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两汉历史散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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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两汉历史散文

第三章两汉历史散文

汉王朝的统一与鼎盛带来了各类著述的繁荣，历史散文领域也取得质的飞跃。

西汉、东汉相继问世的《史记》与《汉书》，即是我国古代历史散文中的杰出的代表。

特别是《史记》，第一次系统地完备地写成中华民族的通史，创造了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以纪传体为主体的记述历史的新形式，进一步继承与发扬了使我国传统史学中“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把我国的史学发展推向了崭新的阶段。

从文学方面说来，其传记文学的开创性、叙事见旨的深刻性、语言风格的典范性，给后代文学以巨大的影响。

而《汉书》，则以其“正统”观点，以及史实的严密性与文辞的严谨性而影响着后代的史学与文学。

第一节司马迁的生平以及《史记》的成书、体例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认定史书撰写人身份的史学家，他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他同时也是文学家、思想家；在史学史上，他堪称中国的史学之父。

司马迁（前145～？

），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省韩城）人。

司马迁[]出生于世代史官的家庭，父亲司马谈做了三十年的太史令。

当时的太史令执掌天文历算，兼管皇家典籍等事。

故司马谈精通天文地理、史事典籍，且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造诣很深。

司马迁早年即在文史职官的家庭氛围的熏陶与学者父亲的指导下悉心学习。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即是能阅读非汉代通行隶书所记载的籀文古籍，足见早慧与勤奋。

他还转益多师，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

这些，不但为他日后创作《史记》奠定深厚的知识积累，也有利融汇取舍各家精华，领悟独出机杼的史识。

司马迁入仕之前，曾有过一次相当广泛的漫游。

“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对他认识社会、寻稽史事，增强感性认识极有帮助。

嗣后，司马迁担任郎中一职，作为汉武帝的侍从，就有更多的机会随武帝出巡或者奉命出使。

他曾经出使西南，远至昆明；东达碣石，观览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传说；北登长城，缅怀古迹。

他游览名山大川，考察风物古迹，搜求史料逸事，拜访古老遗贤。

由此而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识见，辨订了真伪，也累积了他创作的志趣。

今从《史记》各篇什中有关自述的稽考中获知，司马迁有着极为广泛的交游，与各色人等，广交朋友，特别与亲历史实和熟悉史事者及其后人多有交往，如樊哙之孙樊他广、冯唐之子冯遂、苏武之父苏建、贾谊之孙贾嘉等，从这些人处获取有价值的史料，加深对传主的理解，从而使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司马谈向有修史之志，他曾对司马迁说过：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当时泛指的史书）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矣，汝其念哉！

”（《史记·太史公自序》）然而天不假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重，自知不起，乃将他以前整理的一些史料，对司马迁作临终嘱托：

“余死，汝必为太史。

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则含泪表示：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阕。

”（《史记·太史公自序》）自此，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下定了修史的决心。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参与制订了著名的太初历。

就在这一年（太初元年），开始了初名《太史公书》后亦即是《史记》的创作。

正当司马迁潜心创作之时，却遭受了不测横祸。

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友李广孙李陵率孤军深入匈奴境内，而以武帝宠姬李夫人兄李广利为统帅的后续大部队迟迟未至，以致寡不敌众，虽大挫敌人而终陷于败，只得投降匈奴。

消息传来，朝廷震惊。

武帝焦虑；群臣忧惧，乃肆意攻击李陵。

而司马迁以为，若就事论事，则李陵已功过相当；而推想李陵平生作为，以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适当时机）而报于汉。

”于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指朝臣攻击）。

”（《报任安书》）谁知武帝以为为李陵游说，即是委罪李广利，视为“诬上”，“卒从吏议”，论为宫刑。

而司马迁“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报任安书》）然司马迁因为之献身的《史记》“草创未就……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忍受了这一奇耻大辱。

就情理揆度之，似乎仅仅因为袒护李陵、指责李广利不至于获此重罪，故刘宋裴骃《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

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行宫刑处）。

”此似较合理，至于其时景帝的本纪先成，亦不是不可能。

清人赵铭提出司马迁原定死刑，因《史记》未成，自请就服腐刑。

汉时有死刑改腐刑的先例，今细味《报任安书》，亦合情理，可备一说。

三年以后，司马迁才遇赦出狱，改任中书令，忍辱含垢，继续他《史记》的创作。

在《报任安书》（其作时有公元前93年与公元前91年两说）中，有“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

”可见其时，司马迁之于《史记》，是基本写完了的。

司马迁大约死于此时之稍后的公元前87年左右，与汉武帝约略相始终。

而其卒年的确切时间，则尚难论定。

《史记》在汉代，便有残失，可能司马迁尚未最终定稿，也可能是散失。

在汉元帝、成帝时，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的“褚先生曰”，即为褚氏补作。

“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史记》的原名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纪》，也省称《太史公》，东汉后期始专称其为《史记》。

读者还应知道的是，《史记》不是官修的史书，而是司马迁私家修撰的[]。

修史，传统上是政府行为，自周朝以来，分左史、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因此，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动机目的与官修是有所区别的，《史记》十分重视文学性，甚至重于史实性，不能不说“私修”是一项重要的原因；甚或其以纪传体方式记载历史，即本于此。

