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读书笔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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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读书笔记
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读书笔记
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
王均序中:
1、关于台语的系属问题
李方桂等人认为台语和汉语是汉藏语系中的亲属语言。
1937年《中国年鉴》中的《语言和方言》明确提出。
美国白保罗提出台语和印尼语同源的“奥泰语论”出自《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语——东南亚一个新的联盟》
2、语言的接触机制，从这个方面入手讨论语言演化的两种模式（谱系树和联盟树）的不同性质及其判定标准。
原因在于汉藏语系的概念是类比印欧语系谱系树模式提出来的，但两者是不同的，谱系树模式没有遇到或者说避而不论的接触问题在汉藏语研究中成为最根本的问题。
3、本书作者的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关系词（有音义对应的词）“阶曲线”原则来区分同源关系和接触关系。
作者得出的结论:
尽管在核心词中关系较多的情况下可以提出同源假说，但最终确定是同源还是接触关系，仍然要借助核心词的阶分布。
这一理论和方法的提出与论证完全是作者所首创的，当然仍待考验。
4、书中肯定了“人类语言的演化有谱系模式和联盟模式两种根本模式”作者引入了“联盟”的概念，联盟的根本标准是两个语言的接触已经达到了对应接触。
“联盟和接触的区分是量的区分，联盟和同源，接触和同源是质的区分。
联盟是接触的一个次范畴”
为什么要拿一个次范畴“联盟”而不拿和谱系关系对等对立的接触关系作为谱系树模式的对立模式,也许是为了说明“任一模式都不是解释同构和对应的唯一模式”。
在王序中也是一种猜测假设。
徐通锵序中:
首先指出了研究要以具体语言为研究基础，在理论上要吸收有用的理论而不是全盘照搬，都得结合汉语实际。
肯定了陈保亚本书的成绩，实现了这样的目标。
其次讲到“语言联盟”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新的理论模型。
该概念特鲁贝茨科曾说过，但缺乏语言接触机制的研究，因而未能成为一种语言理论的模型。
陈保亚根据汉语和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的特点，研究提炼出很强解释能力的语言联盟的理论，对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做出了重要的补正。
上篇语言的接触:
互协过程
语言的接触分为自然接触和非自然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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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接触中需要区分两个重要的接触过程:
1、母语干扰2、借贷
在十九世纪的里历史语言学家中，仅仅把接触过程看做是一种借用，还没有把母语干扰看做接触的一个过程，后来一些语言学家用到了底层干扰来解释一些因接触而引起的语言变化。
但底层干扰也只是母语干扰的一种特殊情况。
一、母语干扰
语言的自然接触总是通过双语或者多语展开的，本节陈保亚先生用了傣语和汉语的接触来做研究的。
为了在研究中不引起混乱，定义了几个名称的含义。
列出了一个对应关系。
母语第二语言民族方言目标语言
傣族傣语傣汉语汉傣语汉语
汉族汉语汉傣语傣汉语傣语
在这里引出一个新的范畴:
民族方言，不同于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民族方言是一种语言被另一种民族作为第二语言使用时形成的变体。
1、匹配
匹配是一个从无序变异到有序变异的阶段，陈先生通过30个傣族儿童入学开学做了半年追踪记录得出的。
匹配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匹配，这样就使匹配过程变得复杂。
作者通过德宏傣语和德宏汉语接触中声韵调的变化来说明了德傣是如何匹配德汉的。
说明了匹配的实质就是通过一种对应关系用母语的音来发目标语言的音。
这种情况和我们初学英语时用汉语中的读音来发英语中的音是一样的～也是匹配。
匹配过程中有等值匹配、相似匹配、零匹配、条件匹配四种种情况。
匹配的几个性质:
