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阅读1142之二总1200《西游记》里的南瓜档.docx

星期一阅读1142之二总1200《西游记》里的南瓜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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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阅读1142之二总1200《西游记》里的南瓜档

《西游记》里的南瓜

作者：

周岩壁《光明日报》（2016年09月19日16版:

国学）

　　《西游记》第十一回：

十殿阎王同意放唐太宗还阳，太宗非常感激，说，我回阳世，无物可酬谢，唯答瓜果而已。

十王喜曰：

“我处颇有东瓜、西瓜，只少南瓜。

”太宗说，我一回去即送来。

于是，招募到刘全，让他“头顶一对南瓜，袖带黄钱，口噙药物”，到阴司给阎王送南瓜。

阎王非常高兴，收下南瓜。

憺漪子在回前批云：

“一对南瓜，能值几文？

”（黄周星点评本《西游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55页）嫌送的礼太便宜。

张书绅说，太宗用两个南瓜，换了二十年阳寿——真是划算。

所以，他就瞎猜说：

广东有菠萝蜜，类似南瓜，其重有数十斤，结自树上，又甜又美；此卷南瓜大概就是。

（张书绅评本《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1页）就是说，张书绅认为刘全进南瓜，太不可思议，应该是比较贵重的瓜果，于是就想到菠萝蜜——实际上他对菠萝蜜也所知不多。

为什么让太宗给阴司进南瓜，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事儿。

　　刘全是“头顶一对南瓜”，它只可能是两个南瓜摞在一起，南瓜是圆形的才好顶着。

由此形状，我们知道这个品种的南瓜是美洲南瓜。

就是万圣节经常被美国小孩用作道具，在上面挖几个洞当眼鼻口装鬼的那种圆瓜。

（Webster’sNewExplorerDeskEncyclopedia，说南瓜有两种，源于美洲，见该书，2003年版，第1148页）

　　我们大致考查一下南瓜从外夷进入天朝的历史。

因为它不声不响，着处开花，很不起眼，所以历代植物学著作对它著录不多。

1578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完成。

该书第二十八卷菜部有南瓜，说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等处都有种植。

结瓜正圆，大如西瓜，皮上有棱如甜瓜。

一本可结数十颗，瓜的颜色有绿、有黄、有红。

经霜后收置暖处，可留至春天。

南瓜子像冬瓜子。

南瓜肉厚色黄，不能生吃。

吃时要去皮、瓤，煮熟，味如山药。

　　李时珍还说：

元代王祯《农书》中说到浙中一种阴瓜，宜阴地种之，秋熟，色黄如金，皮肤稍厚，可藏至春，食之如新。

怀疑这阴瓜，就是南瓜。

李时珍说的阴瓜见王祯《农书》之《百谷谱集》之三蓏属“甜瓜”条下，没说不能生吃，自是甜瓜变种，不是南瓜。

成书于1273年的《农桑辑要》比《农书》时代稍早，有西瓜、冬瓜，无南瓜。

成书于1330年的《饮膳正要》，也有冬瓜、西瓜，无南瓜。

活了106岁的老寿星贾铭，本是元人，入明后尚在，著有《饮食须知》，其中则有“南瓜”条：

“味甘，性温。

多食发脚气、黄疸，同羊肉食，令人气壅，忌与猪肝、赤豆、荞麦面同食。

”似乎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南瓜。

　　可以说，对南瓜最早著录且有详细形态描绘、性能说明的是《本草纲目》。

但此后的相关书籍，并未步武《本草纲目》。

1621年刊印的王象晋的《群芳谱》“西瓜”条下，附有“北瓜”，形如西瓜而小，皮色白，甚薄。

则是西瓜别种，并无南瓜。

（伊钦恒《全芳谱诠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25页）1639年刊行的《农政全书》，是在徐光启死后，由陈子龙整理而成，它也未著录南瓜。

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王象晋我们不去说他。

徐光启是个关心农事、风气开通、地位崇高的人，应该注意到当时的学术风向，接触得到《本草纲目》，也应该关注到南瓜这种外来的物种在中国由南向北的蔓延推广，而且是肯定看过《西游记》的——在《辟释氏诸妄》一文中，他提到“孙行者毫毛变化”！

（《徐光启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91页）遗憾的是，《农政全书》中南瓜的空缺，表明徐光启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我们真不知道当他读到《西游记》中刘全送瓜的段落时，心中有何感想！

