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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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

第二章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

经过七八十年的涵育，北宋王朝在仁宗朝前期呈现出新的气象,但也因无节制推恩荫补，以及官员贪污腐化等与专制统治相孪生的痼疾，也给北宋王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因此，自真宗朝后期开始，如何巩固政权，兴利革弊，作为朝廷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政治课题，就摆在了士人面前。

这对以儒学为基本知识构成的官僚和士人提出了严峻挑战。

在这一历史时期，如何深探儒学精义，使之能够立定根基而不为佛教摇动，并进而笼系人心、激扬士大夫气节为政权服务，就成为仁宗朝政治现实对儒学之士提出的迫切要求。

可以说，复兴儒学的学术指向与兴利革弊的政治需求，就历史性地落到了科举入仕的新兴官僚阶层身上，政治关注的焦点问题必然转移到重建士人气节上来。

于是，以回归儒学道统为号召而重在塑造士人气节的政治诉求，就成为有识之士的政治主张和文化建设指向。

可以说，仁宗朝前期的历史境遇，为宋代文学风气的转变提供了历史需求。

第一节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前因后果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人。

于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到洛阳任钱惟演幕下的留守推官，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人，相互切磋诗文。

一生勇于言事，风骨凛然，颇有政治建树，晚年官至参知政事。

65岁致仕，定居颍州，次年病死。

欧阳修博学多才，兼有名臣、文学家两重身份，对宋代诗文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史》论及宋代之“文”的演变：

“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

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

”在诗歌方面，正是欧阳修以独到的诗歌主张及创作实绩，并得梅尧臣、苏舜钦为羽翼相号召，宋诗初步具有了独立的面目。

而在词体的发展上，欧阳修继承了当时流行的南唐、西蜀一派婉媚旖旎、流丽疏隽的词风而有所发展，具有婉媚清丽与豪放跌宕两种不同风格的词风，进而影响到后来的词人，成为有宋一代基本的词体范式；在散文方面，欧阳修推崇韩愈而有新变，丰约有度而又曲折自然，感慨生神而含蕴丰富，其中含有丰富的人文意趣与践道崇德的政治伦理内容，成为宋代基本的文章范式而溉育百代。

欧阳修于文学众体兼善，特别是他主张以儒学之道为文学之本，这又使他的文学创作充满了内在的力量。

欧阳修以其深邃的诗文主张和杰出的创作成就，成为宋型文化的杰出代表。

历史为之提供的际遇和条件，是他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欧阳修之前，宋初七八十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一些作家在努力探索建设具有时代面目的文化类型，但是并没有产生足以改变当时文风的影响。

如王禹偁即遍学先秦、六朝及唐诸多名家，杨亿作诗以李商隐为旨归，多用典故，繁缛雅丽，为时所称。

寇准等晚唐体作家，则取法贾岛、姚合，注重锻炼，取景山林，渲染野逸之趣。

整体来看，宋初七八十年，代表性作家以学习白居易、李商隐、贾岛姚合等人为主，其主流的诗风都以“吟咏性情”为旨归。

除此之外的另外一些作家，如张咏、梅询、胡则、李昉、李至、吴淑等人，其创作基本上也是沿着宋初三体所标示的道路前进。

宋初三体在发展中的某些不足和偏差，已经越来越影响到诗歌的健康发展。

尤其是，以宋初三体为代表的时文，脱离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其审美趣味和审美倾向与时代风气产生了较大距离。

因此，到了仁宗朝前期，有识之士掀起了对时文的革弊图新思潮。

范仲淹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就提及改革文风的主张：

“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

……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

……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

……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

”（《奏上时务书》）最能够反映仁宗朝士人兴起革弊图新思潮而持有激烈反对时文态度的，要算是石介，他对西昆体及其代表作家杨亿的批评，反映出时人急于革新文风的愿望：

“杨亿之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

”（《怪说上》此文为石介中举后所作，则应该成文于天圣九年（1031年）之后。

这表明，由范仲淹等倡导的诗文革弊的思潮，呈现出越来越深入的走向。

可见，仁宗朝于天圣七年（1029年）、明道二年（1033年）两次下诏申诫时文浮华，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由此而言，在仁宗朝前期，士人急于改革文风的深层动因，可能含有非常复杂的背景。