1、规则性2、时空性3、方向性4、简约性
2、回归
匹配是母语干扰的第一个阶段，在匹配结束后，民族方言又开始向原始语言靠拢逐渐离开了母语干扰的匹配状态，部分音又回到和原始语言一样的状态，这个过程称为回归。
占整个回归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
音值回归和音类回归。
这两种类型同时也构成两种阶段，开始时音值回归，当音值最终由民族语言的匹配状态回归到和原语言相同和相似时，如果早期的匹配状态是一对一的匹配状态，音值回归就此终结，如果早期是一对多的匹配状态，就呈现出音类的回归，在匹配状态相同的音类又变成了不同的音类。
音值回归不一定伴随音类回归，但音类回归一定是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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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回归为前提的。
回归的度:
在这个小节里，陈保亚先生做了充分的调查后，发现回归的程度与社会的变量相关的，包括人口、职业、文化程度、互婚状况几种。
但真正从因果关系上影响到汉傣语和傣汉语回归度的是双语者在人口分布中的比例。
引入两个概念:
汉化程度和傣化程度。
回归的规则性:
每一种回归状态都有不同的对应规则，这是由于汉化程度不同引起的，汉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一对一，汉化程度越低，越倾向于一对多，但是每一种回归状态都和汉语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而且不同的回归状态也都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回归具有规则性，他并不破坏汉语民族方言和汉语的对应规律。
由匹配到回归，民族方言（或第二语言）存在着不同的回归状态的变异。
变异和规则并不矛盾，变异是以各种社会因素为条件的。
尽管又匹配到回归使民族方言存在很多变异层，但这不会使接触的规则性弱于语言分化的规则性。
3、并合（母语向民族方言并合）
回归从统一角度讲是目标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或者说母语对民族方言的影响，就在目标语言第二语言施加影响的时候第二语言对目标语言也产生了影响。
把这种母语受民族语言影响产生的语音合流现象叫做并合。
在这个小节里～我们看到了汉语受傣汉语影响产生了合流现象～而同样～傣语也受到了汉傣语的影响产生语音合流现象。
并合的方式和并合的度:
通过传递和变异的选择展开的。
在两种语言势力强弱相当的时候就会存在一个并合度的问题，由于并合是母语受它的民族方言的影响，民族方言的回归度、回归阶和母语的并合有极深的因果关系。
回归度的变化是由社会变量决定的，而这里并合度的变化又和回归度的变化呈互补趋势，因此并合度的变化最终也是由社会变量决定的，不过社会变量在这时起的是相反的作用，也就是说是回归度增加的社会因素，正好是并合度降低的社会因素，那些使回归度降低的社会因素，正好是并合度增加的社会因素。
回归与并合的阶:
我们在观察傣汉语声母回归的时候，把傣汉语声母分为了三组，A组是由擦音向送气塞音或塞擦音的回归，B组代表了由边音向鼻音的回归，C组代表了平舌音想卷舌音的回归。
在调查后，我们发现虽然社会变量不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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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和程度也各自不一样，但声母回归的次序是一样的，A组回归的度最高，B组稍低，C组最低。
我们把回归的这种次序性叫做回归的阶。
我们说回归是有阶的，意指各个音的回归速度是有差别的，并且这种差别是按一定的区别性特征自然形成的。
阶的形成是什么因素呢,首先陈保亚先生排除了社会因素，因为在我们调查的这些点中，各地社会因素和汉化程度不同，但回归的阶相同。
其次排除了先天语言能力，因为在通过德宏傣语和西双版纳傣语的比较看，先天语言能力也不是造成阶形成的原因。
最后陈保亚先生考虑到的是语音结构系统对阶的影响，首先说明了一个原因在于习得一种新的区别性特征比在原有区别性特征中组合音位要难的多，其次陈保亚先生又引入了一个“协和度”的概念。
协和度的计算是首先分析声母矩阵，在声母矩阵中根据区别性特征补齐可以出现但实际上并未出现的声母，用方框来表示，然后可能出现的声母就是已出现的声母加上潜在的未出现的声母，这些称为可能出现的声母，协和度就是实际出现的声母和可能出现的声母数之比。
协和度意味着矩阵的组织化程度，一般来说，协和度越高，区别性特征的利用率也越高，矩阵也越稳定。
