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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理论综述

一、委托代理理论概述

(一)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

1933年,美国学者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对美国200家大公司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占公司总数量44%、财产的58%的企业是由并未握有公司股权的经理人员控制的,由此他们得出,现代公司的发展,已经发生了“所有与控制”的分离,公司实际上已经为由职业经理组成的“控制者集团”所控制。

后来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经理革命”。

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经营权)的逐步分离而产生的。

所谓委托代理关系,就是指委托人把自己的事务交给其代理人代为处理而形成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责、权、利关系。

(二)委托代理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关于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代理关系,亚当斯密早就有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他说:

“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伙员,则纯为自己打算。

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伙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

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窦。

委托代理理论是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不满阿罗—德布鲁体系中的企业“黑箱理论”而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发展起来的。

目前,被大家所公认的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包括:

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Mirrless)和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个得主美国经济学家阿克尔洛夫(Akerlof)、史宾斯(Spence)、斯蒂格利茨(Stiglitz)。

他们的研究使经济学家们对实际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有了根本的改进。

委托代理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

(三)委托代理理论的假设前提

委托代理理论遵循的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并以下面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

1、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利益相互冲突。

2、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

(四)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研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

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

委托代理关系起源于“专业化”的存在。

当存在“专业化”时就可能出现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代理人由于相对优势而代表委托人行动。

现代意义的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提出的:

“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

”委托代理理论从不同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它在解释一些组织现象时,优于一般的微观经济学。

二、委托代理国内外主要代表人物研究综述

(一)国外代表人物及理论

1、莫里斯(Mirrless)

(1)开创性地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模型,奠定了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分析框架;

(2)在维克瑞(Vickery)的研究基础上更加完整地解决了最优所得税等经济激励机制问题。

Mirrless建立的委托代理基本模型分析框架以及他和霍姆斯特姆(Holmstrom)共同提出的“一阶条件法”为以后的委托代理理论的发展了奠基性的贡献。

2、阿克尔洛夫(Akerlof)

在他的旧车市场模型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

简单地表述为:

在旧车市场上,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买者不知道,只知道市场上供出售的车的平均质量,因而只愿意根据平均质量支付价格,但这样一来,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卖者就会退出交易,只有质量低的卖者进入市场。

结果,市场上出售的旧车的质量逐渐下降,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也进一步下滑,更多的较高质量的车退出市场。

长此以往,最后均衡结果是旧车市场上只有低质量的车存在。

他的这一模型揭示了“劣币驱良币”原理和信息不对称原理。

虽然他的模型是针对旧车市场研究的,但可以换成烟、酒市场、信贷市场等其他领域。

用他的这一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总是屡禁不止:

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民间信贷市场上利率奇高无比等。

3、史宾斯(Spence)

在他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开创了信号传递理论的先河。

Spence对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基于他1972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

他的这篇博士论文是关于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问题,他的创新之处是研究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备信息的一方会采取某种行动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困惑。

Spence的模型还研究了用教育投资的程度作为一种可信的传递信息的工具。

在该模型中,他认为:

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它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或“发出信号”表明自己是能力高的人。

同时,他还证明了:

虽然雇主和应聘者存在信息不对称,但市场交易中具备信息的应聘者可通过教育投资程度来示意自己的能力,雇主根据这一示意信号便可区别开不同能力的人。

后来,Spence的这一分析框架被应用到像产业组织理论、教育市场等领域的研究。

4、斯蒂格利茨(stiglitz)

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中经济行为的研究;对信息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尤其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的市场失效问题)的研究。

stiglitz在他的保险市场模型中指出:

提高保费不能使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现象消失。

同时,他还证明了在竞争市场上,不存在混同均衡,只存在分离均衡。

Stiglitz的分离均衡思想已经被应用到组织制度设计和法律设计等领域。

(二)国内委托代理理论研究进展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委托代理理论才进入中国经济管理学界。

