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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及特征
课程前言
大家好，我们这个主题是关于当前腐败现象的发生的原因和特征。
我们准备利用这一段时间对当前在我国发生的腐败现象的诱因以及它的一些表现做一点分析。
这个原因就在于党的十八大对于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怎么深化反腐败斗争做了战略部署，尤其是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清晰的表述。
十八大对当前的形势的判断有一句话，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短短的几个字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起码传递了这么一个信号，我们不能对当前的腐败形势做太过乐观的估计，它依然严峻，严峻就是不容忽视，更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它是严重的，而且严峻的意义还在于它以解决腐败的问题就有紧迫性，所以严峻的含义要把严重更广、更多，严重讲的是腐败的形势的严重性，严峻更多地强调紧迫性。
为什么党的十八大做这样的判断，以及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事实、什么样的现象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你依据什么来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呢？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题目。
一、当前腐败现象多发的诱因分析
就当前中国发生腐败现象的原因的分析不能离开对整个社会所处阶段的定位和定性，腐败是个现象，它是在整个社会大背景，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的制度结构大变动之下发生的，那么它发生的这些都跟它所发生的背景结构变动、社会变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现象就是这种社会变革、变动、结构调整的自然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我们分析当前腐败发生的原因，要从我们所在什么样的结构变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来出发。
首先，中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什么意思呢？
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要给它做个定位的话，政治术语应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什么意思呢？
初级阶段的目标是要向终级、高级，它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千方百计摆脱这个冲击，它在通过建设发展来提升国家由初级向终极，这就注定了我们这个初级阶段是一个变化的阶段，更是一个变革的阶段，它跟高级不一样，你再过多少年以后，社会主义到了高级阶段，相对成熟了，又稳定了，成熟和稳定具有相对固定，但初级阶段不是，初级阶段就像人生一样，它还是童年、幼年时期，而童年、幼年最大的特点是不断地生长、发育、变革，这是它的特点。
从发展政治学上来分析我们现在这个处在什么阶段呢？
叫转型社会。
二战以后，世界上专门有一个转型社会学、转型政治学，也叫转轨。
我们现在这个期间正好是一个社会转轨期，它多长时间呢？
几十年，可能上百年。
而这个社会转轨和社会转型，它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它的内容会涉及哪些呢？
会涉及制度、体制、人的思维方式、利益结构、社会的物质技术结构等，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变革、大变动、大转轨的这么一个特定阶段，总称“转轨社会”（转型社会），我们再来看，中国当前发生的腐败现象、贪污现象就是在这个大变动、大转轨、大转型、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当前我们面临的这些腐败现象是与社会转轨的特点密切相连的，是社会转轨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现象。
