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及其原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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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及其原因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及其原因

湖南地处内陆，在漫长的古代，没有发生过多少举世注目的重大事情，亦缺乏引领潮流的人物。

虽然出现过理学开山周敦颐，思想大师王船山，但总的说来，人才之少廖若晨星。

到了近代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统计，鸦片战争以前的整个古代共收3005人，湖南籍仅23人，占0.77%；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名人750人，湖南85人，占11.33%。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先后出现五个重要的人才群体。

一是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人才群体，

代表人物是嘉道年间的名臣陶澍、贺长龄及唐鉴、李星沅、劳崇光等，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魏源、汤鹏等，主要代表人物陶、贺、魏。

陶澍（1778-1839），安乡人，官至两江总督、太子太保，谥号文毅。

贺长龄（1785-1850），长沙人，官至云贵总督。

唐鉴（1778-1861），善化人，著名学者，官至太常寺卿，谥号确慎。

李星沅（1791-1851），湘阴人，官至两广总督。

魏源（1794-1857），隆回人，字默深，著名学者与思想家，著作有《诗古微》、《书古微》、《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圣武记》等。

汤鹏（1801-1844），益阳人，进士，任监察御使，著《浮邱子》

二是19世纪50-60年代，即咸同年间的湘军集团，

主要代表人物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刘长佑、江忠源等。

曾国藩（1811-1872），湘乡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谥号文正。

胡林翼（1812-1861），益阳人，官至湖北巡抚，谥文忠。

左宗棠（1812-1885），湘阴人，官至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谥文襄。

彭玉麟（1816-1890），衡阳人，官至兵部尚书，谥刚直。

郭嵩焘（1818-1891），湘阴人，首任驻外公使，著名启蒙思想家。

刘长佑（1818-1887），新宁人，官至两广总督，谥号武慎。

江忠源（1812-1854），新宁人，官至安徽巡抚。

三是19世纪末，即甲午——戊戌年间的维新志士群体，

主要代表人物是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

谭嗣同（1865-1898），浏阳人，著《仁学》，激进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首。

唐才常（1867-1900），浏阳人，激进维新志士，领导自立军起义。

熊希龄（1870-1937），凤凰人，著名维新志士、立宪派人、民初出任“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

皮锡瑞（1850-1908），著名经学家，著《经学历史》，主持南学会。

四是20世纪前十余年间，即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志士群体，主要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禹之谟、刘揆一、刘道一、谭人凤、姚洪业、杨毓麟、蒋翊武、焦达峰、陈作新等。

黄兴（1874-1916），善化人，清末革命党领袖，与孙中山共创民国。

宋教仁（1882-1913），桃源人，清末民主革命家，为宪法流血之第一人。

陈天华（1875-1905），新化人，清末民主革命宣传家著《警世钟》、《猛回头》。

蔡锷（1882-1916），邵阳人，清末民初著名军事家，“反袁拥国军神”。

禹之谟（1866-1907），湘乡人，清末实业家，教育家，革命先烈。

刘道一（1884-1906）衡山人，反清革命志士，革命先烈。

姚洪业（1887-1906）益阳人，革命党人，中国公学干事。

杨毓麟（1872-1911）长沙人，革命宣传家，著《新湖南》，主笔《神州日报》，并力行暗杀。

焦达峰（1886-1911）浏阳人，辛亥长沙起义领导人，湖南军政府督都。

陈作新（1885-1911）浏阳人，辛亥长沙起义领导人，湖南军政府副督都。

五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家群体，主要代表为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彭德怀、李富春、贺龙、任弼时、胡耀邦等。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人中，湖南籍有4人（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周佛海）。

在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3名早期党员中，湖南籍的有20余名。

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列举了46位杰出人物，湖南籍有16人。

占34。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10人。

占19。

2%

在1955年9月授予的10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湖南人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

在人民解放军的10位大将中，湖南人有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

在57名上将中，湖南人有19位（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傅秋涛）；

在100多名中将中，湖南人有45位。

湖南还涌现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除最高领袖毛泽东外，有担任过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有任弼时、李富春、陶铸；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李立三、林伯渠、李维汉、谢觉哉、蔡畅、朱镕基、彭佩云、江华、滕代远、袁任远等；文化名人有：

杨昌济、徐特立、萧三、田汉、丁玲、周立波、周扬、齐白石、吕振羽、翦伯赞、章士钊、周谷城、曾昭伦、周光召；在革命战争期间牺牲的著名湘籍英烈有：

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何孟雄、郭亮、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向警予、缪伯英、罗学瓒、陈吕、蒋先云、夏明翰、柳直荀、罗亦农、夏曦、张昆弟、段德昌、曾中生、蔡申熙、黄公略、王尔琢、伍中豪、蔡会文、潘心元、周以粟、刘畴西、寻淮洲、李灿、方维复、曾日三、左权、卢冬生、袁国平、朱克靖等等，真是灿如群星，辉映神州。

