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木兰诗》的着录及其时代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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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木兰诗》的着录及其时代问题
关于《木兰诗》的着录及其时代问题
《木兰诗》产生在什么时代，这是自赵宋以来一直聚讼的问题。
今人多据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古今乐录》推断《木兰诗》作于萧梁以前。
有人又进一步论证它为北朝乐府民歌。
目前，《木兰诗》产生在北朝的说法，似乎已为多数人接受。
如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和游国恩等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其中论述《木兰诗》部分，便都以北朝说为准的。
是的，既然《古今乐录》灼然记载着《木兰诗》的篇目，而《古今乐录》这一书名又明明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等正史，都是说《古今乐录》十二卷（或云十三卷），陈沙门智匠撰，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这一条证据被提出来以后，不论持齐梁说者，还是持隋唐说者，都只好放弃原来的看法。
这道理看来很简单。
然而，持北朝说者，迄今没有提出任何其他证明《木兰诗》作于北朝（元魏）的有力证据。
相反，许多材料都成为这一说法的否定。
这样看来，《木兰诗》的时代问题，有必要再讨论。
《木兰诗》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着录
持北朝说者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引以为证据之处有二。
一处出于卷二十五《梁鼓角横吹曲》的解题
《古今乐录》日：
“《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琅琊王》、《钜鹿公主》、《紫骝马》、《黄淡思》、《地驱乐》、《雀劳利》、《慕容垂》、《陇头流水》等歌三十六曲。
二十五曲有歌有声，十一曲有歌。
是时乐府胡吹旧曲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雍台》、《擒台》、《胡遵》、《利□女》、《淳于王》、《捉搦》、《东平刘生》、《单迪历》、《鲁爽》、《半和企喻》、《比敦》、《胡度来》十四曲。
三曲有歌，十一曲亡。
又有《隔谷》、《地驱乐》、《紫骝马》、《折杨柳》、《幽州马客吟》、《慕容家自鲁企由谷》、《陇头》、《魏高阳王乐人》等歌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总六十六曲。
”江淹《横吹赋》云：
“奏《白台》之二曲1起《关山》之一引，采菱谢而自罢，绿水惭而不进。
”按：
歌辞有《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也。
2
《古今乐录》在这里并没有着录《木兰诗》的名目。
只是《乐府诗集》编辑者郭茂倩在称引《古今乐录》之后所加按语中提到它。
《古今乐录》原文和郭氏的按语告诉我们，《木兰诗》系《梁鼓角横吹曲》六十六曲以外的篇目。
不仅如此。
这里说“有《木兰》一曲”，正是相对《古今乐录》无《木兰》一曲而言。
案其辞多称“可汗”，绝不会是两汉魏晋的东西。
这一点已无庸明辨。
也正因为如此，论者多以为元魏时代的作品。
说是北朝作品，又不属《梁鼓角横吹曲》，又不见另有着录，这不是很奇怪吗?
当然不能排除《木兰诗》有因乐籍散乱而不知何属的可能。
但这种可能性极小。
因为不管《木兰诗》像《梁鼓角横吹曲》六十六曲一样在北朝人乐后传到南朝（梁），还是流传到南朝以后至梁时入乐，都基本是智匠那个时代的事。
不用说智匠不会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如《古今乐录》有记载，则郭氏之疑问无得而发也），它的乐籍也不会散失得那样快。
《古今乐录》着录的《梁鼓角横吹曲》篇目连亡佚者也都一一着明，并无含糊。
史籍上根本找不出除此以外的关于北朝乐府民歌的片言只语。
即便是曾经散失，郭氏又有何根据把它重置《梁鼓角横吹曲》中呢?
反过来说，既经编入前代乐府歌辞，郭氏也就不会提出“不知起于何代”的疑问了。
许多乐府歌辞，它们的本事、具体出在什么时代，多无可稽考；郭氏把它们编辑在《乐府诗集》时都没有提出“不知起于何代”的疑问——也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既已着录于各代乐籍，就是言而有征的了。
郭氏之所以没有对《梁鼓角横吹曲》六十六首歌中任何一首提出疑问（尽管这些作品有些是“歌辞虏音，竞不可晓”，到唐朝初年“虽译者已不能通其辞”3了）而对《木兰诗》提出疑问，正说明《古今乐录》没有着录这首歌。
要之，郭氏加“歌辞有《木兰》一曲”的按语附于《古今乐录》所录《梁鼓角横吹曲》曲目后，所按是第二部分歌辞即《梁鼓角横吹曲》十二首}别的篇什未加说明，惟特别提出《木兰》一曲。
本意也没有硬要将《木兰诗》塞进第一部分歌辞即《梁鼓角横吹曲》六十六首内。
一句话，这一处材料刚好证明，《木兰涛》不是北朝乐府民歌。
另一处在卷二十五《木兰诗》题注中。
原文是这样的：
“《古今乐录》日：
‘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
”这一处是北朝说的立脚点。
其实，这一处材料也是并不那么可靠的。
如果“木兰不知名”这句话果真出自《古今乐录》，郭氏的按语就应该加在这句话下边。
照理，应当把这句话提到前面《梁鼓角横吹曲》的题解中，就完全没有必要加按语了。
郭氏舍此而去没有着录《木兰诗》的地方特为作说明，岂不成了无的放矢?
