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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构建和谐社会从政治学、文化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等学科多维度进行了诸多探讨,但尚无学者从地理学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希望补此空白。

关于和谐社会的基本概念和内涵的讨论很多,不外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和谐社会是指社会与其相关的事物保持一种相对协调的状态,主要包括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等;狭义的社会和谐,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揭示,指社会运行过程协调、社会结构相对平衡、社会功能相互补充,社会系统相对均衡的社会。

①构建和谐社会应是社会的整体状况和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是广义的和谐社会,是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谐基础上的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的有机的统一,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一、地理学的本质是人地关系地理学

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即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加上后来出现的人类智慧圈相互接触之处的地球表层。

地理环境包括了天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如农业景观、城市景观等)。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地理科学可从三个层次来进行划分:

研究整个地理环境综合特征的综合地理学;分别研究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特征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综合经济地理学和综合人文地理学;分别研究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各个要素的部门地理学,如自然地理学包括地貌学、气候学、土壤地理学、地植物学、动物地理学等,部门人文地理学包括人口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民族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

不论怎么进行划分,源于希腊语的“地理”一词,字面上的意思是记下或描写地球,地理学就是研究如何将地球表面建成人类最宜居住地。

因此,一个被我们改变的地球表层,同时又不断改变我们的地球表层,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即人类与地球表层、地球表层与人类,也就构成了人地关系,上述两个问题正是人地关系地理学中两个并列的方向。

美国的著名教育家、哲学家杜威认为:

地理学是研究作为人类永久之家园的地球,是研究人类行为的背景,②强调社会与环境的相互依赖,认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动态的,充满了矛盾:

不定与确定、不足与完美、变异与重复、灾害与安全等。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系统,特别是陆地表层系统。

它以地球表层系统为载体,研究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各种运动形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所构成的系统结构、功能过程及其区域分异。

陆大道院士明确指出,地球表层系统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③吴传钧强调,“人”与“地”这两方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交织在一起,交错构成的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内部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体制,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构成了一个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也就是说,“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以地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地关系”。

④美国新近出版的《对地理学的再审视》将地球表层系统分解为三个系统:

自然系统、人地关系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而且认为地理学观点的核心是刻画人地关系系统运行特点的社会——环境动力学。

人对自然关系的研究是近代地理学产生的起源点和发展的基础。

⑥近代自然地理学奠基人洪堡(A.V.Humboldt)的综合、辩证、比较自然要素“编整”思想被恩格斯誉为打破19世纪“保守自然观”的六大缺口之一,⑦洪堡认为地理学是研究“各种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地域结合”。

自然地理学曾经在国家开发建设中做出独特贡献的自然地理学,立足传统主旨和学科基础,针对社会的新需求,在人与自然关系调控、国土整治和资源保育诸方面做出创新性贡献。

自然地理学的独特作用在于:

架设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建立地方尺度研究、区域尺度研究和全球尺度研究之间的联系,填平区域差异及其认识上的鸿沟。

因此,综合起来看,地理学的本质是人地关系地理学。

认识自然地理环境规律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认识地球表层的经济活动、社会文化活动的空间分布、空间相互作用、空间变化及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目的仍然是使人地关系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等系统良性运行,以构建和谐的世界。

二、人地关系矛盾突出是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建立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和谐共生基础上,这是由人、自然与社会的内在统一性所决定的。

自然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发展的物质及空间,人类在对自然能动利用时也改造了自己,人、社会与自然是共荣共生的。

只有真正能解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谐共生,才能真正解决目前在构建和谐社会当中存在着的许多矛盾。

人地关系压力增大,生态赤字区扩大,人口因素起到了主要作用。

1953年,我国人口为6亿,以后年均大约以1300万左右增加,到2005年我国人口已达12.85亿,人口增加后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增长,向自然索取力度加大,经济活动加强,出现了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过度放牧、滥杀滥捕等现象,使生态赤字区域不断扩大。

1980年,我国有19个省、市、自治区处于生态赤字区,12个省、市、自治区处于生态盈余区或持平区,1990年,生态赤字区扩大到了24个省、市、自治区,2000年又扩大到了26个省、市、自治区,北京、上海、天津处于严重的生态赤字区,人均生态赤字高达2—3

,辽宁、江苏、浙江、广东已处于较严重的生态赤字,人均生态达到了1—2

⑨在500—1890年的上千年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地关系压力增长了14.5倍,其中人口增长的贡献度超过了75%。

人地关系对应分析表明,华东、华南、华中和华北4个大区人地关系紧张状态突出,其中华东区的情况最甚,目前实际人地关系压力系数接近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3倍。

尽管西北和西南的人地关系压力状态远低于其他地区,但是由于自身资源环境基础的脆弱性,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开发同样面临严重挑战。

资源消耗持续增长,资源承载力可持续性堪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源消耗量不断增长。

