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理论与南京大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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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农理论与南京大学

佃农理论与南京大学

张五常

【专题名称】理论经济学

【专题号】F11

【复印期号】2003年06期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科版》2003年01期第60～64页

【英文标题】TheTheoryofShareTenancyandNanjingUniversity

  　SteverN.S.Cheung

  　（CollegeofEconomyandFinance,HongKongUniversity,HongKong,China）

【作者简介】张五常（1935-），男，广东惠阳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香港大学　经济金融学院

【内容提要】

有关土地使用的合约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

以往学者们从传统理论上分析，总是认为租佃制是无效率的。

可是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类似于租佃制的合约方式在近现代还很有生命力。

从南京大学获得的各种土地合约的原始资料可以发现相反的结论，说明租佃制是有效率的。

这些合约资料帮助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使得我的论文更加精彩。

经济学是解释现象的，我们应该解释那些现实的东西，而不应该只解释并不存在的东西。

Theissueofcontractonlandusehasbeendisputedforalongtime.Formerscholarsanalyzeditonthebasisoftraditionaltheoriesandconcludedwiththeinefficiencyofthetenancysystem.Theycannot,however,explainwhycontracts,likethoseofthetenancysystem,werestillvitalinmoderntimes.Idrewacontraryconclusionandshoweditsefficiency,basedontherawdataoflandcontractsretrievedfromNanjingUniversity.Thedatahelpedmeinthewritingofmydoctoraldissertation,makingitabiggersuccess.Aseconomicsexplainssocialphenomena,weshouldbeabletoexplainrealisticthingsinsteadofthenon-existent.

【关键词】佃农理论/南京大学thetheoryofsharetenancy/NanjingUniversity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278（2003）01-0060-05

    我常常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在一个多人世界里面，人口增加那么多，社会还会改进，主要就是因为有专业生产，有专业生产交换的缘故。

后来，我又加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专业从事研究，产生专业知识。

而专业知识是可以累积的，累积起来可以大得惊人，这就解释了我们今天世界的富裕。

我们今天中国的人口比明朝初期上升了22倍，但是我们还是有改进，这是很明显的。

大家因为专业生产而得益。

斯密第一个在《国富论》这部伟大的著作中提出这一论点，但是他对某些合约批评得很厉害。

我们知道交换也是一种合约。

回看历史，赞成交换的人往往反对合约，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研究的是有关土地使用的合约问题。

    土地使用的合约一向都被人认为是有问题的。

很多国家，战前战后，是主张耕者有其田的。

“耕”并不是指自供自给，只有自己生产而不相互交换的话，那么人类早已灭亡。

我们不可想象任何一个人可以自给自足。

一个人去耕种，必须要拥有土地才能耕种，所以，租用土地就是自然的事了，那么就要谈到合约。

每种合约都有许多种形式。

斯密赞成某些形式的合约，也反对某些形式的合约。

他在1776年写的《国富论》中，有一个明显的假设，或说是明显的观点，即人的自私会给社会带来好处，这就是有名的“无形之手”。

斯密当年认为，人不是天生自私的，人也不是假设自私的，人的自私是被逼出来的。

因为不可以不自私，假如不自私的话，就要被淘汰，正所谓“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也就是经过“无形之手”的作用，自私也会给社会带来利益。

斯密的这一个论点，大致上是正确的。

可是也有错的地方，我迟一点再告诉你们错的地方。

    很多人都没有提到斯密的第二个观点。

斯密认为土地的使用，即所谓的安排的问题、制度的问题，会不断地转变。

例如，斯密认为最古老的制度是奴隶制度，但是奴隶制度是行不通的，所以以前的奴隶制度会被后来的佃农制度，即分成制度代替。

分成制度就是指东西种出来后，由地主和农民按百分比来分。

但是，分成制度还是有不足之处。

因为需要分成，地主分50%，就等于政府要抽50%的税。

既然被抽掉50%的收入，农民就会非常散漫。

所以，佃农制度虽然比奴隶制度好，但是还是有问题的。

再好一点的就是固定租金制度，由农民把租金交给地主，然后收成都属于农民。

后来这一制度就代替了佃农制度。

但是租金制度也不是完善的，因为租约不够长，农民没有保障，当然不肯在那块土地上进行改进。

所以，固定租金合约的延期越长越好。

这些是斯密的观点，但他对历史史实的推断完全都没有经过考察。

他说佃农制度会被淘汰，但今天还存在，你看外面的商场、油田、出版书籍，全都与佃农理论中的分成相类似。

他说佃农制度取代了奴隶制度，完全没有历史根据。

他完全不知道，英国本土从来都没有佃农制度。

后来我从事研究分析，英国有所谓的"leasehold"（租业权）。

斯密所谈到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理论上说起来，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因为经济的需要把比较不好的制度淘汰了，这好像很对。

1792年，英国农业专家阿瑟·杨（ArthurYang），英国皇家农业协会的书记，到法国游览3年以后，回到英国写了一本书《法国游记》，非常出名。

法国当时非常盛行佃农制度，他却在书中对法国的农业制度批评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说法国所有问题都是从那里来的。