　　1708年成书的《广群芳谱》，是对《群芳谱》的增补。

该书卷十七，加入南瓜，基本上是移录《本草纲目》。

此后南瓜就成为植物学著作里的常客，并对其性能、功用不断加以充实。

如1765年刊行的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第八卷：

“《（本草）纲目》南瓜主治，只言其补中益气而已。

至其子食之脱发，今人以为蔬，多食反壅气滞膈，昔人皆未知也。

”又引人言：

南瓜瓜蒂坚牢不可脱，昔人曾用以入保胎药中，大妙。

《慈航活人书》言南瓜瓤治汤火伤。

1848年刊印的吴其濬《植物名实考》卷六：

《本草纲目》始以南瓜入菜部，如今处处种之，南瓜能发百病。

北省志书列东西南北四瓜，东盖冬瓜之讹。

北瓜有水、面两种，形色各异。

“《曹县志》云：

‘近多种此，宜禁之。

’番物入中国多矣，有益于民则植之。

”吴其濬看到的大概是康熙时的《曹县志》。

地方官禁止种南瓜，可见南瓜17世纪在中国有些地方，尚是新异物种；一些人不识不知，不放心它，不信任它。

那种忐忑的心理，类似于我们今天对转基因技术处理下的物种、产品。

这种胆怯和保守，实是数见不鲜！

甚至1936年版的《辞海》还说：

南瓜，结实颇大，其形不一，普遍作扁圆形，有棱成数纵沟，其色或黄或红，供陈设用；普遍使用者为番南瓜。

（《辞海》，中华书局影印版，第471页）就是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种刘全所进的南瓜，多还是作为赏玩之物，像潘金莲说的花木瓜一样，空好看（《水浒传》第24回）！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豫西南乡下外婆家，我们那里吃的南瓜都是青黑色、带花纹，长长而圆，一头弯曲，叫作bian瓜，正好印证《辞海》所言。

　　假如我们把刘全进瓜的时间定在《西游记》定本出现的时间——1595年，那时南瓜刚从美洲大陆，经过南洋，进入中国不久，只有《本草纲目》曾经著录。

它是那么新异，以致阴间的阎王钦点此物叫阳世君王进奉。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显得意味深长，充满游戏精神。

　　（作者单位：

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

《琵琶行》：

“瑟瑟”还是“索索”

作者：

高中正《光明日报》（2016年09月19日16版:

国学）

　　白居易《琵琶行》一诗，为其贬谪江州后所作，该诗写人写己，道出宦海浮沉的悲凉，可以说是千古名篇。

收入中学课本后，更是被现代人传诵。

其中开篇“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中“瑟瑟”一词，古来大多训为萧瑟。

明代杨慎始有新解，他在《丹铅总录》中举出白居易其他诗中用“瑟瑟”的句子，如《莫江曲》“一道残阳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认为“秋瑟瑟”就是“秋色碧”。

明代何良俊，清人吴景旭、今人池太宁均从其说，反驳此说者有明人陈耀文。

此间聚讼可参看孙雍长《此“瑟瑟”非彼“瑟瑟”》，孙先生也讨论了“瑟瑟”，认为是拟声词，状声音。

　　许久以来，对于“瑟瑟”的训解，还有不少。

一首诗中的一个叠音词，引发了如此多的讨论，值得注意。

不过，这句话真的是作“瑟瑟”么？

一

　　“瑟瑟”一词在白居易集（以下简称“白集”）版本中是有异文的。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校云：

“宋绍兴本、日本那波道圆翻宋本、《全唐诗》、卢文弨校俱作索索。

何校（国图藏失名临何焯校本）：

索索，兰雪（兰雪堂刊本是白集明代最早的刊本）同。

”

　　可见，现存较早的几个白集版本中“瑟瑟”均作“索索”。

本来是简单的押韵问题，有了早期版本的依据，其结论自然可靠。

其实清中叶的校勘学家卢文弨在其《群书校补》里已对此校改，遗憾的是未能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他们多据“瑟瑟”立说，颇有以为合韵的。

现在看来都不妥当。

　　一些音韵学者也注意到了这处异文。

俞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发表的《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将“瑟”字拟音为［］：

“白居易这么伟大的诗人，刚作了两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就出韵，只有用这个音才凑合着压得上。

”如果俞先生见到宋本白集，想必不会有此疑问。

　　丁声树生前也曾谈到这个问题。

据他的学生张惠英回忆：

“先生说，白居易《琵琶行》头两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瑟为-t尾，有的本子作飒-p尾，都不能和客-k尾相押，而白居易诗押韵对-p、-t、-k尾分的很清。