这些人才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近代湖南才为举世所注目。

以上只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著名人士，在台湾的还有很多著名的湖南人，像国民党主席、台北市长马英九；亲民党主席、首任台湾民选省长宋楚瑜都是湖南人。

近代湖南何以人才辈出？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湖南人的基本素质与特殊性格是人才蔚起的基础

一个人能否成才，取决于他有没有基本的素质和顽强的性格。

一个地区的人才状况，恐怕也取决于此。

因为这是人才成长的基础。

在漫长的古代，湖南开发缓慢，长期被人称为“瘴疠卑湿”之地，生活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大都是苗徭等“蛮族”。

文物远逊于中原和东南地区，以至“湖南人物，罕见史传”。

唐大中年间长沙刘蜕考中进士，号称“破天荒”。

至宋代，文化发达的江西陆续向湖南移民，湖南的经济和文教事业开始有了较大进展。

长沙岳麓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建立，与江西白鹿洞、河南嵩山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

经元末明初的战乱，湖南人口锐减，几乎十室九空，经济顿形衰败。

明洪武年间开始，邻省即大量向湖南移民，借移民之力，经济得以恢复，明代湖南人才亦开始有迅速发展的趋势，但与临近的江西相比，仍相形见绌。

那时江西籍的名人占全国同期的7.8%，湖南仅占1.2%。

明末清初，闯献造反，清军入关，三藩战乱，湖南各州县迭遭蹂躏，又陷入旷野无人的境地，据各地志书记载：

醴陵“死亡过半，业荒无主”；慈利县境“百里无人烟；

沅江县“户口十损七八”；桂东县仅存63丁；

武冈“郡人十不存一”。

据有人研究，明清鼎革之际，湖南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

因此，清初顺治、康熙至乾隆年间，屡颁“召民开垦”的谕旨。

于是大量移民进入湖南。

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的《湖南人由来考》，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湖南全省外来移民占人口总数的九成以上。

宝庆府、邵阳县、武冈州、湘阴县、靖州等七个州县人口中移民占98.4%。

移民主要来自闽、粤、赣、鄂、四川，而以江西为多。

例如：

康熙年间所修浏阳县志记载：

“浏鲜土著，比闾以内。

十室有九皆江西之客民也。

”

慈利县“土著老民，百不存一。

其后迁徒新户，十常得九，稽其户籍，以江西为最多。

”

事实上，考察近代湘籍历史名人的祖籍，有许多都来自江西。

象著名思想家魏源及同族、清末出任两江总督的魏光焘的先世即是从江西吉安迁到湖南邵阳的。

上述情况表明，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度移民，特别是明末清初的大移民，使湖南居民的族缘与血缘得到了更新，从而导致人口素质的提高。

大凡离乡背井迁往他方的移民，大都据有开拓意识和自力更生、勤奋创业的精神，相对而言，那些秉性懦弱、得过且过、游惰懒散、无所作为的人，往往不愿离开熟悉的本土去追求新的生活。

一般来说，就生理、心理因素而言，移民是优越于土著的。

由于移民的辛勤劳作，到康熙时，湖南水稻生产已有了较大发展，赢得“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从而为湖南经济的恢复、人口的增加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中的苗、瑶、侗及土家族长期相处，既有彼此争斗，亦有相互联姻。

据谭其骧对宝庆一府和靖州、湘阴七州县中土著九族的考证，发现有四族系蛮族后裔。

所以谭其骧认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

”

也有人说：

“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

”近代维新志士、民国“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熊希龄即为湘西凤凰人，人称“熊凤凰”，祖籍江西丰城，母亲吴氏系苗族。

这即是例证之一。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移民，使湖南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带来了移民所有的开拓精神与进取意识，加上与少数民族联姻，吸收了苗瑶等族强悍、刻苦的习性，从而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他省的特殊的民风：

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尚气好胜，霸蛮任性。

受这种民风熏陶的学子士人，也逐渐形成特殊的士气文风：

质朴淳实，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多带血性却又负气好胜。

湖南所特有的民风士习，被人称为“吃得了苦，而耐得了烦、霸得了蛮”的“骡子脾气”。

既有马的刚烈，又有驴的耐性。

有了这种性格，种田不怕苦累，汗水换来收获，读书不怕艰辛，砚田笔耕，终有所成。

二、湖南建省与南北分闹为湖南士子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机制。

有成长的基本素质，有成长的坚强性格，还必须有使有才之人脱颖而出的机制。

在清代，学子士人要想成才，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可，要想进入仕途以大显身手，一般来说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必须取得功名。

