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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特点及政策分析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特点及政策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比较复杂,正面临着双重转型第一个转型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第二个转型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当前,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正在就此进行重大实践。

  发展方式的转变对我国当前的发展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双重转型我国经济形势的特点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

  2019年我国增长率达到142,所以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通货膨胀。

  因此,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是适当的收紧、适当的控制。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9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外部需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19年—2019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92,到2019年第四季度,我国外贸出口增长下降42。

  出口的大幅度下降意味着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外需即出口这辆马车的拉动力在大幅缩减。

  这时,如果继续维持原来的政策取向,就会约束国内的投资增长,再加上对国内的消费特别是对买房的需求采取了控制措施,因此就可能导致内需的增长速度也持续下跌,这样就有可能导致三驾马车同时减速,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影响。

  所以,2019年第四季度,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决定实施一揽子计划。

  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一揽子计划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与2019年相比,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即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

  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性的重大调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最明显的是在2019年2019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率为——16,外贸出口总额由2019年的约14300亿美元减少到12019亿美元,净减少2000多亿美元,按照2019年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5万亿左右的人民币出口订单损失。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该变化对2019年增长率的影响是——3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政策调整,我国2019年的增长率会由2019年的96下降到6,甚至更低。

  因为我国原来的经济政策是控制内需的增长速度,在外需大幅下降的时候,如果内需受政策影响也下降,那2019年的增长就有可能会降低到6以下,这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非常严重。

  2我国经济增速下降所面临的潜在危机

  我国经济一直强调不要过分追求高增长。

  实际上,从2019年到目前,我国的增长率从未低于92019年是91,2019年达到10,之后10以上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到2019年,2019年下降到96,2019年是92,2019年是104,2019年是93,10年内从未下降到9以下。

  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我国企业的速度型效益,即企业利润和销售规模紧密相关,销售规模扩大促进利润增长,反之,企业就可能会出现亏损。

  我国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较低,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在今年7月份仅有536。

  原因之一是技术创新较少,主要通过产品的低价竞争实现微利,由技术创新带来的利润增值很少。

  原因之二是企业的固定费用比较高,包括退休人员的工资、设备的折旧、医疗费等,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岗人员的工资待遇,不易随生产和销售水平变化波动。

  这些开支都是固定的,与销售额的变化没有关系,当企业因为市场订单减少,销售额减少而固定成本不变的时候,企业就会发生亏损。

  因此,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多,市场需求明显减少,企业拿到的订单明显减少,由此导致开工率下降,很多企业就会进入亏损状态,导致诸多矛盾和问题。

  首先是就业问题。

  最近常见的是招工难、招工贵,表面上看就业压力已成为过去,实际上企业在保持员工队伍稳定方面也发生了由量到质的转变。

  如果企业发生亏损并不断继续的时候,企业一般不愿意把过去的盈利不断补充进来,很多企业会及时撤股。

  当企业有微利的时候,往往选择维持生产,保持稳定的职工队伍,因为如果辞退关键岗位上的职工,再招聘新员工进行培养并不容易。

  当企业面临短期的困难,未来有希望时,也会稳定职工队伍。

  但是,如果企业认为未来前景更差,目前又有亏损压力的时候,就有可能选择退出。

  一旦退出,裁员量就会增多,失业的问题会很快发生。

  据统计,2019年6月份我国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有166亿人,我国每年应届大学毕业生600多万,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就业。

  如果很多企业不能吸收职工,还大量辞退职工,此时就业就有较大的压力,可能对基础民生带来很大的冲击。

  在16亿多农民工中,58是80后,和第一代农民工不一样的是,他们对农业不太熟悉,很难像第一代农民工可以很自然地返回农村。

  但80后、90后农民工对城市工作生活有较强的依赖性,如果他们长时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基本生存就面临危机。

  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稳定会受到冲击。

  出于谋生的需要,各种边缘化的社会组织有可能泛滥,对社会稳定的威胁非常大。

  就业是民生之本。

  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始终要把就业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加以重视。

  因此,对于一揽子计划,尽管有人认为是反应过度,笔者则认为非常必要。

  如果经济增长下降到6以下,后果将很严重。

  其次是金融风险。

  当亏损企业大量增加的时候,金融风险会陡然扩大。

  几乎每个企业都有贷款,离不开银行的支持。

  当生产经营正常的时候,可以按时还款付息,但当企业亏损时,销售收入、资金流量大幅度减少,往往不能正常按时还款付息,这些贷款就会成为不良贷款。

  如果大量企业亏损,银行将面临很大的金融风险,当贷款不能归还时,存款的支付就面临着危机。

  银行的高利润包含着风险抵押金,银行和一般生产企业的利润性质是有区别的,银行一旦出现资不抵债,需要拿资本金、利润来弥补存款户的损失。

  当企业亏损面扩张很快的时候,这种金融风险是银行所不能承受的。

  再次是财政困难。

  我国财政是速度型的财政,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当年的增长紧密相关。

  我国以间接税为主,针对所得和财产征收的直接税占比很低。

  财政收入增长主要依赖于名义的增速。

  通过对近几年数据计算得知,增长率变化1,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变化46;增长率变化4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速可能变化近20个百分点。

