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专业化空间依赖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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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专业化空间依赖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

出口专业化空间依赖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

2011-12-111:

16:

23　　来源：

《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7期

　　摘要：

基于我国222个地级以上城市2001-2008年期间的样本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出口结构与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出口集中度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出口结构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地区人均GDP增长率相应越高。

无论是采用经典OLS方法，还是采用控制空间依赖性的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这一结果均成立，其背后机制在于专业化导致生产活动的集聚，通过集聚经济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人均产出的提高。

本文政策含义在于，在当前发展阶段下，促进地区产业的集群化、专业化发展，充分发挥集聚经济，这对于扩大出口规模、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出口结构，空间计量，经济增长，空间依赖性，出口专业化

　　一、引言

　　出口贸易被普遍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Foster，2006）。

作为这一研究议题重要构成部分，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即出口结构专业化还是多样化对经济增长更为有利的问题，也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传统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双方应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出口结构进而也必然表现出专业化特征。

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及其对于集聚经济的讨论，也从侧面说明专业化更加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发挥，有助于生产率和人均产出的提升，因而发展中国家应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出口。

但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提出观点认为，出口结构多样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更为有利，论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出口多样化具有类似于金融理论中的投资组合效应，可以降低出口贸易不确定性，避免“资源诅咒”效应，保证出口收入稳定增长。

另一个论据则来自内生增长理论，相关理论认为新产品出口能够产生知识外溢，这种外溢对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实现至关重要。

　　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特别是针对我国这样一个对外贸易规模巨大、出口贸易增长迅速的国家，究竟是专业化还是多样化的出口结构更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借鉴意义。

基于此，本文将在对既有相关文献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对出口结构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二、相关文献综述

　　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即得到广泛讨论，并且产生了大量相关文献。

近年来，针对出口专业化或多样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不断丰富着“贸易—增长”研究领域。

究竟是专业化还是多样化的出口结构更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这最终还是一个需要针对不同样本借助实证研究来回答的问题。

从对既有文献的分析结果来看，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致性的结论。

Al-Marhubi（2000）基于1961-1988年期间的跨国数据考察了出口多样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多样化指数提高一个标准差单位将会使人均产出增长率提升0.5个百分点。

Funke和Ruhwedel（2001）对OECD国家1989-1996期间出口多样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使用各国出口至美国的产品种类数作为多样性的衡量指标，结果显示，出口多样性与相对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类似结论也出现在Funke和Ruhwedel（2005）针对东欧转型国家的研究中。

Herzer和Nowak-Lehnmann（2006）基于智利1962-2001年数据的研究同样显示，出口多样化推动了智利经济增长。

Agosin（2007）对1980-2003年期间东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出口多样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出口多样化与人均GDP增长率具有正相关性。

Agosin进一步指出这种正相关性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实现：

一是资产组合效应，即通过出口多样化降低了出口波动，进而减少了产出波动；二是将比较优势多样化而带来的动态收益，如学习效应、信息溢出效应等。

　　另一方面，发现出口专业化更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也非少数。

Amin和Ferrantino（1997）研究了智利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他们使用赫芬达尔指数反映出口集中程度，结果显示该指数的估计系数为负数，即表明出口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性，有趣的是，这与Herzer和Nowak-Lehnmann（2006）的结论恰好相反。

Greenway等（1999）针对1980-199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发现，出口专业化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特别是当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某些特定行业如燃料、金属、纺织等的出口时，经济增长速度会更快。

Naudé等（2010）基于1996-2001年南非345个地方区域的相关数据对出口结构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增长更快的是那些出口专业化程度高的地区，特别是专业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地区。

Hesse（2008）对除东欧国家和石油出口国之外的99个国家1961-2001年期间数据的研究表明，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出口多样性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而发达国家则更多是从出口专业化中获益。

　　针对实证结论的这种差异，一方面可以由分析方法、选取样本的差异来解释，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提出这可能与不同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有关。

例如，Imbs和Wacziarg（2003）研究发现经济结构特征与人均收人间具有U型变化趋势，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各国多样化其经济结构，而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及收入水平的提升，开始逐步向专业化方向转变。

基于跨国样本的分析，Imbs和Wacziarg发现，当经济发展超越特定临界值水平之后，出口结构会表现出专业化的倾向。

　　相对而言，尽管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有文献研究认为出口贸易是国内地区增长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但针对出口多样化或者专业化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却极为有限。

韩剑（2009）基于1985-2006年我国SITC3位数贸易数据考察了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出口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

在此之外，针对出口专业化或多样化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难得见。

基于这一议题的重要理论及现实意义，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很有必要。

因此，本文以我国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出口结构与我国地区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计量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了确定地区经济增长与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构建如下形式的计量分析模型：