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到清代已推行了千余年，虽然有不少弊端，明清的“八股取仕”在后人看来纯粹是禁锢和摧残人才的敝政，并且已于清末加以废除，但历史地看，科举比之于“乡举里选”和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九品中正制疑是一种进步，下层士人可以通过考试的公开竞争获取仕进的机会。

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就是生动地反映。

古代不少有作为的政治家，如唐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宋代范仲淹、包拯、文天祥，明清时的海瑞、于谦、陶澍、林则徐等等，都是通过科举即所谓的正途出身而登上政治午台的。

在清代雍正以前，湖南还是湖广省的一部分，省会在武昌，考举人的考场即“闱场”设在武昌，湖南的秀才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费用浩繁，特别是要越过八百里洞庭湖，风狂浪险。

陈鹏年写道：

“洞庭之水，自夏至秋，盖巨浸汪洋，绵亘数百里，狂风恶浪发作不常，当大比之年，贫寒士子，或十数人，或数人敛费僦舟，冲涛而往，一舟覆溺，则所损者多人，一番沦波，则各郡县引以为戒。

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终身未见场屋者。

动曰湖南人少，是因洞庭之险而少。

杨昌济曾经也说过：

“以前科举时代，南北合闱，湖南士子，惮泛重湖，赴试者少，获隽亦难。

有一年仅有一人中试，当时巡抚特加宠异，赠以‘一鄂横秋’之匾。

风气闭塞，人才寥寥，可想而知。

”

他还谈到自己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为陪伴两个弟弟去武昌赴考，途中过洞庭时遇大风浪惊吓得心脏病发作而死的。

南北合闱的结果使湖广省中举的名额多被湖北人占去，湖南中举的人极少。

各县的教谕一职例由举人担任，因此也大都由湖北人出任。

雍正元年（1723）设湖南布政使司，湖南正式建省，第二年没湖南巡抚，驻长沙，同年南北分闹，湖南首次单独举行乡试，中试名额49名，副榜9名，仅比湖北少1名。

武举25名，与湖北同，从此成为定制。

建省与分围既免除了风浪之险，又减轻了士子的经济负担，名额的划分又增加了湖南士子中试的机会，从而激发了湖南士子进取心和求得功名的积极性，促进了“人才之奋起”，正如杨昌济所说的那样：

“湖南与湖北分围以后，文运大昌。

”“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此分围之效也。

”

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

近代湖南几个人才群体都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这种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可以说，正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孕育了一辈又一辈近代湖南名人。

经世致用从人生态度来说，是一种入世精神，这种精神的人格化表现即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命态度，勇于承担天下家国的重任，尽力解脱天下苍生的苦难，而不以一己私利为进退。

经世致用从人生价值取向来说，是追求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退而独善其身，进而兼善天下。

经世致用从学术风格来说，是联系社会实际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知识，注重学问的现实操作性和实用性，注重知识者的生命价值与黎民百姓生活的联系。

一句话，就是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日用人伦的实际学问，学以致用。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更是湖湘文化的一大传统。

湖湘学派始终以“康济时艰”“传道济民”为治学宗旨，湖湘学者多能“留心经济之学”，且努力付之实践。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直接接受并发扬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

嘉道年间贺长龄、魏源提倡经世致用，按照“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原则，将清初以来有关治体、钱粮、河工、盐课、农田、仓储、边防、刑政等奏议文牍分类编辑，名曰《皇朝经世文编》，凡120卷，300多万字，于道光六年（1826年）出版，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了19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对湖南士风影响尤其重大：

“三湘学子，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

受经世致用学风熏陶，左宗棠自幼立下经世之志，自撰对联云：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

他乡试落第之后，潜心研究舆地、兵政、农学、水利等关于民生国计的学问，从而奠定了他日后带兵打仗、收复新疆和倡办洋务的学术基础。

曾国藩早年也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将理学与经世结合起来，将经济与义理、词章、考据相提并论，认为治学要四者并重。

他自己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卷，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注重实用之学，志向却很高远。

他在青年时代就提出：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故其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

”至于“一身之屈伸，一家的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能忧及此也。

”他还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联语以激励自己。

正是经世致用学风使湖南一批一批的仁人志士，树立经世之志，致力经世之学，养成经世之才，并成就经世之业。

四、重教向学之风极盛，促使湖南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为湖南学士的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中叶之后，岳麓书院在罗典、欧阳厚均等山长主持下成为湖南人才兴起的大本营，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刘蓉、胡林翼、唐才常、陈天华、杨昌济等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成立时务学堂，成立一大批学会组织，成为培养人才和研讨学问之所。

