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文化三个一之一座都城一堆圣火一缕曙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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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古文化三个一之一座都城一堆圣火一缕曙光

一座都城定位华夏文明主脉

——山西古文化“三个一”之陶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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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彩绘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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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特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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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寺扁壶朱书“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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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土鼓

∙　　襄汾陶寺遗址是帝尧都城，使尧文化由传说成为信史，树起5000年中华文明的伟大丰碑。

　　　　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国务院新闻中心举行了“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一系列考古重大收获和研究成果的公布，让全世界开始重新认识和定位陶寺遗址。

陶寺，这个坐落于晋南襄汾县东南隅、塔儿山西麓黄土塬上的普通村落，竟令人惊讶地隐藏了一座改变中华文明起源传统认知的上古都城，一部镌刻着中国早期文明格局的历史书卷，一个从传说中穿越到我们面前可以触及的上古文明。

　　　　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考古发掘，让陶寺最真实的面容和最深厚的底蕴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考古工作者们用近40年的不倦努力，在破碎的陶片和残损的遗迹中仔细而谨慎地拼对出越来越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中华文明最早、最有根据、最完整和最庞大的社会文明遗迹，就在这里。

壹陶寺，帝尧的都城

　　陶寺遗址，一座存在于4000多年以前的城邑，一座面积达280万平方米、规模空前的城址，其由宫城和外郭组成的双城制模式，奠定了后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城的构架。

现代人也许根本无法想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上古时代，在没有大型设备辅助的当时，如此宏大规模的都城究竟怎样构建，更无法想像这样一座上古时期的城邑，外围耸立着高大的夯土城墙，内部已经规划分明地布局着雄伟壮阔的宫殿区、规模庞大且等级森严的墓葬区，独立完善并有专门守备的大型仓储区，阶级和阶层区划严明的居住区，技艺娴熟并由官方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以及无比神圣庄严的祭坛和天文观象台……功能区划齐备合理，俨然已成气势宏大的中土“王都”，成为乡野敬仰的权力中心，四方向往的首善之地。

　　　　在陶寺的墓葬区，王级的墓葬中出土了制作精美的彩绘蟠龙纹陶盘，蟠龙以红白彩描绘，周身遍饰红鳞纹，巨口张开，利齿毕现，既是帝尧邦国的图腾，又是典籍所载“赤龙生尧”的注释，被认为是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形象之一；遗址中，考古学者找寻到书写于扁壶残片之上、迄今发现的中国最古老最典型的文字，“文、尧”这两个比甲骨文还早500多年的汉字，成为帝尧邦国文明的原创标志和初始记录；在宫殿群的夯土中发掘出的装饰戳印纹的白灰墙皮和陶板瓦残片，彰显了当时宫殿建筑装饰的恢弘奢华，而后者更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板瓦；除了质地精美、制作考究的玉钺、玉琮、玉圭、玉璜、玉兽面等代表着军权、王权和神权的礼器，陶寺贵族大墓中还埋藏着用以“通伦理、明礼仪”的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陶埙等上古乐器，其中铸造精美的铜铃是目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标志着构成古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

它的铸造方式表明在4000多年以前，陶寺先民就已经可以用内外模具组合铸造结构比较复杂的器物，成为后来中国青铜文明的技术基础。

　　　　陶寺城址及墓葬中的考古发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和精致，是中国文明演进历程中中原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崇尚军权和王权的王国。

充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陶寺遗址不仅是目前国内文化内涵最丰富、研究期望值最高的一座古城遗址，而且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越来越多地同有关尧舜的文献记载相印证。

《水经注》言：

“尧都平阳”。

没有任何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在年代、地理位置、规模和等级以及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与唐尧之都如此契合，与“古平阳城”如此一致，“尧舜禹传说时代”已不再仅仅是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确凿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负责人王巍表示: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地拥有所有的文明要素和标志，“尧都平阳”已成定论。

贰陶寺，最早的中国

　　承载着帝尧邦国的百年沧桑，陶寺遗址作为目前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是黄河中游地区能够确认的最早进入到初级文明阶段的都邑性遗址。

城，就是某个区域乃至国家的政治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城就是国家的物化标志。

陶寺城址规模宏大，它的存在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领导集团更为强大的管理机构，证实早在4300年以前，当时社会就已经突破了氏族部落阶段而进入初期国家阶段。

因此，是迄今为止最符合“中国”本初概念的政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据塔儿山两侧、汾河以东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调查结果判断，陶寺文化遗址群以陶寺都城为核心分为南北两大群，拱卫陶寺都城京畿。

南北两大下属分布区各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地方中心聚落统领，而这些中心聚落是由自上而下的分支发展起来的，并且发现有驿站型遗址，表明了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的存在，凸显了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和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标示“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

　　　　陶寺贵族墓中出土的木立表和王墓中出土的漆圭尺，可以构成一套完整的观测日影的天文仪器。

圭尺通身漆彩绘绿黑相间的色段刻度，第1号至第11号色段长约40厘米，合1.6尺，正是《周髀算经》所记载的“地中”夏至晷影标准。

以此理论夏至影长，表明陶寺很可能对外宣称其地为“地中”，使得陶寺城址顺理成章地成为“地中之都”，进而使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邦国成为“中土之国”，开创了“中国”最初始的含义，成为“最早中国”所在。

此外，陶寺圭表还可用于大地国土的测量，以陶寺城址“中表”为中心基点，按照陶寺城址的经纬线作为测量基线，对陶寺所在大陆的东西南北四至进行夏至晷影测量，以确立陶寺文化的四表。

而基于此，圭尺也便作为王权的象征，被元首所垄断，下葬于王墓，并被先秦文献描述为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时的谆谆嘱托“允执其中”。