因为是“私修”，可以自定体例，为方便行文，易于焕发文采，吸引读者等考虑，乃以人物命运遭际代替平板的流年叙事。

意识到这一点，对准确理解把握《史记》的思想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史记》是通史，“上计轩辕（传说中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下至于兹（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计三千年。

《史记》的体例是全新的，是由司马迁一手创制的。

此前的《春秋》、《左传》为编年体，《国语》、《战国策》是国别体；而《史记》则为记述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司马迁根据历史人物对历史所起作用的大小，分为“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三个档次；“表”十篇是按世代年月谱列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作为本纪记事的补充；“书”八篇则是记载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的专篇。

全书计凡五十二万余字。

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是全书的主体。

此五种体例，除了表以外，在篇末一般均有以“太史公”领起的一段评赞。

这些评赞，有的是补充自己调查得来的史实的说明，有的是用传说异闻加以印证，更多的是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示褒贬的评述。

第二节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思想内容

史书的思想内容由史识决定，史识又由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决定。

《史记》的思想内容极为繁富复杂，这既与通史的客观要求有关，也与私家著述、作者的生平际遇、作者的学养世界观有关。

《史记》是通史，它要求有完备的品格，而中华民族的传说中的始祖五帝、夏朝的史迹，文献上并无记载；就是记有殷商影迹的甲骨文，那时犹沉睡地下，所以只能依从传说。

依从传说，就不免荒诞无稽的成份；材料缺乏，又不免简略。

对司马迁说来，越是后来，材料越是丰富，也就越有驾驭与选择的余地。

这样，整部《史记》前详后略，记述汉代史事的就占全书百分之四十。

作为私家著述的《史记》，本拟“藏之名山”，未必即为当代君王作鉴，因此少有官修史书的正统观念，在采取史料、选择传主、臧否评述诸方面可以有相当的主观色彩与自由度。

叙事即秉笔直书，评论则不隐善恶。

这在传主的选择上，尤其明显。

本纪本是帝王君主正传，项羽本是秦末义军中的一支，且为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对立面，司马迁见到他在推翻暴秦中的作用，于是置于本纪之列。

陈涉向被认为“才能不及中人”的“氓隶之人，迁徙之徒”（贾谊《过秦论》），司马迁亦因其推翻暴秦的首功而将其列为与圣人周公孔子、公侯张良萧何并列的世家。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的吕后亦列为本纪。

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不尚虚空的名位，具有以历史作用分类的素朴的唯物主义史学观。

由于私家撰述，还可以将正史所鄙弃的小人物如优伶、游侠，不能登上正史殿堂如酷吏、佞幸亦以作传。

这里可以看出，在细小方面，已经不再以历史作用作为取舍的标准，而是以“趣味”、审美作用作为取舍的标准。

今人读来，具有一定的野史意味。

这显然是与私修有着因果关系的。

司马迁正在写作《史记》而牵累遭受李陵之祸，蒙受奇耻大辱的腐刑，这也对创作动机、目的带来重大影响。

从父亲处接受遗志，乃在“今汉兴，海内一统”，为“明主贤君”颂德，为“忠臣义士”歌功，为他们治国作鉴，这也应当是司马迁的初衷。

然而他后来顿遭横祸，倍感怨愤，影响着修史的动机。

这在他遭受腐刑以后写的《报任安书》中有鲜明的表示：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为……凡百三十篇。

因此，司马迁在受腐刑后“终不可用”的情状下，“述往事，思来者”，即写《史记》确实有“发愤”而作以及“思垂空文以自现”的意味。

正是这一变故引起的思想转折，使得司马迁把目光更关注悲剧人物，并赋予深切同情，借此表达自己的心中郁愤。

紧接以上引文的，还有有一段著名的话，这就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里可以理解为所以修史的夫子自道。

“究天人之际”，指的是探求天意与人事、人道的关系，（这里大的指朝代的兴替，小的指个人的成败际遇）司马迁在叙写“史记”的过程中，虽然免不了采用一些在“天意”、君权神授思想影响下的传说与荒诞故事，而评述史事时，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每持怀疑的态度。

在《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中，对项羽把失败归为“天之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则以“岂不谬哉”予以否定。

在《伯夷列传》中亦有“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等等，表明着对天意天道的怀疑。

所以，“究天人之际”不是已有的结论，而是表示作者探究的“预设目标”，－－天人之间是否有感应？

假如有，是怎样的关系？

抑或并没有关系？

“通古今之变”，即是该篇中“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另本为‘纪’为‘理’）”，从朝代兴替的史实中探求某些必然的规律，以达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目的；“成一家之言”，亦即儒家所崇尚的“立功、立德、立言”中最难、最高层次的立言的问题。

这里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他创纂的叙史新体制，有他的史识，有他的政见，亦即政治理想，等等。

假如概而言之，“成一家之言”，是他希望自己写的《史记》，能犹如孔子写《春秋》一样成为后世为人、处事、治国的宝典。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

太史公曰：

“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人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

“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际，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

这里已把司马迁写《史记》以“立言”的用意说得十分明白，他自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