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瞿秋白的传奇爱情.docx

革命家瞿秋白的传奇爱情.docx

《革命家瞿秋白的传奇爱情.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革命家瞿秋白的传奇爱情.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革命家瞿秋白的传奇爱情

革命家瞿秋白的传奇爱情

封面人物

02-1916:

02

1929年瞿秋白、杨之华和独伊在莫斯科

瞿独伊

   我的家世

   我不是瞿秋白的亲生女儿，但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

我原名叫“晓光”，因为生父对妈妈不好，妈妈决定只跟他生一个孩子，改叫我独伊。

   我的爷爷沈定一（沈玄庐），1920年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

1925年后他离开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

1928年8月，他被国民党的人刺杀。

   我母亲杨之华，曾参加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五卅运动，1927年她参加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1927年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长，并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当选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

   父亲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家中曾世代读书为官，但到秋白这一代，已经是穷困的家庭了。

   父母的爱情

   父亲秋白在母亲之前有过一个夫人，结婚7个月就去世了。

她叫王剑虹，是丁玲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的好朋友。

剑虹经常到上海大学听俞平伯讲宋词，秋白则在课后教她俄文，讲苏联的故事。

两人常常写诗来抒发情感，1923年8月相识，1924年1月相爱结婚，不到半年时间。

   秋白是1923年夏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

1923年春夏之交，秋白翻译了《国际歌》，翻译并推介苏俄的新思潮是秋白重要的工作之一。

   剑虹因患肺结核去世，才21岁。

秋白非常悲伤，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了。

   母亲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

人称母亲有“超群的美貌”，喊她“小猫姑娘”。

20岁出头，她和我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

我生父到上海以后，人生发生了一些变化。

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1922年母亲只身赴上海，参加妇女运动，结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

1923年底她报考上海大学，被社会学系录取。

父亲秋白这个时候因为党派之间的斗争，辞去了系主任职务，但是还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他讲课很生动，恽代英、萧楚女都去听过。

丁玲写文章回忆说，最好的教员是瞿秋白。

要是有人没听到他讲课，就借别人的笔记来看，漏掉太可惜了。

   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

   母亲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不久，在一次会见中，母亲和秋白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母亲曾经回忆起这次见面说，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

向警予恰好不在上海，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去汇报。

她到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秋白，秋白担任了他们谈话的翻译。

母亲是秋白和向警予介绍入党的。

   剑虹去世后，母亲很同情秋白，一直照顾他。

相处不久，秋白就提出来要跟她结婚。

母亲说我有爱人，感情虽然不好，但是没有正式离婚。

   母亲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回了萧山家里，暂时回避秋白。

然而，执著的秋白放不下对之华的思念，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来到萧山找她。

   母亲的哥哥和我生父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于是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他对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

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需要把一些事情“谈开”。

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马拉松“谈判”：

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又谈了两天。

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

   外婆把我“偷”给父母

   “谈判”结果，沈剑龙同意在《民国日报》上登三个启事：

杨之华跟沈剑龙解除婚姻，杨之华跟瞿秋白结婚，瞿秋白跟沈剑龙确立朋友关系。

   我的生父在别的方面对我母亲可能不好，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很不容易。

他觉得不配我母亲，瞿秋白比他要好，所以他同意。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报纸上登出三个启事的同时，瞿秋白跟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

秋白和生父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为纪念他们的结合，秋白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母亲。

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

父亲对母亲说：

“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

”母亲说：

“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

”后来，瞿秋白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我第一次见秋白爸爸大概是1925年，父母到萧山来接我，母亲已经把我抱出来，生父不肯放我走，又把我抢了回去。

父亲当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那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他哭。

   不久，他俩再次去浙江乡下接我。

我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送到了父母身边。

   赴俄采访列宁

   1921年1月25日晚11时，秋白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

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作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

秋白的报道，在北京《晨报》从6月22日到9月23日连载了27篇，标题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长达三万字。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7月6日，秋白在安德莱厅看到了列宁。

他在当日写下的新闻报道，记录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并最早向中国人描述了列宁的形象。

他说，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

他说，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成人山。

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的形象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题词上。

