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国古代服饰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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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中国古代服饰史
话说中国古代服饰史
主要内容:
衣食住行作为人类经济生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为满足这些需求而开展的生产活动，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特别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在古代社会人们的生产能力和活动范围十分有限的条件下，这种作用就更显得突出。
作为人类生存基本条件的衣服及其以此而产生的服饰的生产和服饰文化，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灿烂辉煌的服饰文化，装点着中国人的生活，装点着中华文明。
关键字:
中国古代服饰演变生产力和技术
中国自古就有“衣冠王国”之称，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的服饰，而且把自己对自然对人生深灰的许多思考附加在自己的衣服上，制定了完善的服饰制度，赋予了华丽而生硬的服饰以文化内涵的活灵魂。
中国历史上服饰的演变发展，生产力特别是纺织技术发展水平起着决定作用，它不仅决定了服饰的材料和样式，而且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看法，从而影响人们的思想，人们对服饰的取舍。
此外服饰的取舍也受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
服饰的嬗变也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变化，一定的衣着文化放映了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一定的衣着习俗代表了一定的时代风貌和一定的民族文化特征以及一定的地域气候条件。
下面我们将通过对服饰的生产、变化和不同的人所穿戴的服饰的不同来探讨从远古到晚清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服饰的演变过程。
一、原始社会的服饰
衣着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1】。
刚刚脱离猿界石器时代的人类，尚存有毛毛茸茸的体毛特征，因而还不需要衣着。
随着原始人劳动量的增多，人类进化加快，体毛不断脱落，制造衣服以保护身体变成为需要。
衣服的第一功能便是:
御寒防晒及防止在劳动过程中受伤，这也是衣服最基本的功能，并一直延续至今。
以后随着人类长期发展，又衍生出了遮羞装饰和标志身份的功能。
从远古到夏商周三代，中国的服饰经历了一个由原始简单的局部衣着发展到完整进步的服饰文化成型初兴阶段。
旧石器中国原始先民们是披叶衣皮来保护自己（如图2）。
《礼记?
礼运篇》:
“昔者„„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列子?
汤问》:
“不织不衣”，《韩非子?
五蠹》:
“古者„„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
”《白虎通》卷一:
“茹毛饮血，而衣皮苇。
”中国北方冬季十分寒冷且相当漫长，树叶草织成的衣服已经不能有效保护身体了，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出现了缝制的皮革衣着，已度过寒冷的冬季。
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原始衣着萌芽发生的重要时期，用骨针缝制衣服的习俗于此已正式发生。
一些出土的骨针反映了这一情况，辽宁海城小孤山山洞发现的穿孔骨针年代距今约2—4万年（如图3），是中国最早的骨针遗物。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和云南蒲缥塘子沟旧石器晚期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骨针。
图1图2图3
新石器时代衣麻服葛的发生，不仅是原始人拥有了更好保护自己的手段，而且有了更多的选择来装扮自己，这就是人类审美价值观念的产生。
《礼记?
运礼篇》:
“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淮南子?
汜论》:
“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履，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领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
一些考古发现也证实了上述记载:
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麻线木纺车和零件;江苏吴县草鞋山发现罗地葛布，河南荥阳青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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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麻布丝帛痕迹或残片（如图4）等等，从这些记载和发现看，批叶衣皮的习俗已被造麻丝帛的习俗所取代。
配饰是古代服饰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具有美化功能外，一些特殊的器类具有宗教意识和权力观念上的特殊意义。
北京门头沟护林墓葬发现的用50多枚小螺壳穿孔系成的项链（如图5和图6）。
图4图5图6
二、夏商周三代的服饰
夏商周三代中国已进入文明阶级时代，不仅生产力在奴隶制的推动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服饰文化也更加丰富，因为阶级的存在是以社会上不同人所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的差别而存在的，而占有生产资料的差别就决定了人们获得服饰的不同，这就产生了由于人们社会身份地位的不同所穿的服饰不同，而且随着人们阶级意识的增强，连服饰加入了更多人的阶级意识并且逐渐制度化，服饰开始成为阶级身份的标识。
虽然夏代留下的衣物很少，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零碎的文物和文献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作为夏朝文化标识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些丝织物的痕迹，表明夏代的纺织业保持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纺织习俗和传统，《管子?
