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非经济因素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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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非经济因素分析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非经济因素分析

[摘要]新兴经济体要实现在更高水平上保持良好运行，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还需深入把握各种复杂的相关因素，特别是系统性创新和社会性因素；经济增长越向更高层次迈进，其运行过程越是具有复杂性、交错性和关联性，只有深入到社会动力系统的关键领域，持续推进制度改革和提升制度绩效、推进教育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开发、缩小贫富差距、培育社会资本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等，才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取得实质性突破。

对于时下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努力使贫困人口尽快脱贫的同时，在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应加快发展中高等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尤其是尽快提升创新能力，从治理角度，则应深化改革，推进治理现代化，释放更多制度红利。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非经济因素；中国式跨越；创新能力；公共治理；“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永远无法打破的魔咒，关键是要破解那些妨碍经济变革和可持续发展的非经济因素。

本文主要围绕几个基础性的非经济因素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从中探索实现“中国式跨越”的可行路径。

一、为什么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会日益凸显？

关注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决不是要忽视经济活动本身的特定事实，而是强调经济体要实现在更高水平上保持良好运行，需要深入把握嵌含于其中的各种复杂的相关因素。

实践证明，经济增长越向更高层次迈进，其运行过程越是具有复杂性、交错性和关联性，特别是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法律、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联度就越高。

因此，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各类关联因素的相互制约，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始终是艰难的。

在19世纪以前，处于农业社会的各国人均收入差距均不明显，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和增长方式比较简单。

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各国人均收入差距开始逐渐扩大，所依赖的增长动力和积累要素表现得愈发复杂。

许多经济学家都曾经预言过，在最近100年里，世界经济总体趋势会不断增长，但由于各国人均收入差距拉大，所以中等收入国家的数目必须减少。

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一些具有赶超潜力的经济体中，最终只有13个经济体进入了高收入阶段，其中8个来自西欧周边国家，另外就是亚洲的“四小龙”和日本。

目前，全球大约90%的中等收入经济体都还没有进入高收入群体。

为了探究出现这种境况的原因，自2006年开始，世界银行在有关东亚经济发展的报告中使用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用以表述此类经济体在增长中出现的长期停滞状态，并得出结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在近十多年来，对此说法，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如罗伯特·巴罗和阿玛蒂亚·森等经济学家就不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已成为政策讨论中不可忽略的议题。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介于1045美元至4125美元之间为下中等收入国家，在4126美元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上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48个经济体中，有20个已受困其中达16年，有些甚至长达四五十年之久，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在20年内实现由中等偏下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只有前面提到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问题是如何分析产生这种经济发展现象的主要因素，从中得出哪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呢？

长期以来，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经济活动的三个领域，即与特定市场的运行（如劳动市场、商品市场及金融市场）相关的，称之为“微观经济学”；与整个经济运行相关的，称之为“宏观经济学”；与世界市场运行相关的，称之为“贸易理论”。

这些理论涉及的各类范畴就是经济的基本因素。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许多经济学家把投资拉动和贸易看作经济增长的“引擎”，强调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是促进增长的主要力量，被放在了经济增长分析的中心位置，而技術变化等因素最初仅被看作是一个外生的过程，也就是处于经济激励影响之外的一个过程。

然而，许多经济体发展的实践证明，光靠投资、土地、贸易、能源资源禀赋和廉价劳动力驱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且这种状况下，经济难以向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

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基于对影响投入和产出关系的一系列特征的深入研究，使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缩写为TFP）来度量和分析经济增长问题。

在这里，全要素指的是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若用计算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之内的效率方式，就是把用于生产的资本、劳动力、科技以及政府政策的改进等所有相关投入要素综合考虑在一起。

如科伦诺和罗德里格斯等把工人平均收入的跨国差别分解为几个部分，分别归因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别，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差别能够解释工人平均收入增长率跨国差别的大约60%，甚至80%到90%，特别指出了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一规律。

然而，需要理解的是，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各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别呢？

以往传统经济学对所谓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非经济因素敬而远之，因为这些因素不容易准确量化，也难以建立可信度高的计量分析模型。

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探讨传统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之外的问题，比如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E·赫尔普曼所著《经济增长的秘密》一书，就深入到不平等、制度和政治领域，试图回答为什么不同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差异之大和不同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的不同等问题。

他认为：

“最近涌现出的有关制度和政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大量研究明确显示出这些社会结构要素的重要性。

”如果追溯得更早一些，在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当中，也有致力于将经济学理论拓展到传统意义上非经济领域的，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和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他们认为，倡导经济学不应局限于一个特定主题如金钱或财富的研究，而要应用到更为广泛的人类行为之中，如政治、官僚行为、种族主义、家庭以及生育率变化等。