现在知道，宋本白氏集就作‘索’（-k尾），唐宋时引此诗都作‘索’。

”（《回忆丁先生的教导》）

　　张惠英所说“唐宋时人引此诗”，见于欧阳修《减字木兰花》第二首：

　　伤怀离抱，天若有情天亦老。

此意如何？

细似轻丝渺似波。

扁舟岸侧，枫叶荻花秋索索。

细想前欢，须着人间比梦间。

　　其中“枫叶荻花秋索索”句，明显是摘用白居易的《琵琶行》首联。

　　这之后，北宋以至于南宋早期，学者见到的白集均是作“索索”。

北宋初年成书、南宋初年周必大等校刻的宋本《文苑英华》里收录《琵琶行》，也作“索索”，亦可佐证。

　　笔者也考察了白居易歌行体诗，首联几无出韵现象。

“索”字《广韵》有三读，苏各切铎韵，义为尽、散或者绳索和姓氏；山戟切陌韵，义为求；山责切麦韵，义为求、取。

这样的话，《琵琶行》“索索”需辨义以别音。

我怀疑白居易的“索索”来源于《周易·震卦》：

“震索索，视矍矍。

”《经典释文》“索”音桑落反，属铎韵。

《震》卦的“震索索”是形容巨雷作而人颤抖，这与《琵琶行》“索索”状摩擦声当有同一语源，那么后者也应属铎韵。

所以《琵琶行》首句当为陌、铎合韵。

这也与当时实际语音相符：

陆机《叹逝赋》“友靡靡而愈索”句，韵脚“索”为“尽”义，属铎韵，与文中陌韵的“客”等字相押，唐李善注说：

“索，协韵，所格切。

”可见唐代“索”字音义区别清楚。

　　因此，“瑟瑟”为后人所改，当无可疑。

谢思炜认为“索索”形容“风起草木摇落状”，较符合诗义。

二

　　白集原本的“索索”是何时遭改动的呢？

据我们的考察，北宋以至南宋初年，“索索”改为“瑟瑟”的可能性恐怕比较小。

出现“瑟”字异文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经查，南宋刊刻古书所收《琵琶行》，如祝穆《方舆胜览》《事文类聚》续集、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尚且不误，而《全芳备祖》前集已经误作“瑟瑟”。

值得注意的是，《全芳备祖》刊刻于宝祐年间，卷端题“江淮肥遁愚一子陈景沂编辑，建安祝穆订正”，可见最晚在宋理宗宝祐时坊间已并存作“索索”和“瑟瑟”的白集本子，对《琵琶行》首句的改动也当在此以前。

　　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南宋时期，福建建安（建阳）一带为当时坊刻中心。

刘晓南《宋代闽音考》曾考察宋代闽方音，认为此时“入声韵尾趋同，突破了《切韵》-p、-t、-k三分的局面，不同韵尾间入声字亦大量相押”。

他还举出南宋中期建安人袁说友诗中“鹤葛”相押，认为南宋中期“-t、-k尾有混同的倾向”。

可见，至少在宋理宗时，这一地区“客”和“瑟”两字入声韵尾应当已经趋于混同，且主元音相近，而“瑟瑟”本就和“索索”同义。

因此我怀疑，可能是由于方音变化，加之坊本刊刻的随意性，才导致对白集的改动。

　　作“瑟瑟”的误本，元代似乎已占据主流。

从语音来看，宋末至元，北方官话逐步形成。

从宋末元初的《古今韵会举要》和二十余年后的《中原音韵》可知，这时北方话系统中以-p、-t、-k收尾的入声韵已经趋同。

瑟、索、客三字，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中，都是入声作上声。

元代大都人（一说河北）马致远据《琵琶行》改编的杂剧《江州司马青衫泪》，引用《琵琶行》首句已作“瑟瑟”。

现存《江州司马青衫泪》版本均为明刊本，明人对俗文学题材又颇有改写，我们难以知晓早期刊本情况。

元末倪瓒《清閟阁遗稿》卷七有《寄德朋》诗：

“故人欲问梁鸿宅，遗迹犹应杵臼存。

枫叶菊花秋瑟瑟，荒园废圃雨昏昏。

”第三句显系化用的白居易诗。

　　不过，在元人官话系统中，“客”和“索”字都属皆来韵。

元人张可久小令《练溪晚渡》【霜角】：

　　淡烟微隔。

几点投林翮。

千古澄江秀句，空感慨、有谁索。

拍拍。

水光白。

小舟争过客。

沽酒归来樵叟，相随到、许仙宅。

　　其中“隔翮索拍白客宅”相押，他们都是古入声字。

可见此时“索”和“客”语音还是很近的，这种情况该怎么解释呢？

　　根据李蕊统计《全元散曲》用韵情况，“索”字皆来入韵2次，宵豪入韵8次，歌戈入韵2次（《全元曲用韵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可见这一时期“索”字语音由于语义的不同而有较大变化。