轻重甲》:
“昔者桀之时，女乐三千„„无不服文绣衣裳者”，“文绣衣裳”已是夏代出现的衣着服饰，这是一种绣着图案华丽高贵的丝织衣服，当时能够穿的起这种服装的人除了王室贵族以及他们供养的一些宫廷乐女外一般平民是穿不起也是不允许穿的，更不用说不被当人看的奴隶了，一般平民穿的是麻或葛布缝制的衣裳。
关于商代的服饰，据河北藁城台西、河南安阳殷墟等遗址的文物发掘来看至少已经出现平纹纨、皱纹毂、绞经罗、菱纹绮、色帛等丝织品和麻布以及毛织物等。
至于衣服样式和穿戴习俗，从出土文物可略知一二，殷墟出土的现藏于美国的玉人像（如图7），穿素面无纹衣服，双脚并拢穿有鞋，头戴一顶较高的帽子，衣领作交叉状（左襟压在右襟上），长腰系束带，前束下垂，一过膝的鞸，全衣连成一体作深衣状，衣下摆垂至足跟上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如图8），身穿连身深衣式衣服，这两个都是比较原始的深衣。
图7图8
西周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奴隶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也是最完善的。
西周的服饰，据西周时的金文所载比商代的更为复杂，服饰制度也更为完善。
进文中有“虎冕练里”、“玄衣黹屯，赤市朱黄”、“衮衣赤舄”。
有学者据金文所记录和《诗经》记载，认为西周时期是冕服形成的时期。
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西周文化遗址都有骨筚出土的记录，妇好墓出土的骨筚多达499件，这都说明夏商周时均风行用骨筚梳等发式束成发髻或盘头的习俗西周时期出土的一些装饰文物包括环珏钏管等，还有用多件玉和宝石组成的坠饰串饰。
这些都是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夏代边鄙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陶罐上的布纹保存较好，布似麻织，有粗细两种，粗的每平方米厘米经纬线各11根，细的一种经纬线更为细密，当时的人们穿的衣服主要是这类麻布缝制的。
商代的纺织已初具规模，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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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促进了养蚕业和纺织业的进步，甲骨文中出现多次的桑、丝、帛、屯等字，墓葬中发现了玉蚕（如图9）和青铜器上也有蚕的纹饰，《夏小正》中记载:
三月援桑始蚕;甲骨文中记载春祭祀蚕神的礼仪和祭品，随着交换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丝织品逐渐成为财富和交换的媒介。
西周时的纺织业在蚕桑业大力发展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诗经》中有许多诗篇对当时的种桑养蚕的描写，《诗经》有一篇写到: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桑桑。
十分生动地描绘出春季里妇女们采桑的劳动情景。
图9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从奴隶社会的崩溃瓦解向封建社会的形成巩固时期，是一个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的时期，是一个人们思想大解放的时期，是中华文明第一个辉煌高峰期，也是中国古代服饰基本定型期。
铁器的广泛使用瓦解着腐朽而古板的奴隶制，也是人们服饰等级制造受到沉重的冲击，服饰的界限有了一定的松动，当时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人们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同，人们的等级观念依然存在，服饰上的等级不可能完全消除，这表现在:
一方面仍有奴隶制下严格的服饰等级，另一方面新的封建服饰等级制也逐步形成。
所谓“服以旌礼，礼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2】的制度变化，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明贵贱，辨等级，非其人不得服其服。
天子诸侯以华衮大裘鲜冠为服，此乃高贵的象征，《周礼?
司裘》称大裘为王“祀天之服”，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一身穿珮鎞大袖宽袍的玉人【3】是周代上层贵族的形象。
墨子谓:
“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4】，卿大夫一般以“端委”礼衣礼帽为朝服，如周景王正卿曾对晋卿赵孟说“吾与子并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5】，周襄王使太宰为晋文公重耳加冕“晋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6】，这说明一方面没落的奴隶主周天子竭力要维护破败的宗法制，而崛起的诸侯要突破这种限制二是正服色，《礼记?
