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与战略 工具性动机还是社会性动机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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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与战略工具性动机还是社会性动机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工具性动机还是社会性动机？

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的作用：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刘海建1吕秀芹2

（1南京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江苏省南京市210093）

（2南京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江苏省南京市210093）

摘要：

政治关系是近年来颇受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然而，当前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结论却依然模糊甚至相互矛盾。

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加以综述和梳理，以揭示企业政治关系的涵义、动因和经济后果，以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吸收能力为调节变量，深入考察企业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机制。

文章利用三省363家企业的问卷调研样本数据，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存在两种中介机制—proself行为和prosocial行为。

制度完善程度、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和吸收能力分别在对两个中介机制的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起调节作用。

论文最后讨论了研究结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字：

政治关系；企业绩效；Proself动机；Prosocial动机；吸收能力

1引言

企业寻求政治联系是一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

大量事实和研究表明，世界各国企业都普遍存在政治关系，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企业政治关系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

Ireland,Hitt,Vaidyanath[2]指出，企业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联系来推动创新和提高其绩效。

在转型经济国家，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正式制度约束比较脆弱，特别是市场机制和支持市场发展的制度并不完善或很难执行。

这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企业必须依赖人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开展商业交易。

这是因为，政治关系可以作为非正式制度支持的替代以及在动荡的环境中获取资源的途径[3]。

例如，当缺乏有效的生产要素交易制度环境时，企业与政府官员的密切联系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土地、资本等稀缺资源，也可以帮助企业通过游说政府等方式（如提高行业进入壁垒）保持现有竞争优势，从而更好地应对外部威胁和不确定性。

许多实证研究结果认为，企业与政府官员或其他企业的管理者建立的社会关系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绩效。

例如，Peng&Heath[4]指出，在法律和法规等正式制度约束薄弱的环境中，非正式制度约束，如体现在管理者培养的人际关系，可能在促进经济交流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而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

中国政府在超过三十年的经济转型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核心的作用，并且政府官员有相当大的权力：

制定政策、分配资源、批准项目[5]。

中国转型经济制度变迁的轨迹表明，虽然市场力量无疑已成为更重要的，但政府的影响不一定下降[6]。

事实上，中国政府即使在逐渐退出直接的经济参与过程，仍然一直保持着活跃的经济地位。

因此，商业机构和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仍然很高（Tjosvoldetal.，2008）[7]。

这一事实表明，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中国转型经济中的企业需要更充分的利用他们与政治官员的关系。

然而，某些研究却并未支持这一说法。

Li&Liang[8]一篇论文指出：

在儒家文化环境中，企业家追求政治任命绝非仅仅为了个人工具性（proself）动机，而是为了实现从自我到“大我”超越的社会性（prosocial）动机。

并认为这种社会性动机体现在积极参政议政、参与社区治理、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等多方面。

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上讲，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情怀从未让主流的社会舆论把“挣钱发财”作为企业家主流的使命。

从内心深处讲，企业家追求赚钱绝对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这也不应该成为最有成就的中国企业家所追求的主流目标。

基于此，我们认为传统文献过于注重了企业家追求政治联系的工具性动机，而这种工具性动机是泛文化的，并未深刻揭示出我国儒家文化背景下企业家追求政治联系的独特机制。

这里认为，企业家追求政治联系的动机是双重的：

工具性（proself）动机与社会性（prosocial）动机，并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企业家追求政治联系时，这两种动机如何发挥了作用。

这与Peng&Luo（2000）、Peng&Heath（1996）等仅仅关注工具性动机有很大不同。

此外，与Li&Liang（2015）的不同在于，前者主要探讨了企业家追求政治联系的前因，而我们这里则运用了动机——行为——绩效的框架，探讨这种政治联系的表现如何通过具体行为而影响了企业绩效。

2文献回顾和假设提出

2.1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

关于企业政治关系的定义，Peng&Luo[5]认为，企业政治关系是企业高管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

Johnson&Mitton[9]在研究马来西亚企业政治关系时，把企业政治关系界定为企业高管或大股东与重要政府首脑（如首相、副首相、财政部长等）之间的密切联系。

Faccio（2007）[10]认为，企业政治关系是企业与政府高层之间的密切联系，包括企业与重要政府首脑的关系，以及政府官员或其亲属、国会议员担任企业的大股东或高层管理人员。

Bertr&等人[11]在研究法国企业政治关系时认为，如果企业首席执行官在政府部门中任过职，则该企业就有政治关系。

Fan等人[12]认为，如果企业首席执行官曾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军队中任过职，则该企业就有政治关系。

Ferguson&Voth[13]在研究德国企业政治关系时认为，企业政治关系是企业高管或监事会与政府或执政党之间的密切联系。

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制度还不发达，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特征便是当地政府对企业活动和行为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制度环境可以从多种方面影响企业的创新和绩效[14]。