我们看看世界，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国家在转轨和转型期的快速时期基本上都是腐败的高发期，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了改革、转轨、转型的快速、密集、高频率的这个阶段，往往同时也是腐败高发期，这二者有正相关关系，转轨、转型的高频率高速度的这一段时期，同时也是腐败发生的高发期、易发期、多发期，二者是正相关。
为什么在社会转轨的快速期、高频率转型期一般都会发生比较高的腐败发生率呢？
这为什么？
这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的事情，现在中国也是一样，这是值得我们分析的，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题目讲发生的诱因是什么，尤其就当前中国，尤其90年代以来，90年代以来，我们现在发生的这个贪污是典型的转轨期的现象，我们是又一个典型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做一下分析，就针对我们，特别是90年代改革开放加速发展新阶段以来，这又20年了。
在这个期间我下面列了这么几个方面都是相关的诱因（相关条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一定就都是原因了，但是诱因是可以。
（一）权力寻租现象成为腐败诱因
第一个，在社会的快速转轨期，尤其是改革的手段、改革的力度加大的这个特定阶段，一般来说，政府职能范围会急剧扩大，而政府职能范围急剧扩大以后，寻租机会就增加了，而寻租机会增加就产生了贪污腐败的隐患，这是第一个诱因，简单地说，在社会的快速转轨期，政府职能扩大，寻租机会增加，从而引发了贪污腐败的上升。
我们要分析为什么政府职能扩大，寻租机会增加，贪污腐败问题可能就会扩大、增长呢？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就不得不从这个“寻租”开始。
权力寻租，它指的是政府官员、政府部门，把手中的权力当成了获利生财的资本，把它拿出去，或者用它跟别人做交易，取得额外的利益，这个额外的利益或是贪污或是受贿或是其他好处，这就相当于他手中的权力就成了他的资本和资源，而他获得的好处就等于是这个资本带来的收益，这就叫权力寻租，这不叫腐败叫什么？
权力寻租不是腐败吗？
典型的腐败，但我们要继续往前问了，为什么在社会转型期权力寻租就多了呢？
这跟政府职能扩大有关系，国外的情况就不说了，就说我国，为什么腐败的事多了？
你仔细看一看在过去30多年，政府的权力是越来越少了，还是越来越大了？
你就多多少少能够看出点眉目了，答案很清楚，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政府推动，客观上政府的职能范围越来越广，什么叫职能？
职能就是管的事，管的事越来越多，管的事多权力就大，权力越来越大，个别的部门和干部，就可能把它视为是为自己带来利益的资本，搞腐败这就是它的隐患之所在。
我们为了防范权力寻租，是不是应该缩小政府职能呢？
我们实事求是讲，你做不到，这就是它带来的副产品，因为中国的发展，包括市场经济的类型属于政府主导型，都是政府推动的，这个有它的长处，效率高，另外国家可以集中财力集中干一点事，从中央到地方，但是有它的致命弱点，这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大了你怎么保证你这里边的人都是两袖清风，都是依法办事？
有几个害群之马过去没机会，他就想办坏事，他也没那个舞台，但是你现在的权力大了，外在监督又跟不上，权力寻租就发生了，现在机会多了，所以这是第一项诱因，政府职能范围扩大，“寻租”机会增加。
我举一个例子，包括前面其他场合我也老举这个例子，土地例子。
过去计划经济下，1990年以前，中国的土地，从集体到国有土地，非卖品，不能流通，但后来政府权力大了，既监管又可以操作它的流通，这是不是权力大了？
当然是权力大了，可是土地由非卖变可卖，由不流通到可流通，这个机制变了，变了以后权力的作用都突显了，这个土地流向谁，以多少价钱给张三还是李四，这很大程度是由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的，过去它没有这个权力的，现在它有了，这就是权力大了，于是这里边就有人经不住诱惑做文章了，就把这个监管分配裁决的权力变成了他获利的资本，额外拿利益。
什么叫额外呢？
受贿，就这么来的。
权力增大以后，他寻租机会增加了，寻租机会只要增加，腐败只升不降，这是一般规律。
国外当年也是这样，只不过现在中国到这个时期，这是第一项。
（二）权力资源价值膨胀成为腐败诱因
第二项诱因，经济迅猛发展，权力资源价值膨胀，这也是一个诱因。
这个话说得再通俗一点，经济发展以后，实际上都与公共发展、社会发展有需求的东西都增值了，首推权力。
但是一个命题也提出来了，这个权力有价值吗？
权力是资源吗？