　　　　■著名考古学家、我国考古类型学奠基人苏秉琦先生曾这样评价：

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叁陶寺，华夏文明的起源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

中华文化的发展绵延不绝，从萌生至今一直环环相扣、步步相衔，特别是我们今天所沿袭的文字、历法、礼制,我们今天所遵从的道德规范和审美矩度,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早在尧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雏型。

考古发现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在唐尧之时，中华早期文明的国家观念、王权观念、私有观念、礼制和历法等均已形成，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或统治模式的主源。

我们有理由认为，尧舜禹时期的华夏早期文明为后来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主脉。

　　　　陶寺遗址作为帝尧的都城，使世人看到，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晋南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机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手工业、拥有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

特别是被考古发现的陶寺观象台，更显示出陶寺文化与国家社会相匹配的精神文明所达到的当时最高水平。

　　　　陶寺观象台通过1个观测点和13根石柱间间隙的12道观测缝，与东南7公里外的塔儿山山脊线构成一套完整的列石观测系统。

观测者立于观测点核心，透过石柱间的缝隙，观测早上日切于塔儿山山巅时是否在观测缝正中，如果日切在某缝正中，则是陶寺历法中某一特定的日子。

12道观测缝，每个缝隙为1个节令，7号缝居中，为春分、秋分；2号缝为冬至；12号缝为夏至……从观测点可观测到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节令，既展现了我们的祖先为农时服务，为社会生产生活服务，还体现出当时王权对于天文历法的控制。

陶寺观象台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遗址，比位于英格兰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石阵早了近500年。

而史前陶寺人据此制定的历法，是当时世界已知最缜密的太阳历法，代表着当时天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是今天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直接源头。

观象台的发现同时也证明了《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性。

　　　　事实上，在陶寺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宫殿形制、农时节令历法的发明、汉字的使用、“天下之中”观念的确立等等，都被后来的夏、商、周王朝的王国文明所继承，都是我国年代最为久远的最具代表性和最典型、最丰富的发现。

这些遗存，在唐尧古老王国的肌体上迸发着文化精神的光芒，有力地资证着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决定着中国历史的长度和文明的时段，成为实证华夏5000年文明的重要支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

陶寺是目前不可多得的将历史与考古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断推进民族发展的奠基石。

它表明晋南、陶寺才是华夏族、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

　　　　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它是我们存在的依据和理由，它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和甘露。

我们找寻上古的历史，就是在发掘华夏文明的根系脉络，探索传统文化的最初起源。

尽管，帝尧和他的那个时代早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创制于尧且沿袭至今的历法、礼制等诸多精神财富，早已融入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

陶寺，这片隐匿于广阔田野中的史前遗迹、尘封京华，用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尧文化的丰富遗存，给山西所拥有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以最充分的理论诠释和最合理的历史定位。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资源丰富……诸多美好的词语，都是山西从远古传承、从祖辈继承、从世代秉承而来。

陶寺，便是根源，便是发端，便是始祖。

　　　　至今，我们的教科书里古老中国有信史可循的起源，仍被界定在了夏商。

唯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课本能够重建中国的上古史，把帝尧所创造的文明昭告世界——告诉人们，不仅最丰富的古代文物留存在山西，最早中国在山西，华夏文明的起源也在山西。

一如国家文物局在其编撰的《文物三字经》中对陶寺遗址的描绘：

北陶寺，有大墓。

出龙盘，出鼍鼓。

击石磬，配乐舞。

持玉钺，兴军旅。

古国家，正崛起……

本报记者张轶慧

一堆圣火照亮人类最早家园——山西西侯度遗址

本文来源：

山西日报 本文作者：

 朱慧

摘要

在我省南部芮城县西北隅的中条山阳坡，一个叫作“西侯度”的小山村，黄河从西边和南边绕过。

上世纪60年代，一批孜孜以求、严谨细致的考古工作者来到这里，唤醒了那沉睡弥久的历史记忆。

▲石核

▲刮削器

▲烧过的动物化石出土

▲西侯度遗址发掘地理位置图

芮城西侯度遗址火烧骨的发现，把中国古人类用火的历史，推进到180万年前。

根据对西侯度遗址的地质地貌、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的相关学术研究，确立了西侯度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一，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先发现的早更新世初期人类文化遗址……人类文明第一把圣火，就这样从黄河岸边开始燃起。

大河滔滔，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在巍峨的巴颜喀拉山孕育而出，绵亘万里，出昆仑、汇洮湟、傍大漠、驱流沙，浩浩汤汤，在晋陕峡谷中激荡而下，于山西南部急转而东。

在黄河母亲千里沃野、万世丰饶的宽厚臂弯之中，中华文明从远古而来，奏响了奔腾的序曲，揭开了不朽的篇章。

壹文明圣火，从黄河岸边开始燃起

在我省南部芮城县西北隅的中条山阳坡，一个叫作“西侯度”的小山村，黄河从西边和南边绕过。

上世纪60年代，一批孜孜以求、严谨细致的考古工作者来到这里，唤醒了那沉睡弥久的历史记忆，并通过黄河岸边远古的印痕，在此重新梳理出古人类通向文明的荣光。

如今，站在西侯度村后的人疙瘩北坡眺望，这里依然涧沟梁峁，东西数条。

在这个高出黄河河面170余米的古老阶地上，地层发育齐全、露出良好，成为观察研究第四纪地质的理想地点。

1961年、1962年，由考古学家王建率领的考古队，就在这里先后进行了两个年度的发掘，在距地表近70米的砂砾薄层和砂砾层之间的交错砂层中出土了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一大批古脊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