此其一。
《乐府诗集》所收《梁鼓角横吹曲》的篇章与《古今乐录》着录的篇目已有出入，这证明郭氏没有看到过《古今乐录》所录原歌辞。
所引《古今乐录》的题注也系转引。
既然篇章有增减，而《木兰诗》是后世出现于《梁鼓角横吹曲》，“木兰不知名”一语的来源不是大可疑么?
此其二。
《文苑英华》辑录《木兰歌》，题下亦有注云：
“郭茂倩乐府不知名，韦元甫续附入。
”加注的不管是原书的编者还是后来的校订者，全是宋人。
《文苑英华辨证》说：
“刘氏次庄、郭氏《乐府》并云：
‘古词，无姓名。
”’《辨证》的作者彭叔夏也是宋人。
《古文苑》说：
“不知名。
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闻续附入。
”各本文字小有出入，或依“郭乐府”，或别有所据。
宋刊本《乐府诗集》也可能有异文。
此其三。
《乐府诗集》中郭氏的话通例是以“按下”同引文相区别；引文之间的界限也是清楚的。
例如
《乐府解题》曰：
“《左传》云：
‘齐将与吴战于艾陵，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
’杜预云：
‘送死《薤露》歌即丧歌，不自田横始也。
”’按：
蒿里，山名，在泰山南。
魏武帝《薤露行》日：
“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
”曹植又作《惟汉行》。
（引者案：
这一段引据相当繁杂，却没有丝毫的含混和歧义。
直接引用称“日”，间接引用称“云”，层次井然）。
4
而《木兰诗》的题注在所引《古今乐录》语和以下显系后人附语中间没有加“按”，也没有加以别的区分，结果弄得混淆不清。
后世不少人都把这两句连读。
直至近人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还是连“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一句一起转录，而且正文中不加说明地将韦氏拟作与之并列。
这种错误主要应由丁氏自己负责，但也不能说和这个题注的混乱没有关系。
今人徐中舒也把这两句话弄错了。
徐先生说，“‘附人’者，着者以韦作附入于其《古今乐录》中也。
”5也是把两句都当作《古今乐录》中语。
这个题注到底是谁加的，出处如何，就中也涉及一个时代问题。
此其四。
后世称前人官号不冠朝代，当用简称而不用全称（即使同一个朝代而不是同时的人，若用全称，也须说明是某某皇帝的时候），如“阮步兵”、“陶彭泽”、“杜工部”、“岑嘉州”之类。
因此，“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人”这句话，绝不会出于唐以后，当然也就不会出于郭茂倩，明为唐人语。
从行文看，这句话显然是唐代与韦元甫同时的人编录乐辞时写上去的（这同以下要说到的《木兰诗》入乐时的情况恰好一致）。
郭氏引前人一律指明出处；这里当是直接转录，故成例外。
但不管怎样，这一句和“木兰不知名”一句之间总是有些含混不清。
或者两句话同出一人。
如果是那样，《古今乐录》一书为错引。
此其五。
综上各款，可见《古今乐录》并未着录《木兰诗》，“木兰不知名”一句不足据。
若《木兰诗》真是尝着录于《古今乐录》，而且郭茂倩看到了，那么，同时代而早于郭氏《乐府诗集》的《文苑英华》一书就不当以为唐人韦元甫作。
《文苑英华》是北宋初年（太平兴国年间）李防等二十多名学者奉敕编纂的一部书；所能利用的馆阁图书的条件不用说要比郭氏优越得多，二十几个人的识见当亦不下于郭氏。
《古文苑》也认为唐人作的。
《古文苑》这部书据传得于佛寺经龛中，唐人所藏，固不足凭信；但经韩元吉重编至章樵作注解，尚可信为和“郭乐府”先后略同的东西。
再说，象《木兰诗》这样少见的优秀长诗被着录之后的二百年间竟未发生任何影响，甚至连提到它的人都没有，这难道是可能的吗?