权力也有价值，权力也是资源，关键是你怎么分析，为什么有人出事呢？
就是这些人把权力也把商品看待，别人通过商品可以出售牟利，我出售某种权力的权能把它当做商品也能做交换，过去它是外在的这个市场经济，特别经济不发展情况下，这种外部性，可以把权力的某项功能商品化，同他人做交易的舞台太小或者是没有，这个问题不突出，后来改革了，开放了，经济发展了，迅猛发展，而且社会发展都与政府主导型的相关部门的需求，它也提高了，提高了以后无形中就把这个权力的地位，权力的价值量也增值了也提升了，这个时候就有的人看重这个。
过去，社会需求量小也没有舞台的时候，它这个低，也没人看重，现在它抬升了，于是，你说99%的干部不会犯事，它一升了以后我也不会犯事，但是那1%呢？
腐败就这么出现的。
既然这个东西能换来钱，这个东西能捞来好处，我为什么不用呢？
于是个别害群之马就开始违法乱纪，利用职权做局、做交易，这就发生腐败了。
第二个诱因，经济迅猛发展以后，权力资源确实有个价值膨胀，这对多数人没有意义，多数人两袖清风，依法办事，但是对个别人的意义可就不同了，他一犯事，权力性质就变。
（三）体制规范出现漏洞成为腐败诱因
第三个诱因，体制规范处于过渡期，出现大量漏洞和机会。
我们讲到更直接、更深层次、也更要害的地方，我们前面也在讲转型转轨，什么意思呢？
体制在变化，机制在调整，新老体制在过渡，这不就是转轨、转型么？
但是转型转轨的一个客观特色是什么？
如新老机制、新老体制，它是一瞬间调整完成的吗？
如新老体制和机制的交接，就像火车，前面车厢和后面车厢要对接，“咣”，那钩子“咔碴”一声锁定了，火车可以这样，但社会公共管理体制，资源分配体制能这样吗？
不可能。
它是一个新老体制逐步磨合，老的体制逐步退去，新的体制逐步完善，相互磨合、识别这么一个纠结的过程，这是一个真实的行为。
我们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一句话叫“过渡期”，什么叫“过渡期”？
过渡期的典型特征是老体制的特点不明显，新体制也不成熟，过渡期就必然会发生空白地带，必然发生模糊地带，必然发生新老体制的空档，就这个所谓的空档、灰色地带、模糊地带，而你在现实中你会发现，相当多数的腐败现象就是发生在这个空档、空白地带，就是人们所说的利用了新老体制交接，发生的空档和空白来谋取私利，叫第三个诱因，体制和规范过渡期出现了漏洞和机会。
漏洞和机会出现了，老体制不动的时候没有机会也没有漏洞，新体制过了多少年以后，它就位了，也完善了，漏洞和机会也少了，什么时候漏洞和机会多呢？
老体制在不断地退，新体制不断地完善，就在中间这一块，漏洞就会多，这就我为什么一再强调中国发生腐败现象是转轨期，转轨过渡期，特别是快速转轨期下的特定现象。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这个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国有资产的流失量也非常巨大，现在也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实事求是地讲，你也统计不出来，因为大量的是统计不上来的，你会发现，我们要做一个进一步的深度分析，这个国有资产怎么流失的，在哪个阶段是大规模失血的阶段呢？
你要再进一步这么往下问你就会发现，EXP：
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的高峰期，恰恰是国有资产的监管、经营机制，大规模调整的那一段时期，包括一些地方，尤其是中小国企，大规模的叫做转制、兼并、改制、拍卖那一段时期，那一段时期多长呢？
大致上有十年左右，而那一段就是中国的国有资产的流失的高发期和巨量失血期，这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体制和规范过渡有空档，出现机会了，包括现在发现的、查处的一些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些典型案件，好多都发生在国有企业转制、拍卖、兼并那个阶段，为什么发生在那个阶段呢？
因为那个阶段，老的国有制要退去了，新的机制要转制了，监管又跟不上，包括资产评估又不到位，于是就有人在这边做文章，国有资产怎么流失的呢？
这个手段很简单，那个不需要大上学的，是个人都知道他怎么流失的，一块钱的东西一毛钱卖出去，就这么流失的，但你现在要问了，当时资产评估不到位吗？
确实，资产评估确实不到位，一块钱的东西确实卖一毛、卖五分、卖一分。
这什么现象呢？
我就以此例来说明，这是社会转轨期特定现象，我们到今天，尤其2005年以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转制、兼并、拍卖已经完成了，都完成了，在以后，尤其到今天，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不可能，我不是说不流失，有腐败就有流失，但这种大规模的、成体系的，而且在一瞬间，压缩在一个时段完成的那种事不会发生，这是一个典型案例，什么叫转轨期，新老体制交接过程中的空档、机会和漏洞而造成一些人贪污腐败的良机的典型案例。
