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组织和美国外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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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组织和美国外交
美学者：
以色列游说组织与美国外交政策
——一份展示美国民主和言论自由实质的报告
芝加哥大学约翰•米尔什莫、哈佛大学斯蒂芬•沃特
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陆茹、刘美娜、陆祎璐翻译
说明：
全文载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网站。
约翰•米尔什莫（JohnMearsheimer）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沃特（StephenWalt）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事务教授，都是国际政治领域的著名学者。
起先文章并未见诸美国主流媒体，部分节选刊登于英国的《伦敦书评》。
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在外界纷纷指责文章歪曲美国外交政策、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巨大压力下，哈佛大学立即撤下了文章首页的哈佛大学以及肯尼迪学院的标志，刻意与两位作者撇清关系。
本译文转贴自《香港传真》2006年第55期。
此文典型地展现了美国社会中民主与言论自由的实质。
美国的外交政策影响着全球每个角落所发生的事件，在充满着不稳定和巨大战略意义的中东地区更是如此。
最近，布什政府试图将这一地区转型为民主社会，却导致伊拉克发生叛乱反抗、世界石油价格骤升，以及马德里、伦敦和安曼被恐怖主义分子轰炸。
既然共同承担着这么多风险，所有国家都必须了解一下美国制定这样的中东政策的驱动力是什么。
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特别是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美国中东政策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它与以色列的关系。
美国一边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一边在这一地区大力推行民主，这些行为激怒了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使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
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找不出类似的情况。
为什么美国为了促进其它国家的利益而宁愿不顾自身的安全呢?
人们猜测两国的联合可能是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或是道德需要的驱使。
就像我们下面所要说的，无论哪种解释都证明美国为以色列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和外交支持。
实际上，美国政策在这个地区的强力推进基本上是由美国国内政策所造成的，特别是“以色列游说组织”的活动。
其它特殊的利益群体也设法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向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倾斜，但是没有一个游说组织能使美国外交政策如此偏离美国的国家利益，却又能使美国人相信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们将揭示游说组织是怎样实现这一目标的，以及他们的活动是怎样让美国制定了这一重要地区的行动计划的。
由于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它对其它地区的潜在影响力，美国和非美国国家都需要了解并关注游说组织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
一些读者会发现这篇分析比较刺耳，但本文列举的事实并没有在学者中引起严重的争议。
实际上，我们叙述的内容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以色列学者和记者的调研成果，他们为揭露这些内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文中的一些证据是由德高望重的以色列人和国际人权组织提供的。
同样，我们对游说组织影响力的论述得到了游说组织内部成员的证实，也得到了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政治家们的证实。
读者可以拒绝接受我们的结论，但支持这些结论的证据是不容争议的。
大恩人
自1973年十月战争以来，华盛顿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程度超过了对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帮助。
以色列从1976年起成了美国每年直接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最大受益者，也成了从二战至今接受美国援助总数最大的国家。
2003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总额远远超过了1400亿美元。
以色列每年接受30亿的直接国外援助，这笔数字大约占美国国外援助预算的五分之一。
以人均计算，美国每年给每个以色列人的直接补助金为500美元。
如此慷慨的行为是惊人的，有人意识到，以色列现在已经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当于韩国或西班牙的富裕的工业国家。
以色列与华盛顿之间还有其它的特殊交易。
其它的受援助者是按季度获得援助金的，而且还相当不稳定，但对以色列的所有拨款都是每个财政年度初就全部到帐，从而使以色列获得额外的利益。
美国要求其它大多数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国家在美国用完所有津贴，而以色列却可以将25％的援助款用于本国的国防工业。
以色列是唯一一个无须交代援助津贴用途的接受国。