宋人黄庭坚在《题乐府木兰诗后》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记载
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6得于民间。
刘原父往时于秘书省中录得。
元丰乙丑五月戊申会食于赵正夫平原监郡西斋，观古书帖甚富，爱此纸得澄心堂法。
与者三人：
石辅之、柳仲远、庭坚。
7
这是一条令人振奋的信息。
因了这条记载，我们会明白：
为什么唐代人没有提出过《木兰诗》的时代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始于宋代，而宋代人如程大昌、朱熹、刘克庄等，8又都认为作于唐代。
他们是多少有些根据的，唯得其大概而不能详也。
因此多不能确指。
这同唐代韦元甫“续作”《木兰诗》以及为什么《文苑英华》连原作都归于韦元甫名下诸事，可以互相发明印证。
黄庭坚的这段话，讲清楚了韦元甫和《木兰诗》的因缘。
今人罗根泽和江慰庐都对这条资料作了错误的处理。
罗、江二先生都是在“智匠已着录”这样一个既定前提下讲话的。
一个说“韦元甫以前，《木兰诗》在士大夫间已有流传（杜甫已引用过）”，9一个说“风行天下，迄于唐初”，10都是毫无根据的推断之词。
江先生所谓“安史之乱”后“一度湮失”，韦元甫“重得”云云。
也显然是虚构。
第一个借鉴《木兰诗》章法、诗句的是唐代大诗人杜甫。
这一点，南宋的刘后村就已经指出。
这同韦元甫得《木兰诗》于民间的记载完全吻合。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死于公元770年。
韦元甫生年不详，死于公元771年，两人恰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有人从民间得到这样一篇伟大壮丽的史诗，作为同时代伟大的人民诗人杜甫当然可能知道。
既知道了，就有可能借鉴。
这不消说是合情合理的。
奇怪的是，萧涤非先生和罗根泽先生却将这作为《木兰诗》产生在唐以前或北朝的重要证据。
特别是萧先生。
他继40年代《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书之后，又在50年代发表了题为《从杜甫、自居易、元稹诗篇看（木兰诗）的时代》的文章，力图据杜甫、白居易、元稹的关涉《木兰诗》的诗篇进一步证明《木兰诗》产生在北朝。
这是不会有什么说服力的。
关于杜甫诗和《木兰诗》的关系，该文所列举的例证，除了萧先生和罗先生都曾举出过的《草堂》和《忆昔》的第一首，又举出《后出塞》第一首等几首诗，仍无非是说杜甫借鉴了《木兰诗》，当然也还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值得提出来一说的，一是《兵车行》中“耶娘妻子走相送”一句下据说为杜甫所加的“元注”：
“古乐府木兰诗：
‘不闻耶娘唤女声，但闻黄河之水流溅溅”’这一条注，萧、罗两位先生都曾援引过，这次萧先生又详加申订。
11究其实，这条注是不是杜甫原注都没多大关系。
萧先生苦心考索，要的也不是注解本身，而是“元注”称《木兰诗》为“古乐府”这一点。
因据以得出结论：
“依杜甫看来，木兰诗并不是他那个朝代——唐代的作品。
”12“古乐府”究竟“古”到什么时代?
从杜甫的时代上溯起，是不是一定要到北朝或者北朝以前才算“古”?
其实，“古乐府”一语并非有什么确切内涵的概念。
称《木兰诗》为“古乐府”，犹如称它为一首古代民歌一样；此外，尚指其诗体和风格所近。
又由于人们不知道它到底出于什么时代（虽则诗是韦氏得于民间，但他也不能知道它作于何时。
杜甫也没什么例外），以为无非古诗之流。
大多数本子削去这条注释，决非全是率意为之的。
且有相反者，钱氏笺注本引作吴若注。
从“耶娘妻子走相送”和“不闻耶娘唤女声”这两句诗中间也看不出任何脱化的痕迹，杜甫本无须特别加注。
二是自居易《咏木兰花》诗。
诗是这样的：
“腻如玉脂涂朱粉，光似金刀剪彩霞。
从此时时春梦里，应添一树女郎花。
”萧先生说：
“在古代，一首诗特别是一首口头创作的民歌由上而下的在封建文人中间普遍地流传起来，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
现在自居易显然把木兰诗作为流传已久、人所共知的作品来处理，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木兰诗不可能是唐代……的作品。
”13萧先生据以立论的前提就成问题。
一篇文学作品，不管是口头创作还是文人创作，其流传的迟速，都并不由时间来决定。
如说白居易在这里是“把木兰诗作为流传已久、人所共知的作品来处理”，但只从时间看，倒未尝不可以。
因为白居易生在韦、杜既死之后。
可是从白诗的内容看，则不然。
诗的后二句以“从此”“应添”相关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女郎花”是创‘用“新典”。
白居易另有《戏题木兰花》诗。
该诗后二句也说：
“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郎来。
”细玩诗句，诗人不是说对木兰的“曾作女郎”原本不知道，只是如今才恍然了悟么?