从许多材料统计里看，一个音系总是从协和度低向协和度高发展。
通过对协和度的计算，我们就可以看出傣汉语声母A、B、C三组回归阶的形成。
傣汉语的回归不仅受傣语结构的影响，也受到汉语结构的影响，因为傣汉语的回归是在汉语的影响发生的。
回归和并合就是在这种互协中展开的。
傣汉语中易于回归的音类，正好是汉语中不易并合的音类，傣汉语中不易回归的音类，正好是汉语中易于并合的音类。
无论是傣汉语声母的回归还是汉语声母的并合，都同时受到两个语言结构因素的影响，并且这两个语言的声母矩阵结构和傣语声母的回归阶或汉语声母的并合阶的相关关系都是反相关的。
在考虑了汉语声母和傣汉语声母的聚合关系后，也应该考虑一下组合关系，因为傣汉语声母的组合指数最终是由汉语声母的组合指数决定的，因此只需考虑汉语声母的组合指数。
在通过材料调查后，汉语声母的组合指数越高，傣汉语声母的回归度也越高。
决定傣汉语声母回归的阶及决定汉语声母并合的阶归纳为三种结构因素:
第一种是不同类型的回归声母在傣汉语声母矩阵中造成的协和度的差异，这是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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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聚合关系上确定下来的量，第二种是不同类型的声母给汉语声母矩阵的协和度造成的差异，这也是从声母的聚合关系上确定下来的量，第三种是回归声母在汉语中的组合指数差异，这是从声母的组合关系上确定下来的量。
这三种差异都带来了不同声母在回归度上的差异和并合度上的差异，即造成了阶的产生。
无论是傣汉语音类的回归、汉语音类的并合，还是汉傣语音类的回归、傣语音类的并合，阶的排列方式都和三种结构因素有关:
（1）特定音类在目标语言中的组合指数。
（2）该音类并合后对目标语言聚合矩阵协和度的影响。
（3）该音类回归后对第二语言聚合矩阵协和度的影响。
这三种因素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回归情况和并和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把语言的接触看成是互协的过程。
4、干扰的方向性:
在讨论了匹配、回归、并合三个过程后，知道他们都有严格的方向性。
匹配是对母语对目标语言的匹配，结果产生第二语言。
回归是第二语言向目标语言的靠拢，并合是目标语言向第二语言靠拢。
从匹配经过回归到并合，最终形成母语对目标语言的干扰，其中第二语言是中介，母语正是通过第二语言来干扰目标语言的。
那么目标语言可不可以通过第二语言来干扰母语呢,
通过陈保亚先生的调查和分析后得出了一条“干扰不可逆”的规律，就是说只要母语没有受到民族方言的影响，他的音类就不会产生并合，也就是说母语的音类并不会受目标语言的影响产生并合。
“干扰不可逆”更深一层的涵义是:
第二语言只干扰目标语言不干扰母语，民族方言只干扰母语而不干扰目标语言。
从另一角度理解，母语只受民族方言的干扰而不受第二语言的干扰。
更通俗的说，一个民族的母语被并合的前提是有另一个民族讲这种语言。
关于语言接触有界性的观念，即语言接触不会触动语言的内在结构，以萨皮尔、梅耶、雅各布讯等为代表坚持。
近年来托马森的底层干扰说，对其进行了反驳，但是陈保亚先生认为，底层干扰说也是不充分的，只解释了一部分现象，其实它也是母语干扰的一个问题，即底层民族用自己的母语通过第二语言（他们所讲的上层语言）干扰上层语言，因此底层干扰是母语干扰的特殊情况，形成这种情况的特殊条件是两种接触的语言有上层和底层之分。
5、母语的转换:
在这一节里，调查发现，好多傣族的儿童不会说傣语或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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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很慢，这是因为他们的环境中，已经全部或者绝大部分讲的是汉语，他们已经是以汉语做母语去学习傣语，所以他们的傣语产生并合，汉语成了他们的第一语言，即母语，傣语反而成了他们的第二语言。
这是母语的转换。
6、母语干扰的简约性:
母语匹配目标语言产生第二语言，这是一种简化过程。
第二语言又通过传递使目标语言产生并合，这又是一种简化过程，第二中语言在回归过程中尽可能把一些音类重新回归出来，但并不会超过被并合过的目标语言。
因此母语干扰是一种简化性干扰，可以称之为简约性，“简约性”仅仅通过接触而引起的简化现象，它既带来了一种简化了的第二语言，又通过第二语言使目标语言简化（并合）。
7、母语干扰的趋同性:
趋同变化并没有引起音类的变化，只是引起音类的音值变化。
而且这种趋同使处于相同聚合群的其他韵母都有了类似的变化，这也再次说明语言接触引起的音变是极有规律的。
