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瓦托《地道》校订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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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瓦托《地道》校订版

地道

[阿根廷]埃内斯托·萨瓦托丁文林译赵邵文校

原载《外国文学》1985年第5期

埃内斯托·萨瓦托（ErnestoSabato）是阿根廷当代著名作家，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小市镇罗哈斯，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

萨瓦托毕业于拉普拉塔大学，最初对数学和物理兴趣浓厚，曾经在法国深造，取得物理博士学位，并在居里实验室从事过原子放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硝烟击碎了萨瓦托致力科学、造福人类的梦想。

面对血腥的现实，他毅然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决心用手中的笔干预生活，反映阿根廷社会现实，揭露人类社会的坏疽。

埃内斯托·萨瓦托的主要作品有小说《地道》（1948）、《英雄与坟墓》（1961）、《地狱使者，阿巴东》（1974），以及大量的杂文。

他不仅是优秀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正直的社会活动家。

一九八三年阿根廷恢复民主制度后，他出任“阿根廷失踪者调查委员会”主席，主持出版了调查报告《不许重演》一书，公布了对三万余名失踪者的调查结果，揭露了前军政权残酷迫害各界进步人士的暴行，在阿根廷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埃内斯托·萨瓦托荣获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

该奖素来被誉为西班牙语文学界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从一个方面证明：

萨瓦托在文学创作上的努力，使他成为当代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萨瓦托的创作态度严肃，他的作品富有哲理，深刻地反映了阿根廷的社会现实。

他尤其擅长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手法细腻，文字洗练，被誉为拉丁美洲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

萨瓦托从事文学创作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旧秩序产生动摇的时代。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事件，在整个西方造成一场空前未有的精神危机。

在阿根廷国内，庇隆政权限制言论自由，文化艺术受到严格控制，敢于披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家受到迫害，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压抑感。

加上本世纪初以来，阿根廷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大工业城市的人口急剧增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角逐和经济竞争日趋激化。

这一切都加剧了阿根廷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不信任，人们相互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萨瓦托的创作思想及其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都不可避免地受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他笔下的人物多是在风雨飘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冷漠无情的社会环境里挣扎的阿根廷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往往孤独、彷徨，既悲观失望，又执著地追求理想。

《地道》是萨瓦托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

主人公卡斯特尔，由于被孤独所困扰，产生了追寻知音的强烈愿望。

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结识了少妇玛丽亚，两人很快成了心心相印的情人。

但是，与此同时，卡斯特尔却又对玛丽亚的真诚产生了怀疑，继而被强烈的嫉妒心所驱使，终于亲手杀死了世界上唯一理解他的人——玛丽亚。

书中没有描写重大社会事件，也未出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做着只把摄取生活的镜头对准卡斯特尔这个典型人物的内心世界。

通过细致、准确、合乎逻辑、令人信服的心理描写，把他如何沦为杀人犯的全部心理活动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尽管如此，透过卡斯特尔这个人物形象，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处于专制统治下的阿根廷知识分子的影子：

他们不满统治当局的黑暗，因怀才不遇而感到孤独、压抑、失望……。

卡斯特尔的种种近乎病态的心理活动，正是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产物，是病态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恶果。

他的犯罪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作者要告诉人们：

真正的罪魁是那个吃人的社会。

在他不惜笔墨分析卡斯特尔的心理状态的同时，向戕害心灵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出了愤怒的指控。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萨瓦托的《地道》真实地再现了阿根廷社会现状之一斑。

现实主义的创作宗旨加上独树一帜的艺术手法，构成了这部文学作品的主要特色。

《地道》自一九四八年出版以来，陆续被翻译成英、德、法、葡、日、瑞典等文字，受到了各国读者的欢迎。

许多欧美著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

甚至有人认为，书中主人公的艺术形象堪与莫泊桑、卡夫卡、福克纳笔下的人物媲美。

由于《地道》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阿根廷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了解；同时，作为一部有代表性的拉丁美洲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上亦有许多可取之处，因此，我们把它介绍给我国的读者。

……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一条漆黑、孤寂的地道：

我所在的地道。

一

可能一说我就是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就是那个杀死玛丽亚·伊里瓦内的画家，大家便明白了。