玉藻》云“衣正色，赏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孔疏:
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鉚黄是也”，《玉藻》又云:
“玄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
玄冠丹组缨诸侯之冠也。
玄冠基组缨，士之齐冠也。
”衣服的宽紧也为服饰等级区别的要素，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漆瑟上彩绘有贵族巫师舞人猎户几种人，贵族均以褒衣博袖或戴高平顶束腰冠或戴前三角而后垂扁形鹊尾冠或戴上据一鸟而后有披冠如中国最早的帛画《妇女凤鸟图》（如图10），巫师大衣博袖，冠前如双脚，后曳一鹊尾长披，舞人长袖，猎人一律短衣紧身胯，这两类人的帽均作尖锥式【7】。
三是服以旌礼，内不拘执的变宜和务实调节机制，如礼书根据实际，把天子之服定为九种，祭服六，常服三，王后之服将次定为六种，祭服三少祭天地、山川、社稷三种祭服，常服三，即示意亲躬养蚕的黄色纬衣，宴礼穿的白色展衣，便闲穿的黑色缘衣。
卿大夫穿的则可“朝玄端，夕深衣”【8】五是服饰的名物的典章的标准化和教条化在服饰制度教条化的同时是其对立物的出现，这一时期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土地私有化，一些原属于下层的平民在自己财富增加的基础上，要求突破原来森严的等级制，一个表现就是服饰上的改变，特别是商人他们比其它阶层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容易获得丰富的服饰，如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大商人范蠡（如图11），突破的另一个表现是由于民族融合的加速，不同民族间的经济交流变得更广更快，服饰的融合也加快，如战国初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如图12）。
但受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优劣论以及固有传统观念的阻碍，如孔子就曾将“披发左衽”作为少数落后民族的标志，交领右衽则为中原华夏族固有的服饰特征，《战国策?
赵策》称“披发、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礼制?
王制》归结过“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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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发衣皮”，“北方曰狄，羽毛穴居”。
春秋战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社会经济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社会财富的生产能力增强，纺织业也有巨大发展，《诗经》中有些可能是反映春秋初期和中期的桑蚕情况“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9】，桑林面积之大，个体农民房前屋后种桑，《孟子?
梁惠王上》: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齐国的纺织业很发达，《史记?
货殖列传》载: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
《左传》哀公25年卫国爆发了织、染、缝纫三种工匠起义，这都说明了卫国的纺织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了。
1957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对龙对凤锦”表明战国已经出现了相当复杂的动物纹提花技术【10】。
图10图11图12
四、秦汉时期的服饰
秦汉是中国封建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在继承钱袋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服饰也更加丰富多彩，但也保留了一些腐朽的残渣。
张书光先生在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墨笔单线描的手法绘制出秦汉时不同等级和职业人物的图像100幅包括帝王贵族士族大臣官吏文吏小吏将军将官武将武士兵士商贾农夫农妇平民胡人艺人贵妇女官民妇侍女等（如图13）为其中的一部分，皇帝皇后的服饰端庄华贵，武士的服饰威武壮观，侍女的服饰以高髻穿花襦和褂裙曳地为特征，文吏的服饰以束带穿裤裙和戴冠帻为特征，农夫的服饰以束髻穿禅羭和束大带为特征，厨役的以扎带着褠穿襦裤和戴小帽为特征，劳役人的服饰以束发穿衫裤和加臂褠为特征【11】。
（帝王）（官服）（妇女深衣
（武士）（艺人）
图13
虽然秦朝虽然存在的时间比较短，但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中仍可对秦朝的服饰和发式略知一二大致可分三种:
第一种是将前发从中间分开各拉向耳边与两鬓长发相交编成两条辫子，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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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长发分作三股编成一条辫子;第二种是将头顶长发束成小髻，次将额前和两鬓头发梳向脑后，由脑后将发分作六股，编成一条板形发辫，上折贴于脑后;第三种是无髻俑，将头上长发由前梳向脑后，再由脑后分作六股编成一板形发辫，上折于脑后，发辫中间卡一发结，发辫上端打一“?