林圭、蔡锷、秦力山、范源濂、杨树达等一批湘籍名人都是时务学堂的学生。

20世纪初，湖南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并渐渐形成了一师、长郡、雅礼、周南、广益、楚怡、明德等一批名校，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罗学瓒、刘少奇、李维汉、李立三、夏明翰、任弼时等都是从这些名校中走出来，走上革命道路的。

重教向学之风还促使湖南在清末民初的留学热潮中走在全国的前列

1902年湖南抚院首次官费派遣学生12人赴日留学，此后，官私费并举，到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达373人，占全国留日总数的11%。

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首批留法89人，湖南学生43人，到1920年底，赴法湖南学生364人，占全国赴法学生1576人的22%，仅次于四川，占第二位。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蔡和森、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都是从这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脱颖而出的。

人才离开不教育，人才强国，科教兴国，教育为本，这也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五、近代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为湖南改天换地的军政人才提供了现实舞台。

湖南近代人才集中在军政方面，企业家甚少，根本的原因在于近代社会充满内忧外患，急需有一个根本性的大变革，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接连不断，湖南军事政治人才的崛起刚好顺应了“乱世出英雄”的时代需要。

换句话说，近代中国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变革这个社会现实，需要大批改天换地的英雄人物，有志向、有能力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人们就有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就有了脱颖而出的机遇，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人的成才需要环境，需要机遇。

陶澍、贺长龄、魏源在嘉道年间倡导经世致用，从思想学术上影响了大批湖南士子。

但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为湘军人物的崛起创造了机遇。

湘军的成功改变了湖南人的职业观念，“人颇牧而家孙武”，许多青年士子乐于投笔从戎，建功立业。

湘军时代延续了三十余年，甲午一战划上了句子。

同时又成为湖南志士维新求变的契机。

20世纪初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奖励留学，湖南青年走出国门，随着反清革命运动兴起，湖南志士又可以在这个醒风血雨之中叱咤风云，成就反清革命和创建民国的历史功勋。

民国建立之后，政局依然动荡，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土地战争，抗日烽火，解放战争这一连串的斗争，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才群的涌现创造了机遇。

这批人物经历了比他们的同乡先贤更加长期、更加艰苦的磨砺，并创造了比他们的先辈更加辉煌的业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六、人才团、人才链的集聚效应也是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才需要发现和爱护，需要培养和扶持。

正因为如此，人们看好千里马，更看重伯乐。

而发现和培养人才往往是从已成为人才的人从自己已熟悉的人中开始的，这样互相帮带，互相提携就形成一种人才链，逐步扩展，逐步增大，就会形成一个人才团。

在这方面曾国藩最为典型。

他爱才、识才、举才、用才，使天下英才聚集于他的髦下。

经他向朝廷举荐而得到重用的人才遍于五湖四海，几于不可胜数。

他特别重视从同乡中选拔人才，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也注意从学生和亲属中选拔人才，此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据萧一山《清代通史》所载，湖南中兴人物凡87人，36人来自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占41.4%。

据有人研究，现代湖南军政人才的大量涌现也表现出三个有规律的群体现象。

一是一个地方出现许多著名人才，形成了长沙、湘潭、湘乡、宁乡四个人才籍贯核心区域，这几个核心区域英才荟萃，豪杰如云，产生了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人物。

浏阳涌现大批革命家，平江出了大批军事将领，醴陵的著名人物在百人以上。

解放军的中将以上人员共254人，平江、浏阳各占14人。

一场大的革命运动往往会造就众多的革命人物，其中最优秀的人才被推到历史潮流的前列而成为革命领袖。

二是一个家族或家庭培育出众多的著名人物，毛泽东一家革命烈士就有六个，蔡和森与向警予，李富春与蔡畅夫妇双双都是革命家。

在这种情况下，核心人才的主导职能突出，人才的群体功能协调，群体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三是湖南涌现出高质量的革命领袖群体，高能为核，人才团聚。

毛泽东作为现代革命领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权威性，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革命集团，集团成员能够各尽其才，取长补短，并造就了宏大的革命人才群。

这与革命领袖的精神和人格的强大凝聚力是分不开的，革命领袖对于人才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湖南在近现代历史上为“日月换新天”贡献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还有一批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及科学技术人才，这是湖南的光荣。

但是湖南人才结构所存在的不对称状况也值得加以反思。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也十分需要企业家，特别是大企业家。

湖南人会种地、会当兵、会读书、会出书，也要会经商、会办企业，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

湖南人有基本的素质，有顽强的性格，有辉煌的历史，有光荣的传统，完全可以预期，在科教兴国，以法治国和争取祖国统一的伟大实践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能够实现新的辉煌，作出无愧于湖湘先辈的新的伟大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