同时也说明，仁宗朝伊始，朝廷内外包括官僚和士人对真宗朝政治的反思，特别是对其弊政如迎天书、补门荫、郊祀等政治弊端的微词贬斥，深深影响到此期的士人心理。

对于迎天书、郊祀等造成了国家财政严重亏空的窘局，时人无从批评真宗，而只好批评王旦等宰臣，批评的角度又多从其政治品格入手。

同时，对此期官僚腐化而导致的弊端，人们也从官僚个体道德品格的缺失等方面，找到了问题的纠结所在。

由此，时人对包括政治架构、政治伦理以及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现实制度缺陷的反思与检讨，得以全方位展开，士节士气、吏才吏德等个体道德与伦理品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欧阳修嘉祐二年主持科举考试时，对时文痛加裁抑而影响到宋代诗文的发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

此时，文坛盛行由于西昆体、太学体流行而产生的文字破碎、过于雕琢的不良文风。

此时之际，距离范仲淹等人提出的诗文革新主张已有三十二年，距离仁宗天圣七年、明道二年两次下诏申诫文风已有二十多年，但时文仍旧延续破碎支离、注重形式之美的特点，而对裨于世用的政治功能有所疏离。

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一代文学风气一旦产生也同时即具有了独立的运行与发展规律，外在的政治主张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制约，并不能立即产生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欧阳修之前包括范仲淹等人在内的诗文创作者的文学成就，也不足以动摇延续日久的文学风尚。

这种情况，直到欧阳修才发生改变。

这是因为，一则欧阳修本人的文学创作成就具有重大社会影响，二则欧阳修所团结和影响的文人，如梅尧臣、苏舜钦、石延年、宋祁等人也与之呼应，在文坛上具有极强的凝聚力。

因此，欧阳修才能够在知贡举时，痛抑时文之弊，对久负盛誉的刘煇等人一概摒弃不取，一时舆论哗然，连欧阳修本人也备受攻击。

但他本人不为所动，文坛之风遂变。

这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嘉祐文风变革”事件。

欧阳修之所以能够凭借主持科举考试的权力而改变时文风气，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诗文的破碎与空洞已经不能适应于国家重视士人气节、倡导建功立业以改变政治积弊的政治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科举制度在国家人才选拔、士人出身等方面的巨大作用所决定的。

从科举制度得以在北宋实施的政治背景来看，其直接动因当出于改变五代以来的武人干政的需要。

太祖即位之后，即着手削夺武臣权利，逐渐取消以门荫为选拔官僚手段的做法，而代之以文臣管理国家，并把地方州县长官职责一分为三，各设职官，使之互相制约。

这样做的结果，就造成了国家急需人才的局面，由此而言，规范科举考试制度、拓展科举得士人数、提高科举得士质量，就成为关系到国家是否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而事实上，北宋推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以支撑国家统治，取得了极为有效的成绩。

对此，《宋史》有所总结：

“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疆之吏，咸从此出，得人为最盛焉。

”（《宋史》志第一百八《选举》）从文化建设上来看，推行科举制度的直接结果，便是形成了有别于以往的科举士人文化。

科举士人文化，其直接的成因在于科举制度的实施。

科举制度，为科举士人文化提供了最为基础的制度保证，这种制度，直接造成了推崇科举和文人尤其是进士的风气乃至习俗，并对国家的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社会精神心理层面上，科举士人文化也对宋代人们尤其是士人以直接的影响，举凡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行为方式、人生目标、思维习惯、审美追求等，都表现出若干与科举考试制度相关的特点。

上述种种方面，整体上就呈现为科举士人文化的各种形态及特征。

科举制度为科举士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关于北宋前期科举科目、内容及参加科举的程序，《宋史》有关记载比较详细。