不然，何以要说“怪得”?
这正暗示《木兰诗》传世不很久。
三是如何理解元稹的《乐府古题序》把《木兰》和《仲卿》、《四愁》、《七哀》并列。
萧先生也说这并不能说明元稹认为《木兰诗》比其他三篇还要古老。
那又何从表明《木兰诗》产生的时代呢?
元稹是就这几篇诗是否曾播于管弦而言。
14此外，萧先生还列举了岑参、李益、孟郊等用《木兰诗》词语（有的实系偶合）的诗句，更无助于说明问题。
岑、李、孟诸人，比起韦、杜，除岑参算是同时，其余二人则是晚生后辈了。
从《木兰诗》影响于诗人的情况，可以约略知道《木兰诗》产生的时代。
决不能说《木兰诗》自陈代着录以后，长期遭到冷落，只是到了唐中叶以后才突然被人们认识。
这是根本讲不通的。
《乐府诗集》卷二十一说：
《梁鼓角横吹曲》“自隋已后，始以横吹用之卤簿，与鼓吹列为四部，总谓之鼓吹，并以供大驾及皇太子、王公等”，“夜警亦用之”。
又说：
“唐制，太常鼓吹，令掌鼓吹。
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而分五部。
”足见隋唐时代沿用了《梁鼓角横吹曲》，规模和施用范围都不断扩大。
随着规模和施用范围的扩大，必然要不断地采录新的歌辞入乐，创制新声。
上面说过，《乐府诗集》在“梁鼓角横吹曲”一类下面分作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基本是《古今乐录》着录过的，第二部分是文人乐府，包括梁、陈至唐的各代作品。
就中唐代占将近一半。
这正反映着《梁鼓角横吹曲》的因革情况。
《乐府诗集》保存的，大约就是唐代《梁鼓角横吹曲》的面貌。
《木兰诗》既然编录在第二个部分的末尾，它入乐的时间不是很了然么。
郭氏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只不过是因袭了旧有着录的体例。
至于《木兰诗》为什么被编入《梁鼓角横吹曲》，自然和它的内容有关，《梁鼓角横吹曲》本为军中马上之乐。
后世编纂的乐府诗大致因循郭氏《乐府诗集》的体例，如元代左克明的《古乐府》和明代梅鼎祚的《古乐苑》。
但是左氏和梅氏都不明白“郭乐府”何以要把同属《梁鼓角横吹曲》的歌辞分作两类，以为大无必要，就干脆把它们合并。
这样一来，两类歌辞的界限就泯灭了。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关于《木兰诗》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唐代吴兢的《古乐府》（原书已佚，15《木兰诗》一条保存在宋人曾钁所辑《类说》中）。
吴氏在他的《乐府古题要解》一书中也曾提到。
16这应该是《木兰诗》因韦元甫而传世以后的事。
很可能《木兰诗》面世之后即传人宫廷而播于管弦。
韦氏得诗以后自己拟作了一篇。
因为有此一节，这篇无主名的民间作品渐而讹传为韦元甫作，便毫不足怪。
后世人无从知道委曲，乃至宋代，《木兰诗》的时代和作者都成为问题了。
《木兰诗》产生在隋末或唐初
《木兰诗》开头八句和《折杨柳枝歌》几乎完全相同。
后者是全篇，前者是断片，很明显是前者截取后者。
移植的痕迹宛然可辨。
截取旧有歌辞作为一首新歌的开篇起兴，是民歌创作中常见的手法。
《诗经》里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汉乐府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开头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二句，就是从《艳歌何尝行》来。
对于这样的现象，应作如何解释呢?