你不分析，这个转轨转型解释不了这个现象，这是第三个。
（四）社会价值观冲突成为腐败诱因
第四个诱因，当前我们腐败现象发生还和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冲突有关系，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当然有人要问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冲突跟腐败的发生有关系吗？
这关系太大了。
这个原因要说也很简单，人是有所思才有所有动，脑子里想的事他才会行动，人只有心动才会行动，他脑子观念不变，他没有那个念头，他能干那个事吗？
不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一个社会进入到了价值观出现了剧烈冲突，人们在认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鄙的，这些问题上如果发生了模糊、混淆和认知上的错位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很简单，所以一个社会，你看着大量的社会问题的背后，根本上人的内心问题，就贪污这一块来讲，别的都不说，贪污，谁贪污？
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贪污的事高了？
那是因为在这个队伍里也发生了价值观的冲突和价值观认知上的困惑。
在过去，老的时期，如计划经济年代，大家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上没有冲突，那时候大家整齐划一，但改革开放以后对人的生存，包括思维方式的最大的冲击是价值观多样化，于是，评价好坏的标准，老的一些也崩溃了，你说社会成员出现这个事，可能会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而在官员队伍中那就是导致党风、政风的不正，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诱因，从这一点来讲，包括到党的十八大都为什么强调党风廉政教育，强调自律自省，强调官员树立高尚的官德和政德，就是要匡正价值观。
人的观念正确了，思维方式不发生偏差，他在行动上也不会发生偏差。
所以这四个诱因是我们分析当前中国发生的腐败现象的一些基本的方面。
一个，政府职能范围扩大了，寻租机会增加了；第二，经济迅猛发展了，权力资源价值膨胀；第三，体制和规范处于过渡期，出现大量漏洞和机会，被人钻了空子了，这是三。
第四，价值观出现冲突，人们在价值观的认知上出现了差异和混乱，导致行动上的脱轨、出轨，四大方面，这是关于腐败现象的诱因的分析。
二、当前腐败现象的突出表现及特征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既然有这样一些诱因和表现，那腐败现象都有哪些突出的表现和特征呢？
最近十多年、二十多年，中国的腐败现象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这些规律我前面讲了深层次的跟社会变动、结构调整、社会转轨有关，但就表现来讲也是有规律的，经过这20多年腐败发生都有哪些共同的表现，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现在我们思考它的对策，就要针对这些表现而有针对性，分析它的表现特征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对于廉政建设、反贪措施的选择有针对性。
最近二十年，腐败现象的突出表现，表现在这些特征上，我在这儿列了六个方面。
这六个方面是一些共性特征、突出特征，而不是说所有的特征。
还有，我们需要集中研究，需要注意这六个方面。
（一）大案要案激增
第一点，大案要案激增。
大案要案显著增加，它的第一特点，这个特点人人都看得见，就在表面，大案要案显著增加跟什么时候比？
我这里讲的特点是最近二十年，既然是最近二十年的特点，那是跟二十年以前，主要是90年代以来，首先我们看大案，大案指的是数额大，反贪，反贪上指的大案，第一个标志是数额，它怎么显出现在大了呢？
很简单，二十多年前，如果您的单位、您的行业里发现一个人贪污了十来万、二十万，这叫大案，这是很不得了了，很大的案子了，那是80年代。
但到今天，您单位里或者什么地方再发现一个二十万、三十万的能叫特别大的案子吗？
不能叫了，因为比这个数额多的案子更多了，这就叫大案，越来越大。
当前最大的案子，贪污受贿加挪用已经突破了亿，80年代当时的贪污案是以万计的，80年代您单位里发现了一个贪污犯，贪污了五万、六万这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案子，以万为单位；90年代，是以十万为单位；到了90年代，最近二十年，现在已经以百万，甚至千万为单位，数量级都不一样，现在最大的已经发生多起了，都过亿。