　　△Yi=Xiβ+Ziγ+εi

（1）

　　其中，△Yi是地区i在样本期内真实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Xi为包括截距项的控制变量向量，Zi为测度每个地区出口集中度的变量，εi为误差项。

上述方程是经济增长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在相关文献中得到普遍应用，但会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有所不同，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

近年来，随着新经济地理学及空间计量分析技术的发展，地区经济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缺乏对这种空间依赖性的控制可能会使分析结论产生偏误。

因此，在方程

（1）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引入了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进行相关分析。

具体而言，空间计量模型有主要有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AutoregressiveModel）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两种，分别对应于方程

（2）和（3）：

　　△Yi=ρW△Yi+Xiβ+Ziγ+εi

（2）

　　△Yi=Xiβ+Ziγ+εiεi=λWεi+ui（3）

　　其中，W为空间权重矩阵，即表示不同地区空间相互关系网格结构的矩阵，矩阵中数值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地区间空间距离。

ρ是空间自回归系数，λ为空间误差白回归系数，用以反映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性。

在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之前，还需要先判断空间相关性存在与否，这里采用由Moran（1950）提出的Moran’sI检验。

模型

（2）和（3）的估计采用Anselin（1998）提出的MLE方法，具体分析使用R语言程序包完成。

　　模型中包括的主要控制变量有：

（1）样本期初各地区人均实际GDP的自然对数GDPpc01，用以控制初始经济状况的影响，并考察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收敛特征：

（2）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的样本期均值Inv，用以反映物质资本投入；（3）就业人口比重的样本期均值Emp，用以反映劳动投入；（4）在校中学生数占地区人口比重的样本期均值Edu，用以反映人力资本；（5）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的样本期均值FDI，基于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的现实，这一变量用以反映外资进入所产生的经济影响。

除此之外，我们还引入了控制东中部地区因素的虚拟变量East和Central，以及各城市与三个主要港口（天津、上海、广州）对数最近距离Dist，用以反映各地参与国际贸易的成本高低。

　　本文研究的核心变量是反映出口结构的出口集中度变量Z。

衡量集中度的通常指标是Herfindahl指数，它原是产业组织研究中用于测度市场集中度，但逐渐被泛化为描述变量分布特征的指标。

我们在这里也使用Herfindahl指数测度地区出口集中度。

在我国经济当前发展阶段，制造业发展仍然是地区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因此，本文选择以地区制造业出口集中度为研究对象。

考虑各地区因规模差异及拥有制造业种类数量的不同，这里采用标准化的Herfindahl指数：

　　其中，Xijt代表地区j中特定三位数制造业行业i在时期t的出口值，Xijt是地区j的出口总值，N是地区j中三位数制造业行业数量。

该指数取值在0和1之间，取值越接近于1，则出口越是集中于某些特定行业，说明出口集中度越高。

反之，指数取值越是接近于0，则出口多样化程度越高。

实际检验中，我们使用的是各地区出口集中度指数的样本期均值。

（二）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中国城市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等，分析对象为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样本期为2001-2008年，即对应于我国加入WTO后的时间段。

具体而言，城市层面的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口、实际利用外资额、中学生在校人数等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经济统计年鉴》，其中，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及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利用对应于所在省份的GDP平减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为2001年价格水平不变值。

各地区三位数制造业出口数据由《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中企业层面数据加总得出。

由于我国行业分类国家标准在2002年进行过修订，我们根据新的国标GB/T4754-2002对2001和2002年数据进行了调整。

由于部分城市数据存在缺失，最终分析样本中共包括了222个地级以上城市。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我们首先根据企业出口信息对每个城市不同行业出口额分别进行加总，在此基础上计算标准化处理的Herfindahl指数。

由于城市数量较多，这里无法将所有城市的出口集中度指数值一一列出，我们采用非参数方法在图1中绘制了各地区样本期内出口集中度均值的核密度曲线。

可以看出，核密度曲线呈偏左分布的形态，大部分城市的出口集中度指数位于0.1至0.4之间，全部样本的均值为0.4。

这样的结果表明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出口行业较多，这与我国经济发展中重视“多而全”的历史过程有关。

进一步，出口集中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作为直观的判断，图2绘制出各城市人均GDP增长率与出口集中度指数的对应散点图，图中直线为散点的OLS拟合曲线。

可以看出，人均GDP增长率与出口集中度之间存在正相关性，拟合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根据简单的OLS计算，拟合曲线的总体显著性很高，以出口集中度作为解释变量，OLS回归方程中其估计系数具有在5%水平上显著。

这一结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初步判断，即出口集中度及出口专业化程度越高，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更快。