那些更擅长适应并影响他们的制度环境的企业将会在他们的创新活动中获得更好的收益。

因此，企业适应和影响他们的制度环境的一个关键的方法就是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开发和利用与相关地方和中央政府官员的政治关系。

由于转型经济中欠发达的制度环境，政治关系可以通过为企业提供获得政策信息和宝贵的资源的途径来弥补完善制度的缺乏[5]。

政治关系通过提供获取各种有价值资源和信息的途径为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制度支持[15]。

现有文献对转型经济中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的验证，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有的研究认为，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Peng和Luo（2000）[5]对中国江苏、广东、浙江、上海、安徽和山东6个省市的127家企业进行了调研，发现企业与政府官员建立的关系网络对其绩效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Sheng、Zhou和Li（2011）[16]对来自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的241家高科技企业的实证分析也揭示了政治关系对企业获取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的正面影响。

Wong，Opper和Hu（2004）[17]在对中国非上市企业政治关系的问卷调查研究中发现，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与政府等相关部门存在密切的关系，而私营企业的经营绩效与其企业家的党员身份存在正相关关系，党员的身份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高。

Li等[18]以2002年2324家中国私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利用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和OLS估计经验研究了私有企业政治关联对绩效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私营企业家的党员身份对企业绩效有正的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市场经济不完善和欠缺法律保护的地区尤为明显。

罗党论，刘晓龙（2009）[19]分析了民营上市公司2004-2006年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对于政府管制行业，民营企业采取政治策略更容易进入，政治关联有利于企业提高绩效，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

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20]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期限更长的银行贷款;而且，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和政府侵害产权越严重的地区，政治关系的这种贷款效应也越显著。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他们认为，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有着负面的影响。

虽然与政府官员的政治关系可以促进企业对关键资源的获取，但政治关系可能会对企业造成伤害，因为参与维持有益的长期关系和与政府的互动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以及随后的政府干预和阻碍。

如Fan等（2007）[12]，将中国的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有政治关系的CEO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并没有积极作用，反而扮演着“掠夺之手”的角色。

倪昌红，邹国庆（2010）[21]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具有负面影响。

近期，Li&Liang在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民营企业家寻求政治联系的儒家社会导向动机模型》的论文。

该文章把聚焦点放在了中国民营企业家追求政治联系的动机上。

文章提出了两个动机解释：

个人利益动机（proselfmotivation）和社会动机（prosocialmotivation），前者指企业家追求能够对公司和个人带来收益的行为，而后者指企业家追求对社会和大众带来收益的行为。

该文认为，企业家在企业还未成功时，往往热衷追求政治联系以期获得好处，个人利益动机越强，追求意愿越高。

而当获得一定的成功以后，个人利益动机很强的企业家会显著地远离这种政治联系；但儒家社会动机强烈的企业家则会非常显著地愿意追求政治联系。

该篇文章基于中国儒家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义，系统地开发了“儒家社会导向模型”，认为企业家追求政治活动和获得政治关联的动机是为了为社会做出贡献，从而实现了从强调“关注自我”的西方人生发展理论到中国人提出的“关注社会”的理论突破。

本文综合了以上相关成果，认为proself动机和prosocial动机同时存在于企业追求政治关联的活动中，而且，在企业获得政治关联之后，这两种动机将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行为，即基于proself动机的行为（如进行低成本融资、获得土地政策优惠等）和基于prosocial动机的行为（参加社会慈善活动、参与社区民间活动等）。

而这两种行为将会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基于proself的行为在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假设2：

基于prosocial的行为在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2.2制度、市场、企业因素的调节作用：

针对中介作用第一阶段的机制

这里我们旨在探讨制度、市场、企业因素的调节作用。

首先，我们认为，制度完善程度、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和吸收能力分别在这两个间接效应的第一阶段中起着调节作用。

政治关联通过以上双重行为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政治关系影响双重行为，第二个阶段是双重行为影响企业绩效。

而制度、市场、企业自身首先在第一阶段产生了调节作用。

首先政治关联会给企业带来工具性利益，这必然是通过一系列工具性行为来实现的。

当企业拥有了与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各个职能机关的联系后，企业会各种工具性的行为，因为其具有经济动机。

而在不同的环境下，这种动机会被强化。

当弱制度环境下，企业通过政治联系来弥补正式制度的缺失。

企业可能会更充分利用政治联系这一资源，来实施工具性行为，如获得低利率或者更长期限的的贷款、获得国家财政补贴、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与同行的竞争中通过合谋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得信息的优势等。

但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下，企业来实施工具性行为的动机则大大减弱。

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

如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如电子信息、或者IT、零售与物流行业，信息流动更为充分、生产要素比较公开透明、彼此同行之间的竞争游戏规则也具有了共同的范式。

市场环境竞争越激烈，政治联系则成为了一种社会资本。

这种资本不仅提供了凝聚（bond）好处[22]，而且提供了信息优势与社会网络中位置的优势[23]。

但使用政治联系这种社会资本是有成本的，如耗费企业家的精力与金钱资源等。

而对于拥有较强吸收能力的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