由于时逢国有企业改革,国内学者刚开始仅仅是用实证学派的观点定性地阐述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观点和建议。

在近几年来,国内大多数学者也喜欢利用定量的方法去阐述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段文斌将风险分担作为独立的因素加入到委托代理基础模型中,得出如下两条结论:

(1)最优激励机制不仅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进行适当匹配的机制,更应该是风险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有效、合理分担的机制,是企业产权得到最优配置的机制。

(2)风险分担作为独立的变量加入到激励合同中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可以降低代理成本。

洪剑峭从现存的不同形式的合同本身出发,比较了企业实务中最常见的两种报酬方案——预算报酬方案和线性报酬方案,并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具体描述了企业应该如何根据其业绩评价信息系统的质量来选择和设计报酬激励方案,以较低的成本达到预定的控制和激励目标。

张宛平将代理人的努力变量分解成生产性努力和非生产性努力,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分析了委托人的价值取向对评价和选择代理人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效应,解释了当委托人不是产权所有人时出现的一些现象,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普遍问题给出了定量的分析和解决建议。

刘兵在分析了声誉效应和棘轮效应一般框架的基础上,探讨了基于相对业绩比较的两阶段动态激励契约设计的问题,提出企业的产出主要取决于经营者的努力水平,经营能力,企业的内在生产能力及外生的随机变量,并建立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相结合,声誉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的动态模型,讨论了隐性激励与显性激励系数。

另外,他们还研究了企业经营者的多任务动态激励问题,将经营者的任务简化为两种任务,即努力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及努力进行自身人力资本投资。

引入相对业绩比较信息和相对经营者人力资本价值信息,从而建立起一个多(两)任务两阶段的委托代理模型。

唐绍祥通过比较委托代理理论中确定委托代理基数的两种比较著名的模型——Weitzman模型和胡祖光教授领导的课题组提出的“联合基数确定法”模型,阐明了:

“联合基数确定法”更符合市场经济管理理念,更容易被企业经营者所接受。

戴中亮认为委托代理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信息和风险的观点,从委托代理理论中我们可以总结:

完善的信息可以减少决策的盲目性,促进经济效益;组织的未来命运不仅和组织成员的自身行为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从而代理难以预计的风险。

冯根福指出,委托代理理论是一种单委托代理理论,主要针对以股权分散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而构建的公司治理理论,不适合以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

在此基础上他重新提出和构建了一种大股东与代理人、小股东与代理人的双重代理理论。

三、委托代理理论的模型

(一)基本模型——标准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

委托人—代理人理论有一个较为严格的数学模型,以此来研究非对称信息下的激励模型和监督约束机制。

Mirrless(1974、1975、1976)用“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法”,和著名的“一阶化”方法建立了标准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

标准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抓住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一基本前提。

即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的行动,而只能观测到其行动的结果,但结果受到行动和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

e表示代理人的某一特定的努力程度。

θ表示不受代理人控制的外生变量(自然状态),e和θ共同决定一个成果π(如利润),即π=π(e,θ)。

e、θ和π中,只有π可以准确观察到。

S是委托人付给代理人的报酬,其大小同利润的多少有关,即其为π的函数S=S(π)。

C是代理人努力程度带来的负效用,为e的函数,C=C(e)。

则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分别是V=V(π-S(π))和U=U(S(π)-C(e))。

委托人在最优化其期望效用函数时,必须面对来自代理人的两个约束:

参与约束、激励相容约束。

这一模型有两个基本的结论:

(1)在任何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条件下而使委托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机制或契约中,代理人必须承担部分风险;

(2)如果代理人是一个风险中立性者,可通过使代理人承受完全风险的方法达到最优激励的结果。

(二)委托代理关系是多次性的动态模型

由于委托代理基础模型是静态地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动态问题,而且还将现实的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简化成一个委托人和一个代理人的单层次委托代理关系,所以,国外学者便转向扩展的、动态的委托代理模型的研究,而对基础模型的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的研究较少。