有了这种特殊待遇，无法确保以色列不将援助津贴用于美国反对的用途，例如在西岸建造犹太定居点等。
以色列已经可以从美国获得黑鹰直升机和F-16战斗机等最高级的军事装备，美国仍然还向以色列提供近30亿美元用于研发雄狮战机等武器系统，其实五角大楼没必要也不希望这样做。
最后，美国还让以色列获取连美国的北约盟国都未曾得到的情报，并对以色列购置核武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外，华盛顿长期为以色列提供外交支持。
从1982年起，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32项对以色列不利的决议，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所有其它安理会成员所投的否决票总数。
美国还阻挠了阿拉伯国家把以色列核工厂的问题提上国际原子能机构议程的努力。
在战争时期，美国还共同参与了以色列的营救行动，并在和平谈判时站在了以色列这边。
尼克松政府在十月战争期间又一次给以色列提供补给并保护它不受到苏联的威胁。
华盛顿完全参与了战后协商以及之后长期的“一步步”程序，如同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协商前后一样起了关键作用。
诚然，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之间偶尔也会有一些摩擦，但美国不断调整立场并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完成这些协商。
实际上，一位曾在戴维营（2000年）参与谈判的美国官员后来说，“频繁来往，我们的职责……就像是以色列的律师”。
即使以色列的行动与美国所规定的政策不一致，华盛顿还是在处理占领地（西岸和加沙地带）问题上给予以色列极大的自由，下面我们会作详细讨论。
此外，以入侵伊拉克为开端，布什政府雄心勃勃企图改变中东战略，实际上是为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以色列的战略地位。
除了战争时期的盟军之外，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会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向另一个国家提供物质和外交援助。
简单地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是独一无二的。
只能这样理解这一特别的慷慨行为，即以色列或许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要不然就是美国从道义上而言不得不给予以色列长期支持。
但上述两种解释都无法令人信服。
一项战略义务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网站上写着，“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共同对付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威胁……这种合作为美国和以色列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利益。
”这一观点是以色列支持者们的信仰之一，被以色列政治家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反复地引用。
在冷战期间，以色列可能是一项战略资产。
六日战争（1967年）之后，以色列作为美国的代表牵制着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并羞辱性地打败了埃及和叙利亚等苏联的附庸国。
以色列经常协同保护美国的其它盟友（如约旦国王侯赛因），而且它的军事威力也迫使莫斯科投入更多资金来支持那些失败的附庸国。
以色列还向美国提供了许多有关苏联军力的可靠情报。
但是，不应过分夸大以色列在此期间的战略价值。
支持以色列其实代价不菲，而且造成了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化。
例如，美国在十月战争期间决定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这一举动引发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一次石油禁运，对西方经济体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此外，以色列的军队无法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
例如，1979年伊朗解放运动造成了海湾半岛石油供应的安全问题，美国无法依靠以色列来解决，最终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
即使以色列在冷战期间是一项战略资产，但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1991年）显示出以色列已经成为一项战略负担。
美国在战争期间无法使用以色列的军事基地，不得不拆开反伊联盟，还必须把资源（例如爱国者导弹）转向特拉维夫，使其不做出可能破坏反萨达姆联盟的举动。
历史在2003年再一次重演：
尽管以色列渴望美国攻击萨达姆，但如果寻求以色列的帮助，布什总统就会招致阿拉伯国家的反对。
所以以色列只能再一次靠边站。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两国都号称受到来自阿拉伯或穆斯林世界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而且还有一群“流氓国家”在支持这些组织并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出于这些原因，华盛顿应该给予以色列自由处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在所有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被捕或死亡前不再强迫以色列让步。
同时美国接下去应该对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萨达姆•侯赛因控制下的伊拉克和巴沙尔•阿萨德的叙利亚等国家。
因此，以色列在反恐战争中被看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盟友，因为它的敌人也是美国的敌人。
这种新的理论看上去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实际上以色列在反恐和对付流氓国家的战斗中成了美国的一项负担。