这种变化使傣语音系和汉语音系之间在音质上出现了较深的同构。
和简约性不同，简约性是通过并合引起音类简化，趋同性是通过音质的改变使接触中的两个语言一对一匹配的音更相似，这两种性质都会带来同构。
按照索绪尔“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的经典观念，没有动摇音类的音质变化对语言系统的影响无足轻重，但是德宏傣语和德宏汉语接触中音质的趋同性会改变德宏傣语音系的聚合关系，从音质上加深德宏傣语和德宏汉语的同构性，因此音质改变的后果也是不可低估的。
母语干扰过程的研究陈先生仅停留在语音层面上～没有对词汇和语法等系统作相应的说明和分析～应该是这个章节里的一个局限吧。
二、借贷
借贷和母语干扰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接触过程，母语干扰是母语通过第二语言向目标语言的结构施加影响，第二语言和目标语言相互展开回归和并合之争，借贷是母语通过第二语言从目标语言借贷语言成分。
1、借贷的单位:
从观察事实看，语言借贷的单位不是语素，而是词或词以上单位。
正因为语素不是借贷的直接单位，受借语言中的借贷语素往往是有分布条件的，一是语境分布条件，一是地域分布条件。
陈先生举的例子是傣语中的汉语语素“二”在不同借词中的分布及瑞丽、潞西、梁河等地的分布。
2、互补借贷、替换借贷及其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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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借贷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互补性了，汉语有而傣语没有的词汇，很容易输入傣语中，傣语有而汉语没有的词，也容易输入汉语。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互补性借贷是双向的，既可以从汉语借到傣语，也可以从傣语借到汉语，当然必须以文化上的互补为条件。
在这种意义上，互补性借贷实际上是在填补两种语言的空白，使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两个民族的语言相互补充，变得更为相似。
替换性借贷属于更深的借贷，是一般词汇乃至基本词汇的借贷，不过这类词只限于汉语输入傣语。
这类借贷的特点是，本来傣语有对当的词或相应的组合词，后来被汉语取代了，而傣语中原来的词只保留在书面语中或汉族较少的傣族村寨中。
替换性借贷的方向是单向的，这个原因不是由于人口结构引起的。
在各种可能的因素中，只有经济文化因素和借贷的单向性相关。
因此我们把单向性的原因归结为经济文化高低的差异。
一般词汇乃至基本词汇的借贷方向总是由经济文化高的语言指向经济文化经济文化低的语言。
3、借贷的度
傣语中的汉语借贷可以从两种语言中输入:
汉傣语和傣汉语。
更一般地说，一个受借语言的借贷可以沿着第二语言和民族语言展开。
在傣汉接触中，如果没有汉傣语，受借语言傣语的借贷就只沿着傣汉语展开，借贷度和汉化程度有关。
如果有汉傣语，借贷度就在更深一个层次上展开，在这个层次上的借贷度也和汉化程度有关。
于是沿第二语言和民族语言展开的借贷中，借贷度都和社会因素相关。
在借贷度这个问题上，陈先生对萨皮尔、梅耶、布龙菲尔德在讨论借用时，所涉及的实例往往只从第二语言向目标语言借用的情况，以至于得出借用不会涉及语法成分的不当结论。
4、借贷的阶
每种语言的词汇在分割和指称经验时都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因此两种语言相互接触时总有许多词汇不能相配，在这些词中最容易发生借贷现象，结果就形成了互补借贷和替换的阶:
不相配的词汇容易借用，相配的词汇不容易相互借用。
决定借贷阶的两个结构因素:
一是两个语言语素的配对情况，即上面所说的，一是语素的组合指数情况，受借语言中组合指数低的语素容易被施借语言排挤掉，组合指数高的不容易被排挤掉。
其实这两个结构因素都可以统一解释成组合指数的原因，因为当汉语的词在傣语中没有相应配对的词时，意味着傣语中该语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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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指数为零，汉语词汇这时极容易进入傣语。
I因此，从根本上说，借贷的阶是由受借语言的语素的组合指数高低决定的。
5、借贷的语音形式
傣语中的汉语借词的语音形式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纯傣语者的傣语汉借词读音，一是傣汉语者的傣语汉借词读音。