明沈宠绥《度曲须知》“文同解异考”说：

“韵中有一字两三音而解释各别者。

在南曲入声则萧索之索，当叶，索取之索，当叶啬。

”南曲和北曲入韵差距并不大，且沈宠绥宗中州雅音，其作“文同解异考”的目的就是“虽便北亦便南也”。

“”字见《中原音韵》宵豪韵。

笔者考察了“萧索”连用时“索”在元曲里的押韵情况，发现入宵豪韵的8次，“索”均作萧索解，而上面举的张可久的小令，索、客押韵，索字作索取讲。

可见元人对“索”的音义区分比较清楚。

　　因此，元末倪瓒写诗用典，未注意其中不妥，可能是因为实际语音中支思与皆来韵音近，而当时“索索”作萧索解，已经在宵豪韵，和皆来韵的“客”有些远；另一方面也反映当时所见通行本恐怕已多作“瑟瑟”了。

三

　　已知“索索”至少在南宋中后期就已被改为“瑟瑟”。

以博学著称的杨慎为何又会犯这种错误呢？

这还要从明中叶的语音演变说起。

　　王力的《汉语语音史》认为明清入声与元代入声的区别是“元代入声多转为上声，明清入声多转为去声”，而且“明清的入声的分配已经接近现代了”。

麦耘在反映明中后期官话音的李登《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里，发现入声二质中，瑟注为师入声，是［］，又见于九陌，与色、啬等字同音，当读［］（见《汉语语音史上的韵母》）。

按色、啬正是皆来韵的字，和客同。

考虑到官话系统入声已经派入三声，而且当时人未发现“瑟”与“客”押韵的不妥，“瑟”的“师入声”读音可能已经从当时的官话系统中消失。

　　所以，这一时期语音变化的结果是，“索”仍然为上声。

而“客”在全元曲里入皆来韵92次，车遮韵仅1次。

不过至迟到了明中晚期，“客”字在官话系统中，当已为车遮韵。

这在当时谣语材料里可以体现。

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记载：

　　明天启间客氏魏忠贤用事，当时有‘茄花委鬼’之谣，盖京都语‘客’如‘茄’也。

《元史》怯烈氏或作克烈。

英宗国语谥曰‘格坚皇帝’，石刻有作‘怯坚’者（泰安府东岳庙圣旨碑），盖亦读‘格’为‘客’，因与‘怯’相近也。

　　钱氏讨论的虽然是声母问题，但据此可知明天启间京都“客”字与茄、格、怯等音近，主元音应当同是［］。

所以“客”和“瑟”，主要元音和声调相同。

杨慎等当时人用官话读，未加深究，加之无作“索索”的善本参照，自然不会察觉其中不妥。

　　回头看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泪》前四句：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别。

　　前四句明显对白居易原文进行了改动，而且有意让“客、别、瑟”押韵。

其中“别”，是车遮韵，有可能是明人改写。

　　由于实际语音的改变，南宋以来的白集误本，还导致后人改动其他古书。

《全芳备祖》的明毛氏汲古阁本、《文苑英华》明隆庆元年刻本、《方舆胜览》《事文类聚》的四库全书本都被改为“瑟瑟”，可见误本的流弊。

　　就今天来看，现代北京音，瑟、客都是开口呼去声，主元音相同，而索是合口呼的上声，读音区别较大。

因此我们读《琵琶行》中“瑟”“客”当然较“索”“客”相押朗朗上口。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青云”考论

作者：

杨秀娟傅永聚《光明日报》（2016年09月19日16版:

国学）

宁波工程学院主校区——风华校区新近落成的图书馆前，矗立起一尊王阳明全身雕像，如同先贤穿越时空，注视学校师生如何传承、弘扬和践行“知行合一”的思想。

该校2004年确立了“知行合一”的校训，致力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统一，智慧与美德统一，知识与技能统一，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应用型人才。