”形绳结（如图14）【12】秦朝时，根据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秦始皇认为，周朝属火德，秦代周而立，秦属水德，水尚黑，所以秦始皇规定上至皇帝下至贫民的衣服都要用黑色，所以秦朝的服饰多属黑色。
秦汉男子多戴冠，女子的发髻式样也很多。
《后汉书?
舆服志》记载共19种名目即冕冠长冠委帽冠皮筓冠爵拚冠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却非冠樊哙冠术民冠鹖冠等，这些冠是帝王公侯及卿大夫参加重大祭礼时所用的冠帽（如图15），女子的发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神仙髻望仙九鬟髻凌云髻则是秦汉崇信神仙术的反映，堕马髻是一种偏垂在一边的发髻，兴于东汉桓帝外戚梁冀之妻孙寿，甚为流行，南朝萧子显《日出东南行》中有“逶迤梁家髻”之句，说明堕马髻已成为美丽发髻的代名词，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罗敷的倭堕髻发式也是堕马髻的别称【13】这些发式都是贵族妇女为赶时髦者所为。
一般妇女发式“大都作露髻式，即髻上不加梳裹加饰，也不用其他包帞或戴冠饰之类的东西，其中以顶发向左右平分式最为普遍（如图16）【14】。
这一时期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种“复古主义”社会思潮兴起，服饰的等级制再现，并逐渐形成了定制，对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有深远影响。
皇帝的冕服是“衣裳玄上纁下”，及黑色材料制成的上衣，赤黄色的材料制成的下衣，图案为十二章纹:
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如图17），诸侯三公冠九旈者，衣裳用山龙以下的九章纹，九卿以下冠七旒者，用华虫以下七章纹，以此类推。
汉代的深衣根据清代学者江永的《深衣考误》和任大椿的《深衣释例》其形制大致是上衣用布二幅，共二尺二寸，两袖各用布二幅，共用布四幅，袖口一尺二寸，袖肩用布二尺二寸，因此两袖的前端下面，因斜裁的关系而呈半圆形，襟分内部和外部，两襟相交，便成方领，腰围全长七尺二寸，下摆周长一丈四尺四寸，自腰至下摆为裳的部分，前后各用布六幅，共为十二幅，每幅宽为半幅布，在腰部和上衣连处用布四幅，两旁左右各缀布两幅，谓之栣袵上宽四寸。
下宽一尺八寸，称之为纯，衣裳的缘边均宽一寸半，领的缘边为二寸，这是一种既臃肿又费料的长衣【15】（如图18）。
这些贵族复杂的服饰全部是建立在社会技术进步和广大劳动人民辛苦劳动的基础之上。
“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东汉王充的话反映了汉代纺织生产的普及和工艺水平的提高。
1956年江苏铜县洪楼采集的一块纺织画像石，描绘了汉代纺织的三道工序:
调丝、纺纱和织布，其中手摇纺车（如图19）的生产能力比纺锤高出15—20倍，纺车还可以根据织物的性质来决定麻缕捻度之高低，纺锤则难以做到。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衣长128厘米，连袖长190厘米，薄如蝉翼（如图20），放映了当时的缫丝技术水平的先进。
压在广大下层人民头上的沉重赋税，养活了上层统治阶级，并使他们有了可以奢华的条件，汉代的赋役制度是编户齐民制，在这种制度下封建国家为了直接控制社会资源来维护专制统治，竭力把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社会主要资源的布帛丝麻也在这一范围内，而且统治者为了鼓励人们更多的生产，在赋税减免和政治待遇方面就有很多优惠政策，如文景之治时，实行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的低税率，对多种桑麻者可免税三年，这极大的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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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图15图16图17
图18图19图20
五、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