1、重复博弈的委托代理模型

最早研究委托代理动态模型的是伦德纳(Radner,1981)和罗宾斯泰英(Rubbinstein,1979)。

他们使用重复博弈模型证明,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保持长期的关系,(双方有足够的信心),那么,帕累托一阶最优风险分担和激励是可以实现的。

也就是说,在长期的关系中,其一,由于大数定理,外生不确定可以剔除,委托人可以相对准确地从观测到的变量中推断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代理人不可能用偷懒的办法提高自己的福利。

其二,长期合同部分上向代理人提供了“个人保险”,委托人可以免除代理人的风险。

但是,弗得伯格(Fudenberg,1990)年证明,如果代理人可以在与委托人同样的利率条件下进入资本市场,长期合同可以被一系列的短期合同所取代。

然而,对委托代理人长期的关系的关注和研究,启发人们从其它的角度来分析长期委托代理关系的优势。

2、代理人市场声誉模型

明确提出声誉问题的是法玛(Fama,1980)。

法玛认为,由于代理人市场对代理人的约束作用,“时间”可以解决问题,他强调代理人市场对代理人行为的约束作用,为经理人市场价值的自动机制创造了“事后清付”这一概念。

他认为,在竞争的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取决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因此,即使没有显性的激励合同,经理也有积极性努力工作,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

霍姆斯特姆(Holmstrom,1982)模型化了法玛的思想,并且,它还说明努力随年龄的增长而递减,因为随年龄的增长努力的声誉效应越小。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越是年轻的经理越是努力。

声誉模型告诉我们,隐性激励机制可以达到显性激励机制同样的效果。

3、棘轮效应模型

“棘轮效应”一词最初来源于对苏联式计划经济制度的研究(魏茨曼,1980)。

在中国,类似的现象被成为“鞭打快牛”。

委托人将同一代理人过去的业绩作为标准。

问题是,过去的业绩与经理人的主观努力相关。

代理人越是努力,好的业绩可能性越大,自己给自己的“标准”也越高。

当他意识到努力带来的结果是“标准”的提高,代理人努力的积极性就会降低。

这种标准业绩上升的倾向被称为“棘轮效应”。

霍姆斯特姆(Holmstrom)和Ricart-Costa(1986)研究了相关的问题。

在他们的模型里,经理和股东之间风险分担存在着不一致性。

原因是经理把投资结果看成是其能力的反映,而股东把投资结果看成是其金融资产的回报。

人力资本回报和资本回报的不完全一致性,是股东在高收益时,认为是资本的生产率高,从而在下期提高对经理的要求。

当经理认识到自己努力带来的高收益的结果是提高自己的标准是,其努力的积极性就会降低。

因此,同样是在长期的过程中,棘轮效应会弱化激励机制。

4、强制退休的模型

关于“强制退休”(mandatoryretirement)的模型。

莱瑟尔(Lazear,1979)证明在长期的雇佣关系中,“工龄工资”可以遏制偷懒的行为。

雇员在早期阶段的工资低于其边际生产率,二者的差距等于一种“保证金”。

若偷懒被发现,雇员被开除,损失了保证金。

因此,偷懒的成本提高,努力的积极性提高。

该模型解释了强制退休:

到了一定的年龄,雇员的工资将大于其边际生产率,当然不会有人愿意退休,因此,必须强制退休。

虽然莱瑟尔的模型需要一些改进,但他启发了人们如何在基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引入动态分析,并得出更多的结论。

5、“相对业绩评估”模型

利用众多代理人的相对绩效来奖罚代理人。

当委托人面对着众多代理人而代理人之间的工作又具有很多联系性时,代理人的绩效就有了可比性。

这种绩效评估方法在无形中促进了代理人之间的竞争。

莱瑟尔和Rosen(1981)根据相对绩效评估模型提出了锦标制度。

他们认为代理人的报酬取决于他在所有代理人中间的排名。

这种制度可以祛除许多不可控的因素,并且操作简单。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代理人之间有可能形成某种程度的合谋,他们可能为自身的利益,相互串通达成共识,使得委托人无法根据相对绩效做出评估。