他说，列宁的演说往往被鼓掌声所吞没。

   秋白在会间的走廊上追上列宁，要求采访。

列宁对秋白并没有挥手拒绝，而是停下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由于会务太繁忙，他指给秋白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匆匆说了几句，道声歉便忙碌去了。

秋白在会上还采访了托洛茨基。

   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秋白作为参会的代表，还担任翻译，累得病倒。

医生说他的一个肺已经烂了，只能活两三年，他就拼命地工作。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率团参加，秋白担任翻译。

陈独秀会后邀请秋白回国主编《新青年》。

12月21日，秋白离开莫斯科回国，这时他才24岁。

两年后他成为我的父亲。

1930年瞿秋白与杨之华在莫斯科

瞿秋白就义前在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留影

   我叫他好爸爸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

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也来到莫斯科。

那个时候，我才6岁。

现在正式的代表大概都已经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

   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的。

别墅有三层，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这里举行。

   二楼其他房间住大会代表，父亲和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

   1928年底和1929年初春，父亲因病先后两次到疗养院疗养。

父母的通信，时常提及我，他说：

“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

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

”

   父亲还给我写信说，“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当时没有什么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

我不愿意待在那里，老是哭。

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下班回来，总不忘买一些，带到孤儿院给我吃。

后来，我到儿童疗养院，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很不喜欢。

   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

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

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

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

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签名都是好爸爸。

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

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件事。

   那次，父母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卷起裤管，小腿很细很瘦，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着，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

后来，父亲引吭高歌。

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被博古留在苏区

   1934年初，父亲被派往瑞金中央苏区，母亲则留在上海继续工作。

博古借口说母亲的工作没有人能代替。

母亲在《回忆秋白》中写下了分别的情景：

“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

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

‘之华，我走了！

’”当时父亲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见面的时间要长一点，所以他买了10个本子，说5本我拿着，5本留给你，因为在苏区不好写信了，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我写在我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回来，可以交换着看。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

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

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的。

三人团是周恩来、李德、博古。

当时连毛泽东都差点被留下来。

周恩来说，毛泽东，我们还是应该带走。

他也说过，秋白也应该带走。

博古说，不带，留着。

   父亲当时心情很不愉快，他希望走，但还是服从组织决定。

博古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不让母亲去苏区，一次是不让父亲参加长征。

如果我母亲去了，对父亲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我也不恨他，这是历史造成的。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并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

   1936年，父亲牺牲后，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博古感慨地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

廖承志感觉博古说这话时很内疚。

   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纪念馆的时候，我把这个事说了出来，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

1924年底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

   父亲被捕与蒋介石劝降

   红军主力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后，国民党派重兵“围剿”苏区。

在福建闽西山区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中途掉下悬崖，被敌人机枪扫射中弹牺牲；邓子恢冲出包围幸免于难；父亲因长期患肺结核，躺在担架上翻山越岭难以支撑，被敌人逮捕。

   父亲被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长宋希濂读过父亲文章，听过他的演讲。

他称父亲为“瞿先生”，并给予生活上的优待，就是稍微给了他一点自由，可以看书了。

他喜欢看书，宋希濂就给他想办法弄一点。

长文《多余的话》，就是那段时间父亲在狱中写的。

父亲对于大小军官求诗、求印的要求也是来者不拒。

宋希濂还是很同情我父亲的，所以他给父亲看病，父亲写的诗什么的，反正是能够保留的一些东西，都是他保留下来的。

   蒋介石派的国民党特务，劝降劝了好久。

在行刑前5天，还继续派员游说，表示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者担任大学教授都可以。

他们说：

“中央是爱惜你的才学，我们才远道而来，你的家属也很想念你。

你死了，中共给你开个追悼会，你觉得好吗？

”

   “何必讲这些呢？

”父亲说，“我死就死，何必讲什么追悼会呢。

”

   我的诗还没有写完

   蒋介石曾经召集一些国民党的官员商议怎么处置瞿秋白，蒋介石和戴季陶都要枪毙他，蔡元培一个人说，不能枪毙瞿秋白，他是中华民族难得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