这一时期是封建国家大分裂的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更是一个上承秦汉文化下启隋唐盛世的承上启下的时期，这时的服饰也反映了这一时代特点，更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这时的经济发展特点是什么呢,那么先让我们回顾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
首先，自从永嘉之乱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战争连年，一方面北方社会经济受到巨大破坏，另一方面畜牧业向南扩展;其次，南方经济由于未受大的破坏，继承春秋战国其汉以来的发展趋势继续向前发展;最后，士族经济也获得巨大发展。
这一时期的服饰分南北两个发展思路，南方继承了秦汉以来的深衣大袖峨冠博带，北方则是汉民族服饰与北放游牧民族的服饰相互借鉴吸收，形成了新的风格，给中华服饰增添了新的形式和活力。
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后，逐渐被博大而先进的汉文化所同化，为了适应新的统治和适应中原农耕生活，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来改变本民族原有的服饰，如北魏孝文帝改制时规定，禁胡服，衣汉服，拓跋族原为披发左衽，改为汉族的衣冠之制;而且随着原来的游牧民逐渐开始农耕定居下来，一般普通下层的服饰也与汉族普通民众的服饰也无二致，而游牧民族适应马上放牧生活的短衣窄袖服饰在劳动时非常方便，也影响了汉民族下层人民的服饰，他们对服饰没有太多的讲究，他们也没有财力来让他们讲究，他们就图在劳动和生活上的方便。
随着畜牧业在北方的发展，以及来自游牧民族的一些守旧分子不愿放弃他们固有的服饰，让传他们的皮革毛纺织衣服，许多毛纺织衣服纷纷出现，这是以前在中原地区所未有的，这也为后来中国服饰中皮革和毛织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南方的服饰基本完全继承了秦汉以来汉民族已经形成的固有的服饰特点。
由于南方士族经济的发展，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加重，给士族提供了大量从事政治文化活动的物质资源，士族的服饰多是宽衣博带高冠（如图21）士人和贵族妇女的服饰，并且服饰的等级尊卑之别也比北朝的严格，这些体现在服饰的面料形制颜色上。
据《晋书?
舆服志》载，通天冠为皇帝所戴，平冕远游冠缁布冠进贤冠武冠高山冠法冠长冠为王公贵族所戴，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等为舞人宦者所戴，却敌冠樊哙冠等为殿门卫士所戴，巾帽尊卑之物，这是从名称上，“人主云服，始加緇布，则冠五梁进贤，三公及封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乡亭侯则冠三梁。
卿大夫八座尚书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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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则冠两梁，中书郎秘书丞郎著作郎尚书丞郎太子冼舍人六百石以下至令史门郎小吏并冠一梁”，从形制上，“魏武以天下凶荒资财匮乏，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綅，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这是从颜色。
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的势力巨大具有很大的独立倾向，维护封建等级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十分软弱，一些士族开始突破服饰上的等级差别，西晋时，傅成上书说:
“古者后妃乃有殊制，今者婢妾被服绫罗”，南朝刘宋周郎上书说:
“商贩之室，饰等公侯，佣卖之身，制均后妃„„视冠服
以践泥也，以两足愭以践泥也，帛屐不知尊卑”。
屐、靴、屩同属鞋类，《释名》:
“屐，愭
作之如屩者也，不曰帛屩而曰帛屐者，屩不可以践泥，屐可以践泥也。
”据此可知，屐为一种蹚水踏泥时穿的鞋子，还可用于登山（如图22）。
《南史谢?