6、打破预算平衡模型

委托人面对多个代理人时要打破平衡机制。

“搭便车”行为既损害了团队中那些努力工作人的收益,同时也使得整体的利益得到损害。

基于此,霍姆斯特姆(1982)提出了“打破预算平衡”模型。

他认为委托人的作用并不是监督团队成员,而是打破预算平衡使得激励机制得以发挥作用。

以前那种平衡的预算约束,促使代理人付出的努力水平是小于帕累托最优的努力水平的,也就是说无法达到最优。

要打破预算平衡机制,先要引入索取剩余的委托人,因为只有引入这一角色,才能使委托人有动力在代理人中间实行差额预算。

张维迎(1995)指出,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授予负责经营决策的成员是最优的。

7、多任务模型

当代理人从事的工作不只是一项,而是多任务时,或者即使是一项工作也涉及多个评价维度的时候,对任何给定工作的激励不仅取决于该项工作本身的可观测性,而且取决于其它工作的可观测性。

霍姆斯特姆(1991)通过模型求解,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1)在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当任务之间是强替代性时,委托人要激励代理人完成某项任务,可以通过减少对其替代性任务的激励或者通过与特定任务结果相关的支付来实现;而如果是互补性的,委托人只需激励其中一项任务的努力水平就可带动其互补性任务的努力完成。

(2)激励契约可以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并引导代理人将努力在各任务间进行分配。

(3)对任一任务的激励强度应随着其他任务度量的难度的增加而降低#如果某项任务无法度量则对所有的任务都提供固定工资的合约是最优的。

四、理论总结及现实运用举例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代理关系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因此委托代理理论常常被用于解决人们日常遇到的各种问题。

例如国有企业中,国家与国企经理、国企经理与雇员、国企所有者与注册会计师,公司股东与经理,选民与官员,医生与病人,债权人与债务人都是委托代理关系。

因此,寻求激励的影响因素,设计最优的激励机制,已经越来越广泛的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重视组织中的激励问题,重视组织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一)委托代理理论的定量运用

1、成本控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按照委托代理理论,生产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构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管理者希望生产者尽最大努力去采取降低产品单位生产成本的措施,如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减少原料的浪费、减少次品数量等,但哪些方面存在降低成本的潜力只有生产者最清楚,这一信息就成为了生产者的私有信息,因此在如何降低成本及成本降低额大小方面,生产者拥有的信息多于管理者,这时我们可以称管理者为委托人,称生产者为代理人。

2、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成本控制的策略

为了激励生产者主动地降低成本,生产管理者可以将成本降低额与生产者的个人效用结合起来以达到激励目的,即可以将一部分的成本降低额以工资或奖金的形式分给生产者,让其分享成本降低的好处,这样理性的生产者就会努力降低成本来达到提高自身利益的目的。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管理者不能观察到生产者在降低成本方面付出的努力成本,只能通过生产成本的降低结果来推测生产者是否尽最大努力来降低成本,但成本的降低同时也会受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管理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观察到的成本降低结果来奖惩生产者,以激励生产者在降低成本方面付出最大的努力,这时就需要委托代理框架中的激励相容约束。

委托人需要做的是如何设计一种体制,使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进行有效“捆绑”,以激励代理人采取最有利于委托人的行为,从而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能够通过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来实现,即实现激励相容。

不论管理者如何奖惩生产者,生产者总会付出使自己期望收益最大的努力成本。

管理者不可能用“强制合约”来迫使生产者付出努力,只能通过激励合同诱使生产者选择管理者希望的行动,以使管理者和生产者的期望效益最大化,从而降低成本。

(二)委托代理理论的在国企运用

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问题,一直以来,企业高管薪酬激励问题都是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体系,反映了企业的整体治理水平,高管薪酬是否能够产生有效激励,对企业乃至整体经济的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1、国有企业高管的特殊性