  因此,当经济增长率下降过多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会大幅下降。

  但是,经济不景气时,财政支出刚性往往比较大,因为此时对下岗失业人员、困难家庭、低收入人群的救助会增加,保障基本民生等方面的开支会增加。

  因此,财政的收支矛盾会陡然加剧。

  当增长率下降过多时,对于就业、金融风险、财政收入的影响非常大。

  3一揽子计划对保持民生和经济稳定的积极贡献

  推出一揽子计划并不是反应过激。

  如果没有一揽子计划,在2019年就会出现深度的调整,对转型升级未必有益。

  有观点认为,要形成倒逼机制,只有危机才能推动升级,淘汰低水平企业。

  但当大多数企业都无法自保、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的时候,搞技术改造升级、提升创新能力是不可能的。

  所以,危机不一定非常有利于转型。

  一揽子计划的效果,最主要表现在内需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内需对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

  2019年,内需对增长率的贡献是91个百分点,2019年提高到128个百分点,因此,尽管2019年外需向下拉动了36个百分点,但增长率仍然达到了92。

  内需增长的加快首先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

  资。

  2019年政府的投资比上年度增长422,占到全部投资的28。

  从统计上看,主要有三个部分电力热力投资、道路交通仓储邮电业投资、水利和城市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市政投资属于第三部分。

  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01,去掉价格因素,投资的实际增长比上年多了10个百分点以上,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大幅度提高。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措施,比如减税鼓励企业投资、居民消费等。

  增值税的改革是从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改革的重点是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最重要的变化是企业的设备改造投资可以抵扣纳税基数,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减税措施,而且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投资,对投资的增长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汽车需求方面,对于16升和小于16升排量的车,购置税由11调整到55,刺激了汽车的消费;在楼市中,减免二手房交易的契税……通过减税促进企业投资获利,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增长,拉动内需。

  内需的贡献明显提高,有效地抵消外需大幅下降的影响,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态势。

  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仅比2019年降低04个百分点,从96下降到92。

  反观美国和欧盟,增长率分别为——31和——44,失业率达到9以上,较正常年份提高了一倍左右。

  但在国内居民看来,生产和生活都没有明显感觉到危机的发生,从这个角度看,一揽子计划对保持民生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4扩张型宏观经济的代价

  对宏观经济转型来说,一揽子计划只是一个起点,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因为这种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代价的。

  财政政策的代价,就是政府债务风险迅速扩大。

  所谓政府的债务风险,就是常说的国债,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都是由政府作为主体来归还。

  如果这些债务迅速扩大,将加重未来政府所承担的还债压力,有可能导致未来政府在债务方面的重大风险,目前的欧债危机就是这样——欧洲国家的高福利导致财政支出规模过大。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但福利的刚性很强,收支缺口迅速拉大,只能通过发债来维持,但是债务规模太大会导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规模不断扩大,加上支出的刚性,使得政府不断扩大发债规模。

  由于这些国家经济状况很差,财政增收困难,而支出刚性强。

  因此,对这些国家主权债务的评级持续下调,主权债发行困难日益加大。

  这必然导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困难,导致政府破产危机。

  目前,欧债危机靠欧盟建立的补贴制度来缓解,但是输血难以持续,因为欧洲自身的造血机制尚有问题,如果不改革高福利制度,恢复其内部的经济增长能力,欧债危机无法彻底解决。

  所以,我国一定要避免陷入这样的困难状况当中。

  我国的财政赤字是发行国债的主要原因。

  2019年,我国财政赤字是1000亿元,2019年增加到9500亿元,2019年进一步扩大到10500亿元。

  财政赤字的迅速扩大,必然导致国债发行量迅速扩大,进而导致国债余额迅速扩大,政府未来的偿债风险迅速扩大。

  财政赤字的扩大首先和政府开支的扩大相关。

  2019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投资性资金是1000亿,2019年增长到5900亿,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开支的增加。

  其次是减税,2019年各项减税措施大约减少财政的税收5000亿元,因此赤字规模和发债规模必然扩大。

  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通过抵押从银行取得大量资金搞项目建设。

  据国家审计署调查,到2019年,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是107万亿元,而国债余额大概是7万亿元,总量大概为18万亿元,占到名义的比重已经接近40。