本报通讯员陈红詹菲菲/光明图片

　　从今天可见的可靠文献记载看，“青云”最早见于屈原《九歌·东君》：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王逸注：

“言日神来下，青云为上衣，白霓为下裳也。

日出东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为饰也。

”青是古人所谓五正色（青、赤、黄、白、黑）之一，按照中国传统的“五行”理论，东方属木，其色为青，西方属金，其色为白。

所以王逸注“青云”“白霓”，认为“用其方色以为饰也”，则“青云”即东方云。

　　在中国古代，颜色与方位很早就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紧密的亲缘概念。

《逸周书·作雒解》对此说得更清楚：

“封人社壝，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社之封，故曰：

受列土于周室。

”五色土即方色土，周天子分封一方诸侯时即从社壝（即祭坛四周的矮墙）相应的一方取一些象征该方的土，再从社壝中央取一些黄土盖在上面，用白茅包裹，赐给被封诸侯。

诸侯到达受封之国后，也建大社，将所受之土安放在祭坛上。

赐土即赐国，完成这个仪式，则表示诸侯国得到中央政权的认可。

在“五行”理论盛行的汉代，“青”的颜色义基本为其方位义所取代，而指东方。

《考工记》曰：

“东方谓之青”，《说文解字》释“青”为“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释“青海”为“东方之海”。

那么，“青云”自然是“东方云”。

　　与五行、五方相对应的五色云中，唯独“青云”在汉代典籍中使用率较高，且逐渐成为高空或天空的代称。

《列子·汤问》“连双鸧于青云之际”，《说苑》“侯生曰：

‘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揺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羽猎赋》“青云为纷，虹蜺为缳”，《楚辞·远游》“涉青云以泛滥兮，忽临睨夫旧乡”，这些文献中的“青云”当指东方云。

而《淮南子》“魏阙之高，上际青云”，《子虚赋》“其山……交错纠纷，上干青云”，《鲁灵光殿赋》“隆崛岉乎青云”，《笛赋》“激叫入青云”，这里的“青云”理解为高空或天空则更符合文义。

可见，“青云”在五色云中的地位最为突出，这与古代的太阳崇拜、东方崇拜有直接关系，更根源于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基本国情。

太阳崇拜的传统非常久远，盛行于上古时期，古人将太阳神视为天神，夏商周三代都有祭日的礼仪，屈原《九歌》极力赞颂的“东皇”“东君”正是太阳神。

日出东方，由太阳崇拜产生了东方崇拜。

《孔子家语·五帝》“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东方，万物之初，皆出焉。

是故王者则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论衡·祭意》“东方主春，春主生物”，“四时皆有力于物，独求春者，重本尊始也”。

东方属木，木即植物，是农耕的根本，而且万物生长也离不开太阳，所以太阳崇拜、东方崇拜又与农耕社会的现实密切相关，《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就说：

“东方者木，农之本。

”

　　“青云”的高空、天空之义引申出高远之义，多用于指人的志向、才能、意趣等。

如《文选·颜延之〈五君咏·阮始平〉》“仲容青云器，实秉生民秀”，李善注“青云，言高远也”，李周翰注“青云器，高大者也”。

《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七“青云”条指出：

“青云之士，谓圣贤立言传世者，孔子是也。

”可见，青云器、青云士皆言人之高远非常人所及。

　　“青云”还是春官的代称，并由此引申出高位、达官显爵之义。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黄帝云师云名”，颜师古注引汉应劭曰：

“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

由是而言，故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

”按照“五行”理论，春天属木，对应东方，色青，故春官名青云，以此类推。

黄帝的五官之中以春官为首，这也是上古太阳崇拜、东方崇拜的痕迹，故春官青云就具有了高位之义。

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须贾见范雎“顿首言死罪，曰‘贾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扬雄《解嘲》“当途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晋书》“史臣曰：

‘……元海人杰，必致青云之上”；李白《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

急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

隋唐以后欲仕进为官必经科举，所以“青云”又有了登科之义，广泛应用于登科诗中，实际上登科也就等同于仕进登高位。

如孟浩然《送友人之京》“君登青云去，予望青山归”；刘禹锡《送韦秀才道冲赴制举》“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梁颢《及第表》“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元代人配合科举考赋制度选编的指导士子的赋集亦命名为《青云梯》。