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由国家(政府)代表全民行使资产所有权职能。

全民财产的庞大性、复杂性和分散性,决定其最高的控制经营机构必然会进一步寻找下一级代理人,代理人最终进入企业董事会,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职能,形成企业所有权代理。

同时,所有权代理也作为委托人,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原则下,委托代理人具体经营管理企业,形成经营权代理。

我国国有企业同样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

由于治理结构设计不合理,委托——代理问题更严重。

层代理关系与较高的代理费用、代理关系选择的非市场化、国有产权代表缺乏风险责任能力、国有产权的终极所有权天然缺乏人格化主体,加之产权主体的多元性,使得高管薪酬的决定程序和激励动机存在特殊性。

2、解决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途径

(1)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

对国有产权实行多元化,就是要搞活国有资产,加强资产主体的融合性,使财产主体的多元化转变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从而调整和改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要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分散化,弱化最终所有者对企业的控制,从而淡化行政干预;通过市场化的股权流动,推动股权的多元化,将企业间的债务转换为股权,或将企业的债务转换为经营者和职工的股权,这样可以形成新的投资群体。

(2)完善监督机制

通过监督监控制度,企业可以监督监控经营者所做出的决策行为,及时制止和纠正倾向于经营者利益而对企业风险过大的决策进行,防止企业面临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促进企业稳定健康发展。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和会计事务所的审计制度。

首先,通过聘请独立董事,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进行客观评价,并进行监督,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报股东会以实现管理和控制;同时企业也应定期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进而控制代理人的行为。

(3)建立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有效激励机制

股票期权是期权代表以一固定价格购买公司股票的权利,要建立合理而富有效率的报酬激励制度以提高经理人员的积极性。

现在股票期权激励被认为是一种具有长期性的激励方式。

它使经理的薪酬价值与股票价值挂钩,有利于经理与股东形成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偏向,具有长期激励作用。

(三)委托代理理论的其他运用

随着委托代理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委托代理理论已经被广泛的运用的生活当中,除了前面描述了的定性和定量的运用以外,委托代理理论在其他方面的运用也得到了极大的推广。

1、经纪人与运动员或者明星

经纪人与委托人(运动员、明星)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由于委托人本身主要从事自身的专项活动,从而将其许多的商业性活动都委托给其经纪人来处理,使得委托人的利益往往取决于经纪人的相关运作及动机,如何在保证委托人利益前提下使经纪人取得较好的利益是避免委托人与纪经人产生冲突的关键。

经纪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源于他们的私利性,这是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所应有的特性只要他们不“损人”就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必须在这种相互猜疑中达到利益的均衡。

就像《甜心先生》中经纪人杰瑞.马圭尔与其委托人的融洽关系自然是最好。

2、家族上市企业

国美之争事件就表明家族企业上市的公司治理难题,国美里面的问题是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

家族企业在走向上市公司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由以前的企业所有者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到新的上市公司治理中股东与管理者的委托代理关系的转变与不同,从而在现行的公司治理中就会引发多方面的委托代理问题。

委托人与代理人相互缺乏信任且目标利益不同,委托方对经理人的监督制约缺失,委托方对经理人的激励缺失。

家族企业要强化委托人与代理人的互信机制,促进所有者与经理人目标利益一致,确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监督约束机制激励机制,既要让代理人获得一定的稳定收入,又要使其收入与努力程度挂钩。

建立长期激励机制,使职业经理人自觉主动的为企业的长期发展献计献策。

3、房地产交易

房屋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均都可以是委托人,房产中介为代理人。

房屋的需求者和供给者通过把房产中介买卖房屋,房屋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可以比较快捷的买卖自己的房屋,中介人可以从中获得利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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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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