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四点：

一是宋代的科举门科较之唐代发生了较大变化，不管是应进士科还是其它各科，都要熟练掌握儒学至少一门经典，其中《论语》、《三传》、《三礼》与《毛诗》受到特别的重视。

这说明，宋代科举入仕者，其儒学素养尤其是对儒学精义的认识都具有相当的基础。

第二，科举考试程序完备，对应试者有一定要求，对不合礼法、工商异类、僧道还俗者，不准其参加考试，这相当于圈定了科举入仕者的基本从业基础。

第三，提升了明经科的地位，不再贱视此科，这说明，宋初统治者有意识地提倡经学的地位，提升儒学之士的政治地位和权重。

第四，在北宋建国之后一段时间，最高统治者特别重视裁抑门荫对于科举制度的反面影响，保证科举的相对公正性。

由于北宋朝廷不断完善科举制度，因此，通过科举入仕成为上至皇室下至贫苦阶层的正途。

流风所及，北宋士子数量较之前代有了惊人增长。

到了咸平二年（999年），“举人集都下者计一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人。

”据《文献通考》等统计，北宋自太祖至英宗五朝共开科50次，取进士、诸科22194人。

可见，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取士数量是比较多的。

显然，北宋科举制度的实施，在为广大士人提供了出身以实现个人人生抱负的同时，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制约、控制士人的作用。

由此而言，欧阳修凭借主持贡举而改变一代文风，也就成为一种可能。

北宋诗文创作，也因此迎来了得以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

第二节苏舜钦和梅尧臣

一、苏舜钦

苏舜钦（1008——1049），字子美，祖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曾祖移居开封，为太宗朝宰相苏易简之孙，是仁宗朝枢密使杜衍的女婿。

苏舜钦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034年）进士及第，历任县令等职，庆历四年（1044）因范仲淹举荐任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

同年，他因鬻进奏院旧纸与王易柔等馆阁词臣饮酒，而被政敌诬陷，投狱几死。

庆历四年，苏舜钦上书范仲淹，责其因循苟且，不肯建明大事，并上谘目七事，对范仲淹实施新政影响很大。

政治上的失败，对苏舜钦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

出狱后，苏舜钦寓居苏州沧浪亭，四年后病卒。

苏舜钦同他那个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对文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在《上孙冲谏议书》中，他把道、德、文、词、辩糅合为一个逻辑演进的次序，以为“道”弊生“文”。

由此出发，他得出了“文之生也，害道德”的结论。

他以为德的作用在于“复性”，即恢复人的性情之正，又以为文为“表”，亦即文为内在道德修养而致的性情之正的外在表现形式。

重道、求道思想在诗文上的表现，自然就体现为他的“文必归于道义”文学主张。

他强调：

“尝谓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

言也者，必归于道义，道与义泽于物而后已，至是则斯为不朽矣。

故毎属文，不敢雕琢以害正。

”（《上三司副使段公书》）由此出发，他对当时“时文”进行了批判。

针对西昆体“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文风，他大声疾呼恢复“古道”：

“正声今遁矣，古道此焉存”（《怀月来求听琴诗因作六韵》），目的在于重建以“风雅”为指向的诗歌传统：

“风雅久零落，江山应寂寥”（《诗僧则晖求诗》）。

就苏舜钦的诗歌来看，这一文学主张得到了较好地实现。

苏舜钦诗歌创作关注现实，诗作主题或针砭弊政，或陈述政见，或高歌理想，或同情人民苦难，其宗旨都可以归结到“重道”上来。

如《庆州败》对北宋与西夏战争中宋军将士愚昧胆怯终至丧师辱国的丑闻予以猛烈抨击，《城南感怀呈永叔》对达官贵人无视民间疾苦而空谈的行径予以揭露，《闻京尹范希文谪鄱阳，尹十二师鲁以党人贬郢中，欧阳九永叔移书责諌官不论救，而谪夷陵令。

因成此诗以寄，且慰其逺迈也》对奸佞之臣对正义之士的打压予以批判，《林书生诗》对朝廷名曰广开谏议之门而实枉杀忠良之士甚为激愤。

苏舜钦诗歌这种关注现实，针砭弊政，高扬入世理想的诗篇，占了其很大比重。

除此以外，苏舜钦还有一些自我砥砺急于用世的诗篇，如《对酒》等，也有一些因政治失意而感时书愤的诗文，如《与欧阳公书》等，这些诗篇，如果按照儒家“三纲八目”中的“八目”顺次发展的道德伦理建构来看，都具有“求道”、“重道”的意味。

推崇儒学，张扬济世，使他特别推崇唐代诗人杜甫的诗歌，而杜甫诗歌深刻的忧民患时、建功立业思想，反过来又成为苏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