因为我想那个案件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对鄙人的情况无须赘述。

恐怕连魔鬼也不晓得世人会记忆些什么和为什么要记忆。

实际上，我一向认为，并不存在什么集体的记忆力。

这大概是人们的一种辩护方式吧。

“今不如昔”这句话并不意味着过去发生的坏事少，而是说坏事已被人们所忘却（这是值得庆幸的）。

当然，这种话并没有普遍意义；比如说我吧，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善于记住坏事，因此，若不是我感到今昔同样可怕，我可能会说“昔不如今”。

许许多多不幸的事，许许多多无耻而冷酷的嘴脸，许许多多粗暴行为都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因而，对我来讲，记忆宛如一束令人望而生畏的灯光，照亮了一个污秽不堪的耻辱博物馆。

我常常在画室幽暗的角落里读完报纸上警务栏里的消息，垂头丧气地发呆。

这种情形发生过多少次啊！

然而，事实上在那一栏里登出的并非总是人类最丑恶的东西。

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有些罪犯还是比较清白无辜的人，并非因为我杀过人才这样讲，这的确是我的一种始终不渝的信念。

某人是坏蛋吗？

那么除掉他就万事皆休了。

我把这称之为行善。

请诸位想一想，如果此人为非作歹，人们不除掉他，反而试图用写匿名信、谩骂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卑劣手段来对付他，这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啊！

至于我本人，坦白地说，我现在很后悔当初没有充分利用有人身自由的机会消灭六、七个我认识的这类家伙。

人世可畏，这是一条无需证明的真理。

仅举一例便可说明这一点：

在一个集中营里，有一位前钢琴家常常抱怨挨饿，于是，人家就强迫他吞食一只老鼠，一只活生生的老鼠。

然而，我现在要谈的不是这件事，如果有机会，我以后再详细叙述关于吃老鼠的事。

二

我已说过，我叫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

人们可能要问：

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写自己的犯罪经过（我不知是否说过要讲述自己的罪行），特别是，为什么找出版社出版。

我很了解人们的心理，我想，别人一定会认为，我这样做是出于虚荣。

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这都无关紧要；我刚才说过了，我不在乎别人的议论和评价。

让他们认为我把这段经历公诸于世是出于虚荣吧。

但是，归根结底，我和别人一样，也是个血肉之躯，我觉得人们要求我具备特殊的品质，而且只要求我一个人，这是极不公平的。

常常有人自以为是超人，但最终他会发现，自己也是个碌碌之辈，下流无耻，而且背信弃义。

关于虚荣心我不加评论：

我认为人人都具备这一推动人类进步的巨大动力。

那些处处摆出爱因斯坦等一类名人的谦虚架势的先生们，实在令人好笑。

我的回答是：

谦虚易在成名时；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貌似谦恭。

即便当你认为虚荣绝不存在的时候，你也会突然发现它的最微妙的形式：

出于虚荣的谦虚。

这种人我们碰到过不知多少！

甚至连基督这样的人，不管他是真人还是象征，也说过出自虚荣心的话，或者至少说过傲慢的话。

莱昂·布卢瓦曾反驳那些指责他傲慢的人说，他一生都在为许多远不如他的庸人效劳。

那么，他对自己这番话又该做如何解释呢？

虚荣存在于所有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包括在仁慈、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慷慨大度之中。

小时候，每逢想到母亲终有一天会死去，我心中就很难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明白，死亡不仅可以忍受，甚至可以给人以激励）。