有的学者还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因素，19世纪以后“经济学”取代了“政治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简化为功利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计算，恰恰反映了该学科核心内容的局限，在分析预测经济大事变时失去预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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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主要靠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就能够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动力因素，而这种因素，在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便会失效，原有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优势就会渐渐消失。

而为了迈入更高水平的增长阶段，人们需要对所有投入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用效率进行细致考察，例如从经济领域内部和外部寻求可持续性替代政策，以全方位开发新的增长动力来驱动。

有关这一思考，可以从《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与《东亚奇迹的反思》这两本书中找到答案。

前一本是1993年9月由世界银行出版的，书中选择了东亚8个当时表现良好的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以及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认为“东亚奇迹”包含的基本因素有：

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高储蓄率和投资率；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如良好教育和较高识字率）；任人唯贤的官僚体制；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如贫困减少）；出口导向；成功的工业化；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相关实用技术的转让等。

后一本是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于2001年编著的，该著作抓住从奇迹到危机再到复苏几个关键时期，对东亚经济体过去40年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分析，书中还编入了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东亚经济体由主要靠物质资本和人力成本要素快速积累向全要素生产率及社会政策配合转变的分析思路，以及这个过程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说明新旧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则是社会政治问题，而全社会系统性创新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如果这方面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的经济体，就可以在提高全要素经济效率和活力上寻求新突破，培育起经济发展可持续的新优势，从而迈进高收入阶段，否则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因此，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非经济因素的制约作用日趋凸显，“中等收入陷阱”在本质上更多地是社会政治方面的而不是单纯经济方面的“陷阱”，能否成功跨越这一“陷阱”，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社会政治领域改革的成效。

二、破除阻碍新发展动力成长的那些非经济因素是摆脱“陷阱”的关键

经济发展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后，便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社会生活，对工业消费品和各类服务的要求将从低端进入中端或高端。

然而，如果在这个阶段，产业结构没有得到及时调整，或是产业体系无法升级，那么其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国民所需要的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和生活用品将不得不依靠从发达国家进口来满足，进而导致本国传统产业衰退、失业率高发和经济无法进行可持续的资本积累，面临着既丧失了依靠低劳动成本发展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也难有能力抗拒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领域竞争中的双重压力。

而要改变这一切，就必须培育新的发展动力，深入到社会动力（socialdynamics）系统的关键领域，通过推进制度改革和提升制度绩效、推进教育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开发、缩小贫富差距、增强文化“软实力”等，及时转换增长的动力机制。

这是“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主要教训。

因此，有必要对此做些具体的分析：

1.推进制度改革和提升制度绩效，破除不合理的制度积弊。

制度设计是影响一國改进和开发新技术的动力。

许多研究拉美和亚洲问题的学者，都发现制度缺陷是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其中所指的“制度”语义范围比较广泛，既包括政治制度，也包括产权制度、财政制度等涉经济的法律制度，同时也包括习俗、规章、政策等。

根据塞缪尔P·亨廷顿的观点，政治制度包括道德和结构两个范畴，政治制度薄弱的社会缺乏能力去抑制过分的个人或地区性的欲望。

在他看来，评价制度好坏的标准关键在于看其适应性，而不在于制度的威权性与是否民主。

道格拉斯·诺斯等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则认为，“能够很好地保护产权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分权化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促进有效适应能力的制度框架的首选。

”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减少不确定性和推动投资、激励创新以及提高效率。

然而，由于拉美国家自传统社会及殖民地变迁以来，又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民主化浪潮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其社会政治稳定一直受到各种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

其时，拉美的许多国家军事政变频生、政权更迭不断，因侵犯公民财产权而致使资本外逃。

亚洲的马来西亚和泰国也常常因受制于本国制度的不完善和利益集团侵蚀，影响投资者长期的投资信心。

这些因素对经济持续发展特别是对长期投资的保护无疑都是不利的。

在此方面，有三个分析框架应当予以关注：

第一个是曼库尔·奥尔森提出的分利集团理论涉及的问题。

奥尔森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经济增长直接联系在一起，在分析一个社会能否通过有组织的集团之间的协商建立一种合理且高效率的经济问题时，他认为从总体上稳定的国家比不稳定的国家更加繁荣，但稳定中最终形成稠密的分利集团网有害于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而社会不稳定同样有害于增长。

众多维护既得利益的集团降低了社会决策的速度，建立了社会准入壁垒，减弱了一个社会采用新技术和面对新技术革新时重组的能力，于是最终减缓了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因此不断下降。

尽管对奥尔森的推论有某些争议，但他的分析方法对认识既得利益固化和分利集团危害等问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比如人们常用“分蛋糕”的例子来说明奥尔森所言的分利集团如何造成经济停滞和国家衰落。

实际上，那些掉进“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