（1）借贷形式与第二语言的同步性傣汉语者的傣语汉借词是直接从傣汉语传进来的，语音形式上和傣汉语基本一致。
傣汉语的回归度越高，傣语汉借词的回归度也越高，傣汉语的回归度越低，傣汉语借词的回归度也越低，这就再次证实了傣汉语者傣语汉借词的和傣汉语在读音上的同步性。
（2）再匹配:
再匹配和匹配的性质并不完全一样，匹配是在双语者中发生的，是母语音系对目标语言音系的匹配，结果产生了傣汉语;再匹配是在单语者中发生的，是纯傣语者和会傣汉语的傣语者在用傣语交谈时以母语音系匹配汉语借词音形，结果使傣汉语中被傣化过的汉语词在纯傣语中再次被傣化。
（3）再回归
再回归的理论意义十分重要:
只要两个特定的语言连续保持接触，尽管其中一个语言发生了音变，由于借词再回归的作用，仍然能保持借词和原词语音对应的规则性。
这就把“同一时间”又拉长了，换句话说，再回归不仅抹掉了回归引起的事件层，而且抹掉了历史音变引起的时间层，使借词可以在很长时间段中不断借用而不被破坏对应规则，这也使在保持语音对应的前提下基本词汇的借用越来越多。
（4）借贷与音系的繁化
母语干扰总是造成第二语言和目标语言简化，绝不会出现繁化。
但是当傣汉语者的傣语汉借词随着傣汉语的回归而产生再回归的时候，这些汉借词的语音形式开始超出纯傣语的音系范围。
所以我们说借贷可以造成受借语言音系的繁化，当然这些新的生母和韵母只出现在借词上。
概括地说，通过借贷，傣语的繁化呈现出三个层次:
1?
出现填补音节空格的新音节;
2?
出现填补音类空格的新音类;
3?
出现新的区别性特征。
三个层次的繁化是逐一加深的，每一个繁化层次都和傣汉语者的汉化程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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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化程度越高，繁化程度也越深因此语音形式的借贷是有度的。
三个繁化层的次序还没有发现有颠倒的，所以语音形式的借贷是有阶的。
三、接触的互协趋势和无界有阶性
1、接触的流程图（省）
流程图的含义是，傣语以母语的方式通过傣汉语干扰汉语，使汉语简化，汉语也通过傣汉语义母语的方式干扰傣语，使傣语简化;另一方面，傣语通过傣汉语和汉傣语从汉语借贷，使自身繁化，但汉语并不通过傣汉语和汉傣语从傣语借贷（指替换借贷或一般词汇、基本词汇的借贷，不指互补借贷和文化借贷），即便借贷也很少。
2、同构
接触的同构趋势根本上是由两种方式引起的，一种是简约性同构，是由母语干扰引起的，一种是繁化性同构是由借贷引起的。
简约性同构是目标语言以并合音类的方式向母语靠拢，繁化性同构是母语接受借词中新的音类而向目标语言靠拢。
无论是简约性同构还是繁化性同构，接触的根本目标都是指向同构，使接触双方的语言结构相互协调，所以我们把接触理解为互协过程。
3对应
借词和原词保持语音对应从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时就作为事实存在了但是一百多年来，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一直没有讨论借词和原词存在语音对应规律的基础。
十九世纪的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发现印欧诸语言存在对应规律并认为由此可以确定同源关系，紧接着就有新语法学派出来讨论同源词语音对应规律的理论基础，这就是著名的“音变规律无例外原则”。
但是，如果认为借词和原词的语音对应找到基础，势必会对谱系树模式形成威胁。
但是我们在观察傣语和汉语西南官话的接触中，借词和原词的对音规律严格存在的，并且有严格的基础，这就是匹配和回归的规则性。
。
匹配和回归的规律性并不弱于音变的规律性，因此借词和原词的对应规律并不弱于同源之间的对应规律。
我们必须承认，语言接触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产生大量的有语音对应规律的借词。
4、无界有阶性
对干语言接触“有界”还是“无界”的问题，大多数学者一般都认为语言接触是“有界的”。
国内的邢公碗（1993）提出“深层语义法”，即运用同音异义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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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来探求语言间是否存在同源关系的词语，这反映出“同音词对应不借用”的界限。
严学窘等（1994）提出的“同族词说”，认为同族词不可能被借用，实质上反映了同族词有界观，语言接触的有界观是传统的历史比较法的继续，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著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梅耶、萨丕尔、雅各布逊、魏茵莱希