当时我不相信母亲也有不足之处。

现在她不在人世了，应该说她是最善良不过的人了。

但是，我也记得在她晚年的时候，我怎样开始痛苦地发现，在她美好的行为后面也隐藏着些微的虚荣和自负。

那时我已长大成人了。

另一更为有力的证明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

当时我母亲做了癌切除手术。

为了及时赶到她那儿，我日夜兼程，整整两天两夜未合眼。

当我站在她床边时，她垂死的脸上露出一丝慈祥的笑容，并且嘟哝了几句怜悯我的话（她竟对我的疲劳表示怜悯）。

于是，因为自己飞快地赶到这里，我心中不免隐隐生出一种虚荣的自豪感。

我供认这一秘密，无非是要诸位看到，在很大程度上，我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强。

尽管如此，我讲述这段经历却并非出于虚荣，或许我准备承认含有某种自负或傲慢的成分。

但是又何必非寻求一切生活现象的答案不可呢？

当我开始写这段经历时，就决计不做任何解释。

我仅仅想讲出自己的犯罪经过，如此而已。

谁若不喜欢就别看。

但是，我不信他们不愿看，因为，正是那些一贯爱寻根问底的人好奇心最盛；我想，他们谁也不肯放过读一本完整的犯罪故事的机会。

我原本可以对写这份自供状的动机含而不露；但是，我无意让别人说我性情乖戾。

因而我要说出真情，无论如何，真情十分简单。

我认为会有许多人读此书，因为我现在名声在外。

虽然我对大至全人类、小至本书读者都不存太多的幻想，但是，仍对得一位知音抱一线希望。

即使一个人也好。

也许有人要问：

“既然此书会有那么多人读到，怎么仅仅是一线希望呢？

”我认为这类问题提得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仍须预见到它的出现，因为人们常常会提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而只要稍加分析，便会发觉这种提问毫无必要。

我可以在有一万俄国人参加的大会上讲话，直至声嘶力竭，大概不会有人理解我。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曾经有过一个能理解我的人，而她恰恰是我杀死的那个人。

三

众所周知，我杀死了玛丽亚·伊里瓦内·翁特尔。

但是，我是怎样认识她的，我们之间的确切关系如何，以及我怎样产生杀死她的念头等等，却无人知晓。

我将尽可能公正地讲述这一切。

因为，我虽由于她的过错而吃尽了苦头，但并不执意把我自己打扮成一个完人。

我在“一九四六年之春沙龙”摆出一幅画，题为《母爱》。

这幅画与我过去的许多画风格相同：

正如评论家们用那令人生厌的行话所说的一样，这幅画结构严谨，布局合理。

一句话，此画拥有那些夸夸其谈者一向可以在我的画布上找到的特征，甚至还有“某种深刻的思想内涵”。

在画幅左上角，通过一个小窗口可以看到不大的远景：

一片幽静的海滩和一个眺望大海的女人，她似乎在期待什么，也许是等待远方一声微弱的呼唤。

我认为，这种场景表现出一种绝对的孤独，而且含有某种不安。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场景：

人们把它当作次要点，大概当成一处点缀，目光从那上面一扫而过。

看来，除一人之外，再也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场景正是本画的精华之所在了。

一位陌生姑娘停在我的画前，伫立良久。

看起来她对前景中那位看着孩子玩耍的伟大女性并未注意，相反，却目不转睛地凝视那背景上的小窗口。

我可以肯定，她在盯着画面的时候，已经完全置身于尘世之外：

她没看见从我的画前走过或停下来的人，也没听见别人在说什么。

我一直焦灼不安地望着她。

后来，她消失在人丛中。

与此同时，我却踌躇着，一方迫不及待地想叫住她，另一方面又感到无可遏制的胆怯。

我怕的是什么呢？

也许这种胆怯类似于在一场赌博中不惜倾家荡产而孤注一掷时的心情。

然而，在她走掉之后，一想到她已消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千上万的陌生居民之中，从此再也见不到她了，我不禁感到懊恼和晦气。

当晚，我焦躁不安地回到家中，心情沮丧，闷闷不乐。

以后，我每天都去展厅，一直到闭幕。

我呆在画幅附近，从那儿可清晰地辨认每个停在我的画前的人。

但是，她再也没有来。

一连几个月，我一直想念着她，盼望能有机会再次见到她。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这幅画完全是为她而作的。

仿佛那窗口的小场景开始膨胀起来，渐渐侵入整个画面，占据了整个作品。

四

一天下午，我终于在街上看见了她。

她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匆匆地走着，象那种必须在预定时间到达预定地点的人。

我立即认出是她。

即使在杂乱的人群中，我也能认出她来。

我激动得无法形容。

几个月来我一直思念她，想过许多，现在看到她却又不知所措了。

实际上，我曾反复思考和筹划过一旦遇上她时如何行事。

我大概说过，我这个人胆子很小；所以，对于能否碰见她，碰上又如何行事，我曾翻来覆去地想过。

假若一旦相遇，一个不可避免的最大障碍就是搭话的方式。

我认识许多男人，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同素不相识的女人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