他的意思是：

英国是比较先进的，因为英国有长期租约，有固定租金，而法国还是采用奴隶制度之后的佃农制度。

所以英国比法国强，也就是说斯密是对的，“适者生存”，不适者就会被淘汰。

    斯密的适者生存这一观点影响了达尔文。

达尔文是19世纪初一位很伟大的科学家，看到了斯密的《国富论》，然后就研究出“进化论”。

达尔文的书中常常提到"economyofnature"，即自然的经济规律，他运用斯密的观点，不断地进化，发明了伟大的“进化论”。

所以，斯密影响达尔文，达尔文影响黑格尔，黑格尔影响马克思，马克思影响了你们。

    大致上，这是进化论的来源，应该说是没有错的。

但我想批评“进化论”。

斯密在他的书里说自私会给社会带来好处，这一说法大致上是对的。

但是，他忽略了一点，自私也会给社会带来坏处。

在我现在写的《经济解释》一书中，我说到自私会给社会带来坏处，因为有些人的自私，增加了交易费用。

欺骗行为、不诚实行为、不负责任的行为、言而无信的行为，就都是自私的行为。

在另一方面，斯密总是认为制度一改就总是改进的、改好的，而忽略了制度要改的话，也可能是退步的。

达尔文的推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中，所谓“适者”通常是指好的才是适者。

但是看看人类历史的资料，很多时候某种生物非常蓬勃，会忽然间灭绝，但达尔文那时不知道有许多生物已经灭绝。

为什么会灭绝呢？

一定是它会变得不好，所以灭绝了。

    说佃农制度是不好的，迟早要被淘汰的，这是古典的看法。

可是到了新古典的时候，还有人在说所谓的社会成本问题。

庇古并不只是谈到了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比如火车经过的农田要受到火车的污染，也是由庇古提出的案例，但这不是他主要的例子。

他主要的例子是土地的使用，说土地要租出去的话，因为年期不够长，所以在投资方向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

地主不会去投资，农民也不会投资。

庇古的书中有整整两章的内容谈到农业中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分歧。

庇古在关于农业租佃的无效率分析中，引经据典，引经据典是很简单的，就像庇古的例子，看起来好像都是真的，可是根本没有那些现象。

可是庇古却影响了另外一个人，一位英国社会学家Twaey，他是韦伯的老师。

他写了一本书《中国土地与劳力》（LandandLaborinChina），讲中国的农业。

也把庇古的例子搬出来，一无是处，结果这本书在中国很出名，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如后来进行了许多土地改革。

这就是关于佃农理论的一些背景。

    我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开始做本科生，1961年进研究院，1962年当硕士，1963年把博士考试也考完了。

开始写论文时，曾选了“明治维新”的题目，老师阿尔钦很赞同。

但我把资料找回来以后，发现有困难，因为我不懂日文，最后就放弃了。

我也考虑过从事今天所谓的金融学。

我的老师赫什莱佛（Hirshlerfer）（注：

杰克·赫什莱佛（JackHirshlerfer），美国加利佛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教授。

）认为我适合从事理论研究，并鼓励我去搞金融。

可我用了3个月时间就放弃了，因为我不清楚风险的度量。

换了好多题目，我还是常常想去走产权交易这条路线，可是阿尔钦不赞成我走这条路。

他说这么复杂的学问，你先把博士学位拿到再说。

所以，在两年时间中，几个题目都放弃了。

其实，有些可以做到，如香港的租物管制，可题目太大，所以我也放弃了。

直到后来我拿到博士学位，才继续从事这一项目。

可是，我当时却做不到去写这个题目，于是我就放弃了学术，到花园拍照，从早到晚，半年后再继续找题目。

那一次，我想到了台湾的土地改革。

我找到资料，很奇怪的资料。

因为台湾在1948年就开始推行了三七五减租，即地主和农民分成，地主的那一份不可以超过37.5%，这是规定的。

其实这一规定在国民党离开大陆时就实行过了，到台湾他们又走这一条路，实行三七五减租。

我当时很好奇，因为地主的分成被限制在37.5%，又不能超过，这会有什么效果？

我在看过资料后发现，农业生产量竟然是增加的。

    要解释分成管制是有效果的话，要先做出一个分成无管制的理论，做一个在自由市场竞争之下分成合约的理论，也就是自由市场竞争之下的佃农理论，没有管制的佃农理论。

做出来之后，再把管制加进去，看有什么效果。

这样几个小时就做出来了，再把管制加进去，结果很清楚，生产是增加的。

我想这是没有理由的，但是我看不出错在哪里。

自己看了两天，没有结果。

第3天，我对同寝室的同学说，我的理论很奇怪，请他看看。

我一点点解释给他听，讲了2、3个小时，他突然说我这个理论是会引起地震的。

然后我写了11页纸到加州大学去讲，每个人都说我错了，可几个月后，就没有人说我是错的了。

    在我自己推出理论却又找不到错处的时候，我就要看看前人是怎么做的。

一看就知道前人都做错了。

因为有些时候，事情一错，就可能持续几百年，因为他们有成见。

传统就是如此，这么多专家都说佃农制是不行的，证据也这么说的。

斯密说佃农的效果与抽税的效果是一样的，马歇尔这么说的，微积分推算出来的结果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才是对的。

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错？

第一个问题：

传统理论中也说，佃农制度中的业主收得很少的租，比固定租金要少得多。

但是，这是没有理由的。

地主不是傻瓜，假如说分成合约收的租是少的话，就没理由选佃农合约的，而会选固定租金。

第二，佃农劳动收的钱比他在竞争下收到的钱还要高。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这么明显的错处，传统理论中竟然看不出来。

所以，我认为这是成见的问题。

假如我当时也去研究传统中那些细节的分析，很难说我不会跟着他们一起错下去。

但是自我之后，还有很多人仍然认为传统是对的。

    理论做出来了，但是验证理论是很麻烦的事。

因为政府的统计数据通常都不会很详尽。

数据也不一定适合我的论文。

尽管台湾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