（二）腐败主体中，高中级干部的比例在上升
什么叫要案？
要案指的是涉案人的地位重要，这就是所谓的大要案，既然讲到涉案人了，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表现，腐败主体中，高中级干部的比例在上升。
高级干部、中级干部越来越多，执政党，包括政府官员的队伍是有结构的，犯案人的高地位的人越来越多，只能传递一个信号，说明腐败的蔓延往高在蔓延，如果往高在蔓延，你说这是腐败的现象表现是轻了还是重了呢？
这答案很清楚，肯定是严峻了。
我记得早在80年代的时候，当时如果一个部级干部犯案，那《人民日报》头版要报道，头版二条、三条，现在一个部级干部犯案，《人民日报》头版能报道吗？
都在后面几版，为什么？
它多了，这是现实。
2000年以后被查处的部级干部，尤其是在2000年到2005、2006年那一段，每一年都是几十个，最少有十来个，最多有近四十个，这个比例就不低了，部级干部什么概念？
中国的高级干部，那就不用说很高级别的干部也有被查处、惩罚。
最典型的是1996年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因为受贿判了十多年，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个人是被枪毙，因为受贿三千多万，这个地位很高了，比部级还高，到2007年，2007年，当时又一位政治局委员陈良宇被判刑，因为受贿，滥用职权。
大家看看，政治局委员、国家副委员长什么级别的干部？
80年代你都无法想象的事情都发生了，这就说明腐败主体中高中级别干部在过去二十年中间，我在这里讲的表现是有个时段的，过去二十年是在不断地弹升的，什么叫做不断地弹升？
一，人数在增加，过去每年查处十来个，最多的时候查处近四十个，这是一。
二，级别也在增长了，80年代的时候部级干部犯案，《人民日报》头版要报，为什么要报？
少。
这些问题，所谓的干部犯案的结构的变化也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和警醒，这是第二个。
（三）团伙和群体作案比例呈增长趋势
第三个特点和表现，团伙和群体作案在增长。
什么叫团伙、群体作案呢？
在犯罪上，对团伙作案，尤其是有组织犯罪是严厉打击的，为什么？
因为有组织、团伙犯案，它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分别作案，就贪污腐败这一块，过去二十年我们确实会看到相当一部分比例的腐败现象是走了一个这么一个过程，由彼此分别作案向相互合作，由彼此各自为战到相互关联这么一个过渡。
于是，这就发生一些地方、一些行业，有些案件一查就一窝，一窝就是一群，一查就是一串，什么叫串呢？
相互关联、勾连，这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可就大大上升了。
这就变成了有组织犯罪了，我们当前查处的已经有一批群体犯案的典型案例，少则十多人，多则几十人，而且都是相当级别的干部，这已经有一批典型案例。
当年辽宁“木马”大案就抓了一批，7、8年前黑龙江的案件，其中在黑龙江的案件里边光部级干部就有7位，而且其中有2位还是正部，这两位正部，一位是省长田凤山，还有一位政协主席韩桂芝，这群伙，这串还要串多大？
相当大了。
这就是所谓的一堆、一串，这也提出了警醒，什么警醒呢？
当这方面的违法乱纪，彼此合作，相互照应，甚至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是不是意味着它的破坏性更大了呢，是不是意味着你对它的防范以及你对它的查处的代价和成本更高了呢？
当然是。
所以，面对这样的现实，十八大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是正确的，这个判断是对的，不过分，很到位，严峻就是紧迫、严重的意思，这是第三，团伙和群体作案的方式，团伙性。
（四）腐败案件普遍分布又重点频发
第四个表现，分布的特点。
既普遍分布又重点频发，这是第四个特点，什么叫既普遍分布呢？
既普遍分布就是我们过去在计划经济的时候，腐败现象的分布特点没有什么规律，为什么？
发生率很低，也没什么规律，没有大范围的问题，也没有规律，但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了，就最近二十年，最近二十年它绵延开来，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律，什么规律呢？
不分行业和部门，这就叫普遍分布。
你现在说找贪污，找受贿这些现象，很难说行业和部门之间有没有的区别，你这儿有，我这儿没有，很难有这个区别，顶多是多和少，就连过去老百姓讲的清水衙门的一些部门现在也有抓贪污，这都有了。