首先，“恐怖主义”是大量的政治团体使用的一种战略：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统一标准的敌人。
除非美国（像1982年黎巴嫩的情况那样）去干涉那些威胁到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如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否则他们不会威胁到美国。
此外，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并不会随意地对以色列或“西方国家”使用暴力：
它只是对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地带长期的扩张行动做出反应。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和美国由于面对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而联盟的说法是颠倒因果关系的：
正确的说法是，美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正是因为它与以色列保持了紧密的联盟关系，而不是相反的说法。
美国支持以色列并不是招致反美恐怖主义的唯一原因，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这使得打赢反恐战争更为困难。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例如，包括本•拉登在内的许多基地组织领导人是被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势力和巴勒斯坦局势所激怒的。
根据美国对9.11事件的调查，本•拉登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惩罚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包括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且他还试图通过定期袭击来突出这一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对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使本•拉登等极端分子更容易获得大众的支持和招募新人。
民意调查显示，阿拉伯公众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怀有很强的敌意，而且美国国务院的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公共外交顾问组发现，“这些国家的公民对巴勒斯坦的悲惨处境以及美国在其中的作用深感悲愤。
”
至于中东地区那些所谓的流氓国家，如果没有美国对以色列的各种承诺，他们也不会对美国的真正利益构成威胁。
美国本身和这些政权没有太多冲突，如果不是因为它们和以色列关系密切，华盛顿也不至于如此担忧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问题。
即使这些国家寻求发展核武器，也不会对美国造成战略性的灾难。
美国和以色列都不会受到任何一个有核装备的流氓国家的真正勒索，因为流氓国家清楚：
一旦勒索，不可能逃过全面报复。
而流氓国家与恐怖分子之间进行“核交易”的危险也同样是遥远的，因为一个流氓国家不能确保这种交易不会被发现或它以后不会因此被谴责或受到制裁。
此外，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确实使它更难处理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
以色列的核工厂是其一些邻国也希望获得核武器的一个原因，而且用改变政治制度来威胁这些国家只能使它们更渴望获得核武器。
但至今为止，当美国企图用武力对付这些政体时，以色列对美国而言，仍然算不上什么有用的资源，因为它无法参与战斗。
简单地说，在反恐和反中东各大独裁国家的行动中，把以色列当作美国最重要的盟国既夸大了以色列在帮助美国解决这些问题上的能力，也忽略了以色列的政策使美国的进展更加困难这一点。
对以色列毫无异议的支持同时削弱了美国在中东以外的地位。
外国精英一直认为美国对以色列过于支持，还认为美国容忍以色列在所占领的土地上进行镇压是错误的，同时妨碍了反恐战争。
例如，2004年4月，52名英国前外交官递交给托尼•布莱尔首相的信中说到，巴以冲突“破坏了西方国家与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告诫，布什和沙龙总理的政策是“不公平和非法的”。
质疑以色列战略价值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以色列在行动上并不像一个忠实的盟友。
以色列的官员经常无视美国的要求并拒绝履行对美国高层领导人许下的承诺（包括过去保证的停止建造定居点，还对巴勒斯坦领导人重新进行“暗杀目标”排行）。
此外，以色列给中国等美国潜在的对手国家提供美国敏感的军事技术，美国国务院检查总长称之为“一系列愈演愈烈的未经许可的转移方式”。
根据美国审计总署的调查，以色列还“对美国的其它盟国进行了最具有侵略性的间谍行动”。
除了波拉德在20世纪80年代初给予以色列大量机密资料的案件外（据报导，以色列把资料传递给苏联来获得更多苏联犹太教徒的出境签证），2004年又发现一位五角大楼的重要官员富兰克林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两名官员的帮助下，把机密信息透露给一位以色列外交官，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
以色列并不是唯一一个暗中监视美国的国家，但它自动自发监视主要资助方的行为造成了对其战略价值的进一步疑问。
减弱的道德名义
除了所谓的战略价值以外，以色列的支持者还声称以色列理应得到绝对支持，因为：
1、以色列是受众敌包围的弱小国家：
2、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是合理的政府组织形式：
3、犹太人以前曾遭受过侵犯，因此需要特殊对待：
4、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从道义上比对手占优势。
可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以上这些论据都是站不住脚的。
美国有足够的理由支持以色列的存在，但它并未处在危险处境中。
客观来看，以色列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它在道德名义上比巴勒斯坦更胜一筹。
（一）支持弱者?