等，都认为语言接触到了一定程度时便深入不进去了，这就是说语言接触是有界的，但是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接触的界限也随之扩大，从只限定在语法，音系结构和基本词汇上，放宽到结构的借用（雅各布逊1938），基本词汇的借用白保罗、马提索夫。
后来白保罗、马提索夫等只提出核心词不被借用界限，针对语言接触界限一步步放宽的现实，陈氏对语言接触有界观本身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语言接触的有界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考虑到接触过程
中双语人口结构的作用，只是单方面考虑一种语言被另一种语言征服，即母语转换情形，因此，不能作为所有语言接触都是有界的证据。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严格观察和区分母语干扰和借贷，往往只是在借贷层面上谈接触，这样就势必
只注重受借语言所借来的大量借词及其语音形式，而忽视了受借语言的内在结构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为了说明语言接触的无界性，陈氏针对博爱士（1911）到托马森（1988）以来的学者所持的同源必对应的观点，指出他们所强调的各层面的系统对应，实际上是语言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同构和对应”，只不过以托马森为代表的学者只考虑到社会因素决定了“同构”与“对应”，而未考虑到结构因素在接触中所起的作用，他们把“同构”和“对应”看成确定同源的标准，实际上也是一种有界观。
陈氏严格地区分了语言接触过程既有社会因素的作用，又有结构因素的作用，认为只要控制住语言接触中的各种复杂条件，结构在语言中的作用就会显示出来，即匹配、回归、并合及各种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等结构因素导致了“同构”和“对应”的出现，这就意味着“同构”和“对应”也不是接触的界限。
语言接触的无界性让我们认识到，接触可以深入到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社会因素（接触时间、双语方向、双语人口）决定了“度”，然而“度”的变化呈“阶”分布的，这个“阶”决定于结构因素。
这就是无界有阶性。
陈先生为了证明他的无界有阶观，详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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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了受汉语影响最深的傣族分布点禄劝县的皎平傣语调查点，这个点从历史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傣汉接触的历史至少有三年，从人口上来看，这个点仅有二千多人，汉傣各半，皎平傣语向当地汉语靠拢的程度很深，不仅在韵母复元音的高低上完成了归并，长短元音、辅音韵尾也产生了归并，并增加了新的借词声母，因此，皎平傣语的韵母矩阵和声母矩阵同当地汉语有结构上的可观一致性，但皎
-P、-t、-k合并为-?
），声调归并也没有开平傣语的塞音韵尾还未彻底消失（
始，在结构上的这些音类组合指数都很高。
这一例证充分说明了社会因素决定了接触的深度，结构因素决定了接触的阶.决定了“同构”和“对应”。
陈先生在自己的这篇博士论文中～对语言接触的研究获得突破在与提出和划分了若干新的范畴～新发现一些规律～并对语言接触的机制进行了充分的描写。
新的范畴:
民族语言、匹配、回归、并合等
新发现的规律有以下几条:
（1）语言接触的目标是同构。
（2）借词与原词有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并且这种对应规律不弱于同源词的语音对应规律。
（3）干扰不可逆性:
第二语言只干扰目标语言～而不干扰母语;民族方言只干扰母语～而不干扰目标语言。
4）在其它条件相同时～一个音系总是从协合度低向协合度高发展。
5）在其它条件相同时～组合指数越高的音类越稳定。
这五条新发现的规律对历史语言学、音系学、普通语言学都有价值。
语言接触机制在语言接触流程图中有详细充分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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