  如果连年坚持扩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政府的债务风险将迅速扩大,这条路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从2019年开始,国家采取措施,及时地扭转由政府投资导致政府债务规模扩大的趋势。

  2019年3月,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9年安排的财政性投资重点保证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实际叫停了政府投资增量。

  随着政策的调整,2019年政府投资增长率由422下降到197,2019年进一步下降到246,我国政府投资经历了一个由扩张到退出的调整,目的就是防止政府债务风险迅速扩大,从而有效地控制了政府债务风险的发展。

  我国的财政赤字在2019年减少到9000亿元,按照预算安排今年为8000亿元。

  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台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地方政府的债务基本稳定。

  伴随着政府投资的削减,政府债务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投资的削减,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由政府投资形成的订单不断减少,相关企业的开工率不断下降。

  因此,这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风险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原因导致的价格上涨。

  货币供给量的三个指标是0、1、2。

  粗略地讲,0指的是流通当中的现金,1是在0的基础上加上活期存款,2是在1的基础上加上定期存款。

  这三个指标所刻画的货币供给量的内容就是现金加存款。

  事实上,现金和存款增加以后,往往会扩大需求。

  需求比较大就可能导致价格过快上涨,人们有愿望去买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有可能过快上涨,如房价、贵金属价格等等,原因就是货币供给量太多,人们的购买能力太强。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表现为贷款的大量增长。

  201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超过当年的财政收入总量。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力地配合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个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

  但贷款大量增加之后,导致货币供给量大量增加,因为贷款可以很快地转变为存款和现金。

  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在2019年底约为48万亿,到2019年底增长为61万多亿元。

  货币供给量有自我膨胀的特点,自我膨胀就是存款向贷款的转变。

  银行存款数量变大之后,必须要把存款变成贷款,否则银行就会因为支付大量利息而亏损,这是由商业银行的自身利益所决定的。

  而贷款加快增长之后,又会扩张存款,存款和贷款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的推动。

  当货币政策调整之后,资金的运动速度加快,即资金流动性过剩,从而使整个货币供给量存量加速扩大。

  所以说持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的风险将非常严重,货币供给量迅速扩张,多方面的价格快速上涨。

  从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人民币的购买力会快速下降,货币贬值,人民的心态越来越不稳定。

  从企业来看,生产环境的不稳定会使经营者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到倒买倒卖上,而不再专注于生产。

  5我国对货币政策乃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从2019年开始,我国对货币政策进行了调整。

  中国人民银行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对贷款的增量实行额度管理。

  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在1999年为6,2019年上半年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215,从而有效控制了贷款的过快发放。

  提高利息可以使资金的价格变高,从而约束对资金的需求和贷款的过快增长。

  此外,还采取了贷款增量的额度管理,有效控制了贷款的集中投放。

  商业银行倾向于把应该发的贷款尽可能早地发放出去,这对其经济核算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相关的措施,商业银行可能在上半年就把一年要发放的贷款全部发放出去,导致贷款的集中投放,由此引发下一轮存款的集中扩展。

  进行额度管理之后,使得贷款的集中投放得到了有效控制。

  在多项货币政策作用下,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的余额,2019年12月底,同比增长27;2019年12月底,同比增长下降到197;到2019年12月底,同比增长下降到136。

  所以,2019年下半年,企业普遍感觉到贷款难,这正是因为贷款的闸门被关闭,货币政策的效果明显显现。

  货币政策调控从源头上控制了物价的过快上涨,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发展。

  但是,这一政策对整个市场的需求产生了不断的收紧作用,导致企业的采购订单由于资金的约束而减少。

  所以,它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向下的拉动作用。

  回顾我国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表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局面实际上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有紧密的联系。

  下图是2019年至今经济增长率的总势2019年第一季度,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65。

  如果没有其他的相关

  措施,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下滑。

  推出一揽子计划后效果明显,第二季度上升到81,第三季度为89,第四季度为107。

  这个型翻转在2019年是非常鲜明的,表明一揽子计划在抵御国际经济危机冲击方面效果显着。

  但是,随着经济政策的同步退出,从2019年开始,经济增长率开始向下发展,由第一季度的119,降到第二季度的105和第三季度的96,第四季度略回升至98。

  这个趋势没有得到维持,到201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97,第二季度为95,第三季度为92,第四季度为89。

  今年第一季度为81,第二季度是76。

  尽管随着政策的调整,我国经济经历了先向上再向下的变化,但政策的调整确实有其必要性。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稳增长,通过针对性、适应性的预调、微调,努力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政策措施更加注重稳定需求增长、稳定经济增长。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19年以来,我国经济政策重点是控制经济过热。

  比如,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带有鲜明的扩张特点,但经济却没有出现持续过热的表现。

  通过研究发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潜在增长率已经由过去的10左右降低到7——8。