以色列经常被描述为弱者、被围困的国家，一个被阿拉伯巨人包围的大卫。
以色列领导人和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们都不断地维护这个形象，可是真相并非如此。
与人们所认识的不同，在1947~1949年的独立战争、1956年以色列国防军对埃及的闪电战和1967年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战争中，犹太复国主义者拥有大型的先进武器装备以及组织良好的军队，这些战争都是在美国大规模支持以色列以前发生的，可见以色列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摆脱了军事无助的状态。
如今，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大国，其常规部队远远超过了邻国，而且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埃及和约旦都相继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沙特阿拉伯也提出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
叙利亚失去了苏联这个伙伴，伊拉克被三场恶战摧毁，伊朗又在千里之外。
巴勒斯坦连有效的政策都没有，更别说能对以色列造成威胁的武装力量了。
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加菲战略研究中心2005年的一项评估表明：
“天平是倒向以色列一边的，以色列不断地扩大与邻国之间的军事防御能力差距”。
如果支持弱者是绝对真理的话，美国应该支持以色列的对手。
（二）帮助民主同伴?
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理由常常是以色列是被独裁国家包围的民主同伴。
这个道理似乎令人信服，但是也不够足以说明美国能够这样支持以色列。
毕竟，世界上还有很多民主国家，但没有哪个民主国家得到像以色列一样多的美国援助。
美国早已不仅仅是支持民主政府，在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情况下美国还支持过独裁国家，并且目前还与很多独裁国家保持很好的关系。
所以，民主并不能证明也不能说明美国应该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民主政治与美国核心价值不相符合，削弱了“共同的民主政治”的含义。
美国是自由的民主政治，不同人种、信仰、种族的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而以色列则明确地建成犹太国，公民也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
在这样的公民定义下，生活在以色列的130万阿拉伯人被视作二等公民，而且最近以色列的一个政府委员会发现以色列人对待阿拉伯人的态度是忽略和歧视。
和以色列人结婚的巴勒斯坦人无权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这样的夫妻也无权在以色列居住。
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称这种限制是“依据种族标准来确定何人可有居住权的种族法”。
或许按照以色列的建国标准，这条法规尚可理解，但是却与美国的民主相违背。
以色列不允许巴勒斯坦建国，其民主形象大打折扣。
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人民生活多年的土地，控制着加沙和西岸地带的380万巴勒斯坦人的生命。
以色列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受其控制的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共同的民主”这一说法也因此而黯然失色。
（三）对过去罪行的补偿?
第三个为以色列辩护的理由是：
西方天主教曾经迫害过以色列人，尤其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几百年来犹太人都不停地受到迫害，他们只有在自己的领土上才能安身，因此很多人认为以色列人应该受到美国的特殊对待。
犹太人的确因为反犹太主义的遗风而受害至深，他们长期遭受虐待才建立了以色列国家。
历史是支持以色列存在的强大道德依据。
但是以色列建国的同时也侵犯了无辜的第三方：
巴勒斯坦人民。
这段历史不难理解。
当19世纪下半叶犹太复国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巴勒斯坦只有1.5万名犹太人。
1893年，阿拉伯人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95％，尽管那时候这些阿拉伯人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但是他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千三百多年。
即便是以色列建国的时候，犹太人也只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35％，拥有巴勒斯坦7％的领土。
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不希望建立两个民族共存的国家，他们也不希望与巴勒斯坦长期分割。
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可能会接受与巴勒斯坦分割，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他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止于此。
正如20世纪30年代本•古瑞安所说，“以色列建国之后就会组织强大的军队，随后就应该消除分割，扩张到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犹太复国主义者只能将大批的阿拉伯人从侵占的领土上赶走，除此以外别无它法。
本•古瑞安在1941年很清楚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阿拉伯人如此大规模地被驱逐，他们怎么可能会不冲动、不采取残忍的手段?