1990年我国居民人均生活用电42.4kwh,到了2001年增加到144.6kwh,增加了3.4倍。

2003年我国的GDP占全球的4%,却消耗了全球55%的水泥、36%的钢铁、30%的煤炭、25%的铝。

据测算,中国每万元GDP消耗的铜、铝、铅、锌、锡、镍合计为70.5kg,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印度的2.8倍。

我国自然资源总体上呈现出总量大、消耗多、人均少、品质差、利用率低的特点。

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自然资源存量较少的国家之一,人均自然资本存量仅为加拿大、美国、印尼、巴西的7%、16%、36%和38%。

土地、水、石油、森林等战略性资源高度紧缺,且水土资源空间分布差异大、匹配性差。

部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资源消耗和人均生态占用比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还高,反映了一些资源丰富、经济不发达地区为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承担了发展的部分成本,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甚至产生了一些资源环境损耗问题,这就形成了“反滥出效应”。

总体上呈现出资源承载力持续性堪忧的状况,据计算,到2010年、2020年我国需水总量将达6988亿m[3]、7646亿m[3],2010年缺水率为1.8%,非农建设对耕地的绝对消耗为O.83m[2]/年/人,石油消耗达2.8亿吨,煤炭14.5亿吨(11)。

因此,资源的有效供给、持续性承载涉及国家发展的资源安全战略。

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高。

据200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km[2],占国土面积的27.9%,每年还增加多于1万km[2],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7%,盐碱化土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0%,天然草地90%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

还有近30%的国土受到不同程度的酸雨污染,我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30%的水源受到严重污染。

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付出多,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认为,我国自然资源损失占GDP比例1990年为15.4%,1995年约为7.8%,2000年约为4.53%。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表明,1993年我国部分环境损失达1085.1亿元,占当年GDP的3.16%,1995年为1875.1亿元,占GDP的3.27%。

可能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的结论更明细一些,1990年我国环境污染损失367亿元,占GDP的2.1%,生态破坏损失952.5亿元,占GDP的5.4%,环境问题总损失1325亿元,占GDP的7.5%。

据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2006年环境绩效指数计算,中国得分56.2%,位列133个国家或地区中的第94名。

区域间及城乡差距扩大,发展不公平性较为突出。

虽然我国基本上实现了总体小康目标,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如人均GDP,1991年东部约为西部的1.7倍,2001年扩大到2.4倍,2002年进一步扩大为2.57倍,各省区间差距更大,且这种差距呈持续扩大态势。

即使不含城市人口的各种补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也相当大,1981年我国城市人口的年人均收入为500元,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223元,差额为277元;1990年,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523元,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630元,差额为893元。

2000年农村人均收入225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12)2002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达3.1∶1,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这就构成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域空间矛盾和约束,也是不容忽视的。

人与地不和谐、地域空间发展不均衡,也使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有所显露。

除前已述及的“反外溢效应”导致了区域空间的资源和环境矛盾、要求尽快落实经济和生态补偿外,还产生了生态移民、因环境问题上访等问题。

据世界环境检测中心报告,自20世纪80年代起,作为世界四大流动沙漠之一的腾格里沙漠每年以15m的速度向南、向东推移,先后有数万亩农田被吞噬,近百个村庄被湮灭,使当地群众成为“生态难民”,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宁县就有5000多人离开了家园。

云南省也因一些村寨散布于生态恶化的山坡山沟之中,被迫整村迁移,进行“异地扶贫”。

一些因环境诱发的社会安定问题也已出现,如2004年7月初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和陕西省潼关县太要镇的多家无证经营企业非法排污和堆砌尾矿,造成清河口严重污染和河道堵塞并淹没农田一百余亩,等等。

受害群众频频上访,部分流域污染甚至引起群众斗殴,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污染防治不公也加剧了城乡矛盾,我国污染防治资金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水,0.1亿

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民的生存权利受到严重威胁,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13)

因此,中国目前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存在着人对地的利益驱动并导致了严重的人地矛盾,并衍生出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众多矛盾。

人地矛盾也就成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带有根本性的主要矛盾。

协调好人地关系,促进人地和谐是地理学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

三、地理学追求解决现实问题的中心目标是促进人地和谐

地理学着重研究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素来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也是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的各个发展阶段。

(14)人地关系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但是作为地理学的理论概念,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15)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反映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

如果将这三种文化及其相互间与环境的关系做深入研究,也就会对人与环境的人地关系有全面的了解。

(16)按照德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卡尔·李尔特(K.Ritter)的观点来看是人地相互“整合”的科学。

“整合”是过程,是要达到和谐的目标或状态。

地理学针对现实社会需求而展开研究的目的是要探求地球表层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及系统的整体行为与调控机理,其中心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达到人地关系和谐,构建人地和谐社会。

只要回顾一下人地关系地理学的研究历程就可明晰这一核心问题。

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思想构架,相继从不同视角发展出不同的研究主题和思想观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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