  如果强行通过政策的刺激提高到10,代价是巨大的,诸如政府的债务风险,通货膨胀的风险等将会迅速扩大,因此这种高增长是难以持续的。

  所以,要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潜在经济增长率阶段性下降了,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1995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党的十七大把这个概念进一步拓宽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指的总量在年度之间的变化,而经济发展指的是在中长期的时段内,经济总量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包括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等,所以,经济发展的概念比经济增长概念内涵更丰富。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务更复杂。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直没有明显的进展,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决定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没有改变。

  粗放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由两个条件决定的第一是供不应求的市场,第二是要素的低价格,或者说是低成本。

  当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候,企业的发展必然是低水平的数量扩展,扩张的速度很快,质量却不高。

  当要素成本很低的时候,经营者对要素的投入就不会很在意,这就是粗放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

  当资源价格和污染排放收费很低时,就可以维持三高一低的发展模式。

  当供不应求的市场和要素的低成本这两个条件不变的时候,粗放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是不会转变的。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外贸出口条件明显改善。

  美国金融创新导致新一轮的繁荣,使我国外贸出口面临供不应求的外部市场环境。

  我国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走出国门,如箱包玩具、服装、家用电器等,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大显身手。

  贸易壁垒打开之后,订单大量增加,2019年到2019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接近30。

  因此,当时我国的企业在数量上进行扩张,不太追求质量和品牌竞争力的发展。

  2019年之后,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人民改善生活的重点由吃穿用转向住和行,国内的汽车市场、房地产市场由无到有,迅速扩张。

  汽车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也出现了低水平的数量扩张。

  我国建设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内在的质量不高,可保持的时间不长,却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产生了大量的污染。

  我国低水平扩张的原因就是需求太旺盛,供不应求,巨大的市场利润吸引着企业先把产品制造出来,无需注重追求质量。

  消费结构的升级,实际上还给投资的高增长带来了机会。

  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工业结构的转型,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带来投资的高增长。

  2019年到201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给重化工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带来了迅速扩大的市场需求。

  此外是生产要素成本很低。

  我国劳动工资的水平,土地、水资源的价格,矿产资源、原材料的价格,污染排放的收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很低的水平。

  这些条件决定了粗放、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得以持续。

  但是从最近几年的变化来看,这一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2019年到2019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只有99,2019年1月至7月下降为78,出口接近30的高增长年代已经结束了,未来也不会再出现。

  发达国家由于国内经济状况恶化,订单在减少;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在发展,我国外贸出口企业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而是一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

  因此,外贸出口企业低水平数量扩张的道路是走不下去的。

  我们国内的汽车和住房市场,经过将近十年的快速扩展,现在也开始转入相对成熟稳定的发展时期。

  随着汽车市场保有量的增加,用车条件、用车成本的变化,对于汽车企业来说,现在的任务是生产性价比更好的产品,否则就有可能被淘汰。

  在房地产市场,国家正在积极制定政策,并通过制度建设,例如开征房产税等,增加住房的占有成本,开征房产利润税,遏制投机性投资性的买房需求,使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转入需求增长比较稳定的状态。

  未来房地产企业的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

  随着我国产能过剩的普遍发展,基于产能扩张的投资高增长已经结束了。

  在政府投资撤出之后,投资增长下台阶的结果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总体说来,支持企业低水平数量扩张的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全面的改变。

  企业必须转型,过去那种依靠订单的增加维持薄利多销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了,必须要从品牌的打造、售后服务的优化、成本管理能力的提高和研发能力的提升上来寻找新的发展出路。

  我国低成本的优势在最近几年改变得很快,无法支撑三高一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所以,过去那种通过价格竞争打开市场的模式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企业必须尽快适应这种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加剧的新的发展环境,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革必然会对企业的发展能力、扩张能力带来一定的影响,使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下降。

  在这一艰难的、充满风险的转型过程当中,期望企业还能达到2019年之后那么强的扩张能力是不现实的,也很难再设想通过政策的刺激让企业重新具备这种能力,因为类似的发展环境无法通过政策而改变。

  所以说,我国经济的双重转型,决定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复杂特点。

  二、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新特点

  在复杂的形势下,我国经济正在出现一系列积极的变化。

  一开始出现止跌趋稳的迹象

  尽管今年7月份工业增长率比6月份又下降了03,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为76,第二季度的工业增长率是98。

  但是,7月份工业增长率是92,比6月份下降了06。

  尽管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增速下降的趋势还在发展,但是从需求方面来看,已经有很多积极的变化。

  今年1月—6月,投资的同比增长率是204,比1月—5月提高了03,7月份,投资增长率继续保持204,说明投资的增长已经从下降转为稳定。

  当然稳中是否有升,还需要继续观察。

  二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速度加快

  2019年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工程占全国投资的28,今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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