不过，这样的判断只是基于两个变量的初步分析，更为稳健的结果还需要从计量分析中得到。

　　注：

被解释变量是各地区真实人均GDP在样本期内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OLS估计结果给出的是异方差文件的标准差，空间计量分析模型给出的是渐进t值。

　　表1是出口集中度与人均GDP增长率关系的相应计量分析结果。

（1）是在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采用经典OLS方法得到的分析结果。

不难看出，核心解释变量Herfindahl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分析结果印证了我们依据图2所做的初步判断，即出口集中度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这就说明，一个地区越是集中于某些行业的生产及出口，越是能够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

这其中的机制，可能还是由于专业化导致生产活动的集聚，进而通过集聚经济形成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从而实现人均产出的提高。

但如前所述，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性可能会使分析结果产生偏误，因而在给出最终分析结论之前，很有必要采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再检验。

首先，我们利用OLS回归得到的残差计算MoranI统计值，用以判断空间依赖是否显著，是否对分析结果产生显著影响，相应结果在表1下半部分给出，可以看出，MoranI统计值为-8.68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相关分析有必要对空间依赖性的影响进行控制。

进一步，我们使用LM估计量判断何种空间计量模型更为合适，不过从结果来看，两个统计值均显著异于零，因而我们同时给出了SAR和SEM模型的估计结果，分别对应于表中的（3）和（5）列。

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出口集中度Herfindahl的估计系数在两个空间计量模型中仍显著为正，与OLS估计结果一致，说明分析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从我们的分析样本来看，出口专业化而非多样化对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出口集中度越高，地区人均GDP±曾长速度也会越高，这其中的机制还是在于专业化引致集聚经济的发挥和实现。

本文与韩剑（2009）的研究结论相反，不过，这种差异可能并不矛盾，因为韩剑（2009）是从国家层面分析这个问题，而本文研究对象为地级以上城市。

相对于国家经济规模而言，每个城市所能够利用的资源有限，过多强调产业的完备性、多样性可能并不利于产业发展。

从国家层面上，出口多样化对于降低风险、促进知识外溢有积极作用，而在较小规模的城市层面上，专业化、充分发挥集聚优势要更为重要。

应该说，这里的分析结论与韩剑（2009）形成了一个有益的互补。

　　表1的分析结果还为我们揭示了另外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

三种模型的分析结果均显示，样本期初人均GDP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收敛特征，地区经济差距呈现缩小态势！

正是在本文研究样本期初的2001年，我国正式加人WTO，这里的分析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加入WTO以来，我国外贸的快速扩张对地区增长究竟形成了怎样的影响？

从表1结果看，外贸扩张对于地区差距的缩小很有可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初步判断，值得在以后的研究中做深入分析。

表1分析结果还显示，物质资本投资、劳动投入，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这表明要素投入在我国经济增长仍具有重要意义。

人力资本的影响并不显著，不过对这一结论我们谨慎对待，因为人力资本的准确衡量非常困难，不显著的结果也可能与此有关，这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做进一步分析。

外资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并不显著。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增长迅速，地区间甚至存在着引资竞争，但外资是否真正对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里的结果并不支持肯定的答案，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

虚拟变量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东中部城市的经济增速要高于西部城市，而从估计系数判断，东部城市增长速度又要高于中部，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距离变量估计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这表明在解释地区经济增长的绩效差异时，与主要海港距离虽然有一定解释力，但显然并非关键因素，贸易成本并不能成为地区差距的解释因素。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222个地级以上城市2001至2008年期间的样本数据，分析了出口集中度与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实证检验中，无论是采用经典OLS方法，还是采用控制空间依赖性的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均表明出口集中度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出口集中度越高，出口专业化程度越高，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则相应越高。

这一结果背后的机制，就在于专业化导致生产活动的集聚，进而通过集聚经济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人均产出的提高。

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则是，在当前发展阶段下，促进地区产业的集群化、专业化发展，充分发挥集聚经济，这对于扩大出口规模、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像江浙地区广泛出现的特色地方化专业集群，即对于当地出口贸易及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这样的模式值得中西部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加以借鉴。

相反，求大求全、试图在地区层面建立完备产业体系的做法实际上并不利于产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是不值得提倡的做法。

那种“贪大求全”、盲目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只会产生短期效果，对长期增长并不利，应予以坚决纠正。

　　参考文献:

　　[1]韩剑，（2009）“出口多样化与经济增长：

理论及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8期。

　　[2]王世文，（2009）“出口贸易‘双高’现状与对策分析——以苏州市为例，”《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第6期。

　　[3]Agosin，M.R.，（2007）“ExportDiversifcationandGrowthinEmergingEconomies，”WorkingPaperNo.233，DepartamentodeEconomi’a，UniversidaddeC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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