萧先生说：
“木兰诗首六句，与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枝歌‘敕敕何力力’二曲，几完全相同，足证其为同时同地之作。
”17罗先生说，《折杨柳枝歌》“和《木兰诗》的前几句全同，显然有相互关系，彼由被梁朝采用可以断定不会晚于西魏，《木兰诗》也应与时代相近。
”18
歌辞的某一部分“几完全相同”，就能证明“为同时同地之作”吗?
这种说法是难于成立的。
上引《孔雀东南飞》和《艳歌何尝行》之间，连诗的形式都有很大差异，前者是成熟时期的五言诗形式，后者是四言诗向五言诗过渡时期的形式，更无法证明为同时同地。
恰恰相反，原歌和采用者之间，只有是古今、先后的关系，才是合乎逻辑的。
所谓“彼由被梁朝采用”就可以断定“不会晚于西魏”，而且《木兰诗》就也应该“与时代相近，则完全是主观臆断。
《折杨柳枝歌》题下共包括四首歌
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
下马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
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
《梁鼓角横吹曲》另有《折杨柳歌辞》，同题五首
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
蹀坐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
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
放马两泉泽，忘不着连羁。
担鞍逐马走，何得见马骑。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婆。
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弱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前题四首歌，实则两个内容，第一首和后三首不相连属。
后题五首歌，内容互不相关。
是杂凑在一起的。
两题的第一首歌辞大同而小异，可以肯定是同一首歌而有异文。
《旧唐书·音乐志》说：
“梁乐府有‘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
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
此歌原出北国，即《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是也。
”也只称这一首为《折杨柳》（即《折杨柳歌辞》）。
可见《折杨柳歌辞》只有一首，其余七首都不是。
不难看出，前题后三首歌的题材、风格，和作为典型的北朝民歌的第一首迥别。
这就是说，《折杨柳枝歌》题下只有三首歌。
《折杨柳枝歌》载于《乐府诗集》中的《梁鼓角横吹曲》，但《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的《梁鼓角横吹曲》的曲目中却不见这个名目。
上文说过，《乐府诗集》依据的是梁以后的乐籍，所录《梁鼓角横吹曲》已不是《古今乐录》着录时的面目。
南朝乐府民歌《西曲歌》中有《攀杨枝》、《月节折杨柳歌》，皆咏男女相思，与《折杨柳枝歌》内容、风格相近似。
此外，梁元帝、陈后主都有《折杨柳歌》，也属于这一类。
可见，《折杨柳枝歌》是南朝民歌。
梁用北朝乐府曲。
难免要羼杂进本朝乐曲，绝不会是那么纯的。
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谈到《梁鼓角横吹曲》由梁代到唐代的沿革过程，可以说明这一点。
北朝曲《折杨柳歌辞》和南朝曲《折杨柳枝歌》，盖因题目相近以致混淆。
《梁鼓角横吹曲》还辑录《地驱乐歌》同题四首
青青黄黄，雀石颓唐。
槌杀野牛，柙19杀野羊。
驱羊入谷，白20羊在前。
老女不嫁，蹋地唤天。
侧侧力力，念君无极。
枕郎左臂，随郎转侧。
摩捋郎须，看郎颜色。
郎不念女，不可与力。
前两首和后两首格调又自不同。
即如同是描写儿女之情，第二首表现感情，直出直入，毫“没遮拦”；第三首和第四首则表现得悱恻缠绵，尽管一写热恋，一写失恋，情调却没有什么不同。
第二首的女主人公是道地的北方女性，第三首、第四首很像南朝乐府民歌。
《古今乐录》日：
“‘侧侧力力’以下八句是今歌。
有此曲。
”21所谓“今歌”，即梁陈时歌。
《乐府诗集》卷八十八载《晋明帝太宁初童谣》一首，歌辞曰：
“恻恻力力，放马山侧。
大马死，小马饿。
高山崩，石自破。
”这首歌的时代在题目中已经标明：
东晋太宁初年。
上举《折杨柳枝歌》、《地驱乐歌辞》和《晋明帝太宁初童谣》分别有“敕敕何力力”、“侧侧力力”、“恻恻力力”的句子。
“敕敕”、“侧侧”和“恻恻”同音异字，都是表感叹词语，六朝以前不见，北朝也不见。
既然《折杨柳枝歌》是六朝的东西，那么，截取《折杨柳枝歌》作为开篇的《木兰诗》便无论如何不会产生于六朝以前，应该是比《折杨柳枝歌》更晚。
以下我们还将从《木兰诗》中所反映的名物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它的语言风格等方面作进一步的、全面的考察。
一、府兵制。
根据诗中自市鞍马的情节，可以认定，《木兰诗》产生在府兵制实行以后。
府兵制起自西魏、后周，但未见有成文。
当时的情况是“自相督率，不编户贯”；“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