”以色列历史学家班尼•莫里斯也说道：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从一出现就想让巴勒斯坦人迁移，百年以来这个想法不断发展、不断得以实践”。
1947-1948年间，犹太军队共驱逐流放了70万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官员声称阿拉伯人逃走是因为遵从了阿拉伯领导人的命令，但是细心的学者们（其中大部分是像莫里斯一样的历史学家）推翻了这个神话。
事实上，多数阿拉伯领导人强迫巴勒斯坦人留在自己的家园，但是由于害怕落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手中而遭惨死，这些人都逃离了自己的国家。
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人又阻止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
以色列建国使巴勒斯坦人民受到了很大侵害，这一点以色列领导人非常清楚。
正如本•古瑞安对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德曼所说的：
“假如我是阿拉伯领导人，我决不会向以色列妥协，道理很简单：
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国家……我们来自以色列，但那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了，这对巴勒斯坦人有什么意义么?
的确有反犹太主义者、纳粹主义、希特勒和奥斯维辛，但这是巴勒斯坦人的错么?
他们只知道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国土，他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切?
”
从那时起，以色列领导人不断地拒绝巴勒斯坦的建国意愿。
总理戈尔达•梅厄有句名言：
“从没有巴勒斯坦这回事”，就连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的以色列总理拉宾都反对建立一个健全的巴勒斯坦国家。
巴勒斯坦的极端暴行和不断壮大的人口数量使以后的以色列领导人被迫从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撤出，在边境问题上寻求妥协，但以色列政府从不愿给巴勒斯坦人一个属于自己的、可存在下去的国家。
2000年在戴维营谈判时，总理巴拉克曾慷慨许诺给巴勒斯坦人一个解除武装的“班图斯坦”，事实上却受控于以色列。
欧洲人对犹太人的侵犯使以色列国家的存在有了道德依据。
没有人质疑以色列的存在——尽管有些伊斯兰极端分子曾残忍又不现实的说过“要让以色列从世界版图上消失”——可是美国没有义务仅仅因为以色列有着悲惨的过去就盲目地帮助以色列，而不管以色列现在做了些什么。
“善良的以色列”对“邪恶的阿拉伯”
在争论巴以道德问题的时候，以色列总是被形容为一直追求和平的国家，即便是被激怒的时候也表现得很有自制力。
相反，阿拉伯则是个非常邪恶的民族。
这种话常常被以色列领导人和阿兰•德肖维茨这样的美国辩护者不断重复，但这只是另一个神话。
事实上，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和它的敌人没有两样。
对以色列历史的一项研究表明，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毫不仁慈。
阿拉伯居民的确抵抗过犹太复国者的侵犯，可犹太复国者企图将自己的国家建立在阿拉伯的国土上，阿拉伯人怎么能不反抗?
