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两个半单干理论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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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两个半单干理论家

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两个半”单干理论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不少地方的天灾人祸导致农村饿死了大量的人口，在严峻的形势下，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又在一些省份的农村流行开来，包括许多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都有一些趋向赞同的说法，省级、地级、县级也有不少领导同志默许并赞同这一做法。

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上下猛烈批判“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单干风”。

毛泽东主席点名批评了邓子恢等全国性“代表人物”，也批判了地方上的一些“小人物”，这些基层的小人物，南北呼应，又都是在同一时间，采取了犯颜直谏的方式，提倡和鼓吹包产到户。

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

“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

”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指的就是瑞安县湖岭农技站技术员冯志来、新昌县专职办社干部陈新宇和嵊县农业局技术员杨木水。

　　艰难出台的《半社会主义论》

　　1962年8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收到了一篇署名为冯志来的理论文章《半社会主义论》，这篇文章劈头就问：

“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

包产到户?

”接着，这几个部门又收到了同一个人的另外一篇文章《怎么办？

》，作者说后一篇文章是对前一篇文章的补充，在所附的信笺上，留了一句诗：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冯志来，浙江义乌县（今义乌市）乔亭村人，1955年2月从金华农业学校兽医专业毕业，分配到瑞安县农林科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团籍，“留用察看”。

1958年，下放到隆山畜牧场监督劳动。

那正是“左”风肆虐，“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遍地的年代，热闹了一阵后，便出现了大饥荒，瑞安不少人都生了浮肿病，不少农民饿死，土地荒芜，回乡探亲的所见所闻使冯志来震惊，随后又转入深深的思考：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大灾难？

他到处搜集经济、社会方面的理论著作和文章，还有马列经典著作，夜夜苦读思索：

什么是社会主义？

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中国到底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经过两年多学习钻研和思考，他得出的结论是：

从合作化以来特别是大跃进、公社化以来，国家提倡的很多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基本原理，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左”倾空想。

《半社会主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

在文章中，冯志来指出，生产力极端落后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只能从“半社会主义”开始，在当前中国农村实行的半社会主义就是：

从高度集体化退一步，实行包产到户！

冯志来认为自己有义务也有责任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反映这些认识，陈述自己的主张，不管冒多大的危险都在所不惜。

　　中央办公厅信访接待处，后来在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人物戚本禹接待了风尘仆仆赶来的年轻人，他对冯志来的文章不屑一顾，当头浇了这个满腔热血为民请命的年轻人一瓢凉水，冷冷地回复说：

“下面刮五风的情况，中央已经了解，并且正在大力纠正。

”并且趾高气扬地批评冯志来到京上访，分明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不信任，严厉地告诫他，回去后好好清理、防止那些危险情绪。

　　回到家中的冯志来并没有灰心，又写出了一篇比《半社会主义论》更尖锐的文章――《怎么办？

》。

他劈头就问：

目前农村的困难是怎样造成的？

错在哪里？

人们往往以自然灾害和五风来加以回答，但是除非政治上的庸人，都不难认识，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社会生活所反映的五种表面现象，实质是左倾错误。

怎样克服这场经济危机呢？

冯志来的回答十分明确：

在农村里实行包产到户！

他直截了当地承认“这是单干”，他嘲笑那些把“单干等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人”，“难道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

”这样的讽刺已经足够使人恼怒，然而他还轻蔑地说：

“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可以容纳共产主义的生产力，真是荒唐透顶。

想将胚胎预先取出当婴儿抚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

　　写完《怎么办？

》一文的冯志来接受了《半社会主义论》贸然上送、石沉大海的教训，这时的他也拿不出再去一次北京的费用，就想换一个办法上送，他想到了自己的族叔冯雪峰。

冯雪峰早在反右中落马，已经无权无势，让他给毛泽东或党中央转交自己的文章，恐怕不大可能；但用他的名号及影响，以期引起中央的重视，还是可能的。

冯志来把先后两篇文章一并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在附信上他特别说明自己是冯雪峰的同乡、族侄。

　　冯志来这一招真的起了作用。

他的两篇文章引起了重视。

但是其后果却与他的愿望相反。

浙江不少人都知道，事后不久，中共浙江省委就接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通知，要追查冯志来和冯雪峰的关系，要揪出“一再鼓吹单干”的冯志来的“黑后台”。

1963年，冯志来在一名警察的押送下回到了老家浙江义乌县乔亭村，他利用做兽医的便利，花一块四毛钱偷偷买了100粒安眠药，藏在贴身口袋里，以备不测。

　　《半社会主义论》与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半社会主义论》却比后来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整整早了25年！

从冯志来身上，从一篇理论文章的出台中，我们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思考，看到了他们面对现实的探索和牺牲精神，看到了他们对人民群众深厚的同情和关注。

　　1983年10月，复出后的冯志来继续在工作岗位上思索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研究经济发展战略，关注国企改革，在有生之年依然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八次上书为包产到户辩护

　　1962年，《人民日报》编辑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收到了浙江省一个叫陈新宇的读者的8封来信，信中说他是新昌县的专职办社干部，原来是去纠正包产到户的，可是反而被群众和事实说服，转而坚决主张包产到户，报纸编辑将他8封信中的6封刊登在一个叫《读者来信》的不公开的刊物上，并且加了一个标题：

《重谈包产到户》。

　　陈新宇，1924年出生在浙江省的新昌县，很早参加革命工作，是一个进步青年学生，五十年代初，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合作社的运动中，他热爱农村，但是，在工作中他看到，由于急风暴雨式的仓促办社，很多社员的思想准备不足，形式上入了社，思想上却一直没有稳定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些人甚至偷偷地退出合作社。

