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迄至公元前9年屋大维养子德罗苏斯之死,共计744年的史事。

在当时文献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写出这样卷帙浩繁的著作,是十分难得的。

7世纪后,因战乱等原因,散佚甚多。

目前仅存35卷及一些残篇。

从《罗马史》我们可以看出李维的史学思想及其在史学史上的贡献。

主要包括三点:

第一,通史体例。

李维在前言中就开宗明义地道出了他要写一部罗马人民全史的宏愿。

通观《建城以来史》,从其所记史事确可称得上是一部在时间跨越古(罗马早期)今(他所生活的年代)的通史之作。

作者以时间顺序纵向延伸,把编年史与叙事结合起来,略古详今,构成了一部宏大的通史著作,这在西方古典史学史上,也许是李维所作出的独创性的业绩。

第二,垂训思想。

历史思想中的垂训观念,是希腊史家特别是修昔底德的贡献。

李维则以其《建城以来史》,把罗马史家的垂训思想发展到他那个时代的水平。

李维不是一个政客型的史家,而是一个学者型的史家,但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闭门书斋而不谙世事的书呆子,恰恰相反,他虽足不出户,却心怀天下,他之撰史不是纯历史的一种乐趣,而是要有所作为的,他立意劝诫,即以讴歌罗马先人的创业精神,激励后代的爱国热忱。

他在前言中说: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更伟大、更富有美好的范例,没有哪个国家这样晚地受到贪婪和奢侈侵入,没有哪个国家清贫和节俭在那里如此持久地受到这样大的尊崇。

书中李维对罗马人的精神风貌的称颂是多具深意的,这就涉及他的道德史观。

在他看来,罗马的兴衰存亡,可以从道德的演变来作出解释:

罗马先人崇尚清贫节俭、英勇奋斗而使国家日益强大;后来因奢侈贪婪、不思进取而使国家日益衰退,总之,国家随道德的增长而兴旺发达,又随道德的沦丧而腐朽衰亡。

道德似是一把无形的尺子,可以衡量出罗马国家历史演变的状况,他说过:

“在认识往事时,尤其有利和获益的在于:

你可以注意到载于昭昭史册中各种例子的教训,从中为你和你的国家吸取你所应当仿效的东西,从中吸取您所应当避免的开端恶劣与结局不光彩的东西。

”史学的鉴诫作用及道德的教育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文笔优美。

在古代,文史难以割舍的传统,在李维身上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事实上,他确兼具史学家和文学家两者之长:

历史学家的公正与良知,如他虽受奥古斯都的厚待,但在他的著作中却没有趋炎附势的媚态,并力图去克服党同伐异的情绪,如他公正地称颂庞培的历史功绩,即为一显例;文学家的才华,深厚的拉丁文的素养,使其作叙事畅达、语言宏富和文词华美,他无愧为英国诗人拜伦所称赞的:

“李维的历史著作像是生动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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