甲槊戈弩，并资官给”。
（《北史·李弼等传附录》）与诗中所写不合。
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度是隋以后的事。
《隋书·食货志》云：
“开皇三年正月，（隋文）帝入新宫。
初令军人（乃民字，唐避太宗讳改）以二十一成丁。
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
”《高祖纪（下）》开皇十年五月乙未诏日：
“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
军府统领，宜依旧式。
”《新唐书·兵志》所载唐代府兵制度则是很具体、很完备的：
“十人为火，火有长。
火备六驮马。
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钁、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
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
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艄、毡帽、毡装、行滕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
有所征行，则视其人而出给之。
”又说府兵制“备于隋，唐兴因之”。
因此，从唐代府兵制即可考见隋代府兵制。
《木兰诗》中写到的情况和《新唐书》的记载是一致的。
“火”或“火伴”一语就是明证。
二、可汗。
《木兰诗》内容上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写的是汉族的生活，用的是汉语，而混称“天子”“可汗”。
这反映隋代的政治特点。
隋文帝受禅于北周，统一中国。
但由于北部中国长达二三百年的异族分裂统治，政治制度很难一朝划一。
“天子”和“可汗”混称，刚好说明隋天子和各部胡人的关系。
有人提出“可汗”没有封“尚书郎”的道理。
我以为，可汗和木兰对话，可以指在天子朝做官，并不一定非得死扣住木兰与可汗之间的关系。
“尚书郎”也无非是夸说官高。
内容上的这样一个特点，无法解释成北朝的元魏时代。
史载北魏跖跋氏本为“东胡别部之鲜卑”，诗中说“胡骑声啾啾”也不对。
三、明堂。
罗根泽先生说，因为魏周“遵周制”，“应当常设明堂”，“所以证明”《木兰诗》“产生的时代一定在周魏”。
22以毫无根据的假设作为前提，竟可以推出十分肯定的结论，这怎能教人信服呢?
明堂，即所谓明政教之堂，是古时天子祭祀、庆赏、朝诸侯、教学、选士的处所。
《木兰诗》的“天子坐明堂”，只不过是借指天子庆功行赏。
一些解释《木兰诗》的人，一定要把它坐实，未免过于拘泥，不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
四、策勋。
据《唐六典》：
隋开皇初，采后周之制，置上柱国以下十一等，以酬勋劳。
十二级的戎勋制确立于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三月。
“策勋十二转”是唐制。
如诗写于隋，即是余冠英先生所指出的那种情况：
“唐人用当时制度窜改原文。
”23如写于唐初，则是合情合理的夸张。
勋官制度之渐不在隋唐。
考所谓柱国大将军之号建于北魏末年。
《魏书·官氏志》云：
“孝庄初，以尔朱荣有扶翼之功，拜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
”《周书·侯莫陈崇传》亦云：
“初，魏孝庄帝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
荣败后，此官遂废。
大统三年，魏文帝复以太祖建中兴之业，始命为之。
”然当时官制的一些条文“朝出夕改，莫能详录”，未成定制。
而《隋书·百官志序》云：
“高祖践极，XX伊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
”又《百官志（下）》云：
“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
”《唐六典》二十四注云：
“自两汉至北齐，大将军位视三公，至隋十二大将军直为武职，位左右台省之下，与右（疑当作古——引者）大将军但名号同，而统务别。
”说明隋制虽渊源于北魏，但已有很大变革。
五、诗中写木兰脱戎服、着旧装时，有“对镜贴花黄”一句。
“额黄眉间黄”这一富有时代特点的装束起源于北周。
据《通鉴·陈纪》太建十一年载：
周宣帝宇文孀“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
这一记载，确定《木兰诗》产生的上限不早于北周宦帝末年（公元579年）。
此后，于文人歌咏中屡见对这种时装的描写。
六、《木兰诗》的风格问题。
古今论《木兰诗》，有人以为高古似魏晋，有人说它“自是齐梁本色”。
今人多据其中体现的所谓尚武精神，说明它是北朝民歌；且举出产生于北朝的《李波小妹歌》加以比况。
前两说已没有多少人相信。
目前人们多信从第三种说法。
谈到《木兰诗》的风格，首先不要忘记它是一篇民间作品，和某些文人创作的诗歌是两回事。
民间创作的语言风格是相当稳定的。
有时尽管时代发生变动，文风有改变，民间创作尚能保持旧有的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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