1960年冬，由于饥荒，新昌县出现了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并且有不断蔓延之势，陈新宇决心要弄清这一被称为大是大非的问题。

通过调查，他发现，包产到户确实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并非洪水猛兽，这就促使他重新反思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发现包产到户可以解决办社中长期存在的弊端与困难时，便感到有阐述自己看法的必要。

他撰写了《关于农村阶级分析问题》一文，决定把文章寄给党中央和党的报纸。

陈新宇在文章中阐述了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不能割断过去，要在继承上求发展”的观点，认为不应当对个体生产抱敌视态度了，集中与分散应该“因事制宜，各取所长”。

　　当时许多人劝他，在当时的大形势下，这样做无疑于飞蛾扑火，但是陈新宇下定决心，“一人做事一人当”、“打破脑袋扇子扇”，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接连给《人民日报》发去八九封信，顽强地反映包产到户问题。

　　在信中，他详细说明了自己主张包产到户的理由：

包产到户是个人负责并与产量责任制相结合的一种较完善的责任制，由个人计件、小段包工演变而来，是经营管理中自然出现的一种形式，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改变所有制，因而不是方向问题，在第六次来信中，他讲了自己被当成反面典型打压的遭遇，他说已经把这种压力看成是对自己的考验，他确信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终将出现的必然现象，声称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浙江省农村工作部的重视，工作部充分肯定了他敢钻研、敢反映、敢逐潮流的精神，邀请他到省会杭州参加经营管理座谈会发表意见，但是时隔不到半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一句话，随即引来了浙江省对陈新宇和其他两个提倡包产到户的理论者的无情批判。

1963年，陈新宇被遣送到县农场监督劳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一开始，他又被放逐到了姚宫大队接受教育和批判，“文革”当中，造反派们接二连三地来到他家里抄家，将他当作“右派”论处，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

如此尚嫌不足，1970年他又被揪去在全县游斗了120天。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陈新宇屈服，反而激起了他的愤慨和抗争，为了不连累周围的朋友亲人，他有意识地疏远了一切亲友，坚持独身，不谈恋爱。

在残酷的现实和险恶的处境下，为了生存，陈新宇曾一度靠变卖家产，向亲朋好友借贷度日，同时坚持不懈地把自己所受种种迫害和不公平待遇向上级申诉、反映，他坚信自己没有错，坚信历史终有一天会还给自己清白……他的诸种做法换来的是更加严厉的惩罚，被冠以“扰乱社会治安，散布反动言论”的罪名关押起来，接受收容审查。

造反派们斥责陈新宇是“彻头彻尾单干”，就是说他不但是“单干理论家”，提倡农民单干，而且自愿光棍一条，负隅顽抗到底。

　　“文革”结束后，上级撤销了对他的不公平判决，并于1982年正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原来的一切待遇。

回首自己的遭遇，陈新宇并没有丝毫的后悔之意，他说：

“历史的发展有时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乃至生命。

我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继续探索研究，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献计献策，尽心竭力。

”

　　因“包产到户”而遭殃

　　1961年初冬时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接到一封来信，内容长达1万字，每一句都在述说包产到户的必要性以及它的好处。

作者请求他把这封信转交给毛主席。

　　此人名叫杨木水，是浙江嵊县农业局年轻的蚕桑技术员。

他把他的“宣言”寄给马寅初的唯一动机，是他觉得这位德高望重的同乡有着上达民声的热情和威力。

马寅初没有让杨木水失望，他居然专程回乡去面晤杨木水。

但马寅初当时的威望已经是强弩之末，因为毛泽东正在指责他的限制人口理论，有人质问说，这是马克思还是马尔萨斯?

但马老先生不愧为忧国忧民之士，他从信里看出了这封信的价值与份量，专程回到数千里以外的故乡，鼓舞这个年轻的后生。

一老一少在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后，老人帮助杨木水把这篇文章一字一句地修改了一遍，分手之时，马寅初说：

“正确的意见不要轻易放弃，真理是批不倒的。

”

　　杨木水被批判的主要“罪证”是这一篇致毛泽东主席的信，题目是：

《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1963年初杨木水即被捕判刑，刑期8年，与死囚同监，他不甘受辱，于是大骂林彪，以求死刑，次日果然成为死囚，负18公斤铁镣等待处决。

恰在这时，林彪摔死在蒙古沙漠里，杨木水得免一死，但仍然加刑4年。

平反后，他在农村做民间医生。

后与一位向他学医术的苏北乡间女子结婚，生有一子。

2001年去世。

　　从三人的“上书”和文章来看，冯志来和陈新宇的理论水平较高，杨木水的文章则以摆事实讲道理为主，因此他们被合称为“两个半单干理论家”。

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验充分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解决了中国土地上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在短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极大地解放，农民们很快摆脱了贫困，逐渐走向富裕，广大的农村也正逐步走向繁荣。

回首往事，在我们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度里，寻找使广大农民富裕起来的变革，寻找使广大农村繁荣的道路，一直是无数志士仁人特别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上溯上千年、数百年，都可以从我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言论、著作、实践中找到；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的革命家们更是把这一点作为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去研究，去探讨，去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更是如此。

和那些灿若星河的佼佼者相比，陈新宇、冯志来、杨木水等人尽管都是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但他们都应该当之无愧地名列佼佼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