　　六朝时期，受当时隐逸之风的影响，“青云”又产生了隐居之义。

如郭璞《游仙诗》“寻我青云友，永与时人绝”；刘孝胜《升天行》“欲访青云侣，正遇丹丘人”；王康琚《反招隐诗》“放神青云外，绝迹穷山里”；袁彖《赠庾易诗》曰“白日清明，青云辽亮。

昔闻巢、许，今睹台、尚”；阮籍《咏怀诗》“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

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中讨论到“青青子衿”时指出，“青是冷色，它是凝静的、独立的，……它象征着存在与永久”。

或许正是因为“青”作为一种冷色，有凝静、独立、永久的意蕴，而“云”超然世外，飘忽无羁，合而言之的“青云”恰好与六朝时悠远高洁、淡泊宁静的出世之风相契合，从而具有了隐逸之义。

　　六朝以后，“青云”的仕进与隐逸两义并行，蕴含了入世、出世两种截然相反的志趣情怀。

明代学者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七“青云”条对宋人将其用于登科诗提出异议，认为“青云”不当作“登仕路”理解；比杨慎稍晚的学者陈耀文《正杨》卷二“青云”条针锋相对地驳斥杨慎之说，提出“青云”本为仕进登高位之义；其后，董斯张、周婴等学者的解释更为全面，尤其是周婴在其著作《巵林》卷六“青云”条下引述杨、陈的观点，并进而指出“青云”具有高逸、游仙、贵仕、登科等多重涵义；清代学者翟灏《通俗编》卷十更明确指出“青云字，隐逸与仕进，两得用之”。

其实，仕进与隐逸看似矛盾，但在长期儒道互补的中国古代社会，出处之念几乎内化于每一个士人之心，并纠结于他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成为一个强大的文化基因。

“青云”的仕进与隐逸两义并行，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儒道互补造就的士人出处情怀的一种投射，可以作为我们审视中国古代士人出处情怀的一个参照点，从中照见古代士人内心的期许、无奈与纠结。

　　（作者单位：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

文艺作品应引体向上

作者：

余数《光明日报》（2016年09月19日14版）

　　【艺坛杂议】

　　感人也深、化人也速，这是文艺作品，特别是大众通俗文艺作品的力量所在。

不得不指出的是，文艺作品的这种强大“感化力”，实际上是可以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挥作用的。

一个是向下，一个是向上。

先贤于《礼记·乐记》早已指出了文艺引人向下和向上的不同后果——“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

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

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

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路程上，感人也深、化人也速的文艺，特别是大众通俗文艺，应该催人引体向上，而不是屈体下蹲。

　　日前，《检察日报》披露，在连日观看了电视剧《人民检察官》之后，宁夏一吴姓行贿人向检察机关投案自首。

这种电视剧作品对现实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事例，值得关注。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这是老生常谈了。

但若如空中楼阁般止于“高于生活”，艺术特别是大众文艺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艺术高于生活，不是为了悬置于生活之上，是为了作用于生活之中，引领人们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十年前播出的电视剧《武林外传》，至今还能让观众想起“同福客栈”以及郭芙蓉、白展堂、佟湘玉，但是否还能让观众记起片尾曲《侠客行》中的歌词呢？

“这世界有太多不如意，但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太阳每天依旧要升起，希望永远种在你心里”。

希望种在心里，还只是种子，要发芽、要成长，所以歌中还有这样的呼唤——“要向上看不向下看，要向前看不向后看”。

艺术，特别是大众通俗文艺能不能带领观众引体向上，关键在于创作者自身愿不愿意先行引体向上。

如果创作者自身甘愿在盆地之中盘桓，那就谈不上攀登文艺的高峰，遑论引领观众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当文艺，特别是作为大众通俗文艺的影视文艺，不是来源于生活，而是来源于IP接力，它就无法高于生活。

当文艺，特别是大众通俗文艺，不是来源于生活，而是来源于生意，它也就无法高于生活。

不接地气，难免岔气；不贴近现实，难免现眼；不贴近生活，难免花活；不贴近群众，难免哗众。

《舌尖上的中国》没有IP资源，开掘的是原创价值。

它取象于百姓的煎炒烹炸，体味着人民的酸甜苦辣，它让观众在饮食之中体悟着天地人的关系，它让中国老百姓更加热爱自己的生活，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诞生在中国》将会被“IP”起来、“IP”下去，但它却不是别人的“IP”。

它的拟人化手法，它的家庭化叙事，它的伦理学视角，让观众从这部零差评的作品中，从达娃、淘淘和丫丫的故事中，看到“我们诞生在中国”的轨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