另外，一方面要普遍分布的这个环境下，另外又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叫做重点频发，什么叫重点频发？
易发、多发、高发，这就是我们讲的重点频发，那些领域和部门被认为是易发、多发、高发呢？
这个在中央文件中是有定论，而且最近这几年都是专项治理，都在这里边，现在反腐倡廉有专项治理，专项治理就是针对高发区。
首先是工程领域高发区，改革开放以来，工程领域是腐败的高发区，一直居高不下，到今天也没有实质性地下降，你别看已经有专项治理了，这个事确实是长期的，工程领域。
倒在工程领域的干部里是数不胜数了，一些干部是管工程的，最后中箭落马，经不住诱惑，掉下去了。
还有一些干部也不管工程，但最后犯事一查也是工程，你就看出这里边多少人想在这里边插手，捞好处，再加上为什么工程是个重灾区呢？
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是有史以来建设规模最大的时期，工程量大，一年几万亿的工程量，人人都想在这里边捞，当然是不乏手段，其中就有一些关于，所以它就成为重灾区，高发区。
刚才我们讲到了90年代的陈希同，那里边就有涉及工程的事，后来2007年陈良宇也有涉及工程的事了，别说底下了，都有涉及。
第二个，高发区，土地。
我们前面举例子也谈了，土地过去是非卖品，不能流通，后来变成可卖品，在加上土地这个特殊商品的价值链的附加值太大，于是各路人等纷纷在这里边插手，也有干部掉下去，落马了。
第三个高发区，资源。
资源是从煤炭到稀有金属，很多人都想在这里边挣一些额外的利益，这也相当一些干部，像一些地方，前几年，这几年中央集中整顿好了，前几年矿难不断，矿难一半背后是人祸，官商勾结，就是在这资源里边搞腐败。
再往下，在一段时间内，一些领域也是高发区，这个中央都认定，如金融，大金融领域里边抓了多少人，90年代有一段时期抓行长，包括中央的央企的行长好几位都被抓了，现在都在大狱了，王雪冰、张恩照，这都是中央央企一级行长里的一把手。
另外有一段时期的高发区，海关。
你要在90年代末期，先是出现的湛江海关案，抓了多少人，后来又是厦门海关案，厦门远华案，这都是高发区。
所以，面对第四个特点，既普遍分布又重点高发，怎么办？
只能是普遍防范，加上重点专项治理，这是现在中央在抓的，专项治理就是针对高发区，这是第四。
（五）腐败手段隐蔽多样
第五，最近十多年，腐败现象还表现在手段隐蔽多样上。
最近，这十多年，近二十年，你会发现查处越来越多的案子有一个趋势，好多人犯案手段多样化，更加隐蔽，什么叫隐蔽，隐蔽是以合法的外衣掩盖非法的内容，这叫隐蔽。
本来是受贿，但他可以跟对方，如对方是一个金融单位，来签订一个理财协议，理财协议是一个民事合同，表面上当然是合法的了，但实际上他是行贿受贿，这些都有了，什么叫多样化？
多样化，这种腐败交易的手段多种多样，有的甚至都超出了我们现有法律认定的传统范围，难以认定，这叫多样化，这个挑战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第五个。
（六）一把手腐败现象严重
我要列的最后一个特点，一把手发生腐败严重。
头几年我跟踪进行过统计，一把手，所谓的一把手是或党、或政、或政、或企一把手，犯案的比率大致是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是被查处的这些人里边一把手占三分之一。
这个比率就相当高了，尤其在中国，一把手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你在地方党委一把手，你到企业一把手，他的荣辱，他出事还是不出事，对你这个地方、对这个企业的影响太大了，特别对这支干部队伍，但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个比例就很高了，值得我们警醒，值得我们去认真对策研究，怎么防范？
远的不说，你看2012年中纪委通报的几个典型案例，其中有好几个都是一把手。
他是一把手，他一犯事，你对党的形象、对党的党风影响是什么？
这打击太大了。
刘志军，这也是2012年，移送司法，刘志军是贪污受贿，他也是一把手，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像这样职位的人如果犯事，后果是什么？
而且你也能推断出来，这样的人犯案也绝对不是他一个人，是一批人，这个一批人的概念少则7、8个，3、4个，多了就没法说了，这个打击很大。
刘志军一出事，由他再顺藤摸瓜又抓了好几个，都是铁道的，你不得不承认，你对这个部门是不是打击，对这个行业是不是打击，而且这样地位的干部犯事，对你的党风，对你的形象是不是打击，所以一把手腐败严重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防范和警惕的重要课题。
关于当前腐败发生的原因和表现，我们就谈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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