犹太复国者强烈反击，这个阶段双方都没有什么道德可言。
该研究成果中还披露了1947—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期采取了种族清洗政策，包括执行死刑、集体屠杀和强奸。
之后以色列对阿拉伯敌人和本国的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行为非常残忍，与其所谓的道德根本不符。
1949-1956年间，以色列安全部队杀死了2700-5000名阿拉伯人，绝大多数被害者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国防军曾多次越境偷袭邻国，他们实际上是想扩张以色列的版图。
以色列扩张的野心促其加入了1956年袭击埃及的英法联军，最终在美国的压力下，才从占领地撤军。
1947和1956年的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杀害了很多埃及战犯。
1967年，以色列又将10-26万的巴勒斯坦人从刚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驱逐出去，将八万叙利亚人从戈兰高地上赶走。
1982年侵占黎巴嫩以后，在沙伯拉和沙地拉两座难民营杀害了七百名无辜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研究委员会认为当时担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沙龙应对此负责。
以色列人虐待了无数的巴勒斯坦囚犯，并有计划地侮辱和骚扰巴勒斯坦平民。
在第一次抗暴运动（1987-1991年）中，以色列军队向士兵们发放警棍，并鼓励士兵打断反抗者的骨头。
据瑞典的“拯救孩子”组织估计，“在第一次抗暴运动的前两年，23600-29900名孩子由于遭到毒打需要药物治疗”，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永久性骨折。
被打的孩子中近三分之一年龄在十岁以下。
以色列在第二次抗暴运动中的表现更为残忍，《国土报》称，“以色列国防军……变成了杀人的机器，它的效率令人畏惧、震惊”。
国防军在起义的第一天发射了一百万颗子弹，这仅仅是粗略统计。
此后，以色列平均每死一人就会杀死3.4个巴勒斯坦人，被杀的大多是无辜的旁观者。
被杀的巴勒斯坦儿童相对于以色列儿童比例更高（5.7比1）。
以色列军队还杀害了很多其它国家的和平人士，其中包括2003年3月份被以色列推土机碾死的一名23岁美国妇女。
以色列的暴行被许多人权组织详细地记载了下来，这些事实无可争辩。
所以四名曾担任以色列国内安全机构“辛贝特”的官员站出来谴责以色列在2003年11月第二次抗暴运动中的所作所为。
其中一个官员称“我们的行为是可耻的”，另一位官员承认以色列的行为显然不道德。
难道以色列为了保护其公民有权什么都做吗?
难道巴勒斯坦特殊的恐怖主义能构成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的理由，而不论以色列是否经常做出过激回应?
实际上恐怖主义这个理由也不够充分。
巴勒斯坦利用恐怖主义来对付以色列占领者并袭击无辜市民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可是这种做法也不出人意料，因为除此以外巴勒斯坦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以色列让步。
正像前总理巴拉克承认的，如果他是巴勒斯坦人，也会“加入恐怖组织。
”
最后不要忘记，当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处在弱势试图建立自己的国家时，也采用了恐怖行为。
1944-1947年间，很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用恐怖炸弹将英国人从巴勒斯坦赶走，同时也夺走了很多无辜市民的性命。
1948年以色列恐怖分子还杀害了英国的贝纳多特伯爵，因为恐怖分子反对他将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建议。
这些罪犯都与极端恐怖分子有关：
主犯最终却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特赦，其中一名主犯还被选入以色列议会。
另一个恐怖主义头目批准了该谋杀计划却没有受到审判，最后还成为了以色列总理，这就是谢米尔。
实际上谢米尔曾经公开说过“恐怖主义只是一种斗争方式，以色列的道德和传统都不能否认这一点”，“在与侵略者（英国）的斗争中，恐怖主义反而起到了很大作用。
”如果说巴勒斯坦现在的恐怖主义行径应该受到谴责，那以色列过去的恐怖主义行径同样应受到谴责。
以色列所谓的高尚行为，不足以使它获得美国的支持。
以色列的行为也许没有别的国家恶劣，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如果美国支持以色列并非出于战略或者道德的角度，那我们又如何解释美国的支持呢?
以色列游说组织
答案在于以色列游说组织的超常能力。
如果不是以色列游说组织有能力控制美国的政策体系，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亲密。
（一）什么是以色列游说组织?
以色列游说组织是一个简称，它是指开展积极行动使美国外交政策向着支持以色列的方向发展的个人或团体的松散联盟。
我们使用“游说组织”这个词，并非指它是一个有核心领袖人物的运动，里面的成员也不是反对某个特定观点。
美国的犹太人是游说组织的核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使其向着有利于以色列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他们的活动不仅仅是为支持以色列的候选人投票，还包括写信支持、资金赞助那些对以色列有利的机构。
但也不是所有的美籍以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许多美籍以人对此并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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