灵运传》载，谢灵运喜好登山越岭，幽深险峻之山，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取前齿，下山则取后齿。
北方流行穿靴之俗，这也是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释名》说:
“靴本胡服也，赵武灵王始服之”。
屐屩一般流行于南方，上层社会多著屐，下层多穿屩。
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上的不得志，士人多转向了老庄哲学，佛学盛行，于是产生了魏晋玄学，最具代表性的是“竹林七贤”（如图23），讲求清静无为，他们蔑视儒家礼教，以傲世为荣，宽衣大袖，袒胸露臂，披发跣足，以示不拘礼法，一任自然，男士不分尊卑多戴头巾。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服饰也不例外。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的手工业与秦汉基本一致，但纺织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曹魏时在洛阳襄邑等纺织业中心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马钧改进了织绫机，既省时，织出的绫锦也十分美丽，作为丝织业的原料的蚕桑，在曹魏时也得到一定的恢复。
蜀汉的织锦业此时也已很发达了，刘备初占据益州时就用现成的蜀锦赏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各千端”（每端六丈），这足以表明蜀地织锦业的规模之大，诸葛亮治蜀时，在成都设专门管理蜀锦的机构，蜀锦畅销魏吴，因此成都有锦官城之称。
吴国已培育出八辈之蚕。
这一时期的赋税缴纳物的规定也反映出丝织业地发展，西晋“户调式”规定:
凡丁男（男女16岁以上至60岁为正丁）之户，每年每户交娟6匹，锦3匹。
北魏孝文帝改制时，“均田制”规定:
百姓原有土地为桑田，为世业，不在还授的范围内，按制每人可拥有20亩，原无桑田者，依制受田，非桑之乡给麻田，男子10亩，妇人5亩。
同时，“租调制”也规定:
一夫一妇交帛一匹„„，麻布之乡，改交帛为布。
当时统治者也鼓励农民种桑养蚕，宋文帝多次下诏:
“蚕桑麻纻”，“耕蚕树艺”，都要“各尽其力”，梁朝的沈瑀做建德县令时，规定每个成年男子要种十五株桑或梨栗，女子减半，这些都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也为服饰的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
图21图22图23
六、隋唐五代服饰
隋唐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最辉煌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当时的世界各文明中也处于领先地位。
这个时期中国文明的特点是，高度繁荣，辉煌灿烂，承前启后，开拓创新，兼容并蓄，这为服饰文化的发展和各种服饰风俗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的服饰文化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是隋唐服饰具有继承与开创性。
从隋文帝到武则天，中国冠服制度逐渐定型。
公元589年，隋文帝重新统一了南北，建立起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改正朔，易服色”，他推论古今五行色德，“并宜火色，垂衣已降”【16】。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即位，命工部吏部尚书等人“宪章古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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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服章皆有等差”【17】，费时一年制定出一套冠服制度，天子冠冕上多加了金博山的装饰，并被后世所承袭，此外皮弁上不用缨改用簪导也始于此。
唐朝建立之初，车服制度皆因隋制，至武德四年（621年）正式颁布车舆衣服之令，规定了上至帝王后妃，下迄文武百官及其妻女的服饰，甚为完备，是自汉明帝恢复礼制以来及隋炀帝制定冠服制度之后最系统最完备的冠服制度，奠定了唐代冠服制度，在我国服饰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太宗对服饰的改革，他于贞观八年（634年）创制了翼善冠，这种冠采用古制形似幞头，贞观四年（630年）又制定了百官的“品色服”规定:
三品以上袍衫紫色，四五品为绯色，六七品是绿色，八九品则为青色，妇人通用黄色。
至此改变了汉魏以来一直以皂色为尊的惯例，确立了以紫色为上品服色。
上元元年（674年）高宗下诏，将官员的服色按品级分为深、浅两色，经过数代的发展，唐代的冠服制度逐渐成为定制，以后各朝都将“品色服”作为冠服制度的一个基本内容。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女皇帝，衣制上尤多改革和创新，天授二年（692年）她命人制作了一种新的绣袍，上刺绣山形，绕山周围刺绣了16个字“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这种刺绣以铭文饰的“铭袍”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最初只赐给宠臣，到延载元年（694年）才普遍赐给三品以上异纹绣服，文职上绣字，武职三品以上如左右监门卫将军绣一对狮子，左右卫绣麒麟，左右武威卫绣对虎，左右豹韬卫绣对豹，左右鹰扬卫绣鹰，左右玉钤卫绣饰对鹘，左右金乌饰对豸，诸王绣盘龙和鹿，宰相绣凤池，尚书绣对雁，这种在官服上锈以图案以区别官阶的做法，发展到后来的明清时，则形成独特的官服—补服制度。
二是隋唐服饰具有开放性。
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内外各民族之间的开放，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的必然趋势，也是统治者实行的比较自信开放的民族政策和内外政策的结果，唐太宗有句名言: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以朕如父母”【18】华夷和汉蕃的习俗风尚常常相互交融，彼此同化，出现“胡著汉帽，汉著胡帽”相互模仿的情况，胡服胡帽回鹘装帏帽的流行及女子著男装的习俗都是受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天竺及波斯的影响，元稹在《法曲》诗中“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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